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
有黑暗，有光明。
无论黑暗与光明，
我们都要看清这个世界，
然后爱它。
中国与很多其他国家一样，国内政治几十年来都在为左的或者右的路线问题争吵，其实这是很愚蠢的。这就好比是中国成语里的“井底之蛙”，没有站在一定高度，你必然看不清楚你所处的世界。政治家的智慧并不在于你能去迎合多少人的需要，关键是你站得多高，同时你需要用智慧的眼睛看清这个世界。
自从人类建立国家以来，就好比在汪洋大海中筑坝，围起一个属于你自己的国度。随着国家及其政治的进化，围坝的同时还需要种种可控的、能有效调节内外水位落差的而有利于坝内平和的枢纽，这个枢纽就是国际关系。马克思主义者设想的未来是，最终要消除所有的堤坝，就象前国家时代一样，实现世界大同。不同的是，水位更高了，风浪更小了，地球更平静了。其实，在国家治理年代的国际关系与国家政治，争论什么左、右之类的都是骗人的。这个可能让很多人很诧异，就像其实是犹太势力支持了希特勒(一战后犹太人给了德国很多钱发展)，不过后来希特勒反悔了)，为了摆脱犹太人的束缚他开始屠杀犹太人，所以犹太人通过媒体把希特勒描述成一个恶魔。这个是事实，不过颠覆了很多人世界观，就像美国支持萨达姆，然后干掉萨达姆一样的道理。中国的极左和极右背后都是自由资本势力在支撑。西方的民主政治，包括美国的所谓保守派、自由派也都是骗人的，2008年美国大选的时候华尔街金融体系都是支持奥巴马的，但是现在都支持罗姆尼。政治中的民主、自由、人权也都是骗人的，那只是政治家的托词和借口。一切通过全面民主和军队国家化的目的也只是为了解除政治的武装，一拨势力通过控制媒体来控制民意，通过控制民意来控制政治为他们的财阀或者阶级服务，只要军队保持中立，他们就成功了。
国际关系理论模型告诉我们，国际关系及国内政治的真理是，这个世界只有两股势力，一股是国家政治势力，一股是自由资本势力。现代世界所有的所谓的政治家都是国家政治势力的代表，因为他们看到的只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和财团利益。国家政治及政治势力是有底线的，要么代表人民和国家的利益，要么代表所代表的阶级利益，别无选择。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看到人类的共同利益，而这个时代的到来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而这正是目前人类政治的纠结。
新时期中国的改革开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国人也因此陷入无尽的焦虑与纠结。无论是改革开放中财富受益的富人，还是为改革作出奉献的普通民众，无论是左右改革开放的体制内主流群体，还是身处朝野忧国忧民的游侠，没有人能够逃出这个焦虑的怪圈。在当今世界里，自由资本势力没有底线没有国界。近几年来，美国的中产阶层占比从65%降到44%，普通民众同样没能逃出这样一种焦虑。经济上强大的自由资本势力主要集中在金融、命脉行业和媒体领域，他们推动着媒体舆论导向朝着色情化、矛盾扩大化、反社会化、反国家化的趋势发展，并力图推动中国改革沿着压缩中产阶层和民众的利益的方向发展。
如果你站在必要的高度观研现代政治，你会觉得现代政治家并不一定比古代人更有智慧。通过几百年、几千年的人类进化，我们人类所谓的技术、财富质和量上虽然大相径庭，但人类的智慧特别是政治智慧并没有得到升华，甚至有所倒退，因为他们目光越来越短浅，越来越不能看清这个世界。自从有国家的社会几千年来，所谓的文明在不断进化，特别是近代以来以工业文明和自由竞争为主要特征的西方文明几乎占居世界文明的主导地位。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宗教体系及其价值取向的稳定与固化。有人说，佛笑看人间百态，坐揽世事沧桑;菩萨说人间是阴阳互补，和谐而共生， 物极则必反；上帝说只要人类没有进化成上帝，就得需要一日三餐，新陈代谢，尽管人类的智慧已足可成为万物的主宰，地球所有生命的统治者，但是也因为人类的过度繁殖和自私贪婪也极有可能凭借自身掌握的高科技自己灭亡，战争当然也是可以能够尽量避免的，但不外乎人类灭亡的可能。
在改革开放的价值取向上，我们仍然存在语言上的逻辑掩饰与行为上的确定性。此次中央在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上非常审慎，智慧地选择了用集权推动分权，强力实现改革新目标。由此可以看出，在自然语言中，我们容易用聪明的修辞来掩盖逻辑上的不一致，而在形式化的语言中，这一点变得很困难。形式模型把理论转换成数学与逻辑结构，并保证这个转换后的理论在逻辑上的内部一致性。从这种意义上说，形式模型具有三个极具诱惑力的特点：即内在的一致性、精确性以及结论的确定性。
