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过几天，就是120周年的纪念日了。全国上下，各个阶层的人民群众都在以各种形式来纪念自己的伟大领袖，令我们感到非常激动和兴奋。说明毛泽东是一个真正的伟人，是一个真正的属于人民的革命领袖。
但是，我们在纪念活动结束后，还应该从更深刻更长远的角度来看待毛泽东，来继承毛泽东思想。我们若想真正地继承毛泽东思想，就必须把什么才是真正的毛泽东思想弄通弄懂弄透，认识到毛泽东思想究竟是怎样一回事?我们现在应该怎样来运用毛泽东思想来做好我们在当今时代所做的事情。我们不能总是片面地、教条地、机械地理解毛泽东思想，把毛主席当成圣人来祭拜，当成旗帜来挥舞，造成敌人向我们步步进攻，我们却因为拿不出任何的办法来对付敌人而只会打内战。这样的情况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我们要学会运用真正的毛泽东思想来与那些敌人作斗争。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完成毛主席在临终时交给我们的千秋大业，永葆革命江山不颜色，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道路。
这篇文章是今天在凤凰网上刊出的，我看了深受启发和教育，现在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也能从中受到一些启示，能对毛泽东有更加深刻全面的了解。文章来源于凤凰卫视12月23日《世纪大讲堂》，以下为文字实录：
萧延中，著名中青年毛泽东研究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法学学士、硕士，南开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任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曾在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京大学等全国著名高校讲学，并于哈佛大学、台湾大学政治学系，台湾中央研究院做访问研究。其早年编著《晚年毛泽东》和《巨人的诞生：毛泽东现象的意识起源》，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被誉为新时期中国毛泽东研究的代表作品。
田桐：萧教授，您好，欢迎来到大讲堂。那么今年是毛泽东诞辰120周年了，在国内有很多地方都开始准备这样的大型的一个活动，您怎么样看待这样的一个活动?
萧延中(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120年在中国文化中是双甲子，就是两个60年，在中国文化中对这个数字特别地敏感。还有一个就是因为毛泽东对于当代中国的影响，到现在为止我们可以这么说，仍然是无与伦比的。一个人去世三十多年了，现在仍然被社会所记住、所热议，就证明他的影响力并没有消失。毛泽东在当代中国的历史地位是不可替代的。
因此在这个时候一些纪念也是很重要的，也是应当的。但是我更想提醒一句，历史应当是反思性的，我们要反思和我们过去不远，以及对我们现在影响还很大的历史。做一种诚恳的，深刻的，一种相互的对话。
田桐：那我们今天演讲的话题是《毛泽东的话语权力和政治修辞》，其实这还是一个挺难的题目，他的话语权力和政治修辞，我们怎么样去剖析它?
萧延中：这个问题应该说是比较前沿的，就是把这样一个研究思路引到毛泽东的研究上来。到目前为止我看到的东西并不是很多。这样的研究之所以说是比较前沿，就在于第一，这个话语权力，这样的一种概念，实际上是后现代主义在批判现代性社会时候所提出的一种新概念。另外就是说，你要是通过这样的一种思路去研究毛泽东，那么你就要对毛泽东的著作本身研究，而不是研究奇闻轶事，做一种文本研究。
但是我做得不能说是很好，也是刚开始。
田桐：那您觉得，对，他的政治修辞上都有哪些特点呢?
萧延中：毛泽东最反对，而且最讨厌的就是说官话。他所谈的一些话语，实际上都是和人民生活的日常现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他有时候不经意说出的话“语不惊人死不休”。我举个例子。1960年，他在北戴河，他和当年管工业的副总理、政治局常委李富春谈话，谈话的时候他就提出那么一句，他说要有实力政策，要搞实力地位，全世界都讲这个，你手里没有一把米，你叫鸡，鸡都不来。他用“手里没有一把米，叫鸡，鸡都不来”，这样村妇嘴里吐出的语言非常生动和深刻地告诉我们实力，无论对于一个家庭也好，对于一个国家也好，它都是最基本的。所以你说毛泽东的话语，他的语言，他的修辞的特征，我想通过这一句话，其实我们就可以多少领略一点毛泽东说话的那种风格。
田桐：但他这种风格是怎么形成的?
