开始写于2013年8月31日起
我的人生[1]
今天开始讲我的一生：用我的一首诗可以包括：
瞻名人故里，崇德高才奇，你我都能上，生逢盛世期。[韶山颂]
我的一生是幸福的，愉快的，胜利的。
我是一个普通人[在自然世界和人类社会世界丰富的海洋里，我确是普通人]由于您的鼓励，我反思我的一生，确实感到：无愧，是推动生产和社会进步的人。写这些，也可能对当今的青年有启发作用。这几句算是我讲我的一生前的绪言吧!完
我的一生[2]
我出生在一个破了产的广东绸缎生意人的大家庭，破产后，拉扯奔波到了四川，我就出生在四川荣县。两个没有分家的祖父和父辈兄妹五人，生活非常困难，我听说：祖辈把丝线逢场就去各地“赶场”去卖，藉以糊口。我同辈没有女子，全家对我这个孙子寄予大的希望：要我能重整家业。然而，我奶奶由于贪图便宜省钱，在我睡觉中，去吃街上找东家的奶姆的奶吃“欺头”。结果，大吐大病，从此就得了严重的哮喘病。压在我心头的：今后要担负起全家生活的重担，我得努力学习，一周发病一次，发病在家连睡也睡不下，只有坐在床上，坏事对我来说：是好事。我有充分的时间温习功课[比别的孩子嘻玩花时强]所以，每学期我总是班上前一，二名。这是困难家庭的孩子听全家人的重托：从小养成勤劳，刻苦的习惯。我想：对当今幼儿教育有好处;那种对自己子女娇生惯养很不好!特说这些。[完]
我的一生[3]
我幼年时期，处于全家艰苦劳动，无房产，作生意无摊位，要趁几十里路的赶场期去卖丝线，我读书得头名，不是图名，而是为了能免学费，为家省钱。吃的是糙米，没有吃现在的莲花白，而是吃现在可能拿去喂猪吃的莲花白外层青叶[解
放前才有卖的]。可是，坏事变好事，吃糙米，青叶，恰恰是有多种维生素和叶绿素的东西，我愈吃身体愈好了，少发病了。那时，只初一，十五吃一次肉，只一分回锅肉，大家自觉的分几片吃。虽然艰苦，但都在争取求生存，图活命!
旧社会，加上我国处于日本主义侵略危机之中，全国物价飞长，投机倒把，人不聊生，劳动守法的拚命勤劳是活不出来的!
我家父辈就去寻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帮助”，开始是作其走狗，可啃些骨头吃，以养活这一大家口!后来。。。
我的一生[4]
这里，我要把我出生的时间是：1931年11月16日，是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向我国进攻的日子，在我处的这样一个家庭，为求生存，大体出现了两种想法：一种是我伯父黄隽勉走为官僚大地主服务的道路，虽然他初中都没有毕业，确混入了《荣，威，富三县在成都的办事处》作其工作人员。这都是三县中的有钱，有势的人才会到“省会”定居!我父亲黄永年投考国
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去了;
另一种想法是：我叔父黄永灿考入重庆大学土木工程系读书，我倾向于：今后要有本事，要走读大学这条路。这种思想对我的影响最大。
但对我政治上最大的影响就是荣县的吴玉章[国民党的元老，中国共产党员]回到家乡在荣县双溪书阁向群众作的抗日演讲和荣县可看到的《三联书店》的大量革命进步书藉。我最崇拜的是毛泽东在1940年著的：《新民主主义论》!这本书的思想影响了我一生，直到今天我仍认为：她还要指导中国革命[我认为：现在党中央提出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其实质还是在继承：《新民主主义论》的理论!