我们到底能站得多高，才能准确判断中国与世界的水位差，这的确是需要伟大的政治智慧的。林则徐曾经在试着睁开眼睛看世界，毛泽东用自己的毕生努力探寻，邓小平摸着石头看世界……，他们都是中国历史上具有政治智慧的伟人。中国与世界有着明显的水位差。打开围着的堤坝，一定会发生较大的交融，从而产生剧烈的旋涡，最终会影响国内政治的稳定和造成对民众生活的冲击。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实践已经过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生产力的提高正在改变中国，也在改革世界，因为这是邓小平改革的主要初衷，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但同时也给国家带来的巨大的冲击，那就是决定中国未来发展的文化价值观、资源承受力、财富输送链……。中国还远没有实现共同富裕，相反贫富悬殊越来越大，背离了邓小平的初衷。
中国也有自己的高地，中国打开与世界的堤坝，对外冲击还是有的，那就是人口流动。中国有世界四分之一的人口，这是西方世界最为恐惧的。有华人的地方，所有规则和价值体系都会被冲击，所以新中国的护照是世界上所有国家中含量最低的。一些西方人甚至认为，华人所到之处，愿本宁静的生活都会被打破。这也是新自由主义理论的致命之处。现在该轮到美国等西方人筑坝的年代了，西方曾经强力反对的贸易保护壁垒在西方已经普遍开始抬头，因为中国的高地优势对他们的冲击是严重的。
只要有国家存在，国家间的博弈则永远不会消失。现实主义学家认为国家间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的原因就在于此。博弈论在它出现之后不久就在国际关系领域得到应用。20世纪60年代早期，谢林以博弈论为基本手段对国家之间的冲突战略包括威慑问题进行了深刻有趣的分析，他对于可信承诺在冲突或谈判过程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具有原创性的探讨。博尔丁、拉波波特和卡普兰也是在国际关系领域使用博弈论的早期推动者。此后，国际关系学者对于博弈论的兴趣很快衰退。这一点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才逐渐改变。1977年，斯奈德与戴辛用博弈论探讨了国家间冲突， 1978年，杰维斯用猎鹿博弈探讨了安全困境问题，这两篇文献所探讨的都是两人双策略单轮博弈。1984年，阿克塞罗德的《合作的演化》的出版，是国际关系领域运用博弈论进行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突破，这本书以重复囚徒困境博弈为基本原型，探讨了如下理论问题：“在每个人都有自私动机的情况下，怎样才能产生合作?”]显然，这个问题对于自由制度主义在个体理性的基础上对合作问题的讨论具有根本的重要性，阿克塞罗德的工作对于之后在这一方向的努力起到了奠定基础的作用。
人口数量庞大，过度追逐财富，追逐权力和私欲都会使人类社会朝一个错误的方向前进。这也是中国改革开放所面临的一个需要解决的重大方向性问题。因为资源的问题，生存环境的问题，最终人类会团结在一起。那个时候，人把爱护地球当成自己的信仰，把求知和劳动当成自己一生奉献目标。这一切都要在世界末日临近之前才能实现，也许凭借掌握的更高的科技拓展生存空间，也许随着太阳系的消失人类自己也消失掉。但是眼前所困忧中国的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如何有效解决国人暴发性的焦虑，同时，如何更加有效地回应人民的各种生存诉求。这才是改革开放的要点所在，一切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战略策略必须围绕这一点开展，中国的改革开放才会有出路。
参考书目：
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国家的起源》、《邓小平文选》、《毛泽东选集》、《国家间政治》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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