萧延中：在研究他早期文献的时候，就感觉他对于语言有一种天生的偏好。他在东山一小读书的时候，老师布置的作业是读《史记》的那个《商鞅传》，他当时写了一篇文章叫做《商鞅徙木立信论》。就是商鞅把这个木头从城东搬到城西。那个时候他才十几岁，但是那篇文章今天看来写得非常的有道理，而且气势磅礴。你看他这一辈子对于语言的考究。我们看他的文稿，基本上大部分都是经过反复修改的。毛泽东在修改他的文稿的时候非常的讲究，措辞啊、气势啊，包括他的语态啊，这样的东西都很注意。
田桐：好，非常感谢您。接下来由您带给我们今天的演讲，今天萧教授演讲的题目是《毛泽东的话语权力与政治修辞》，有请。
解说：在二十世纪风云激荡的历史舞台上，毛泽东不仅是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和军事家，他超凡的政治修辞能力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到底什么是毛泽东的话语权力?毛泽东又如何定义人民的概念?《世纪大讲堂》《毛泽东的话语权力与政治修辞》正在播出。
萧延中：今天和大家交流的这个题目难度很大，也诚恳地希望大家对这样一种思路，对这样一种研究提出批评意见。林彪元帅曾经说过，枪杆子、笔杆子，夺取政权靠这两杆子，巩固政权也靠这两杆子。我觉得林彪的这两句话是对毛泽东话语的一个深刻的解读，也就是说毛泽东这个人他不仅仅是一个伟大的军事家。我们觉得在他一生中间，他指挥战役，他判断整个形势发展的过程，判断得相当的准确。另外的一个特点，我们其实也注意到了，但是我们的研究并没有对他的军事思想，对于他的战略思想那么关注，就是毛泽东话语体系，以及他的政治修辞。那么今天在纪念毛泽东120周年这样一个日子里边，我们就这个问题展开和大家做一个讨论。众所周知，毛泽东是教师出身，他也为这样的一种身份自豪。他在1970年的时候跟斯诺谈话，(跟)他的老朋友说，“四大伟大”很讨嫌。也就是说林彪当时给他封的那四个“大帽子”，叫做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
他说这“四个伟大”很讨嫌，我只承认其中的一句，就是伟大的导师。因为我年轻的时候当过小学教师，现在从我们的历史资料看，毛泽东对于讲课，对于把一个思想传给另外的一个听众或观众的时候，他在这两者之间的这种关系的探讨上是特别地注意，花了很大的精力。我们可以看到他早年的一些讲义。毛泽东作为一个老师，他对于这样的一种思想传播，以及后来的意识形态有一种特殊的敏感。比如1921年11月，毛泽东曾经给自己的友人写过一封信，他在信中说要改造中国就必须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就造不成空气，主义譬如一面旗帜，旗帜竖起来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有所归附。
这个时候毛泽东把主义这样的东西提到了这么高的一个位置上，我们看到主义不是枪，主义是一种理念，是一种信念，是一种思想，我们也可以说它是一种意识形态。因此我们可以说毛泽东早年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看得很清楚，所以他把很多的精力投入在这个上面。甚至到了1962年的时候，也就是“四清”运动的时候，毛泽东还在说，他说凡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所以我们说毛泽东他的两手，我自己叫两手，一手是武力，一手是舆论，这两手在他一个人身上有机地合在一起了。
美国麻省理工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家叫白鲁恂，他已经去世了。白鲁恂曾经写过一本书，叫《作为领袖的毛泽东》。在这本书中间白鲁恂说，毛泽东令人叹为观止的创造性的秘密就在于，他能够把运用言辞和筹算权力这两种完全不同的能力结合在一起。在大多数的文化中，一个既能说会道又善于做事的人是非常的少见，白鲁恂同时举了很多很多的例子，说这样的两种特质集中在一个人的身上非常难得。他举出了比如杰克逊、列宁、丘吉尔，他说这样的人，实际上又能说又能做的人在整个世界历史上仅仅有那么几个人。他也举到了，他说像威尔逊，像罗斯福那样的人，有的是会说，有的是会做，但是把两者全面掌握起来的人并不多。
