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施仁政——谨以此文纪念毛主席逝世38周年

　　前言：改革开放以来，以李锐、辛子陵、茅于轼一伙为代表的党内外资产阶级代理人和新生的腐败官僚主义分子，摇唇鼓噪，极尽造谣诬蔑之能事，连篇累牍的诬称毛泽东是“暴君”，施行的是“暴政”。李锐说：“毛泽东就是一个暴君”。是“一个极端凶残、自私的暴君和魔头”。茅于轼拿不出任何证据，就放谣言：“他整死的人大部分是最穷苦的人……”这些极其荒谬的谣言严重的影响了国内外舆论，忽悠了一代又一代年轻人，播下了不明事理的人仇恨毛泽东的种子!那么事实到底是怎样的呢?本文用人所共知的真实历史事实来论证：毛泽东一生施仁政!

　　一、 毛泽东一生中没有刑罚过一个政敌

　　毛泽东一生，在漫长的革命生涯中，可以说政敌多多，但没有一个私敌。这些政敌，党内的，党外的，国内的，国外的都有，可以说不计其数，但都是公敌。

　　蒋介石，毛泽东一生中最大的政敌莫过于国民党蒋介石。蒋介石是旧中国“三座大山”的掌门人，是中华民国四分五裂的统治者。此人十分阴险绞诈，手段残酷无情。1927年4月12日向共产党人开刀，杀戮中共党员不计其数，史称“4.12政变”。自4.12以后，毛泽东与蒋介石、共产党与国民党分道扬镳，成为中国政坛上的死对头。蒋介石代表旧中国统治阶级，毛泽东代表中国人民革命事业;蒋介石当然要千方百计地消灭毛泽东领导的“造反派”。所以，蒋介石曾三次派人到湖南韶山挖毛泽东的祖坟;井冈山时期，蒋介石发动五次围剿，梦想扑灭星星之火;长征路上，蒋介石发重兵围追堵截，妄想让毛泽东成为石达开第二;延安边区，蒋介石一边经济封锁，一边军事进攻，企图置毛泽东于死地;重庆谈判期间，蒋介石最终抛弃“诚”与“敬”，备下毒手要“扣留”“审治”毛泽东，独享胜利果实。1935年9月7日，蒋介石颁布悬赏通缉令：生擒毛泽东者奖洋10万元，献首级者奖洋8万元。

　　毛泽东面对如此凶神恶煞的蒋介石是如何应对呢?毛泽东对待蒋介石，一向都是光明磊落，从来没有使用过阴毒手法。灭掉蒋介石的机会不是没有，而是从来没有想过要灭其肉体。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国民党内的好战派要将蒋介石炸死在西安，是毛泽东中国共产党从中调停，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建立国共合作的抗日统一战线。解放战争结束，蒋介石成为中国第一号“战犯”，毛泽东丝毫没有要辑拿归案的意图，只是把他“赶到一群小岛上去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蒋家祖坟被捣毁，毛泽东周总理派人修好蒋家祖坟，并严格保护。毛泽东称赞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主权意志。毛泽东共产党对蒋介石真是做到“仁至义尽”了。

　　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成立到1977年的五十多年间，党内发生过十次路线斗争。十次路线斗争给党领导的革命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十次路线斗争的头头们，都是共产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具有显赫的地位和权势。他们都是与毛泽东代表正确的革命路线斗争中发生和发展起来的，他们在位时，都把毛泽东作为自己的政敌或“死对头”。可以毫不客气的说，他们真真切切是毛泽东的政敌。毛泽东是如何对待自己的对手的呢?

　　毛泽东在革命理论问题上，在革命道路和路线问题上，在无产阶级专政和人民大民主问题上，历来都是坚持斗争，毫不妥协;历来都是光明正大，不使阴招，不玩权谋。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当过五届中央局领导。陈独秀在大革命时期，推行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使共产党差点被国民党灭掉;1929年他成立托派组织，与共产党分庭抗礼，死不悔改。1929年11月15日被开除党籍，最终被革命洪流所淘汰，被人民所唾弃，默默无闻。1942年5月24日病死在四川江津乡下的杨津。可是，毛泽东对陈独秀还是给予充分的肯定：说“他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建党有功”。“开除党籍”是对陈独秀最重的处罚。

