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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艰难探索

施坚持 · 2013-12-29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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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共产党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的艰难探索

  ——和张宏良老师交心谈心

  张宏良教授是左翼力量的中坚,赤胆忠心地捍卫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维护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权威。他以其雄伟檄文,锐利笔锋,对卖国贼进行无情的讨伐,引起汉奸宪政派对他的围攻,但他没有丝毫的胆怯,仍然无畏地站在斗争的最前线,而成为左翼力量的领军人物之一。

  我赞赏张教授的胆识,有机会就找他的文章看,往往给我很大的启迪和收获。我是支持张教授的,但看到张老师简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文章,我有不同意见,提出来和张教授商讨。我的意见也不见得对,或者有助于老师的千虑之一失,而求教于张老师。

  我从以下三个方面来阐述我的意见。

  一、关于市场经济问题

  市场的基础理论,有一个误区,就是不管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不管左翼还是右翼,都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由于这个理论误区,导致左翼和右翼都认定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市场起决定作用”这一条就是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因而右翼高兴赞扬,左翼愤懑反对。

  我认为张宏良老师也陷入了这个理论误区,老师说:“虽然中国共产党意识到了采用西方政治制度是一条亡党亡国的历史邪路,却没有意识到采用西方经济制度同样是一条亡党亡国的历史邪路,并且两者完全是同一条道路。”

  (老师错误地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看成是西方经济制度了。社会经济制度不看市场,主要看所有制,市场只是手段,不是区别经济制度的标准。西方的经济制度是资产阶级私有制,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是社会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中国没有采用西方的经济制度。右翼要求实现私有化,消灭国有企业,那才是真正的西方经济制度,才是真正要了社会主义的命。)

  老师还说:“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就一定会否定市场化改革方向。道理很简单,市场竞争的本质就是弱肉强食、优胜劣汰,扩大两极分化,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

  (老师错误地把市场与资本主义划上等号了。历史发展的客观逻辑否定的是资本主义,不是市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必须区别开来。把整个社会撕成碎片的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不能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解为市场化、私有化。只要不私有化,就不会两极分化。邓小平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邓小平年谱》1363页)。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同于弱肉强食的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它是共产党领导的市场经济,是为人民服务的市场经济,是维护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的市场经济;它是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的市场经济,它必须打击资产阶级的经济犯罪,如官商勾结,贿赂公行,投机倒把,炒买炒卖,买空卖空,垄断市场,欺行霸市,囤积居奇,操纵物价,金融诈骗,偷税漏税,走私贩私,造假贩毒,污染环境,制造泡沫等等罪行;它是受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的市场经济,一句话,它是建筑在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再说,市场竞争可以促使社会进步。张老师推崇的重庆模式也是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典型。如果肯定重庆模式,就要肯定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

  老师还说:“宪政制度是适应市场经济逐步形成的政治制度,是市场经济内生的政治制度,搞市场经济就不可能拒绝宪政制度”。

  (这是理论误区,也是国际垄断资产阶级的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搞市场就是搞资本主义,必然搞宪政制度,他们为了和平演变西化中国,就是这样说的,用以讹诈全世界,左派不能认同)。

  老师还说:“所谓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说穿了就是政府和资本的关系,发挥市场的决定

  性作用,也就是发挥资本的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总书记在《说明》中明确指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 这句话主要是解决政府和市场关系问题,解决“在资源配置中市场起决定性作用还是政府起决定性作用”这个问题。“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问题。” 所以我们不能片面、孤立地来理解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句话,把它绝对化,扩大化。我认为,政府在计划、宏观调控方面起决定作用;市场在微观经济活动中起决定作用。这次中央城镇工作会议确定“商品房归市场,保障房归政府”,实行“双轨制”调控。市场和政府是互补的,各起各的作用。 再说资本,也要区分社会主义社会资本和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是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剩余价值的手段;在社会主义社会,资本是国家人民的共有财产,是为人民服务的手段。社会主义不是一般地反对资本,而是反对资本家的剥削。)