还有一个著名的专家，我们叫本杰明·史华慈，他在哈佛被称为“教授的教授”，他也去世了。他在阅读毛泽东1957年到1959年期间一些讲话稿件的时候，他写了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间他用了一连串的排比句，来形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修辞的独特性。他说道，读了这些稿件以后，看到了主席一种非同凡人的精神状态。这种精神状态包括深深的忧虑、高度的亢奋、受伤的自尊，深切的怨恨，以及毫无根据的自满。
我们看到他从毛泽东的这种没有修改过的讲话稿中间读出了很多毛泽东文稿背后的一种动机性的东西，这些东西实际上都包括在政治话语和政治修辞里边。
今天我想从三个方面具体地谈一谈毛泽东权力话语和政治修辞。第一，首先我们要说清楚什么叫做政治话语，或者叫做话语权力。这个问题是一个很微妙的理论问题，如果用一种通俗的，老百姓能够掌握的语言把它转化过去，需要很多的努力。实际上我们说，首先话语是什么意思，话语是法国著名思想家福柯的一个分析性的概念，属于后现代的一个概念，它的原意来自于拉丁文，在拉丁文的原意基础上，他做了一种扩展。
拉丁文原意就是夸夸其谈的意思，这种言说并不受目的和时间的限制，也就是随意而谈。我不经意，我把话说出来了，这样的东西叫做话语，如果我经过反复斟酌修改所写出来的东西，那就不叫做一种话语是吧。
因此在法语中，话语这两个字有两方面的含义，一方面，话语一词非常接近于聊天、闲谈、侃山、即席发言、叙述、高谈阔论等等这样的一系列的，不经意的，没有经过修饰的一种语言。
另外一方面，这个话语又有和它比较相反的意思。就是这样的一种话语，他是经过人们反思以后所建构起来的一套东西。这套东西有着重要的知识的支撑，如果没有知识的支撑的话，这样的东西就不称其为话语。我们看到两方面的东西结合起来就叫做一种话语。福柯还注意到，这种话语实际上已经和我们如此接近了，我们对这套话语已经如此的熟悉了，以至于熟悉到被遗忘的程度。这个时候你根本就想不起来你还要去反思，你已经张口一说话就是它，这个时候这个话语就已经深深地支配你了，你离开了这一套语法你不会说话，甚至你不能思想，你不知道该怎么去思想。因此这个话语就是在潜移默化的过程中间，它和你不离不弃，但是已经成为你深深依赖的一个对象。所以我们说话语对于要研究一个政治文本，甚至研究一个政治家那是特别的重要。
如果说这个话语体系是这个样子的话，话语权力是这个样子的话，那么我们紧跟着要探讨的就是毛主席为什么能够左右和支配中国社会那么多年，是吧。在他的有生之年，他就可以战胜那么强大的敌人，建立了一个新中国，而且他建国以后，他的影响力没有往下衰减，越来越高。那么后来毛泽东去世以后，影响仍然没有衰减，那么这背后有一套什么东西支持他呢?什么东西使毛泽东成为这样的一个在精神上不朽的人物呢?所以我们要探讨它这样一个奥秘，我们有很多的路径。其实我个人认为，毛泽东的话语权力特别值得研究。
那么第二我想谈毛泽东话语权力的三个要素。作为一个宣传家，毛泽东关键手法是通过把听众所受到的强烈的、压抑的感情，融入到可以容忍的那种公开的、宣泄的渠道中。我们把这三个要素的第一个要素叫做情感系统，这个情感系统不是我们口头上讲的，一种接近人，一种献媚，一种互相拉近的一种情感，而是通过一种概念的重新地解释，或建构出一套人们，特别是下层民众能够接受，特别喜闻乐见的那样一种新形式。这样的一种新形式在毛泽东对于人民这个概念的解释中间体现得淋漓尽致。
我们知道在毛泽东的政治辞典中，人民的确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政治术语之一。从早年到晚年，人民的概念没有中断过。但是与人们的想象相反，毛泽东在使用人民的概念时，他从来没有正面地对人民这个概念做过全面的定义。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里边毛泽东就讲，人民是什么是什么。但是我们注意，如果把那一段毛泽东对于人民的定义拿出来具体分析的话，他不是在说人民是什么，他是在和敌人做对比的情况下，阐释人民是什么，敌人是什么，是吧。你比如拥护社会主义还是反对社会主义作为划分敌友的一个标准的时候，他说只要拥护社会主义就叫人民。