小学时，我就是在这三种思想影响下，追求自己的进步和前途!，但经济没有独立，还得依赖父辈吃饭，读书，听侯伯父安排![黄方伯写，未完待续]
我的一生[5] 我对伯父的崇拜到反目：
大约在1941年，我初小毕业后，我伯父要我到成都去读书，我太高兴了，到成都这个大城市去学习，我非常感激他。我就进入成都《四川省立实验小学》就读“高小”，这是一个为避免日本飞机炸而迁移到农村叫大官堰的著名学校，校长胡颜立，教员都是办教育的专家。他们用与法西斯德，意，日轴心国家对立的“同盟国家”的立场对学生进行反法西斯的教育。特别是绘画教师陈祖德对我影响极大，例如：他出一个题：由您学生自己想像，画一幅反日侵略者的连环画!1942年，我创造的十几幅描绘一个受伤的日本兵回到日本的悲痛生活，这幅连环画被选中了，被送往美国展出，我还被评为学校的“模范儿童”。在这个以推崇欧美个性解放，民主，自由思想的教育下，我个人英雄主义得到了发展：自己暗下决心：一定要读大学，要作一个科学家，喊“科学救国”，要出国留洋，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
结果，我完全不知道：我伯父把我接上成都的目的，是要按他的人生道路，他的人生观对我进行“培训”。他每月经常请成都的大官贵人吃饭，叫我去接待：他要我仃学，不准我读书了，就是去为权贵们倒茶拿烟，其目的就是要我走他成长的道路。我说：‘我要读大学。。。”。不等我说完，他就打断我的话说：“你叔叔读大学有什么用?他大学毕业后就失业，如不是我，工作也找不到一个。”我在这违心的生活里，倒是接触了一些官僚阶层喜欢的“风，花，雪，月”文化艺术。我能有幸的看到和听到成都山水大画家冯灌父对我的教导，使我迷上了山水国画，我就从此笔耕到老!
我硬是想不到：我刚考上成都《成城中学》，我伯父竞强迫我退学!一年退学在家的矛盾斗争的日子里，终于有一天大爆发，双方仇恨无法调和，我胜利了，愉快的脱离了苦海，回到了生活低贫的荣县老家，考上了“必才初中”就读!
我在这里建议：当今我国青年的成长问题!现在比旧社会好多了。有马克思主义者理论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指引，希望青年人明确：坚决不要走为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服务的绝路!也不要走修正主义指引的，实际上是走为帝国主义服务的殖民地迷路!
如走个人英雄主义发家致富，我认为也不好，但只要不损人利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即：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也是可以走的道路!在不提倡互助合作，私有化的歪风刮的地方，看来：个人勤劳发家致富还得要走的!
最正确地道路：就是听党的话：知识分子就是应当走毛泽东指引的：全心全意为广大工农大众服务的光明大道，以免走湾路和错误的道路!
[黄方伯写于2013年9月5日星期四，未完待续]
我的一生[6]
我回荣县后考入必才初中，一入校就遇到的一个同班同学，也是我的终身好友-朱哲明。他是一个突出学生，在小小年纪的初中生中，我听说他是一个自贡市报社的通讯员，社会知识丰富，我们一说就知心如旧。例如使我直今难忘的，就是毛泽东1945年到重庆的大喜消息，我们两人，用四尺对开纸，他写文章，我作插图，记得我作了毛泽东到重庆下飞机时的照片画等五大幅，这个大壁报，我们主动的贴在学校的粉墙壁上，广大的人民对此壁报大加称赞。在初中阶段，我除了重视“数，理，化”外，更关心国家大事，是向政治方向转变的关键。我参与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青年外围组织活动，称：“新民主主义联盟”，简称“新民”。[可是，解放后，党中央对荣县地下党连同她的外围组织都不承认，其第一任县长程觉远被怀疑是判徒而自杀。这在后来虽然平了反，但损失是很大的。。]
我又是一个幸运者!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是成都被迫回到家乡的成都地下党员林温如，钟俊等要在地方上发展外围“民主青年协会”，简称“民青”组织，他们知道我是从成都回来的，就看上了我。我就只读了两年初中，没有毕业，就考入《荣县中学》读高中，这便于钟俊这个荣县中学的教师领导。[党中央在审察四川地下党的外围组织中，只承认成都和重庆的两个地下党的外围组织。]
我们就在荣中，组织了一个《凌飞排球队》发展到了二十多人。平时议论国家大事，常在社会上与其他单位比赛打球等活动!在临近荣县解放，积极作宣传和组织迎接荣县解放的一系列地下工作。
我青年时代的经历，这对当今反动家庭的青年有什么教育意义呢?我认为：对当今官僚买办资产阶级，热心作帝国主义走狗的汉奸家庭子女，应从思想上和经济上与家庭划清界限，走自己光明的大道，才有前途!
[黄方伯写于2013-9-6星期五 未完待续。]
我的一生[7]
我高中毕业是在冬季，1949年12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中共地下党和其外围组织的有力配合下，没有动用一颗子弹，就顺利的在全县人民的热烈欢迎下，得到了解放!
