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一代网络技术(WEB 2.0)的基础上，各种社交媒体(Social Media)蓬勃发展。它们不仅提高了交流的效率，也使信息化时代的生活更加快捷与便利。然而，西方左翼对网络与社交媒体的作用一直争论不休，对它们的社会影响也意见不一。近期，密德萨斯大学教授马丁·厄普丘奇(Martin Upchurch)在英国左翼季刊《国际社会主义》杂志2014年第1期发表文章，探讨网络技术与社交媒体对工人阶级正负两方面的影响。
高估社交媒体的影响
近年来，左翼对网络和社交媒体(WBC)的作用展开热烈的讨论。西弗吉尼亚大学的乔尼·琼斯(Jonny Jones)曾刊文评述这些讨论，并正确地指出高估社交媒体对社会运动的影响十分危险。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信息与通信新技术无疑提升了社会运动的组织能力，但它们并没有创造社会运动。如果那么认为，就是一种本末倒置的技术决定论。威斯敏斯特大学教授克里斯汀·富克斯(Christian Fuchs)是社交媒体领域的顶级专家，他从马克思反对“技术中心主义”的视角出发，批判将社交媒体作为社会运动引擎的观点，认为这是一种“拜物主义，……一种以技术代替思想对社会发挥影响的工具决定论意识形态”。
将WBC的价值夸大为社会运动引擎的倾向，反映了一种过度强调新技术对于激发社会抗争和社会变革影响力的思想潮流。例如，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从后现代视角指出，“实时的电子交流不仅是一种更快捷的传递新闻或信息的方式，还从本质上改变了我们的生活，贫穷和富有的人都概莫能外。”曼纽尔·卡斯特尔(Manuel Castells)在其《信息时代》三部曲中也将信息技术视为现代社会变化的根源。在他看来，网络取代等级成为社会组织的主导形式，个人则通过技术建构自己的身份。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和安东尼奥·内格里(Antonio Negri)认为，物质生产已经消失在一个失重世界(a weightless world)，权力没有固定边界或领土中心，我们生活的世界中权力“既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这同样是一种后现代的视角。
无论从现代还是后现代角度，上述观点不仅回避或侵蚀了社会变化的物质基础，也否定了根源于阶级形成和阶级斗争的变革推动者的重要性。凯文·杜根(Kevin Doogan)在其著作《新资本主义》中，将这种回避描述为更为专业的“去物质化”。他认为，距离和时间的消失导致失重世界概念的出现。我们似乎超越了技术中心主义，进入一个崇拜知识传播的世界。但这种观点忽略了一个重要事实：“即便知识传播是非物质的，但其生产和消费仍是物质的。”
因此，现在面临的任务是，通过考察日常工作环境中通信技术的影响力，真实地验证这些“失重”和“去物质化”理论。从生产的角度说，如果我们想要完全理解通信技术影响力的含义，就需要集中考察它在工作环境中的作用。首先是雇主在劳动变化过程中使用通信技术提高工作强度的权力;其次是通信技术在劳动者组织通过工会反抗雇主的过程中体现的潜在解放力量;再次是此类技术是否会影响工会内部普通成员与管理阶层之间的权力平衡。
雇主利用社交媒体监控员工
在马克思看来，为了保持竞争力，技术被个人资本用作减少“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工具。现代管理者通过建立“业绩管理”的“曲线”得出自己的结论。为了提高整体业务水平，某一单位中业绩评估得分处于最后10%的员工将定期被清退。因此，现在的工作场所已经成为个人业绩评估和以业绩定薪水的地方，这种评估不仅包括劳动产出，还涉及以团队合作能力、态度、创新和领导为标准的抽象劳动形式。工作场所的新通信技术具有一个重要特征，它为雇主提供了进一步使日常工作惯例化与标准化和及时“清除”业绩不佳雇员的机会。