毛泽东的这个定义不是一个普适性的，抽象性的一个定义，而是在当下的一个语境下，他要论证问题所使用的一个人民。但是我个人认为，在毛泽东的人民的概念中隐藏着相当重要的理论信息，这个理论信息实际上带有了鲜明的毛式特色。
比如在毛泽东的读书笔记和口头表达中间，人民经常被表述为贫人、贱人、小人、被人看不起的人、被压迫者等等这样的词汇。这样一来我们会看到，人民两个字就和社会的边缘群体，以及社会的弱者，这样的地位联系在一起了。
毛泽东说过，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我们如何理解毛泽东这样的一个判断呢?实际上毛泽东在人民的概念表述中有一个自己的逻辑。在毛泽东的话语逻辑里他是这么认为的，事物是由强势和弱势两部分组成的，但事物的发展趋势恰恰和表面的强势弱势形成一种相反的情境，弱者没有地位、没有权力、没有尊严，但是正是在这些里边存在着一种翻身的渴望，这种翻身的渴望就形成一种强大的生存动力，促使他们去追求自己的翻身和解放。
因此毛泽东说，正因为弱者出身贫寒、地位低下、被人鄙视、受人压迫，所以他们才本能地具有谋翻身、求解放的内在驱动欲望，是最没有身份包袱，最具有革命意愿的人，因此将激发出强烈的反抗意识，奋斗精神和创造冲动。所以人民之所以崇高，人民之所以神圣，就是因为他们自身包含着强大的生命力，充满希望。这是为什么说人民是历史的动力，因为他们是受压迫者。
所以毛泽东讲，压迫越深，反抗越烈，有压迫就有反抗，我们看到这个反抗就是革命。
毛泽东晚年在做读书笔记的时候自己写，当我看到革命两个字的时候我都会心跳，都会激动，是吧。他作为一个革命家，为什么看到革命就心跳，就激动呢?因为弱者他认为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有一种翻身的一种欲望，这个欲望恰恰是推动历史发展前进的。
相反，这个社会强势的这种阶层，表面上他们很强势，但实际上骨子里他们恰恰是虚弱的，他们是不思进取的，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他们就不可能再推翻一种制度，建构一种新的制度。他们没有梦想，他们只有守成，因此毛泽东说这样的人虽然表面上很有实力，但是实际上是没有希望的，是穷途末路的一个阶层。
所以我们看到毛泽东在这样的一个逻辑框架下，把人民抬到了一个至高无上的地位。那么如果今天我们用《毛泽东选集》，或者用我们通常的一种理论思维解读毛泽东的时候，我们就看不到毛泽东话语逻辑背后的一套。
比如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在读王勃的一首诗的时候，信手写下了一大段批语。这段批语是，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分发明创造，70%以上都是他们干的，30%的中老年也有干劲，也有发明。这种三七开的比例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思的结论就是因为他们贫贱低弱、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