这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党和国家已经出台一系列正确地政策和法令。我得知中央通知：党的地下组织和其外围组织已经完成其历史任务，宣布解散，荣县地下党的书记，成为荣县人民政府第一届县长;地下党的外围组织，荣县的和成都在荣县的“新民”，“民青”组织成员，转为全国已经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团员，建国任务多么需要人才哦，我是多么高兴迫切要求参加革命工作!我积极报名参加报考“荣县地方工作队”招生，满以为考得上，我积极报名参加报考“荣县地方工作队”招生，满以为考得上，竞让我咤异的：我竞板上无名。[我后来理解：当然不能把官僚地主家的人参与即将开展的“土地改革”工作。]
后来，我由荣县青年团县委选派王大永，李淑嫦和我三人到泸州《川南地区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学习三个月，将来回县由中共主办的“党报”，叫《荣县农民报》工作!
在学习过程中，业务没有学多少，主要是强调知识分子的政治思想改造学习。有一天，班领导告诉我：你父亲和你伯父两人是地方恶霸，己经被人民政府镇压!你应上台表态!
我开始听到时确是振动了一下。组织上让我冷静的思考了一天!我感谢党对我的关怀，
这次，使我与封建家庭和封建思想划清了界限!
我揭发我得知的我伯父的反动活动，例如他与其一伙人在酒席中，有一个人喊到我伯父说：“你哥子在作威远县税征所作处长，已经弄肥了，现在应让我上了…..。”[在1946年，我家暴富，买了约五，六百平方的住房，还买了三十多石的田产。]我伯父从成都回家乡，地方官，例如县长黄希濂还来迎接，照像合影，那确是地方恶霸形象;我父亲也是我伯父的安排，要他回到荣县，作了〈川南师菅区〉的中校兵役股长。这不是偶然性，荣县快解放前，蒋介石在台湾喊：要反攻大陆!我父亲就热冲于作了〈荣县在乡军官会〉会长。这就是蒋介石向内地号召的：为响应反攻大陆的地方武装。该杀!首恶必办，当然该杀!
我在全班大会上的发言，竞然获得了全班同学的鼓掌。
我们回到荣县后，以很高的热情，投入了办〈荣县农民报〉的工作!
我这个经历对处于反动家庭的子女来思考：揭发反动家庭的罪行，从思想上和行动上和反动家庭彻底决裂，才是走向革命唯一正确地道路!
[黄方伯写于2013年9月7日。未完待续。]
我的一生[8]
我们回到荣县后，办报的热情很高，三人办报，编，采，通合一，确实很忙，一周出一次报纸。正逢全国性的开展“三反”和接着来的“五反”运动。我们都是反贪污的“打虎队员”。接着，在党政机关内，开展思想改造运动。我们凭我们三人曾抵致过井研县报社成员向我们散发的“发动各县报社要求增加工资的串联活动”我们将他们发来的传单和我们写的简短的信，反送到井研县委去揭发，我们这封信，后来，在内江地委的三反简报上公布出来，我就自认为我们很进步!
我们思想学习改造小组，是县委组织部和宣传部干部合并组成的，小组长是组织部的干部名叫韩玉贵，开始对参加成员的出身，社会关系，思想等要弄得清楚!虽然我在川南区党委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上弄清了我和我反动家庭的关系，并受到表扬，但大家对我参加党的外围组织有怀疑，要我拿出证据：虽然成都地下党的领导人都离开荣县了，可我记得清楚：我在去参加报考“荣县地方工作队”前，林温如告诉我：：“你在你的试卷封面上，画一个圆圈，中间写一个《平》字。”
我记得笔试后，当喊到我去口试时，考试官一看到我的卷面上那个符号，就叫我走，不口试了。[报考“荣县地方工作队”招生，就是我认为当然不成问题的原因。]
这个物证：一下就结束了对我社会关系的审定。但是，大家对我仍通不过。有同志说：你马列主义精通!?分析别人的家庭和社会影响说得多好，而你自己呢?一个官僚恶霸地主家庭难道对你一点影响都没有吗?是的!我在理论上承认，但总想不通。
为了不影响小组学习的进度，小组长叫我下去再反思，就对另一个同志的自我检查进行讨论!我冥思苦想，总跳不出个人工作中的许多错误，自己认为：可以了。一讲，仍然通不过。这样搞了三次反复。
是运动的深入发展，实事启发了我：如看到《川南区党委》开除其文教厅长唐厚来的报
纸。其罪状之一，就是他编的教师学习的书，第一编是他写的文章，把毛主席的语录，放在最后。我大吃一惊：我说，我太狂旺自大了，如我编书，我就会这样编，方便教师阅读。接着，我崇拜的朱哲明好友被开除出工会工作岗位[是他在全县的机关于部会上，在台下发言批评出口骂人的地委书记张历。事后“平”了反，配到农村小学教书，说是叫“都是革命工作!”]