  习近平总书记上任以来,发表了系列讲话,都是符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习总说:“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时期,这是两个既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因此,前后两个30年不能相互否定。我认为习总这个判断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以一分为二的观点来看党的历史,既然是探索,就难免失误,但成绩总是主要的。前后两个30年,不管有什么失误,都不应该否定。现在的情况是,右翼否定前30年,左翼否定后30年。

  党的十八大三中全会《公报》、《决定》为什么认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呢?这还得从中国共产党艰难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说起。

  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苏联没有解决好,中国共产党开始摸索,也没有解决好。毛泽东宣布,从共和国成立时起,就开始了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凭着毛泽东的巨大威望,过渡一帆风顺,原来准备15年完成的社会主义改造,到1956年就提前完成了,中国成了社会主义国家。对此邓小平评价说:“我们的社会主义改造是搞得成功的,很了不起。这是毛泽东同志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一个重大贡献。”(二302)。但这个运动搞得有些急,留下一些问题。1956年12月7日,毛泽东同民建和工商联负责人的谈话中说:“上海的地下工厂同合营企业也是对立物。因为社会需要,就发展起来。要使它成为地上,合法化,可以雇工。……还可以开夫妻店,请工也可以。这叫新经济政策。我怀疑俄国新经济政策结束得早了……可以消灭了资本主义,又搞资本主义。”(毛文集七170)。毛泽东这些话,反映了当时社会需要的实际情况,应该是正确的,但是毛泽东以后没有实行。

  在中国消灭几千年剥削阶级和剥削制度,这么艰巨的任务都能轻易顺利完成,毛泽东以为建设社会主义也是很容易的,可以很快完成,巴不得在他有生之年把一切好事办完,犯了急性病,于是思想脱离了实际,违背了他一生主张的“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凭着自己的巨大威望,在50年代末掀起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公社成立后,一大二公,括起了一阵“共产风”,陈伯达当时就主张消灭货币、商品和商业,公社实行内部调拨,吃饭不要钱。在公社范围内,实行贫富拉平,平均分配;对生产队农民的财产无代价地上调;银行也把许多农村中贷款一律收回。毛泽东总结为“一平、二调、三收款,引起广大农民的很大恐慌”。他认为这就是“否认价值法则,否认等价交换。”无偿占有农民的财产,剥夺农民,必然要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人民公社应该说是一次伟大的科学试验,试验总难免要失败。

  毛泽东认识到了问题所在,就开始纠正错误。他在第一次郑州会议的讲话,明确指出:“现在要利用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和价值法则,作为有用的工具,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他们向往共产主义,一提商品生产就发愁,觉得这是资本主义的东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这是不承认客观法则的表现,是不认识五亿农民的问题。在社会主义时期,应当利用商品生产来团结几亿农民。……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还说“商品生产不能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为什么怕商品生产?无非是怕资本主义。怕商品生产做什么?不要怕,我看要大大发展商品生产。”“商品生产,要看它是同什么经济制度相联系,同资本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同社会主义制度相联系就是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毛文集第七卷435至439页)关于公社无偿上调的财产要不要退赔算账的问题,毛泽东认为“旧账一般要算。算账才能实行那个客观存在的价值法则。这个法则是一个伟大的学校,只有利用它,才有可能教会我们的几千万干部和上亿人民,才有可能建设我们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否则一切都不可能。……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无偿占有别人劳动是不许可的。”(毛文集第八卷34页)

  对大跃进以来的错误,毛泽东在1962年1月召开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七千人大会)作了检讨,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上,我们还有很大的盲目性。社会主义经济,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拿我来说,经济建设工作中间的许多问题,还不懂得。”“在认识客观规律以前,我们的行动总是不自觉的,带有盲目性的。这时候我们是一些蠢人。最近几年,我们不是干过许多蠢事吗?人家不骂,我们应当自己骂自己,从这些事来看,我们实在是太蠢了。”(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1031页)。