在1958年5月8日下午，中共八届二次大会上，毛泽东谈破除迷信的问题。毛泽东在那个会议上说要破除迷信，我们不要被西方的经验约束，我们也不要被俄国的经验约束，同时也不要被我们老祖宗的经验所约束，我们能不能大胆的闯出一条独有的一种迅速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在这个会议上他鼓励人们不要怕教授，不要怕孔夫子，不要怕外国人，也不要怕马克思列宁。他兴致勃勃地旁征博引，举出了一连串春秋时期的颜渊，秦国的甘罗，汉代的刘邦、项羽、韩信、贾谊，三国时期的周瑜和孔明，以及晋朝的王弼和荀灌娘，南北朝的兰陵王，唐代的诗人李贺，唐太宗李世民，以及宋代的名将岳飞。他说这样的一些人文化水平都不见得很高，但是他们没有约束，他们干出了大事情。为了说明他这样一些观点，还专门举出了两位宗教人士，第一个是释迦牟尼，第二个他认为就是中国的孔圣人。他说孔子原来就是个老百姓，什么也没有，是吧，他就是考虑自己努力去做事情，当了一个小官，最后不满意，但是他有有教无类恩，做出了一番大事业，是吧。他还说孔子当年被人羞辱的时候，我们想不到他是一个大思想家，他会做那么多事情。
他说释迦牟尼这样的人，实际上年轻的时候也是被人瞧不起的，后来他的事业成了以后，大家把他尊为圣人。他还在这一段时间反复说过很多次，他说司马迁不受辱刑就写不出《史记》，左丘明不被流放就体不到生活，而曹雪芹家境不衰，也就没有《红楼梦》了等等。
那么这样的一种逻辑，我把它叫做压抑创新的逻辑。我们会看到他讲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历史创造的动力这样的话，他的依据不是我们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那样的理路去论证的，而是从他的这种压抑创新的理路下推导出来的一个结论。
我们会要问，为什么毛主席这样的一个符号当年会吸引那么多的人，以及他去世了那么多年了，这个符号的象征仍然在保持着强大的吸引力，你如果没有这样的一套话语体系的话，我们就看不清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们看毛泽东的这样的一个话语体系，这个要素第一个是情感，第二个是伦理，从刚才我们在解释人民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这样的一种解释中间，弱者，受压迫者，被人瞧不起的人，这样的字眼背后有一种道德的制高点。也就是说我们这些人也是人，我们凭什么该受欺负，为什么被人家瞧不起，就产生了一种道德上的卫士。我们是没钱，但是我们还没脸吗?我们没有社会地位，但是我们就应当这样在你们权贵的脚下低三下四吗?因此在这样一个对人民定义的过程中间，第二个东西我们又凸显出来了，就是伦理的东西凸显出来了，所以革命为什么是正当的，革命为什么是应当的。这个时候我们看到，从这样的它的概念体系中间全部地表达出来了。
第三个我们又会看到毛泽东试图讲述一个真理，是不是人什么东西都满足了他就不想再动了，是不是人被逼无奈去寻找自己的生路的时候，里边就爆发出一种创造性，这种创造性是无意间所得出的。如果说是这样子的话，我们会看到毛泽东最后要阐述的是一个真理的体系，毛泽东的话语体系实际上是三个要素，或者叫三个系统，叫做情感系统、伦理系统、真理系统，正是这三个要素使毛泽东的一些理论在当时可以征服人心，可以吸引群众，甚至可以平天下。
因此在福柯的那个意义上，这样的一种话语已经渗入人心里边去了，渗入我们的神经系统和毛细血管里边去了，因此我们一谈话，一出口就是毛泽东当年创造的一套政治话语。
比如我们党的三大作风，那是在延安时期创造的，是吧，叫做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样的话语我们今天看到，在毛泽东诞辰120周年的时候，我们对这样的话语并不陌生，好像就在我们身边一样。
毛泽东嘴上不会挂着那种生生硬硬的概念，从来没有过。我跟他身边的工作人员也接触过一些，我问他们，你们跟毛主席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什么感觉?他说这个人说话的时候天天就是开玩笑，但是很重要的道理就在这个话里边，他说听起来让你觉得非常的有意思。我举几个例子，比如毛泽东强调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如果落到我们今天的教科书里边，怎么论证我们都会想得到，毛泽东是怎么说的呢?他说社会主义不能使羊肉不好吃，不能使南京的板鸭，云南的火腿不好吃，羊肉不一定非要按马克思主义做，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羊肉、鸭子应当更好吃，才能体现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进步，否则我们在羊肉面前就没有威信了。