是党的严格要求和耐心对我的等待教育，我经过约一个月的时间，我想通了。我从我严重的个人主义世界观找出了一系列严重的问题：
如在三反运动中，我们是在县党委领导下的报纸，竞然不经过县委了解和批准，就在报纸上发表：批判县委书记刘震贪污的社论。[现在想起来：好大的胆哦!如不是刘震被调到内江地区作市工会工作去了，他如反批判我们反党，那是罪行哦!]再如，我不是把党的报纸看作党的事业，而是作为个人上进的资本，如我下乡到四区去组织稿件，区委委员周执正为我完成了任务后说：你在城里工作，听说能买到毛泽东选集，你下次帮我带一本来。可是，第二次我到四区，他问我的书，我不在意的说：搞忘了。这种极端的个人主义，只图自己，跟本不管别人是十分恶劣的品质!
以下，看我的检查：我感激党对我的培养教育，使我认清了革命知识分子必须对个人主义世界观进行彻底的改造!才会对人民作出应有的贡献!
[黄方伯写于2013-9-8。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9]
我国“三反”、“五反”运动是1951年底到1952年10月，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中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和在私营工商业者中开展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骗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斗争的统称。
我非常感激党对我的培养和严格要求：在川南学习班，使我从思想上划清了我和封建思想[即和封建家庭]的界限;这次在党政机关工作参加“三反”运动，使我划清了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的界限[即其实质就是初步划清了共产主义世界观与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世界观的界限。]
我从我工作中和思想中的个人主义，把党的事业看作个人向上爬的个人事业，检查了表现在工作中的危害;检查了我在思想上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潜藏着的反对无产阶级反动思想，划清了界限并对资产阶级个人主义产生了仇恨;使我从我幼年时崇拜欧美资产阶级的个性解放，民主，自由，的学校教育，甚至想去“留洋”，变成了仇恨美帝国主义的正确思想[我对当时，我国伟大的“抗美援朝”意义的理解是深刻的。]
我的检查完毕，竞然获得同志们的热情肯定和好感![这就是为什么在“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派人到我的家乡，收集不到我的所谓“反动家庭的孝子贤孙”的劣迹，这是后话。]
经过“三反”和“五反”运动，我理解到了：解放后，国内的主要矛盾是：走社会主义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我迫切要求参加党!同志们对我普遍表示欢迎的态度。这对党委组织部门产生了“难办”事项!这个事情被迫荣县县委组织部长董建福同志，不得不违反当时党的组织纪律，他真诚的告诉我：《入党的八条标准》是对外的，还有不能公开的，绝密的：不准发展的人员，其中就有家中有镇压了的人，于部不能发展入党。如果此人非常好，一贯的，在死后，可以追认为光荣的“共产党员”。叫我绝对保密，不要说，因为说出去了，会对一部分出身不好的同志产生极坏的作用!我感到党对我这样的信任，我心中暗下决心：我要终身作一个苏联式的“党外布尔什维克”![现在我认为：当时那个发展党的组织原则，是形而上学的，因而也是错误的。后来，我常常归就于管党的DXP决定的。对毛泽东强调说的：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重在政治表现!我认为才是科学的，正确地!我就以此原则来对待和处理出身不好的同学和同志关系的。]
[黄方伯写于2013-9-9。长篇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0]
在党的教育下，我划清了和封建家庭的界限，虽然封建大家族被打破了，但我还是有承担我直系家庭母亲和两个妹妹的生活和学习的责任。党开展反封建在农村进行土地改革的一系列政策我认为是正确地：如我家，根据我母亲和两个妹妹的人口，分配了二间住房和厨房，街道办事处还组织家属我母亲参加纺纱小组生产自救，我当时的月工资是二十四元，我每月按期送十元给家庭生活补助。妹妹照常读书，过着正常生活。
我母亲虽然名是“反属”，但我心中明白：她是支持我的，是拥护党对其丈夫的镇压的：我父亲一直在国民党胡宗南部队当营长，在陕西风凌渡渡口与黄河对江的日本兵对持，很少回家，我的第一个妹妹黄方瑜，是小我五岁;第二个妹妹黄方琦小我十几岁，就是证明。加上，我母亲后来告诉我：我父亲有一个女的“相好”曾在解放前来信约他逃台湾，由于我伯父的压力，才回到了家乡妄图作荣县霸王，其被人民政府镇压，这是罪有应得。
大约在五年前，我的一个亲戚，我嘁表叔，名叫邹华康的与我说：你父亲长期在前方抗日，被镇压，他想不通!我笑着告诉他，我想通了，你为何想不通呢?他如果在胡宗南国民党部队不回家，解放战争一打晌，国民党部队一打就垮，如他向人民解放军投降，立即成了人民解放军，投降那天就算参加了革命，现在还能享受“离休干部”待遇呢!这里也存在着：是偶然性还是必然性的问题?我父亲利令智昏，是想升官发财的反动思想，自己选择了反动到底的死路!
