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夹雪几年前发表的文章《胡耀邦，你是一个奇迹》，我早就读到过，是一篇很好的文章。也因为如此，也常常被人提起，在血腥的昆明“3·01”暴力恐怖事件发生后，因为牵涉到少数民族地区分裂主义势力，这篇文章在网上被不少人引用，尤其是这一段：
“胡耀邦在少数民族上扶植旧贵族，打压共产党的积极分子。在西藏，胡耀邦万里1980年12月到西藏后，把仍在服刑的376名‘西藏叛乱’分子全部释放，戴帽监督改造的600人一律摘帽，清退过去被查抄的财产。1959年的叛军司令拉鲁坐牢6年，以后回乡务农。胡耀邦请其出山，当上自治区政协副主席，其妻任政协常委，儿子任自治区宗教局副局长。与此同时，翻身农奴重新回到地狱，沦为弱势群体，工作、收入无保障，非常困难。不仅如此，胡耀邦还提出‘要把80%的汉人从西藏撤出来’，‘在新疆问题上，党中央只要三个权：国防权、外交权、内政否决权。即除了国防、外交归中央管外，新疆自治区范围里的内政都由你们决定。’‘两少一宽’等等政策，使稳定多年的西藏、新疆开始动荡，为近几年的‘3·14’，‘7·5’埋下了隐患，时人称为‘胡耀邦，胡乱邦，乱了西藏乱新疆’。可是今天还有人说胡耀邦坚持正确的民族政策，这是第八个奇迹。”
公正地说，在基本判断上是正确的，只是在细节上有出入。胡耀邦是在1980年初担任总书记之后不久召开了西藏工作座谈会，5月份，他和书记处的书记万里等到的西藏，不是12月。在进藏途中(飞机上)，即发表了著名的“胡氏六字”：免征、放开、走人。免征就是免去群众的农牧业税;放开就是放开所有的经济活动领域;走人就是把进藏的汉族干部大部分调回内地。对于其中的“走人”，胡耀邦还在几次讲话中做了一些阐释，说了一些与其身份很不相称的糊涂话。走人政策造成的严重后果，实际上很快就显现出来了，而且，对于对于这一错误政策，到1990年代，就已经有相当一级的领导人提出过公开批评。
释放1959年叛乱人员实际上有两次，一次是1978年11月4日，拉萨召开大会公开释放一批;一次是1979年3月12日，也就是邓小平会见达赖的二哥嘉乐顿珠的当天，在中央的指示下，西藏自治区司法机关全部释放1959年参加叛乱的在押人员。都是胡耀邦进藏前的事，拉鲁更是在此之前就被释放出来了。至于在改革开放新时期，拉鲁重新走上领导岗位，这并不是一件值得大说特说的事情。其家人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也在我们党的统战政策之中(这里说的其子，早在年幼时即被认定为昌都强巴林寺的大活佛之一)。
我想想要指出的是，作为我们党的重要领导人，胡耀邦在执行民族政策上的严重失误。而这一点在西藏，突出地表现在对以前的上层人士没完没了地“落实政策”，对西藏民主改革后跟党走的这批人不闻不问，由此给整个社会心理造成的极大的冲击;以及对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做狭隘的理解，在这种理解的基础上出台的一些错误政策，西藏地区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动荡即源于此，而不是当时认定的所谓“左”的后果。
这些历史情况，并不是不可获得的，曾担任过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阴法唐、陈奎元等人的著作、中国共产党西藏史等，均已公开出版，稍加留意即可获得准确的资料。
顺便也可以说一下，几年前司马南先生在一篇文字中说到西藏地区的党的领导人时，竟然把范明也列为一任西藏工委书记(1965年西藏自治区党委成立前，称为中国共产党西藏地区工作委员会，简称西藏工委)，实际上范明从未担任过这一职务，担任这一职务是张国华和张经武。当然，这都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只是，在立论时，出现这些细节上的错误不太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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