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静挨骂因其失道——懂得道义才能正确博弈，中华复兴就是实现以公道莅天下
过去我说《杨澜挨骂因其缺仁》。这次就要说柴静因为其雾霾调查《穹顶之下》挨骂，因其失道。且幻想用错误的市场化道路解决中国环污染治理问题。天命尚在人为，难道说真有一个万能的市场可以治理中国的环境污染吗?不可能。因为所谓市场经济就是利益驱动。而一个以利益为驱动的市场必须要一个以义为利的政府才能稳定。正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市场的运动名以上是供求关系，本质上是利益关系，利益驱动。而少了不以利为利，而以义为利的政府国家天下就会乱了套。通过三十多年来对市场经济从理论到实践的观察，造成的问题如：食品安全问题.资源的滥采滥掘.环境污染严重等等。市场经济已经把中国带入了一个互坑时代。“今天你用毒大米毒馒头坑我，明天我用毒火锅毒胶囊坑你。为了钱财杀鸡取卵自相残杀，哪管道德良知和什么未来!坑吧，全坑死了拉倒，咱们都一锅毒水煮了下地狱，谁都别想跑!”
诚如柴静调查的所言中国相比西方国家耗费了巨大的能源，但这些能源这些能源财富真的用在了中国人身上吗?不是。难道在美国生孩子的柴静没有发现美国有那么多中国制造的日用品?中国早在七十年代就注意到了西方工业化造成的环境污染问题。当时中国总理曾经说过，中国是社会主义国家不会重复西方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道路。
为什么造成今天的污染雾霾?因为中国的工业化三十多年来失去了独立自主原则。一些中国当家人信奉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租不如打工，打工不如卖资源，卖资源不如做夫妻的理论。从上至国家下至平民百姓为了省钱赚钱而制造污染。正是改开以来流行的私有产权理论造成的。在先富论和私有产权理论下人们总想挖光.掏光这片土地上的财富而个人致富，再把财富移民海外。所以说只有在共富论与共有产权理论.共同继承制思想下才可解决中国的污染和雾霾问题。所以我说只有李嘉诚的落幕才是中华近代史的彻底完结。因为李嘉诚是中国没有帝王后，私天下最大的成功者。他经营起了自己的财富帝国。
西方人习惯讲权，中国人习惯讲道。现在如柴静等公知们都习惯用西方话语讲什么价值和权利。关注雾霾解决环保问题本来是公利的事业，而柴篇从开头到结尾，却始终站在了私利的角度。世界上并非柴静有儿女，也并非柴静不在了，而儿女还要在这个星球上生活。而且柴静狭隘的柴静好像忘记了“子又生孙，孙又生子，子子孙孙无穷匮也。”中国人好说一句——五百年前是一家的话。按照人类基因逻辑，我们将来的子孙后代生命中也有现在你素不相识的人的基因。现代基因学也可证明现在不同的家庭的后代，五百年后可能组成一个家。那么我们现在为什么要让私有占有和私有继承这样历史悲剧重演呢?为了眼前的私利而争，其实就是只谋一时而不谋万世。这就印证了那就古语——不谋万世者，不足义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义谋一域。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而只有远虑，长远的打算才能真正解近忧。实现中华民族复兴，拯救世界保护环境还需要公天下大仁义思想的革命。
谈论价值是西方人的观念，包括马克思都以价值论来立说。但谈论价值不是中华文化的观念。人类生活面对各种利益纷争。但中华文化在指导人在人类社会的活动时，不是以什么有价值.无价值来指导决定人的行为。相反只有利益小人的行为才总是用价值来衡量。
人的生活中总要面对价值与利益的取舍。所以中华文化是用道.德.仁.义的思想去指导人怎样去获得正确的价值。中华文化对人的社会行为讲的是人的道行与德行，仁与义的观念是超越价值的无价之宝.仁的思想不是自私，也不是无私。。“仁”是处理自己与他人关系的一种态度。仁的思想不追求个人利益的最大化.而是个人利益的合理部分.不能自私自利。利取中道则为义。每个人在处理面对的利益分配问题时以仁.义思想来相接。所以说利者义之和也。
有德之人的行为是对利益追的的舍弃，对利益的不得精神才是德。如果用价值的说法就是有德总是放弃看似有价值的东西，他们的行为不是得价值，而是得人心。是以圣人执左契而不责于人。所以才有《冯谖客孟尝君》中薛地市义的故事。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个人追求的自由应该如音乐需要和旋与旋而律。没有旋而律的不是音乐是噪音。所以说个人追求的自由与人权还是离不开道。要为自由立道。