  毛泽东说的商品生产实际就是市场经济,因为商品交换只有在市场上才能完成,否则,商品生产也是空的。等价交换,价值规律也只能在市场上实现。大跃进以来的错误,都是毛泽东首先认识并纠正的,只是纠正得不彻底。上述认识,只是毛泽东一时爆发的思想火花,也没有形成具体政策,怎样建设社会主义,仍然在摸索中徘徊。

  为了解决人民公社存在的问题,毛泽东号召全党进行调查研究,1961年要成为“实事求是年”。陈云响应全党大搞调查研究的号召,于1961年6月,到上海市青浦县小蒸公社进行了3个星期的调查,其中有这么一个情况,就是小蒸公社靠近黄浦江,解放前,有好多渔民傍晚到黄浦江捕鱼,清晨到上海出卖。解放后制度逐渐改变,上海市要青浦县每月供应多少水产品,青浦县就规定渔民所打的鱼必须运回青浦,卖给县水产公司,再由水产公司运到上海去完成供应任务。这样做不但要多一次往返运输,而且常把活鱼变成死鱼,价格大跌,渔民对此意见很大。上海市民也吃不到新鲜的活鱼。陈云知道后,请县长、水产局长来谈话,劝他们恢复过去的老办法。县长说这要上海取消我们的供应才行,我们自己无法改变。陈云知道上海不会取消供应制度,在会议结束后叹了一口气说,我一个副主席(党中央副主席),连这样一个小问题都解决不了,实在对不起人民。(《薛暮桥晚年文稿》332页)。这个小资料对我触动很大,使我开始认识到社会主义引进市场机制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计划经济只能管宏观调控,如果管到经济的微观活动,必然要违背经济的客观规律——价值规律,就是“瞎指挥”,把经济搞僵。基层生产单位没有一点自主权,多劳不能多得,就没有生产的积极性、主动性,只等着上面喂饭吃,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严重阻碍生产力的发展。

  《共产党宣言》指出: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后,首先采取的十条措施,其中第二条“征收高额累进税”。第五条“通过拥有国家资本和独享垄断权的国家银行,把信贷集中在国家手里。” 马恩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时,认为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说“银行掌握在公社手中,这会比扣留一万个人质更有价值。”(马恩选三卷10页)。关于“资本”,《宣言》有这样一段话:“资本不是一种个人力量,而是一种社会力量。因此,把资本变为公共的、属于社会全体成员的财产,这并不是把个人财产变为社会财产。这里所改变的只是财产的社会性质。它将失掉它的阶级性质。”说明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里,还存在银行、资本(社会财产)和财政税收,就是说还存在货币、商品和市场。银行是管理资本、货币、市场的总机关。

  早在延安时代,毛主席领导实行的就是市场经济,成立边区银行,通过发行独立的边区货币、信用,团结民族资本家,充分发挥商人的作用,促进了边区经济的发展。对外贸易以货易货,不积累伪币和法币;征税发钞,实行谨慎的货币政策。它成功地避免了巴黎公社因没有掌握、创新金融系统而失败的教训。市场经济的作用,部分打破了蒋介石对边区的严密封锁,对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对人民生活的改善,对战争的物质保障,起了莫大的作用。

  既然在社会主义国家里肯定了银行作用,那就要随之肯定货币、商品、市场的作用,不然就说不通。恩格斯说的消灭货币、商品,应当是全世界都实现共产主义时代的事情,那时不仅消灭货币、商品,而且消灭阶级、国家、战争、政党、专政、民主等,不是人为而是自然消灭的,这种人类大同远景是必然到来的,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就说到了这个人类的远景。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母体中孕育、发展而来的,必然带有资本主义的旧痕迹。如果现在就消灭市场、商品、货币,这个政策就超越了社会主义初级的历史阶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就是“左”的错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探索中,犯错误是难免的。只有在现实的墙壁上碰得头破血流,才能认识到市场经济这个真理;只有违背了客观规律,才知道客观规律的存在。