　　李立三是中国共产党内第二个犯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错误的主要负责人。因为李立三左倾盲动错误行动快，损失大，危害大，影响广，所以，李立三本人很快就认识到错误的严重性。并多次从党的全局利益出发，深刻检查反省自己的错误。因而李立三一直在党内和政府内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经不起折腾，经不住考验，于1967年6月22日自杀身亡。他一生没有受到过任何党纪政纪处罚。“翻案派”1980年为他召开什么“平反昭雪”大会，真是滑稽可笑。

　　罗章龙是中国共产党内右倾分裂主义错误的主要负责人。1931年他策划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大分裂，成立第二中央。1931年1月21日，罗章龙被开除中央委员及党籍。罗章龙被开除出党后，一生教书育人。1995年寿终正寝。“开除党籍”是对罗章龙最重的处罚。

　　张国焘是长征路上推行右倾分裂错误的主要负责人。1935年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在四川懋功地区会师后，反对中央关于红军北上建立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的决定，进行分裂党和红军的活动，10月率部南下康川，在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1936年6月被迫取消第二“中央”。1937年3月，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判他的分裂主义和军阀主义错误。为了教育和挽救他，同年9月仍派他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代主席。1938年4月初，他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陕甘宁边区，投靠国民党。1937年4月18日被中共中央开除党籍。1948年11月去台湾。1949年转居香港。1968年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9年的一个寒冬之夜，冻死于一家养老院。“开除党籍”是对张国焘最重的处罚。

　　王明是中共党内犯过两次路线错误的主要责任人，这两次路线错误给党和革命事业造成重大的损失。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在中央苏区打击、排挤、解除毛泽东领导职务的就是王明。但是，党和毛泽东只在思想路线上清算他的错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王明任中央法律委员会主任、中央人民政府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等职;王明历任七届和八届中央委员，一直没有撤销他的中央委员职务。王明曾主动提出撤销自己中央委员的请求，但毛泽东从党的利益出发，力排众议，仍提名王明为中共中央委员的候选人，这样，王明在“八大”上仍被选举为中央委员。1956年1月30日，王明及其家人从北京乘飞机出发，2月1日抵达莫斯科。中央对王明十分关切，他赴苏时专门派了保健护士、警卫员和保姆，后来又派了两名针炙大夫赴苏达半年多，协助苏联方面给王明治病。1957年11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苏。他在繁忙的访问期间，还特派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赖祖烈等人前去看望王明。1974年3月27日在莫斯科病逝。王明终身没有受到党纪政纪处罚。

　　高岗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内第一次分裂主义的主要责任人。高岗1953年调中央工作。1954年2月在中共七届四中全会上，因同饶漱石进行分裂党、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活动，受到揭发和批判。于1954年8月27日自杀身亡。1955年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通过决议，开除其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从目前公开的资料看，高岗是新中国成立后，党内第一次派别斗争的牺牲品。也是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结果。这一次派别斗争超越了毛泽东的掌控范围。毛泽东对高岗是既斗争又要团结的。就在高岗去世的当天，毛泽东就打电话到现场，要求中央对高岗“善殓厚葬，用上等棺木”，指示中组部“对高岗的子女，由组织上抚养”。这是周总理在高岗家里接的电话，当着刘少奇、彭真等领导人的面宣布的。吴冷西还回忆说：“毛主席回到北戴河，知道高岗死了，非常生气，对周恩来大发脾气：你们把高岗问题处理的复杂化，扩大化了。你们不同意他在中央工作，他可以到地方去工作，听说高岗检讨送上来，也无人与他谈话，听听他的意见，这是我们应该做的吗?” “撤销职务” “开除党籍”是对高岗最严重的处罚。

　　彭德怀是“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首领。1959年7月，彭德怀在庐山会议期间，写信给毛泽东主席，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的错误提出批评，受到正常的批判，并在中共八届八中全会上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反党集团”的首领，1959年9月17日免去国防部长职务。1962年6月，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写八万言书，反驳庐山会议给他的定性。1965年11月28日，彭德怀被派往四川任中共中央西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第三副主任。1965年9月23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彭德怀，对其承认“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并对在场的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称“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对老彭的看法应当是一分为二，我自己也是这样……在我的选集上，还保存你(彭德怀)的名字。为什么一个人犯了错误，一定要否定一切呢?”庐山会议后，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分别调离国防、外交、省委第一书记等工作岗位，仍然保留中央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1974年11月29日，彭德怀因患直肠癌医治无效，在301医院逝世，并非反毛者们所说的“被迫害死”。党组织没有开除彭德怀党籍，“撤销职务”是对彭德怀最重的处罚。