记得是1952年，四川省委辙消了各县办的报纸[只保留地区一级的党报]我这个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后，迫切需要下乡与工农群众相结合，当我听到党组织安排我下放到荣县中共长山区委会作宣传干事时，我没有与上调地委宣传部的王大永同志去比较;也认为与宣传部长结婚后调西藏工作的李淑嫦是好事。[当时，报社还有一位办总务工作的王廷金同志留了下来，后来，听说当了中共荣县县委副书记。]
我在长山区工作，一直都受到县党组织的关注和支持，如我写了若干调查报告和文章，县委宣传部还转印发到各区。
记得是1952年全国开展《婚姻法宣传活动月》内江地委通知：每个区的宣传干事，青年团干部，区妇联主任三人到内江学习一周的婚姻法，以便回县后开展和领导各区的《婚姻法活动月》。
这是我终身难忘的大喜事。在一个学习小组中，和编到一个名叫胡国光的双古区的妇联主任可以说是：“一见钟情”。我爱这个女同志发言拥耀，立场坚定，观点明确;后来，我问她?她说：她看见我与众不同，别人在休息时，我不出去玩，还在埋头写笔记....。
可是，后来，关心她的妇联上级领导，好朋友和家庭的亲人等，知道我的出身太怀，善意对她说：要考虑您自己的政治前途等等，但她经过各自回区贯彻婚姻法工作中，我们天天打电话的一个多月的交流工作中，她认定了我的思想本质好，坚定不移和我向组织申请结婚!那时申请结婚条件要求高，可是，我们感激组织，在申请不到半月，胡国光就从双古区调到我工作的长山区仍作区妇联主任工作，我们共同工作了两年，我们才结婚!结婚时，区公所还为我们安排了新房和住宿家具，当时，由于我们双方都有家庭负担，没有钱，就按新式结婚办法，在区礼堂举行婚礼。我们仅买了五斤糖招待全区区乡干部和送我们礼物的朋友吃，没有请婚假，第二天就下乡去工作了!
我建议：现在的青年办婚礼，要响应习党的总书记的号召：要勤检节约哦!
[黄方伯写于2013-9-10，长篇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1]
我在农村作了一年的区党委宣传干事，后就调作区文教助理员工作。当然我心中明白：我不是党员，迟早会离开党委部门的工作岗位，但我是愉快的，因为工作更具体了：我要领导全区五百多个中小学教师的工作，还要加上在农村开展扫盲工作：我调了一个优秀小学教师名叫周长列同志到区协助我编《农村扫盲初级读本》，共印发了二千册，按印刷成本低价收费，最后算账，一分钱不差;还要下去进行指导教学，真是忙得不弈乐乎!开始，真正感到知识分子和工农相结合能充分发挥自已的才能和作用。我还曾到区所辖石庄乡去调查研究，为党组织在农村的建立和发展培养党的积极分子，我和农民的关系真是如鱼得水哦!在我倾听有经验的老农和物色好了准备向党推荐青年发展对象的积极分子等人讨论，经过半个月，写出了《石庄乡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十年发展规划》向区和县送去!