  市场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独有的,奴隶社会,封建社会都有市场,中国3000多年以前的商朝就是重商的意思。中国北方大草原,盛产马羊,缺少粮食;中国内地,盛产粮食,缺少马羊,用马羊换粮食,对双方都有利。市场就是做买卖,商品流通,城乡交流,互通有无,互利双赢,造福人类的地方。世界成了一个地球村,地球就是一个大市场,中国需要中东的石油和澳大利亚的铁矿石,而中东和澳大利亚也需要中国的日用商品,国际贸易也是互利双赢的。人类开始是以货易货,以后出现一般等价物,出现了实物货币,比如羊等。封建社会出现了钱庄,发明了纸币(钱票),是银行的萌芽,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条件。市场、商品、货币、银行,是人类文明长期发展的智慧结晶。市场、商品、货币、银行不代表任何社会性质,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它跟科学技术的性质一样,任何社会都可以用,资产阶级可以利用,无产阶级也可以利用,谁掌握它,它就为谁服务。

  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存在根本矛盾。计划和市场都是发展生产力的方法。他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 邓小平还强调: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社会主义国家有个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干一件事情,一下决心,一做出决议,就立即执行,不受牵扯。” ”“能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什么困难的事都能搞成。” 比如三峡水利工程,西气东运工程,南水北调工程,航空航天工程,科学技术工程,环境保护工程,社会保障工程等等,这都不是市场自发盲目性能做到的,必须发挥党和政府的权威作用才能解决问题。所以,光有计划,容易僵化;光有市场,容易盲目。市场和计划要结合起来,市场的作用和政府的作用相结合,必须“两手抓,两手都要硬”。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的基本要求。

  所以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概念,不是错误也不是罪过,不是实行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而是是继承、总结中国共产党,包括毛泽东长期艰苦探索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经验教训的积极成果,走出了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新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新贡献。

  二、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

  邓小平说:四项基本原则是个“成套设备”,是个有机整体,“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二173)。如果在“四项基本原则”中肯定任何一项,其他三项都要同时肯定;否定其中任何一项,其他三项也会同时被否定。我想用张老师的话做例子来说明,张老师说:“公有制、共同富裕、国家安全——还有下一步我们要努力争取的大众民主——才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因素,才是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这个话说得好。 公有制、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邓小平也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三111)。邓小平还说:“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共同享受的民主。”(二168)。也就是张老师说的“大众民主”。邓小平和张老师说的是同样的话。再说“国家安全”本来就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头号任务。张老师的话符合四项原则中的两项原则(坚持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但这两项原则是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实现。张老师肯定这两项原则的同时,也就肯定了另外两项原则。说明“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不能割裂。不可能出现“除了坚持党的领导之外,其它全是空的”的现象。

  邓小平提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无产阶级必须用马克思主义教育自己,使自己由一个“自在的阶级”转变为“自为的阶级”。无产阶级必须组成自己的先锋队共产党,才能进行胜利的斗争。无产阶级必须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毛泽东把上述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作为武器和目标,应用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首先建立无产阶级的政党共产党,然后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将党武装了起来,建立一支强大的人民解放军,武装夺取政权,建立新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叫作人民民主专政。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不是建立一个资本主义社会,而是为社会主义作准备,打基础,创条件。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

  邓小平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经验,总结概括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并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的东西,是我们党长期以来一贯坚持的。”虽然马克思提出来了,毛泽东实践成功了,但没有人作这样简洁明确的概括,这是邓小平的功劳。

  “四项基本原则”表达了习总说的“三个自信”:坚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理论自信,坚持社会主义就是道路自信,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大众民主就是制度自信。共产党是总管这三个自信的。

  “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灵魂、信仰、价值观和精神支柱。它代表了人民大众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是共产党的根本立场,是党的传家宝。“四项基本原则”成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在共产主义实现前是不过时的。丢掉了“四个坚持”,不仅民主革命不会成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不会成功,共产主义的理想就会成为泡影。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意义非同小可。

  张宏良老师在《当今中国思想领域无剑可亮的根源 》的博文中说,“当今中国思想领域无剑可亮”。我认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当今中国思想领域致右翼于死命的最亮的亮剑,怎么说没有亮剑呢?