少了公天下，哪有真仁义?复兴中华文化的思想革命应该是——抛弃旧道德而重建新道德。抛弃旧仁义重建新仁义。所以说不要把中华文化道与德.仁与义的处世思想与行为原则说成是价值观。
西方的有些人还是蛮夷文化只会言说价值而不会言说道义。所以推崇什么自由.人权等的普世价值。西方人权思想是从个人利益出发要着权要那权也即争取自己利益。所以有些主张人权思想的人动不动就说要争取个人利益最大化，追求价值。而以中华文化来思考这种说法不公道，也很缺德。因为人面对各种利益由不得的精神才是德。所以说人权思想是种无道的思想。无德的思想。个人的人权与自由是否该有个边界呢?他们从来没说过。也许在他们看来，有了边界就不是自由了。然而一个人成不了世界，个人必须和众人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怎样去正确对待个人的合理自由呢?我看还是离不开道.德与仁.义思想。坚守道义才能正确博弈，中华复兴就是实现以公道莅天下。
法的思想产生就更是在人类思想失道失德，不仁不义之后才出现的。法的思想总想以一种外在的，人为的强制束缚去规制人的行为。以道御人，人皆有道。以德御人，人皆有德。依法御人，人皆知法而未必守法。此时人皆无道又无德。为了满足私利变着法的钻法律的空子，法还管什么用?无道无德之人也编不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法律之网——他们追求的法的笼子去束缚住人的行为。如果在失道失德，不仁不义法的社会再鼓吹人们追求价值，什么正确的价值观也不可能有。所以说大谈什么价值观不能实现依法治国.以德治国.
现在我们讲民主。什么是民主?民主是众人之事以众人的意志为主才是民主。民主小人要的不是民主，而是自做主，私做主。只要不合他个人私愿就说你不民主。所以这些要所谓民主的民主小人应该叫民主强盗。民主之贼。
民主不是大家选主。我认为：民主是人民参与国家的管理，而不仅是通过票选管理自己的人。所以说香港人应该侧重于民主实质而不是仅要民主的选主形式。要创造香港人民参与香港管理的新思维。新方式。不是纠缠于谁治港，而是要关心以何治港。不是纠缠于什么普选的提名方式，而是要想怎样才能选出一个德才兼备的香港特首。所以说香港的利益小人蛊惑青年们去“占中”追求的仅是民主形式而不是民主实质。
什么是自由?我说这个世界上只有自游，而没有“自由”。自由的小人们要的自由就是由自。什么事情都要符合他的个人私愿才叫自由。个人的自由与人权不能侵犯公道与正义。不能去追求不仁也不义的自由。
什么叫人权?一个人不受剥削压迫。不受奴役的权利才是最基本的人权。在这个世界上，人分地域而居，物分地域而产。因为日月运行之道是循环往复，所以有道之人讲的是互通有无的交换，无道之人奉行的是劫掠。有道的中国人在明代就有郑和下西洋的庞大船队，这并没有使中国走向奴役世界之路。而中华文化的复兴实现以公道莅天下的世界人民共和，必将是对西方错误的自由.民主.人权等价值观的讨伐。
附：2010年，柴静在央视节目《面对面》中专访了中科院副院长丁仲礼，就“什么是公平的减排方案”展开了对话交流。
节目视频文字实录：
2009年12月7日，举世瞩目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峰会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来自192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这次大会。由于2010年《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行将到期，国际社会希望在本次大会上对下一步温室气体减排达成新的方案，就2012到2020年全球应对气候变化问题达成一项新协议。然而在历时近2周的会议中，参会人数已经远远超过了官方注册的一万五千人，会场内外硝烟四起，一片喧嚣，直到接近尾声的时候仍然没能达成共识。
记者：这次哥本哈根给人的感觉一直是尖锐和激烈的争吵，到底在吵什么?
丁仲礼(中科院院士)：其实吵的问题很简单，就是今后不同的国家，还能排放多少二氧化碳。
记者：这个排放多少，实质又是什么?
丁仲礼：简单一句话，就是说这个问题是和能源问题连在一起，和发展问题连在一起，所以说争半天就是我还能排放多少，我还能使用多少能源，简单就是这个。
记者：您的意思就是这个排放就意味着未来的发展权?
丁仲礼：这个是肯定的了。
记者：这个排放权对于普通的国民又意味着什么?