这样地强调一个社会主义优越性的时候，我们说你作为知识分子，还是作为普通的，没有文化的老百姓，对这些话会记忆犹新。这种表达方式非常贴近实际，非常的耐人寻味。
在毛泽东的政治修辞中间，他有时候把问题讲得非常的直接。比如他说过，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不怕什么的，任何人也不怕，不怕别人整不整，顶多是没饭吃、讨饭、挨整、坐牢、杀头、受冤枉而已。毛泽东认为当你要干出一件新事业的时候，当你要做前人所没有做过的事业的时候，这样的冤枉是免不了的。所以他会把这种受冤枉看成是他将走向成功的一个奠基点。这样的一种看法和我们常人相反，我们会哭、我们会叫、我们会反抗，说你冤枉我了。但是毛泽东认为，我长了一点经验，我知道是怎么回事了，以后再怎么去做。
因此他整个的思维方式和我们不太一样。总体上说，我们说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历史人物，他给我们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思想和精神遗产，其中最重要的精神遗产就是他自延安整风以后所创立的一整套的，他自己的话语体系。这个话语体系我们今天讲叫毛式语体，今天还在支配着中国，还在影响着我们政治思想的一种潜移默化的说话方式。我个人认为去解析这样一整套的话语体系，在此基础上提炼出我们当今的话语体系，恐怕更重要，今天我先说这么多，说的不对大家批评。
田桐：我们同学们也有些问题想和您进行交流好吗，来，同学们有问题的。
现场观众：萧老师你好，就是现代学术界有一股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它主要是否定歪曲我们的近现代史，而这里边首当其冲的就是对毛泽东的一些评价，我想问的是，萧老师怎么看待这种思潮，谢谢老师。
萧延中：像历史虚无主义这样的词，我听起来，我就觉得有人为建构的那个味道。每个知识分子他对于历史发展有自己的基本看法，我觉得这个东西不应该求一个统一，对于历史的不同解释，其实会有多种答案。可能有些学者说的比较极端，我觉得走极端的学者百分之百是错的，你说那个历史全没有意义了。那么中国几百年受屈辱的历史我也不讲了，是吧，真的不是面对历史的一个基本的态度。
但另外一方面又说，过去的历史都是正当的，没有什么毛病可挑也是不对的。咱们作为一个研究者，我更愿意用反思这个词。我们的民族一百多年来很屈辱，这个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受屈辱的这样一种状态，其实刚才我们在毛泽东对人民的定义中也都表现出来了，如果把个人换成民族的话，他就认为这个民族才有很大地动力。历史往往不是一个线性的逻辑。由于我们受屈辱了，因此我们特别地渴望翻身，我们特别地怕别人瞧不起我们。但这种渴望太强烈的时候，你看大跃进的时候，历史的结果并不是很好，对吧。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你说历史虚无主义会怎么样，这么去否定我们的先人的一种努力，我本人不赞成。
现场观众：教授您好，是这样的，有人认为毛泽东他有两套话语系统，一套是马克思主义的，一套是中国传统的。话语和行为是一致的，所以毛泽东的两套话语系统的矛盾就造成毛泽东的一些行为用马克思主义是难以理解的。恰恰相反，在这个传统话语下就可以得到理解，您怎么看这个问题?谢谢。
