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改革开放的附产物，“军队国家化”问题近十年来随时都会从某个阴暗角落冒了出来，大摇大摆地走进国家公民的视野。因其离经济因素的改革较远，与国民生活的改善并不发生直接的关系，因此普通民众和网民关注的并不多，提出否定结论的，也无非就是党的官方喉舌或官员。
“军队国家化”，其始作俑者和竭力鼓吹者虽然没有明说，但葫芦里卖的，却是与中国国家命运和人民福祉利害攸关的毒化剂，或者说是以“改革”理念包装的远比核威慑凶险得多的预谋性精神原子弹。“军队国家化”的谬论，笔者认为应该是阴谋论，其要害是建立在背弃或否定社会主义制度上面的。
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从社会主义制度诞生的一天起，作为国家政权支柱和抵御外侮的军队，都是党管军队，或者说是党指挥枪，至于军队与国家的关系，一个最明显的体制性标志，就是党的总书记既是国家主席，又是中央军委主席，从体制构架看，军队既是党的又是国家的，已经没有任何疑义。
这样的体制构架，为什么有的人还喋喋不休地提出“军队国家化”问题?难道国家主席兼中央军委主席还不能代表国家?还不利于国家政治的稳定?还要超越现有体制实现某些人理想中的“国家化”?这就是全部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或者说就是“军队国家化”论者“明修栈道，暗渡陈仓”所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军队是人民的，又是代表或反映人民意愿的党和国家的，这是天经地义的铁律，即使请世界上最成功的改革家设计，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绝对不会出现所谓的“军队国家化”问题。既然军队既是国家的又是人民的，何来“军队国家化”问题?
某些人恶意炒作的所谓“军队国家化”问题，充其量是某些人虚晃一枪挑战国家政体的敲门砖而已。言下之意就是说，某些人迫切需要保护既得利益万古不变的支柱或靠山，就要像西方两党或多党制那样，军队只听命于随党派斗争不断变换的总统，归根到底是听命于既得利益集团的摆布，才能高枕无忧，这就是某些人理想中的“军队国家化”症结之所在。
“军队国家化”之所以有其政治空间，是与前些年某些人刻意炒作的西化论息息相关。可以这样说，政治体制的西化论与“军队国家化”，是某些人精心包装的包藏祸心的“改革”目标的两个方面，或者说，就像沾满铜臭气的一枚硬币的两个方面一样。
站在新的历史界岸上审视政体西化论和“军队国家化”，如果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反动”，至少也是对世界大势全然不知的“蠢蠢欲动”。笔者得出这个结论的依据，一是明智的资产阶级政治家们，为避免固有矛盾激化摧毁制度本身，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移植了不少社会主义的成分，迄今已达社会化的程度。
二是对世界一党制、两党制和多党制有着深入研究的美国哲学社会科学家伯恩斯，对毛泽东创建的社会主义制度，早在1993年就给出了历史性的结论：“政治领导人和普通中国人民之间相互的和有组织的关系来锻造一条坚定的行动路线”;“这种领导与被领导相互作用过程的结果是在历史上产生了最强有力的一种领导制度，它达到这样一种程度，使群众的态度能够影响党的政策”。(伯恩斯《领袖论》287页)
三是世界著名的美国研究机构——兰德研究所执行所长亚龙·布鲁克，近期在中国人民大学发表演讲，无可奈何地说西方正在放弃资本主义。言下之意就是说，西方国家为了自身的发展与安宁，已经正在大踏步向社会主义迈进。
“军队国家化”，这种玩弄概念包藏祸心的理论，已经不是动摇党指挥枪原则这么的简单，事实上，它已经成了既得利益集团，或“全心全意”为既得利益集团效力的官员，确保既得利益万古不变最理想的依赖性支柱和拟议中的军事保障!
国家命运有自己的逻辑，就像治乱相因、政略相应一样，企图用某种视角、某种理念驾驭或改变国家命运的航向，并不是提出自以为高明实则愚不可及的所谓“军队国家化”问题，就能实现其阴暗目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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