　　刘少奇是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头号走资派。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次大多数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大民主运动。“这次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对于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建设社会主义，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时的。”1967年2月中旬，毛主席还在一次会议上讲，九大时要选少奇同志为中央委员。1968年10月13日至31日，中国共产党第八届扩大的十二中全会在北京举行。全会一致通过《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全会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毛泽东对刘少奇是“当作自己同志犯错误，还是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撤销职务”“开除党籍”是给刘少奇的最高处罚。

　　林彪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和中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历史上的风云人物。一度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但事物是发展变化的。1971年9月8日，林彪下达反革命武装政变手令，企图谋害毛泽东，另立中央。在其妄图策划反革命政变、谋害毛泽东的阴谋败露后，于9月13日0时与妻子叶群、儿子林立果等从山海关机场强行乘飞机外逃，凌晨3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温都尔汗肯特省贝尔赫矿区南10公里处机毁人亡。1973年8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开除林彪党籍。林彪猖遑外逃时，毛泽东还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随他去吧。“开除党籍”是给林彪的最高处罚。

　　邓小平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自己认定的党内二号走资派。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及党的八届十三中全会期间，要求开除邓小平党籍的呼声势起，均遭到毛泽东的反对;特别是反击右倾翻案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职务后，毛泽东还是力主保留邓小平的党籍，给他留下东山再起的根基。

　　右派分子。1957年，邓小平任中共中央反右运动领导小组长，全国共抓出右派分子569957人。远远超过毛泽东预计五千名的人数。毛泽东对待右派分子的政策是：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群众监督，思想改造。由于有毛泽东掌舵，50多万右派分子才没有一个被判刑坐牢的。在毛泽东的指示下，右派中极少数首要分子，开除公职，劳动教养;绝大多数人只带右派帽子，由统战部门管理，分配适当的工作，交给群众监督;所有右派分子都给予基本生活费(高于当年二级工人工资)。在毛泽东指示下，从1959年到1964年，给30多万人摘除了“右派分子”帽子。给右派分子中的少数人最高处罚是“开除公职”、“开除党籍”、劳动教养。

　　国民党战犯。毛泽东明确指示，对国内战犯“一个不杀，分批释放”，把他们关押起来进行思想改造，重新做人。新中国成立前后，我们俘获和逮捕了一大批国民党军政人员。国家公安部提出，在解放战争时期犯有严重战争罪行的国民党军队的将、校级军官，国民党政府省主席和厅长级官员，国民党、三青团中央委员，省(市)党部书记和委员，以及特务系统的处、站长以上人员，可列为战犯。根据这个标准，当时列为战犯的有926 人。这些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都犯有严重罪行，有的罪大恶极。经过几年时间的教育改造，1956年党中央毛泽东开始考虑战犯特赦问题。4 月25 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 论十大关系》 的报告，就宽大战犯的政策问题作了说明。毛泽东讲：“党的政策总的精神是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杀了这些人，一不能增加生产，二不能提高科学水平，三对我们除四害没有帮助，四不能强大国防，五不能收复台湾。如果不杀或许对台湾还会产生影响。”1959 年9 月14 日，毛泽东代表中共中央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在庆祝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时候，对于一批确实已经改恶从善的战争罪犯、反革命罪犯和普通刑事罪犯，宣布实行特赦是适宜的。”10 月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分别在各地的战犯管理所召开了有全体在押战犯参加的特赦释放大会，宣布了特赦释放的战犯名单，发放了特赦通知书。首批特赦的战犯共33 人，其中有杜聿明、王耀武、曾扩情、宋希镰、陈长捷、杨伯涛、邱行湘、郑庭岌、周振强、卢俊泉等10 名高级将领以及末代皇帝溥仪。特别是在1975年最后一批获得特赦的293 名战犯中，有10 人申请去台湾被批准，更引起了轰动。当年有关部门规定，安置在农村的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助费15 元至20 元。毛泽东说：“气魄太小了---- 15 元太少!”毛泽东指示很具体：“放战犯的时候要开欢送会，请他们吃顿饭，每人发100 元零用钱。每人都有公民权，不要强迫改造。有些人有能力，可以做工作。年老有病的要给治疗，跟我们的干部一样治。人家放下武器25 年啦!”特赦后的国民党战犯中的许多人先后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和常委，还有一批人被安排为地方政协委员、常委。他们参政议政，发挥了积极作用。特别是末代皇帝溥仪也被改造特赦，成为新中国的公民。