萧延中：毛泽东自己说，他读的马克思主义的书并不多，而且他明确地说，不要读那么多马克思主义的书，读一些就够了，是吧，为什么?他说更多地是要理解马克思的精髓，而不是照搬马克思主义的本本。一个产生于西方的话语体系传进中国来了，如果要被我们运用的话，一定要经过大量地这种融合、修正，最后创造一种新东西来。其实毛泽东最优秀的地方，也就是他成功地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能够把渊源于西方文化根基中间产生的一套话语体系，像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体系，成功地和中国传统里边产生的话语体系结合起来。他说这叫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化这个字是很厉害的。
冯友兰曾经对于化有这么一个解释，他说化呢，你已经看不出来两者结合的痕迹了，甚至你根本就想不到他们是两者的结合，他就是一个新东西，这个时候才达到一种化的程度。在我们看到的毛泽东著作，以及讲话中间可以看到，在早年他也在引马克思怎么说，列宁怎么说，尤其斯大林怎么说，引一些，但是这一些东西我觉得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一些具体地针对的对策。对于毛泽东，他说他从马克思的著作之间只读出了四个字，叫做阶级斗争，别的都不重要。他领会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东西结合起来，形成了他整个的思维方式。
因为我觉得像马克思，我说你们研究马克思，你连德文都不懂，你研究什么马克思啊，你拿德文看看《共产党宣言》，把你给吓死，28岁的青年人，似乎如此敏锐，如此狂妄，逻辑如此地严谨，那都不是说一下子就能达到的一个高度。
有人认为马克思思想是19世纪欧洲思想中间典型的一种知识类型，逻辑的知识类型，这样的逻辑知识类型，显然和我们中国的那个知识结构是不一致的。所以你说它是两种东西之间有矛盾，是吧。其实我倒觉得他揉得挺好。
现场观众：萧老师你好。我们知道毛泽东对于大家来说，可能大多是以一种军事家、政治家、思想家，以及一种政治领袖的身份示人。其实我们知道在中国近现代的文学史上，他的诗词也是占有一席之地的，至今依然有着很大的影响。那么请问萧老师，您从对毛泽东他的诗词的分析中，可以跟您今天的主题，他的话语权力和政治修辞这方面有哪些联系，而且他的诗词是不是也无意中都在透露着他的一些政治逻辑和他的一些政治考量呢?谢谢。
萧延中：这是个挺复杂的问题，诗言志，诗其实真能表达自己是个什么人，这样的一种东西。毛泽东的诗词其实很能表现毛泽东是个什么人，像《沁园春·雪》那种狂放，那种不拘，把皇帝一个一个拎出来数落，然后最后俱往矣，那都是过去那点破事了，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那种狂是吧。另外一方面也体现了，像毛泽东对于人生生命的一种深沉地沉思。比如《九九重阳》那首诗，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春天好啊，秋天好啊，都好，你们去争吧，但是最后一句话，寥廓江天万里霜，不过如此而已啦，争个什么劲啊，是吧。那么这样的一种，道家的一种深刻的意境又反映了毛泽东的另外一方面。海德格尔说过一句话，叫做伟大的诗人一生只有一首诗，意思就是说，他的整个的思想，他对于整个人类的知识贡献是一以贯之的，只有那么一条线。
所以说毛泽东的政治修辞，无论他的文本也好，他的讲演也好，以及他的诗词也好，我想这些东西其实应该是融汇在一起的，都表现出毛泽东本人的一种气质，一种偏好，一种追求，一种渴望等等这样的一种过程。
田桐：毛泽东不仅字写的漂亮，诗做的好，也懂得语言的学问，出自他之口的名言警句激励着很多怀揣梦想的年轻人，而他的影响也不光在中国。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在哈佛大学当教授的时候，给同学们开出的必读书里面就有《毛泽东选集》，而毛泽东的政治修辞被西方人认为是最能够反映他内心世界的，同时带有浓厚地东方文化色彩。再一次感谢萧教授精彩演讲，感谢您收看这一期节目，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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