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美国与俄罗斯在乌克兰问题上再次交锋，而与此相关的另外一个话题也在不断延烧当中，即谁是美国真正的敌人。
按照亨廷顿的说法，正是因为“他者”的存在，才界定了“自我”的身份、利益与战略取向。从历史上来看，美国的兴起与准确定位“他者”或“敌人”不无关系，如建国之初，美国将其与欧洲“旧世界”区分开来，认为欧洲列强是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美国应该避免与之发生政治纠葛，这成为“孤立主义”外交政策的肇始。
再比如，二战期间，美国将德意日“三国同盟”视为对美国乃至世界安全的最大威胁。因此，美国不仅成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最重要的基础性力量，而且也成为维护世界正义、和平的化身，美国的国际地位空前高涨。战后，美国之所以能够建立新的国际秩序，一方面源自于美国强大的军事、经济实力，另一方面也得益于它的道德感召力与权威性。
然而，冷战结束后，美国陷入到战略对手“空缺”的失落与迷茫之中。很大程度上来说，美国有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敌人”情结。于是，美国开始不断地寻找敌人，并在此进程中重新界定自己。新世纪之初，美国似乎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敌人”——中国。在小布什政府执政伊始，中美之间就发生了“南海撞机”这样的严重事件。当时，两国关系尚未从1999年的“炸馆事件”中恢复，这一事件又为双边关系发展增添了新的变数。实际上，小布什就曾公开声称，中国不是美国的战略伙伴，而是美国的战略竞争者。当时的美国政府对于这个发现是充满欣喜的，并且在战略上作出了重大调整，“重返亚太”政策已箭在弦上。
但是，九一一事件打破了美国的战略部署。此后八年，美国开启了颇具争议的全球反恐时代。不过，我们需要清楚的是，尽管美国将其敌人“锁定”在“基地”等恐怖主义组织以及与此相关的恐怖主义活动上，但美国所投入的重大战略力量仍然是置于对传统民族国家与重要地缘战略地区的经略之上。例如，美国所发动的阿富汗、伊拉克战争，不仅拔除了“基地”组织的大本营和庇护者，而且其势力还渗透、扩大到中亚、中东地区。
再比如，美国利用“反恐”之名，在高加索地区、非洲地区广泛建立或租用军事基地，对伊朗、朝鲜等国家冠之以“邪恶轴心”“暴政前哨”等名号，这一切都是基于地缘战略考虑，而非是简单地打击恐怖主义。从这个角度来说，小布什政府的外交战略究竟成败几何，现在似乎还不是下结论的时候。可是，经历过八年的全球反恐战争，美国在一点上是弄明白了，即将恐怖主义这一缺少实体存在的对象作为美国的“敌人”是荒谬且不可持续的。
伴随小布什政府任期终结的不仅是美国深陷的两场战争、受损的国际形象、支离破碎的美国经济，还有一个重要的地缘战略挑战，即2008年8月间的俄格战争。颇为有趣的是，六年以后，奥巴马政府同样面临着这样的困境。因为乌克兰问题，美国与俄罗斯又一次站到了博弈场的中央。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俄关系“重启”进程或因为此次事件而戛然而止，美欧与俄罗斯新的地缘战略之争似初见端倪。
从现象上来看，在这两起事件当中，美国似乎都处于相对被动的地位。并且，美国所可采取的反制措施并不多，也未必有效，但美国对其盟友所做的政治承诺是否可信，在国际社会中着实打下了大大的问号。因此，2014年3月20日，奥巴马在就乌克兰问题发表讲话时强调，“美国对北约(NATO)盟国的支持毫不动摇”。3月26日，奥巴马在与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会晤时再次强调了这一点。
经过上述梳理，可以发现，美国在冷战后将其所谓的敌人(全球意义上)指向了三个目标：中国、恐怖主义、俄罗斯，其中恐怖主义这个敌人，很大程度上也代表了一些政治实体，如伊拉克、伊朗等。细致观察之后，我们会有所顿悟：在这三个“敌人”当中，唯有中国不仅未对美国的霸权利益构成实在或潜在的挑战，而且事实上成为美国在处理众多国际问题上的一个重要伙伴。
令人匪夷所思的是，美国究竟是基于什么而将中国界定为“敌人”?是因为中美在意识形态、社会制度、文化价值等方面的差异性，还是中国的发展势头与发展潜力对美国构成了威胁?如果中国对美国的国家利益构成了威胁，其表现何在呢?(有趣的是，中国主动提出，要与美国构建“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难道仅仅是基于现实主义者所信奉的“国强必霸”论吗?难道仅仅通过所谓的理论推演等这样颇具主观性的臆测与虚拟的设想，就将中国纳入到美国的“敌人”序列当中，并对华采取预防性政策吗(美国亚太再平衡战略被很多中国人视为是美国牵制、防范中国的最新举措)?
如果这样做，美国的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寻找敌人，亦或是为了寻找“敌人”而制造“敌人”?约瑟夫·奈曾经就指出，如果将中国视为敌人，它就可能真正成为敌人。倘若如此，恐非美国之福，也非世界之幸。
任职于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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