　　日本战犯。毛泽东对日本战犯的改造政策是：一个不杀，从宽处理。 1950年7月，969名关押在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战犯被引渡到中国，送往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改造，等待中国政府的审判。这批战犯当中，不乏当年日军要员，据全面侦讯调查，侵华期间，他们及属下共杀害中国平民和被俘人员85.7万余人，烧毁和破坏房屋7.8万处又4.4万余间，掠夺粮食3700多万吨、煤炭2.22亿吨、钢铁等金属3000多万吨。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管教伊始，抚顺管理所对战犯严格实行“三个保障”政策：“保障人格不受侮辱，保障生活条件，保障身体健康”。经过几年的改造，1956年6月～7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对曾担任高级职务的日本战犯进行公开审判，法庭上出现了罕见一幕：所有受审战犯，无一人否认罪行，无一人要求赦免，相反却痛哭流涕地鞠躬或下跪，请求中国人民严惩，被国际史学界惊呼为“抚顺奇迹”。按照当时国际上惩治战犯的量刑标准，至少有上百名日本战犯应处以极刑，然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宽宏大量，最终只对45人予以判刑。1956年6月至1964年3月，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关押的近千名日本战犯，除1人病故外，全部被分期、分批释放回国。许多日本战犯回国后，都不停地用自身经历劝诫民众反省战争，1957年9月24日，获释战犯在日本创建了“中国归还者联络会”，通过不间断开展各种活动，成为日本国内和平反战、促进日中友好的一支重要而活跃的力量。

　　毛泽东面对自己的政敌，历来都是光明正大，历来都是在斗争中求团结。由于毛泽东始终抱着“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哲学思维，所以，在他面前败下阵来的所有政敌，没有不“心悦诚服”的。其中的不少政敌还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场合，赞扬、肯定、学习过毛泽东。下面，我们仅摘录蒋介石、张国焘、王明、刘少奇、王光美等人对毛泽东的评说。

　　蒋介石是毛泽东手下败将，从来不服输。但是。朝鲜战争结束后，蒋介石仰天长叹，对儿子蒋经国及毛人凤等军事将领说：“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毛泽东的对手，盟国(美国)说我蒋介石不行，可是他们又怎样呢，我看他们西方国家也是一群蠢猪。他们与中共毛泽东比，从哪方面都无法相比!16个国家最精良的军队，30多个国家后勤补给，加在一起40多个国家的陆海空立体军事打击，竟然被毛泽东打的如此狼狈，耻辱啊!看来，“反攻大陆”的理想很难实现了!”“不过，毛泽东也是中国人的骄傲啊，更是一名奇才。中共有多少能者，我都不放在眼里，事实上没有任何人是我的对手，包括诸侯军阀们!唯有毛泽东把我挤到这几个小岛上了。盟国也不是毛泽东的对手，毛泽东打仗是艺术!各方面的领导都是艺术!蒋介石突然把声音提高了八度，“是高超的艺术!”他接着又说：“我们要研究毛泽东!要学习毛泽东!”这就是与毛泽东斗争了几十年的蒋介石对毛泽东的最后评价。

　　张国焘于1968年10月21日，对三名专访的美国人说：毛泽东发起“文化大革命”绝不仅仅是出于政治权力的考虑，毛泽东此举还有着哲学上的思考。在与美方来访人员谈到毛泽东时，张国焘认为毛有着超凡的魅力和政治能力，他认为作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毛泽东有一种对“平等”的渴望，一旦他发现自己建立的政权没有提供这些，甚至反而有走向反面的趋势时(也就是所谓的“变修”时)，毛便想采取措施来达到目的。这是“文革”发动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明于1940年5月3日，在延安“泽东青年干部学校”作了题为《学习毛泽东》的精彩讲演。在讲演中，王明高度概括从五个方面“学习毛泽东”：一、学习毛泽东同志始终如一忠于革命的精神;二、学习毛泽东同志勤于学习的精神;三、学习毛泽东同志勇于创造的精神;四、学习毛泽东同志长于工作的精神;五、学习毛泽东同志善于团结的精神。1940年5月7日，王明在《新中华》全文发表了他的《学习毛泽东》。

　　1967年1月13日，毛泽东在人民大会堂单独召见刘少奇，询问王光美和孩子们的近况，很客气，也没有批评少奇。刘少奇回家后对王光美说：“主席对我是有限度的。但是，群众发动起来了，主席自己也控制不住。”最具点击量的是晚年王光美说：“文革有它的历史必然性和复杂性，发动那样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必然会有一帮人跳出来兴风作浪，主席根本不可能管得住。凭心而论，主席虽然对少奇很不满，写了大字报，但还是当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是自己同志犯错误，并没有立案审查，更没有要把少奇整死。看今天的社会，毛主席当年是对的。”

　　梁漱溟先生1980年对美国作家艾恺说：“毛泽东实在了不起，恐怕历史上都少有，毛泽东是世界性的伟大人物，他创造了共产党，没有毛泽东就不能有共产党，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是百分之百的事实”!