可是，我初次感到不大对。区公所有个同志听了我写的规划后，笑着对我说：你太保守，落后了。农村就要安电灯，电话了…。[我当时摸不着头脑!只有在十年后，在毛主席发动的，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提出了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我才有了路线斗争的认识：不但中共党在成立后，党内就一直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我读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和王明，博古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对党和人民的事业巨大的危害。可我就不知道，全国解放后，党内仍然存在两条路线的分岐和斗争!]
我感到我在农村发挥不了我全心全意为工农服务的志愿，感到了苦恼!
我又是幸运者!1956年，党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办各类专业大学需要大量学生就读!但当时高中毕业的学生大大不够，党组织，甚至党报上号召：未毕业的高中生和在职具有高中程度的干部，都应积极参加报考!
我爱人也感到了我的苦恼，也支持我去报考，她愿意在工作中，自己承担抚养我们的小女儿的重担!我就是带着热爱我的爱妻和寻找学好本事为工农服务的心情，考上了《成都工学院》电力工程系就读。[后来，有个好心的同志告诉我：如你不走，你这种顽固思想，肯定会被打成“右派分子”的!]
我入校后，党的关怀：我是按调干学生持遇，每月工资仍是24元，我每月向家里寄去十元，我和家人仍然过着安定愉快的生活!我爱人胡国光很高兴在工作中更加努力，并鼓励我好好学习，为党和人民作更大的贡献!
通过我的经历，对当前的青年在争取上进时，建议应积极争取加入中共党的组织，且要十分明确：党内始终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分岐和斗争，应旗帜鲜明站在正确路线一边，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黄方伯写于2013年9月11日星期三。长篇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2]
1956年9月，我进大学，见到同学们都十分高兴。除我之外，还有一个名叫李思成的党员是调干待遇。由于学生多数不是高中毕业生，程度差别大，因此，各发挥自己的长处，都热心帮助同学，我由于绘画，立体观念强，常常帮助对《画法几何学》感到吃力的同学;我的《化学》差，也有同学主动来帮助我的!那时，真正做到了：全班同学互相帮助，一心为祖国“向科学进军”而努力学习!
[现在，我见到有一个亲戚的女儿到我家请我辅导，才得知：学生间对自己学到的知识是保密的，只有自由竞争，没有相互帮助!这是社会上私有化的歪风和学校资产阶级思想追求经济利益，对青少年极大的危害!]
1956年，世界共产主义阵营出现了匈牙利事件，一股反对共产党的思潮，也波及到各大学。我院正值期终考试，要考四科，我班同学多数都是：一心要学专业知识;错误认为：学政治课无用，要求取消政治课的考试，只考三科。
经过党对我的培养教育，我知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重要性和迫切性，那能忽视政治课!我就站出来表态：坚决应考政治课。这就激起了全班同学的围攻和长达一周的大辩论!
有一天，院党委有个干部私下通知我：在当晚半夜十二点钟，叫我去成都锦江宾馆听一个重要报告。我听了PZ的讲话，他说：毛主席讲：要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我党发动群众向党整风，右派说我们是“诱敌深入!”，右派分子自己就把自己列入敌人的行列中去了，他一边说，一边哈哈大笑。听后，我才明白：是党开始动员反右了。
第二天，院长召开全院师生员工大会传达党中央和动员全面反右的报告。一下政治形势就变了，同时在院报刊上，我不知是谁写的一篇，标题是：《黄方伯立场坚定，观点明确!》的文章。要看我是如何参加反右斗争的，且看下篇。
[黄方伯写于2013年9月12日星期四，长篇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3]
学院全面反右开始后，在唯成分论的极左形势下，出身不好的学生会、各班干部，都被取消其资格，我反而例外：我由“光荣的孤立”变成了政治上的“红人”被党总支和同学推举为团支部书记，而参与领导班上的反右工作。那权力可大哦，可决定班上的5%右派分子。可是，我知道我出身不好，入不了党，我是按“党外布尔什维克”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终身，我下决心作一个普通人，没有旧社会那种“升官发财”的反动思想，从而，我在反右工作中，没有报复同学对我的非礼言行，我能冷静的处理好对同学的帮助，能正确地开展对右派言论的批判!可我是按毛主席实事求是的观点分析同学的真实思想，进行批判，帮助和教育的!