丁仲礼：意味着生活的改善，意味着国家的发展，你的福利能不能/进一步地增加，也意味着你有没有工作。
排放权的分配，追本溯源，还要从IPCC评估报告说起。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表明，在全球普遍进入工业化的近100年来，地球地表平均气温升高了0.74℃。全球气候如果升温1℃，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珊瑚将会全部死亡;升温2℃，将意味着格陵兰岛的冰盖彻底融化，海平面上升7米。基于IPCC报告对于气候升温的预测，哥本哈根会议提出，相对于1750年工业化前的水平，全球平均气温升高2摄氏度是人类社会可以容忍的最高升温，所以一定要在本世纪末把地球增温控制在2度这一安全值范围以内。但丁仲礼认为这里所说的2度只是一个价值判断，并非是科学判断。
丁仲礼：许多人都把它理解为是一个科学的结论，这个二度是怎么来呢?二度是计算机模拟出来的，计算机算相当于算命先生的水晶球。
他不会去考察地质历史时期时候的升温降温时候的变化，他就计算机算，算完以后，出一个结论，假如升温两度，就会产生多少多少物种的灭亡，这是英国有一个研究做的，这个结论就是马上很流行了。流行以后，慢慢变成一个价值判断了，我们不能让它再增温了。
记者：如果它模拟计算机这一切是可信的话，那不是一个依据吗?
丁仲礼：你怎么知道它可信。
记者：我们几乎是信仰实验室里所有的数据?
丁仲礼：它不是实验室，它是计算机，你怎么知道它是可信是不可信?
记者：丁院士，我们当然知道科学界有反对和怀疑的声音，但是给我们的印象是，因为IPCC这样一个研究的组织，它也是各国的科学家在一起，拿出一份报告，而且也是因为有这个报告作基础，全世界的国家会到那里去一开个气候的大会，所以给我们的印象，它是得到主流科学界的认同的。
丁仲礼：科学家有主流吗?
记者：我们理解的主流是?
丁仲礼：科学家是根据人多人少来定的吗?科学是真理的判断。
丁仲礼之所以强调这只是一个价值判断，是因为他认为在IPCC报告原文中，并没有100%地确认气候变暖就是由于人类活动产生二氧化碳带来的结果，也没有精确的数据表明二氧化碳到底对气候变暖有多大的影响。但是对于未来排放空间的计算却要建立在二氧化碳升温效应的基础上。根据2度阈值的共识，到2050年，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的最高峰值只能控制在450PPM以内，也就是说到2050年全球二氧化碳的最大排放空间是大约8000亿吨。
丁仲礼：当我知道二氧化碳排放的总量以后，我就马上意识到，这个数量是非常非常小的，也就是说比如说我打一个比方，我们现在是人均排放1.4吨碳，不是二氧化碳，二氧化碳和碳是有个3.67(倍)的系数，如果是450PPM这个目标定下来以后，那么今后的人均排放量只有0.8吨碳。
记者：就是说这是一个天花板，对吗?
丁仲礼：对，一下子你掉下来，就是从你1.4到0.8，这个是人数还不能变，还是65亿人口的时候，如果人口还要增加的话，你这个数字(差距)还要往上加。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提出7种减排方案
发达国家率先制定减排指标其中暗藏哪些玄机
记者：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比较强烈的意见，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仲礼：那当然是不行。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
利益各方进行博弈
该如何建立公平的国际责任体系
记者：在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
丁仲礼：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
面对面柴静专访中科院副院长院士丁仲礼正在播出
哥本哈根气候会议前，IPCC、G8、OECD等国际组织或科学家提出了多个全球二氧化碳减排的方案，特别是IPCC、G8方案，对发达国家规定了减排的具体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没有做具体要求。但丁仲礼认为，这些看似公正，似乎是在照顾发展中国家的方案却是暗藏玄机。
记者：不过我是看到这次IPCC在方案当中并没有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提出要求啊，他并没有要求你减多少，不是吗?
丁仲礼：它确实是没有对发展中国家减排设定绝对量的，他对发达国家设定了量，中期，2020年有25%到40%的减排，到2050年要有80%到95%的减排，他是有这个数据。但是它有一个总量，就是全世界还有8000亿吨的二氧化碳可以排。
丁仲礼：那么等于这个蛋糕的数量是定下来了，那么我IPCC对发达国家有一个定量的排放的控制，那么等于是先他定量地切走一块儿蛋糕，这就明白了吧，这个切走的蛋糕不是很大，IPCC不是很黑，他的结果是2.3倍，2.3倍是什么概念呢?也就是说今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权是发展中国家的2.3倍。我们说二氧化碳是累计起来的排放，前面还有差别，前面差别是多少，前面差别是7.54倍。
记者：你指的是历史上差别?