　　知名右派章伯均说：“毛公是无私的”!

　　综上所述，不同派别的“政治家”与不同阶级的“政敌”，一个个被毛泽东战胜了，甚至一个个被毛泽东打倒了。但是，他们无愧于各色各样“政治家”称号，他们有一个共同特点：对毛泽东坦诚相待，实事求是。他们都拜倒在毛泽东的仁政之下，心悦诚服，退出舞台，最后还留下精彩的妙语佳话。

　　相比之下，毛泽东逝世后，以李锐、茅于轼等舞台小丑为代表的走资派翻案派及其汉奸卖国贼们，显得何等渺小。蛙王江边坐，哪个虫儿敢作声!毛泽东在世时，他们人在朝里做官，拿着人民的奉禄，埋藏真相，以屈求伸;毛泽东尸骨未寒，他们沉渣泛起，摇唇绕舌，捉笔代刀，如洪水猛兽，向毛泽东袭击;如阴沟里的苍蝇，向着毛泽东“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毛泽东更伟大。

　　毛泽东是伟人，更是一位战士，他为中国人民的的幸福战斗了一生。正如鲁迅所说：

　　战士战死了的时候，苍蝇们所首先发见的是他的缺点和伤痕，嘬着，营营地叫着，以为得意，以为比死了的战士更英雄。但是战士已经战死了，不再来挥去他们。于是乎苍蝇们即更其营营地叫，自以为倒是不朽的声音，因为它们的完全，远在战士之上。的确的，谁也没有发见过苍蝇们的缺点和创伤。然而，有缺点的战士终竟是战士，完美的苍蝇也终竟不过是苍蝇。去罢，苍蝇们!虽然生着翅子，还能营营，总不会超过战士的。你们这些虫豸们!

　　二、毛泽东一生钦命七名贪腐官吏极刑

　　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创立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器，对外是防止国外敌人的侵略，保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对内是防止国内敌人捣乱和破坏，巩固无产阶级政权，保卫人民群众安居乐业。无产阶级专政是对占我国总人口5%以下的极少数阶级敌人实行专政，没有对极少数敌人的专政，就没有绝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民主和自由。

　　毛泽东一生施仁政，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动用国家机器。毛泽东从井冈山建立苏维埃政权开始，到延安，到北京，到“三反”“五反”结束，经过毛泽东钦点，共杀了七名贪污腐化分子。他们是：

　　1、谢步升。江西瑞金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利用职权，贪污打土豪所得财物，偷盖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管理科公章，伪造通行证，私自贩运物资到白区出售，谋取私利。他为了谋妇夺妻掠取钱财，秘密杀害干部和红军军医。事发后，查办案件遇到很大阻力。毛泽东很关注谢步升案，他力主严惩，并指示说：“腐败不清除，苏维埃旗帜就打不下去，共产党就会失去威望和民心!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1932年5月9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最高法庭二审开庭，经审理，判决：“把谢步升处以枪决，在3点钟的时间内执行，并没收谢步升个人的一切财产”。这是毛泽东严厉惩治腐败分子的第一枪。

　　2、左祥云。江西中央苏区，为筹建中央政府大礼堂和修建红军烈士纪念塔、红军检阅台等纪念物，专门设立了“全苏大会工程处”。工程于1933年8月动工。当年11月就有人举报左祥云与总务厅事务股长管永才联手贪污工程款。中央人民委员会即令中央工农检察部、中央总务厅抓紧调查，结果发现左祥云在任职期间勾结反动分子，贪污公款246.7元。1934年2月13日，苏维埃最高法院在中央大礼堂开庭公开审判左祥云及有关人员。审判历时近五个小时。判决左祥云死刑，执行枪决。同时，对其他有关人员做了相应判决。2月18日，对左祥云执行了枪决。