数字化的通信技术进一步加强了对员工业绩的评估。首先，评估工作业绩已经不需要员工自己填写工作日志，也无需专门的检察人员，评估劳动产出和效率可通过远程操作即时进行。电脑化的监控方式，不仅可以实现无缝监控所有工作日，还压缩了工人自行做决定的空间。其次，新的通信与网络技术使雇主能够将监督的触角由易于衡量的劳动产出延伸至工作的各个方面。因此，新技术超越了传统的监控工具，提高了监督效果。随着Twitter、Facebook等社交媒体的兴起，雇主有更多机会监控、窥探、约束和控制员工。与此类似，政府部门也可以利用关键词驱动技术监控和偷看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聊天记录。
不仅工作的时间和地点因灵活便捷的网络受到侵扰，就连劳动本身也因某些工作目标或业绩与行为的抽象标准受到限制。雇主可以在面试前在tweets或Facebook上进行预选，熟悉其偏好与言行，了解其朋友的类别与数量，绘制一幅由其社会与政治习惯、性别、年龄和肤色组成的印象图。但是，这一过程中的主观性和危害显而易见。雇主利用社交媒体打击员工的典型事例是英国航空公司(BA)2011至2012年的员工罢工。英国航空公司工会的下属部门BASSA 组织了22次罢工，该公司随后采取报复行动，打击在罢工中使用Facebook、电子邮件和短信相互联系的个人，导致40名机务人员受处分、15名支持罢工者被解雇。
将虚幻变为现实的社会运动
福柯(Foucault)设想的工作场所和圆形监狱(Panopticon)已经出现。一些评论者认为，这一噩梦已经成为现实，因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员工的一举一动和每一次失误都受到监控并被实时记录下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休·福尔妮(Sue Fernie)和大卫·麦特卡夫(David Metcalf)将电脑技术的效用比作为管理者提供了一种电话呼叫中心模式(a call centre environment)的“完美”控制方式。菲尔·泰勒(Phil Taylor)和彼得·贝恩(Peter Bain)反驳了这种说法，他们关注雇员以个人或集体性怠工和反抗的方式进行的抵制。
我们必须考虑社交媒体对员工通过监督和曝光雇主的不当行为与公司的疏漏之处而“扭转乾坤”的影响。Facebook和Twitter为此提供了一个直接而即时的工具，雇主和公司的行为受到约束，而员工在网上揭发雇主不当行为的机会和意愿也相应提高。然而，基于网络的活动使事情复杂化。社交媒体无需经过第三方，就可以立刻将各种信息公布给全世界的观众，这不仅体现为维基揭秘、曼宁、阿桑奇和斯诺登等事件，也包括揭露雇主的玩忽职守和腐败行为。为了证实这种观点，一些评论者转向福柯，后者在《话语的秩序》一文中将语言、话语和权力联系到一起。该视角以“分散式话语”模式为底层人员的集体行动提供了机会。
“分散式话语”不仅有能力扰乱全球经济中各公司的权力关系，还能在工会内部产生影响，因为普通成员可以利用社交媒体挑战工会领导层的官僚主义和保守性。“分散式话语”的拥护者认为，社交媒体可以使普通民众组织起来，通过散布信息和挑战“官方”话语的方式反对保守的工会官僚。
然而，这种观点或许过于乐观了。第一，激进人士消化和处理信息的数量有限，网络疲劳问题显而易见。第二，热衷于关注、转发和分享热点议题和网上倡议的“懒汉行动主义”(slacktivism)和“点击主义”(clicktivism)现象，给我们一种社交媒体能将想法转化为行动的假象，但其中的被动性真实存在。第三，就工作场所的集体行动和团结而言，我们不仅要评估社交媒体带来的力量，更要评估它在工会内部权力与权威的形式。
近期有评论指出，“工会成员比非工会成员更乐于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系统(ICTs)。”但是，工会激进分子更喜欢使用社交媒体的事实，并不必然表示工会将恢复活力或激进的普通成员能有效地挑战工会的官僚层，因为社交媒体的使用不仅局限于激进的普通工会成员，工会的管理阶层和右翼激进分子也会充分利用信息网络。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普通民众的独立性和力量来自劳动战线的团结，不能指望社交媒体拯救集体性组织。在面对面的接触和争论中，民主辩论和群众集会是社会信任的生命线，也是将虚幻变为现实的社会运动不可或缺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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