反右前，我们全院当时曾由郑方院长在全院师生员工的大会上，传达过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号召人民起来帮助党整风的指示，现在看来：毛主席是正确地!当年党内领导反右的PZ等人说：毛主席讲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号召人民起来帮助党整风是“诱敌深入”!?PZ等人自己把人民作为敌人来打的严重错误加在毛主席头上。这样，长期以来，党内机会主义分子，歪曲了党在掌握政权后毛主席创造性的发展了马列主义：《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著作，这是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向社会主义方向前进的伟大指路明灯，现在仍然是指导我们能正确处理党和人民，人民之间，团结一致的伟大理论。这个问题现在必须纠正歪曲毛泽东要整人的糊说，以正视听!记得，在反右前，毛主席讲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中，曾经讲过：关于人民群众起来闹事，这没有什么，反而对克服党内官僚主义有好处![可参看毛泽东选集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文章的原话。其中有：坏事可以变成好事章节!]毛主席一贯热爱人民，那会有：把人民打成敌人的反动思想!不但如此，毛主席在处理国民党战犯和清朝皇帝的管制改造工作中，还把坏人改造成有用的人才大有人在!
毛主席当时全力关心全世界共产主义由于匈牙利事件出现后的大事，国内党内的事放手让管党的DXP，PZ等领导处理。
由于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崇敬，当时，我对PZ的讲话有保留：当年由于我有了院刊表扬的政治资本，我敢于说：我班一个右派分子都没有。我说：这些进大学的学生解放前是读不起大学的，解放后，读大学吃饭、学费不要钱，困难的学生，还有现金或衣物补足，他们是爱党、爱国的，只是政治觉悟不高，是要批判帮助，纠正学生错误的思想：只学工科建设祖国，只专不红不对!我大胆的决定，从而获得了全班同学的友谊，提高了学生对党的热爱!我们全班同学又高高兴兴的投入“又红又专”向科学进军的大道前进!
[黄方伯写于2013年9月13日星期五，长篇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4]
为什么当年大学同学向科学进军的学习积极性那样高呢?
大家都知道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优越性。1956年，有全民所有制经济为主要成分，加上具有国家管理的公私合营企业，国家就能根据全国建设的需要，制定出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根据经济建设需要，也就制定的文教事业必须培养的国家建设人才!
回忆我们的毕业论文，例如，我与同班同学周德贵，李孝洁，黄品如等所组成的小组，安排的题目就是：配合国家三峡电站建成后高压输电的需要，要研究在遇到事故时，瞬间断电后自动合闸的科研课题[这个课题由国家下发给北京中试所和成都工学院两个单位试验]
我们小组在没有懂这行的教师指导，完全由我们几个学生小组的人，到高电压工厂与热情配合我们的工人师付承担起来，高兴的比北京提前完成了试验任务!
我们毕业分配是结合专业的电业部门需要，都是结合专业的，例如，同年级划的一个“右派分子”名叫马丽的，本省认为其政治思想不好，分配到多少学生想去还不得去的广州，广东省看了其挡案，跟本不是什么“反党”问题，听说：不久她还和一个干部结了婚!
现在，我可以公开说当年党的左倾形而上学的唯成分论是多么可笑的错误：我和几个出身不好的学生竞分配不出去!?大家都有意见。学院只有借口说：还要进修留校。[我当然清楚：是政治原因，是单位不要出身不好的学生!]我就写信给曾经担任过我系的党总支书记，后任四川省高教局局长庄顷同志，我的一封信，获得了他三封亲笔回我的热情信![可惜这三封信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袭掉了。但如有必要，还可以查当年的《八。三一战报》上全文登出过。]
他信中说：一个革命者，不要考虑个人得失，要全心全意为人民!人要过很多关：生死关，风花雪月关，人情冷暖关，委曲关，。。。他说：生死关连有些土匪也能过!如有的土匪在被杀时，还能喊出：二十年后，我又是一个好汉!。。。。。特别是委曲关不好过。
1960年，我分配到《都江大学》同班好同学李思成处去工作，不久，看来还是十分了解我的《成都工学院》把我调回学院教《电工基础》课，一直工作到1966年。[1960年，由于农村浮夸风造成粮食困难，学院在调我时，曾答应照顾调我爱人到院工作，由于中央硬性规定：大城市不准调农村和小城镇户口入成都。无法，我要求下调回荣县，后被调到管荣县的内江地区所属《内江水电校》工作，现合并为《内江职业技术学院》直到1991年，我满60岁离休。1966年我刚调到《内江水电校》就遇到了文化大革命开始，请听下回叙述!