  如果左翼也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看成一个“虚张声势”的东西,那就真的是左右合流了。

  三、关于党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开放的问题

  改革开放就是实现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三373)这跟右翼汉奸派推行私有化,大搞两极分化区别了开来。

  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补充,是对体制的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进行改变。这跟右翼汉奸派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区别了开来。

  改革开放要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别人的经验可作参考,不能照搬,照搬从来都不会成功。“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三3)这跟右翼汉奸派照搬西方普世价值,克隆美国制度的卖国路线区别了开来。

  改革开放就是要如邓小平说的:“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二172)他还说:“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三369)这跟右翼汉奸派妖魔化毛泽东,反毛污毛区别了开来。

  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是共产主义者,都坚持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在建设社会主义的总方向是一致的。不是要不要社会主义的分岐,而是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分岐。邓小平与毛泽东有不同的意见,不是反毛,污毛。邓说:“毛泽东同志在长期革命斗争中立下的伟大的功勋是永远不可磨灭的。”还说:“没有毛主席就没有新中国,这丝毫不是什么夸张。毛泽东思想培育了我们整整一代人。我们在座的同志,可以说都是毛泽东思想教导出来的。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 (二148、149)

  邓小平与林彪不同,是真心忠于毛泽东的,就像历史上比干、屈原。林彪搞个人崇拜,表面大捧毛泽东,暗地却阴谋杀害毛泽东。林彪事件的暴露,对毛泽东的打击最大,以至一病不起。邓小平与林彪比起来,是忠奸分明。

  邓小平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学生,是毛泽东教导出来的一代人。他说:“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已经提出、但是还没有做的事做起来,把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二300)这件毛泽东没有做完做好的事就是改革开放。

  更重要的是,邓小平是把改革开放纳入党的基本路线之中的。基本路线就是毛主席说的总路线,它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离开了基本路线,就会犯“左”倾或右倾的错误。毛泽东说:“党的路线正确就有一切,没有人可以有人,没有枪可以有枪,没有政权可以有政权。路线不正确,有了也可以丢掉。”(毛著摘编1897)。

  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概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就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两个基本点”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两个基本点互相依存,缺一不可,两个基本点是保证经济建设快速发展的。

  路线就是道路。所谓“道路自信”就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条道路的目的地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四项基本原则”就是指引“改革开放”沿着这条道路前进的方向标。如果废弃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方向标,改革开放就可能走向邪路,走向资本主义。所以“四个坚持”是“改革开放”的前提和基础,是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的。

  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说了很多,千叮咛万嘱咐:“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要长治久安,就要靠这一条。真正关系大局的是这个事。”(三380)。“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军事、外交等各个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三371)。

  邓小平逝世后,他的话就不管用了。改革开放被右翼绑架,使改革开放逐渐变质,改革开放成了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江泽民在党的十六大推出“三个代表”,自吹自擂地说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天上没有两个太阳,一个党不容许有两条基本路线,有了新的“基本源”,党的基本路线实际上就被废除了。但邓小平还有利用的价值,他们抓住“改革开放”不放,砍掉“四个坚持”的方向标,准确地说,是腰斩了基本路线。邓小平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三370)。他们篡改成“不改革开放就是死路一条。”硬说这是邓小平说的,把一个大黑锅让邓小平背。他们绑架了改革开放,也就绑架了邓小平,打着邓小平的旗帜来反对邓小平,把邓小平理论篡改得面目全非。“三个代表”为复辟资本主义作了铺垫和桥梁。