丁仲礼：从1900年到2005年这105年之间，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是发展中国家的7.54倍。
记者：但是IPCC这个方案是不算过去的，它只算当下，而且他认为发达国家率先减了，减了80%，还不行吗?
丁仲礼：就是说这里面我们先不跟他去争论，咱们把以前的事放一放，那我们就看今后。减排就是这个词说起来很好听，从我刚才讲到的(跟)排放权分配是一回事。这个很好理解，8000亿吨的蛋糕是定下来的，
丁仲礼：尽管减80%，一步一步往下减，但是你基数大呀，你的基数是发展中国家的4.8倍，你就往下这么切蛋糕，它就马上就是切走，是你的二点几倍了，所以说这里面是包含了一个非常大的陷阱。
记者：陷阱?
丁仲礼：就是一个陷阱。
丁仲礼：如果是今后的排放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国际上的限制的话，那么这个二氧化碳的排放权就会变成一种非常非常稀缺的商品。
记者：就是你想要排有可能……
丁仲礼：你不够排你就得买，如果是你承认二氧化碳排放配额是一种稀缺商品的话，
记者：真金白银。
丁仲礼：那么这个8000亿吨分配的过程当中，多分一点，少分一点是多大的利益。
(世界人口大国1900——2005年人均累计排放二氧化碳量图表)
从这张图表中，可以看出发达国家在过去百年间的工业化进程中，人均累计排放量远远超过了发展中国家。由于基数巨大，发达国家在此基础上承诺的减排指标实际上为自己明确了还是相当大的未来排放空间。
记者：但是我们也看到，有发达国家的首脑在当时就表达了比较强烈的意见，他会认为说，我给我自己定指标还不行吗?
丁仲礼：那当然是不行。你定指标就是你要取一块更大的蛋糕，那我以后这样定指标行不行，我以后人均排放跟你一样多，这我不过分吧，我历史上少排很多吧，今后40年的排放我跟你一样多，或者中国说得更白，我就1990年到2050年，我的排放只需要你的人均排放的80%，行不行。
记者：那他可能就会说，中国是个人口大国，你这么一乘那个基数太大了。
丁仲礼：那我就要问你了，你就是说中国人是不是人?这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了，为什么同样的一个中国人就应该少排，你这个是以国家为单位算的，还是以人为单位算的。
记者：也可能他会觉得说现在常规的算法都是以国别计算。
丁仲礼：那么行了，那我就不跟你算了，我没有必要跟你算了，为什么?摩纳哥多少人，我们中国跟摩纳哥比行不行，那你还讲不讲理了。
记者：他现在提出的一个概念就是说，我不管你是人均，还是说贫富，现在只以碳排放大国来算。
丁仲礼：我可以承认说我是碳排放大国，那你给我们一个数，我们能排多少，你发达国家你要排多少，你为自己分配了一个数，你这个80%就是分配了一个数了，你是把你分配得大，给我们分配得少，我就说，我们如果是一样的行不行。8000亿吨的这么一个蛋糕，根据G8的方案，他27个发达国家取走的是多少，取走的是44%。他多少人口，他11亿人口，余下的55亿人分56%的蛋糕，那么你说公平不公平。
记者：它这个方案本身就没有按人口计算。
丁仲礼：你要问问默克尔本人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我没有机会，要我有机会，我要问问发达国家的领导人本人，你觉得这个方案公平不公平。
记者：现在除了IPCC这个方案之外，不是一共有7个方案吗?有没有一个是……
丁仲礼：没有一个。IPCC的方案还是最好的，其他的方案是越来越黑。
中国科学院对这7个减排方案进行了评估，他们认为这些方案为发达国家设计了比发展中国家大2.3～6.7倍的人均累计排放权，而且都没有考虑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历史排放差别巨大的事实。根据丁仲礼的计算，如果按照现有的几个方案，中国的排放空间只能支撑大约10年，也就是说从2020年起中国就需要购买排放空间了。2009年12月16日，作为中国代表团科技顾问，丁仲礼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中国新闻与交流中心发表了演讲，直接指出这些减排方案有失公允，而且很激烈地表示，如果这些方案成为国际协议，那将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不平等条约，在道德上是邪恶的。
记者：您现在是在直接指责IPCC?