　　3、唐达仁。1933年夏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工农检察部收到一封匿名举报。部长何叔衡先后派出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1933年12月28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会议，听取中央工农检察部关于瑞金县苏维埃贪污案的汇报。会议决定，瑞金县财政部长蓝文勋撤职查办，会计科长唐达仁交法庭处以极刑。

　　4、黄克功。黄克功少年时参加红军，跟随毛泽东经历了井冈山的斗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是“老井冈”中留下来不多的将领。1937年10月，26岁的红军旅长黄克功，对陕北公学一个女学生刘茜逼婚未遂开枪将她打死在延河边。有人提出国难当头，人才难得，可让他戴罪杀敌。经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黄克功被处以死刑。黄克功给党中央、中央军委写信，要求从轻处理，戴罪立功。毛泽东接信后给边区法院院长雷经天写信，支持法院判决，并要求在公审大会上，当着群众和黄克功的面公布这封信的内容。信的全文：

　　“雷经天同志：黄克功过去斗争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一个普通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和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和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厉的纪律。如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自己的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导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

　　黄克功对此心服口服。临刑前，当黄克功听说中央已安排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时，感动得痛哭流涕。就这样，一个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被公审枪毙了。黄克功之死被誉为毛泽东“挥泪斩马谡”。

　　5、肖玉壁。1940年，上级安排老战士肖玉壁到清涧县张家畔税务所当主任。肖玉壁打过多次仗，仅身上留下的伤疤就有90多处，可谓战功赫赫。上任后，肖玉壁以功臣自居。不久，就贪污受贿，同时利用职权，私自做生意，甚至把根据地奇缺的食油、面粉卖给国民党破坏队，影响极坏。案发后，边区政府依法判处他死刑。他不服，向毛泽东求情。毛泽东问：“肖玉壁贪污了多少钱?”林伯渠答：“3000元。他给您写了一封信，要求看在他过去作战有功的情分上，让他上前线，战死在战场上。”毛泽东没有看信，沉思了一阵，他想起了黄克功案件。毛泽东对林伯渠说：“你还记得我怎样对待黄克功吧?”林伯渠说：“忘不了!”毛泽东接着说：“那么，这次和那次一样，我完全拥护法院判决。”就这样，贪污犯肖玉壁被依法执行枪决。

　　6、刘青山、张子善。1950年11月，有人揭发出天津地委书记、石家庄市委副书记刘青山，原天津专区专员、天津地委书记张子善的巨大贪污案。这两人居功自傲，贪图享受，革命意志消沉，腐化堕落。他们扬言：“天下是老子打下来的，享受一点还不应当吗?”两人于1950年春至1951年11月，假借经营机关生产的名义，勾结私商进行非法经营。他们利用职权，先后盗窃国家救灾粮、治河专款、干部家属救济粮、地方粮，克扣民工粮、机场建筑款，骗取国家银行贷款等，总计达170余亿元(旧币)。

　　1951年11月29日，华北局向毛泽东、党中央报告了天津地委严重贪污浪费的情况。11月30日，毛泽东在转发这一报告的批语中指出：“……这件事给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市区党委提出了警告，必须严重的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

　　在公审大会召开之前，有高级干部考虑到刘、张两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向毛泽东说情。毛泽东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我建议你们重读一下《资治通鉴》。治国就是治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之不国。”

　　刘青山、张子善被处以死刑。枪声一响，举世震惊。世人都知道，这两颗人头落地换来了中国官场至少30年的清政廉明。

　　毛泽东对贪官污吏的“狠”与对政敌的“仁”，是相辅相成的。毛泽东对贪官污吏的“狠”，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出毛泽东的仁政思想。旧时代的统治者对“罪犯”是要“株连九族”的，而毛泽东从来不曾株连过任何人。例如对黄克功，一面钦命处以极刑，一面对他的家人进行安抚，使黄克功心服口服，感动得痛哭流涕。

　　毛泽东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对贪官污吏的极度憎恨!他说：“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

　　毛泽东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对共产党人天职的深刻思考!他说：“与贪污腐化作斗争，是我们共产党人的天职，谁也阻挡不了!”