  由于路线是决定一切的,丢掉了唯一正确的基本路线,共产党和人民大众原来拥有的一切就都会丢得干干净净。官僚资产阶级上台,老百姓就再次沦为奴隶地位。

  从党的16大以来,改革开放就变了味。正如张宏良老师说的:改革开放成了“西方主导的改革开放”。“改革变成抢劫代名词,开放变成卖国同义语。”“对众多老百姓而言,改革就是涨价,改革就是下岗,改革就是强拆,改革就是股市掠夺,改革就是失去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原来免费的福利保障,改革就是老板成为随意处置员工的老天爷,领导成为决定下属命运的万能上帝。”这些观点都是极为正确,一针见血的。

  现在习近平又重提党的基本路线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被右翼劫持的“改革开放”夺了回来。习总对两种不同的改革开放有极为精确深刻的认识,他说:“有人说我提出两个三十年都不否定,是搞两个凡是,但事实上呢,是一些党内既得利益集团绑架了改革,把改革当做了他们家的招牌。不让人说话,不让人民群众评价,因此啊,我看这些所谓‘改革派’才是真正的搞新的‘凡是’。成了凡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做法就是改革,凡是打着改革旗号的做法、路线就是绝对真理、绝对正确了,就不许广大党员干部,和人民群众评价,只能无条件接受了。人民群众质疑改革,就给人扣帽子、抡棒子,说人家是要搞文革,说人家是反改革、是敌对势力。老百姓为什么越来越对改革不满,就是一只苍蝇坏了一锅汤,把改革道路搞臭了。这些人试图一叶障目,掩耳盗铃,但老百姓心里也都有杆秤,有一面镜子。”还说:“有些人打着改革的旗号,其实是搞倒退,是搞他们的小金库,把公共财富和国家资产变成他们的囊中物。为什么发展僵化不前?就是有些人是打的自己的小算盘,而置人民群众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与不顾。这样的所谓改革,老百姓怎么会不骂娘,怎么可能不骂娘?而老百姓千呼万唤的那些改革举措,则迟迟无法指定,无法推行、更得不到落实,这是为什么?”(资料来源于网络)。习总的这番话是对右翼的致命打击。

  极右势力把改革开放搞臭了,习近平又重新夺回改革开放的发言权和领导权,把改革开放纳入社会主义轨道,这对左翼对人民是有利的。

 ……

  张老师赞扬“三个代表”是理论纠偏,用“以德治国”口号来夺回意识形态的道义制高点。对“三个代表”和“以德治国”作了这么高的评价,这是黑白不分是非颠倒的。

  “三个代表”确实是纠了“四个坚持”的偏。“三个代表”首先是概念模糊,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自己没有搞清楚,却要去代表。江泽民不知是真不懂还是有意装糊涂,只说一个抽象概念“先进文化”,让人们去猜,去自行理解和解读,以致儒教文化、邪教文化、黄色淫秽文化、享乐文化、黑社会文化都自夸为先进文化,在中国大行其道大显神通。更重要的是用“先进文化”这个模糊概念,暗示默许西方的普世价值文化是先进文化。16大以来,官方媒体、网络严禁宣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却有意让《炎黄春秋》、《南方周末》长期放毒,不加制止。妖魔化毛泽东成了气候,反毛、污毛思潮泛滥成灾。

  什么是先进文化?什么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其实“四个坚持”早就回答了这些问题: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是代表先进文化,坚持社会主义就是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发展中国。这么清楚的事情,江泽民却搞的糊里糊涂。

  “三个代表”是三句空话,不成理论形态,没有任何理论价值,不解决任何具体问题,但它摧毁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作用却至大至巨。仅用“代表先进文化”一句话就勾销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主导地位。只要抹杀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这一条,就足以让共产党名存实亡,使社会主义垮台,将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资产阶级专政。还有一点,江泽民允许亿万富翁入党,将无产阶级的政党变成资产阶级的政党。赫鲁晓夫仅用一个“全民党”就把苏联共产党搞垮了。前面说了,四项基本原则是成套设备,只要否定其中任何一项原则,其他三项原则就全被否定了。用三个代表来纠偏,越纠越偏向资本主义。