[黄方伯写于2013年9月14日星期六，长篇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5]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这是毛泽东人生除反对和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和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外，是他念念不忘的大事!他说：还要进行多次!
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我是积极参加者，是严格按毛泽东文革路线的造反派头头之一，后又是被造反派张帖公告把我：“永远开除出造反派!”的人，党认为：我是彻底与破坏毛泽东文革的造反派划清了界限的干部，不但没有受到打击，反而依靠我如是的参与清查造反派中的刑事罪犯。
所以，要写出这个极其重要并且复杂的大事，非一，二篇文章能写清楚的。我就暂停几日。我将从目前国内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实际出发，支持党中央习近平总书记领导下，把他号召的：“老虎，苍蝇一起打。”和毛泽东的文革正确路线要求，结合起来论述!
[黄方伯写于2013年9月15日，星期日，长篇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6]
2013-09-23 08:02:59|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字号大中小 订阅
我的人生[16]
根据目前政治形势需要，写我人生见到的真人真事：1953年左右，和我一起在《荣县农民报》工作的王大永同志在结束后，上调到内江地委工作，这当然是好事，能充分发挥其才能。可是，他在地委工作得好好的，遇到了封建思想严重的地委书记张历：有一天王回地委开会，上厕所就被人怀疑：说厕所上写的：“张历又在王婆骂鸡。”是他写的，是不满张历在台上作的报告。开始，王大永根本不承认是他写的。后来，类似当今搞B情报的工作人员哄骗王说：承认了，就莫事了!结果，王随便承认了。过后，王说：我那会写这话!?那还能翻案吗?加重处分为：顽固的现行反革命!王一申冤，就加重处分：害得他家破落魄，害得他好像作了二十多年的劳动苦力，是伟大的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王大永才得以“平反”，回到荣县恢复名誉并作了几年新闻工作，现在才愉快的退休养老!
……
[黄方伯写于2013-9-23，未完待续。]
我的人生[17]简述我参与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1956—1966年我在成都工学院读书和教书和搞科研工作，为了照雇家庭，66年我调到内江水电校，正好刚开展文化大革命，我这个政治积极分子自然勇于参加。但在唯成分论的形而上学的出身好的红卫兵看来，就说我是反革命，我抱相信群众、依靠群众，请他们把我押到成都工学院去问过明白。在工学院电机系的党总支委员七人和百多名系上全体教师，集体对我进行审察的会上，书面通过了我的表现：我看和我获得工学院在我毕业时颁发给我的“工学院优秀毕业生”的书面内容差不多。这个资料给我一分、红卫兵一分，军邮寄一分。情况就变好了!
后我被推为造反派的头头之一。我就严格按毛主席指示办事，反对武斗，特别反对抢枪，这与造反派产生了对立的分岐，我写出：《抢枪是最大的无政府主义。》造反派恨得我要死，但又无法压我[后来，我听整我黑资料的老师说：军分区司令陈崇礼在保我，军分区还决定我当上了地区文教局的办公室主任。]造反派更没有办法了。
后来，我知道我最尊敬的成都大学的校长庄顷被成都造反派害死，[造谣说是自杀]我把庄项曾与我写的三封热情帮助我的革命信件，说明他决不会自杀，供给成都大学革命师生向党中央反映。不久，刘张控制的四川日报登出污蔑庄项是“小爬虫”后，这下：“黄方伯这个漏网的小小爬虫跑不掉了。”造反派张贴“永远开除黄方伯出造反派!”的消息。“快到成都、荣县去收集反革命罪行资料。。。。”结果，收集的资料仍然是“工学院优秀毕业生”等内容，虽然人事有变动，但谁也不敢改全系通过的我的资料，无法把我打成反革命!
文化大革命后期，清理两派“造反派坏头头”的工作中，我也是党依靠的骨干!
[黄方伯引自《我在内江市离休干部协会安排我代表3位年满90和22位年满80寿星老人发言的一部分》
我的一生，凡按毛泽东的教导言行，都是正确地，特以此来纪念他的诞辰!
[黄方伯写于2013-1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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