　　毛泽东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对党和国家干部队伍的严格管教!他说：“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严重现象，如果不加以彻底肃清，它们就要腐蚀我们的党，腐蚀我们的政府，腐蚀我们的军队，腐蚀一切财政经济机构和一切革命的群众组织，使我们的许多干部人员身败名裂，给我们的国家造成极大的灾害，一句话，这就有亡党、亡国、亡身的危险”。钦命处决刘青山、张子善两个贪官时，毛泽东反复强调：“如果一个个都寡廉鲜耻，贪污无度，胡作非为，国家还没有办法治他们，那么天下一定大乱，老百姓一定要当李自成!国民党是这样，共产党也是这样。杀张子善、刘青山我讲过：杀他们两个，就是救两百个、两千个、两万个啊。问题若是成了堆，就是积重难返了啊!”

　　毛泽东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他对人民群众的爱和护!在他的心灵深处有一种“人民勤务员”强烈情结。他要求党和国家的干部都要做“人民的勤务员”。他要求我们的队伍“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他要求干部都要“克己奉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他对身边工作人员说：“主席不是皇帝，主席只是人民的一个勤务员”。

　　毛泽东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是源于毛主席对自己充满信心!他说：“我们共产党不是明朝的崇祯，我们决不会腐败到那种程度。不过，谁要搞腐败那一套，我毛泽东就割谁的脑袋!我毛泽东若是搞腐败，人民就割我毛泽东的脑袋!”毛主席敢对党、对人民作出如此庄严、如此神圣的承诺，如果没有坚定的信念，如果没有非凡的勇气，如果没有伟大的情操，是不可想象的，更是不可能一以贯之的。

　　毛泽东从井冈山苏维埃政权到陕甘宁边区政府，再到北京新中国诞生之初，几十年间，只处死七名贪官污吏，再没有第八个。结果是建立了一个中外历史上最为清明廉洁的人民政府;最为克己奉公两袖清风的党政干部队伍。新中国官场风清气正几十年，没有出现过一个大贪官，1951年以后三十年再没有杀过一个大贪官。这就是毛泽东对贪官污吏毫不留情的伟大史诗!

　　三、毛泽东发起各项群众运动的根本目的：宣传教育，提高觉悟，统一意志

　　毛泽东自1927年3月5日发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到1976年9月9日他去世时，近五十年间，他领导中国共产党发动的各种运动很多。据网上资料统计，新中国成立后就有50多次，有的统计为60多次，无论多少次，这些运动都与毛泽东有很深的缘源。我们考量毛泽东的一生，他具有“运动情结”。茅于轼一伙反贼们，恶毒攻击毛泽东“残暴”，靠“运动整人”，而且“整死的都是穷人”;还有人说“毛泽东是靠运动治国”。“运动治国”不值得非议。“运动治国”就是人民群众治国，就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管理国家大事。运动就是生命。小到一个人，一滴水，一度电，大到一个政党，一个国家，或整个宇宙，都是靠运动才有生命，才有发展，才有前进。

　　毛泽东一生发动的各种运动，归纳一下主要是以下三个类型：政治革命运动;经济建设运动;文化教育运动。政治革命运动主要有：农民运动、工人运动、秋收起义、万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经济建设运动主要有：南泥湾大生产、人民公社大跃进、农业学大寨、工业学大庆、农田水利建设、铁路公路建设、兵团建设等。文化教育运动主要有：延安整风、三反五反、反右派运动、四清运动、知青上山下乡、文化大革命等。

　　考察毛泽东发动的各种运动，反映出毛泽东的“人民情结”。毛泽东一生，心里装着人民群众，想着人民群众，为着人民群众。他相信人民群众，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他发动的所有运动，都是号召人民群众，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与运动。可以说，没有人民群众的参与，也就无所谓任何重要的运动。如果没有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任何运动也就搞不起来，没有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的运动，那不能叫“运动”，那只能是一般的社会“活动”。纵观毛泽东发动的一系列运动，最终的出发点都是为了人民的利益。

　　例如，解放战争，那是中国历史上一场旷古未有军事运动。毛泽东指挥的若干革命战争，史称“人民战争”。从东北战场到华北战场，从华东战场到渡江战场，毛泽东发动了四万万中国人民参与“解放全中国运动”，是人民群众用小车和步枪摧毁了蒋家王朝，是人民群众用木船和竹筏把蒋介石挤到了东海的小岛上。

　　例如，抗美援朝运动。一首志愿军战歌“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保和平，保祖国，就是保家乡”，就动员起全国人民群众，积极参加志愿军，慷慨解囊，捐献财物，连“红线女”都倾其所有，捐献一架战斗机;抗美援朝运动一方面打败了当时不可一世的“联合国军”，让世界上头号军事帝国美国老老实实几十年;另一方面，保卫世界和平，使我们新中国的国防几十年安然无恙。