丁仲礼：为什么不能指责，科学就是可以批评，既然你承认你是科学，你就得能经受得住人家的批评，我在中国科学院写的文章，我就是直接批评IPCC第三(工作)组的。
记者：而且我看到您的措词……
丁仲礼：非常严厉。
记者：其实很激烈的，有这么严重吗?
丁仲礼：那你算账。假如告诉你，中国今后从2020年以后，每年花一万亿人民币去买二氧化碳排放权，你会怎么想，你觉得公平不公平?
记者：一个科学家在谈论一个科学问题的时候，为什么会用比较激烈的，带有情绪色彩的字眼，这样是否合适?
丁仲礼：你批评他们的方法不公平，他们是不会理你的。所以我必须用非常激烈的语言引起别人的重视。
记者：当时您在大会上演讲，您去提出这些观点之后，场上有什么反应?
丁仲礼：场上就是有一个美国人，他提出一个很好的问题，他说现在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可能要考虑的是什么样一个行动的问题。中国该怎么行动?
记者：您怎么回应的?
丁仲礼：我就是说我也同意行动第一的，我说中国很简单，如果我要对中国政府的建议，中国政府应该制定一个雄心勃勃的长期排放的承诺。这个长期排放的承诺，就是一句话。
记者：什么话?
丁仲礼：从1990年到2050年中国的人均排放量坚决不超过发达国家同期水平的80%。不管你怎么减排，我都要比你少，并且我一定要做到。并且你发达国家已经把所有的基础设施建完了，中国很多还没有建，那在这样的发展阶段背景下，中国应该提出这样的方案，让全世界看到，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上，我们要比你们雄心勃勃多。后来美国人也没有办法跟我争了。后来有个比利时的人告诉我，他说您回答得很好，他很赞成。
在哥本哈根气候会议的最后24小时里，一份不具备法律约束力的《哥本哈根协议》作为被注意到的文件记录在案，在这份协议中，各方同意全球增温应低于2摄氏度，发达国家减排目标的具体数字没有被写进协议。各方希望在今年年底召开的墨西哥气候会议上，能够达成一个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在应对气候变化上取得更大的进展。丁仲礼认为，要建立起国际责任体系，必须是在公平正义的基础上。
记者：在您理解的公平是什么?什么是公平?
丁仲礼：我对公平的理解，我把排放权视为发展权，视为基本人权，所以我就是说人与人之间应该有个大致相等的排放空间。
柴静：您看您原来研究古气候的，都是很专业的科学家，但实际上这次气候谈判，您一直是在做政治解读，是在提出很多的方案跟策略，别人也许会对你的身份提出各种疑问，觉得适当还是不适当，您觉得?
丁仲礼：你就说我搞科学研究的，就不应该去了解后面的政治?
记者：这倒不是，他们可能会觉得，科学家甚至不应该以国家利益为前提，而应该比如在人类共同利益的这个前提下去制定方案?
丁仲礼：我没有否定人类的共同利益，维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保障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千年发展计划落实，这难道不是人类的利益吗?这是国家利益吗，这是个人利益吗?我从来没有这么想。
记者：假如像您所说的，现在这个方案，发达国家又不接受的话，如果它就这么拖下来，这几年下去，会不会情况变得更糟了?
丁仲礼：我很乐观。我是地质学家，我研究几亿年以来的环境气候演化，这我很乐观，这不是人类拯救地球的问题，是人类拯救自己的问题，跟拯救地球是没有关系的，地球用不着你拯救，/地球比现在再高十几度的时候有的是，地球二氧化碳的浓度比现在高10倍的时候有的是，地球不是这么演化过来?都好好的。
记者：毁灭的只是物种?
丁仲礼：毁灭的只是物种，毁灭的是人类自己。所以是人类如何拯救人类，不是人类如何拯救地球。
记者：到底能不能拯救自己，最核心的东西，最终取决于什么?
丁仲礼：取决于文化、文明。人类应对各种挑战的时候，人们有一种更有包容性的，更有弹性的一种文明的产生，或者是我们现有文明的很好的发展。
主持人尾语：
前两年我们经常会听到一种声音说，气候问题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够再花时间去讨论了。但是现在有另外一种声音占了上风，人们说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太重要了，所以我们不能不去花充分的时间去讨论。因为充分的讨论才能够意味着让不同的学术观点呈现，也才能够意味着让不同的利益方来开始博弈，我们都知道，这样的博弈、交锋、碰撞、呈现，才有可能最大限度地接近共识。我们都知道，真理来自于此，而公平也来自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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