  “以德治国”、“以人为本”都是抽象概念的空话,不是马克思主义。以什么道德治国?是以无产阶级的道德治国还是以资产阶级道德治国?以什么人为本?是以老百姓为本还是以亿万富翁为本?用这些空话来糊弄人,用这些漂亮话作幌子,在幌子的掩盖下偷卖以资产阶级的道德治国,以亿万富翁为本的私货。要批判这些,需要专文,这里不能多说。

……

  现在习近平上任后,是真正的左转纠偏,不用16年或24年,仅一年功夫,就成效显著。右翼汉奸派的嚣张气焰打了下去,左翼的声势大振。

  十八届三中全会的《公报》、《决定》都是纲领性的文件,主要解决改革开放的方向、理论、道路的问题。张宏良老师说:“左翼赢得了理论层面的期货胜利,右翼赢得了制度层面的现货胜利。”我的看法与张老师不同的是,左翼不但赢得了理论层面的期货胜利,而且赢得了制度层面的现货胜利。张老师还说:“就社会发展规律来说,理论、纲领等战略因素,才是决定社会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根本性因素;相反,各种具体制度等战术因素,是随时可以改变的,根本不能决定社会发展的方向和道路。”这话就对了。全会的《公报》、《决定》敲响了右翼的丧钟,是左翼的全面胜利,右翼的彻底失败,右翼是白高兴了。

  在新中国成立的前夕,毛泽东说: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毛泽东说的是向共产主义进军的万里长征。改革开放最终目标是共产主义,但这条道路,人类还没有走过,哪里有高山河流,哪里有荆棘丛林,哪里是岐路,还不得而知,走错了路还得走回来,仍然是“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习总强调:“我们永远要有逢山开路、遇河架桥的精神,锐意进取,大胆探索。”全会《决定》提出了“顶层设计与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的命题。摸着石头过河就是探索的意思。有人认为有了顶层设计,有了毛泽东思想,就不需要摸着石头过河了,这个想法是糊涂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不变的,永久有效的,但改革开放却是一个变化发展的概念。毛主席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实际情况千变万化,人的思想必须随着实际情况的变化而变化。但是要了解变化的真实情况是很难很难的,必须进行艰苦的调查研究才能做到这一点。至于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弄懂改革开放的特殊规律就更不容易了。邓小平说:改革开放要实事求是,就是要不断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就是摸着石头过河,科学研究本身就是摸着石头过河。

  习近平说:“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干革命、搞建设、抓改革,从来都是为了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可以说,改革是由问题倒逼而产生,又在不断解决问题中得以深化。”“改革要从群众最期盼的领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的问题改起”。中国现在的问题多如牛毛,改革必须从解决具体问题下手,而旧的问题解决了,新的问题又来了,新的问题是层出不穷的。习总还说:“制度总是需要不断完善,因而改革既不可能一蹴而就、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说明具体制度的改革是向前发展的,由不完善到完善,不是固定不变的。习总强调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现时正在广大干部中进行群众路线的教育,恢复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改革开放必须“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改革开放的顶层设计还必须得到群众的认可,经受实践的检验。 改革开放好坏的最根本的衡量标准,就是看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是不是年年得到改善,改革开放的红利是不是有益于人民。

  一年来习近平的言行和实践,证明习总是一个成熟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人民合格的领袖。他遇事有主张,有办法,不是轻易被别人牵着鼻子走的角色。他是懂得党的战略和策略的,该退让时就退让,该出手时就出手。所以我们左翼人民群众,应该相信、支持习近平,团结起来,搞好社会主义建设,实现中国梦。

  我是一介草民,是张宏良老师的学生,跟老师交换意见,算是教学相长吧。以上意见仅供张老师参考,如有不对的地方,还请老师赐教,我愿和张老师继续讨论。但愿张老师一如既往,担当引领左翼群众向右翼汉奸派顽强战斗的旗手和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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