　　再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铁路建设、公路建设、水利建设运动，都是靠动员人民群众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搞起来的。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没有资金，没有机器设备，硬是靠人民群众的一双双手，一副副肩膀;靠一根根扁担，一担担撮箕，一截截钢扦，一架架“鸡公车”，在没有任何报酬的条件下，建成了10万多座大中小型水利工程，建成了4万多公里铁路，建成了200多万公里国道省道和乡村公路;为我们国家改革开放构筑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再例如，文化大革命运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理论指导下的伟大实践;是中外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民大民主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全国动员的程度，涉及范围的宽度，参加人员的广度，探索问题的深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无论是革命派还是反动派，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皇派，无论是有党派还是无党派，无论是学生、工人、农民，还是党政干部和军人，七亿人口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自觉地主动地参加运动，投身到文化大革命的洪流中，接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

　　毛泽东发动各种运动，必然有占人口大多数人的参与。人民群众参与的积极性何来?来自于人民群众对自身利益的诉求和实现，来自于关注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责任感。推动运动发展的动力是什么?是正确的理论指导。纵观毛泽东发动的所有运动，群众，只有群众，才是推动运动发展前进的动力!

　　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各种运动，都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目标是“打倒土豪劣绅，一切权力归农会!”延安整风运动的目标是：“整顿作风，整顿党风，整顿学风。”解放战争运动的目标是：“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抗美援朝运动的目标是“保家卫国!”镇压反革命运动的目标是：“巩固新生政权，粉碎国民党复辟梦想。”“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目标是：“打倒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毛泽东发动各式各样群众运动，除了实现一个既定目标外，还有一个最为重要的目的：通过各种运动，宣传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人民群众的思想觉悟，统一全党全民的革命意志，完成革命和建设事业。

　　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毛泽东是这样肯定农民运动政治教育作用的：“开一万个法政学校，能不能在这样短时间内普及政治教育于穷乡僻壤的男女老少，像现在农会所做的政治教育一样呢?我想不能吧。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这几个政治口号，真是不翼而飞，飞到无数乡村的青年壮年老头子小孩子妇女们的面前，一直钻进他们的脑子里去，又从他们的脑子里流到了他们的嘴上。”

　　英国前驻华大使理查德·伊文思撰文指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教育。他说，文化大革命是“更进一步地教导整个社会，认同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并建立与之相互适应的机构。从1950年代起，他就开始这样做了。在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当中，比较突出的有四种：平等、共产、朴素和斗争。毛泽东很重视斗争，因为他认为唯有通过斗争，才能得到真正有价值的东西。而且他还认为，社会主义不是稳定的社会形态，而是很不稳定的社会形态，所以必须经常加以强化，否则就会退步”。

　　毛泽东为什么能够驾驭博大浩远的各种群众运动?就是为因运动的目的非常明确：政治教育。因而，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指导运动发展的方针政策。

　　“大部不抓，一个不杀”。“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思想教育从严，组织处理从宽”。“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批评和斗争，达到新的团结”。“我们主张积极的思想斗争，因为它是达到党内和革命团体内的团结使之有利于战斗的武器”。“在斗争性中一定要坚持文斗，摆事实，讲道理，以理服人，才能斗出水平，才能达到教育人的目的”。“必须注意政策，打击面要小，教育面要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严禁逼、供、信”。“对犯错误的人，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们有了觉悟的时候，及时解放他们”。“扩大教育面，缩小打击面”。“要斗私、批修”。“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以上字里行间，我们能看出毛泽东是靠运动来整人吗?!

　　历史曲曲折折到今天特色社会，在全世界开办了几千所近万个“孔子学院”，鼓捣孔孟之道，又起到了什么样的教育作用?孔孟之道的核心是为统治阶级服务。这种违背人民意志，没有人民群众参与的富人办学运动，就是办到全球的每一个角落，也不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对毛泽东思想在全世界的普及程度。

　　毛泽东一生追求的理想政治生态，就是要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

　　四、结束语

　　斗转星移，世事变迁。毛泽东一辈子没有把任何一个不同政见者投入大牢。而其他人是怎么干的?有多少人被杀头?有多少人被投入大牢?有多少人被清算?谁“仁政”，谁“暴政”，前世今朝，泾渭分明!不用多说，都懂的。

　　：彭雪太

　　2014年9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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