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本文从现象着手一步步展开论述社会主义革命进程的世情、国情、途径、目标、条件以及左翼在这一进程中的任务。阐述的内容都是以真实的历史现象与现实的结合来表达自己的逻辑观点，特别是通过对历史现象的深入研究来达到对客观存在事物的重新认识，结论有些的确颠覆，但也符合逻辑。基本上是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来写此文，目的是希望得到学术界的共同研究从而用马列毛主义的唯物观点与方法来解释已经发生的历史现象，并进一步指出其完成目标的新途径。另外笔者就是想通过本文，试图找到一条清晰的历史线索来解释社会主义革命的宏大历史进程，比如文革和改革的逻辑关联，比如世界共产主义与世界资本主义矛盾发展规律;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用力，以及我国未来对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反作用力，从而描绘出社会主义革命从各个历史阶段到共产主义终极目标的具体途径。文章较长，目录如下：
一、社会现象
二、现象的本质属性及其阶段性、局限性
三、产生现象的世情背景
四、产生现象的国情背景
五、现象产生的内因之理论根据
六、促使现象性质不断严重的外因作用
七、现象发展中的威胁
八、化解威胁的机会
九、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十、实现终极目标的基本国策与几个历史条件
十一、左翼在这一进程中的任务
十二、左翼在任务担当中所需要克服的自身缺陷
一、社会现象
毕福剑事件之前，河南大河报将“门神”西式改装后，脚踩镰刀、铁锤和五星帽，充分利用中国传统的封建迷信文化将反党反社之政治诉求体现在一般的文化商品里。紧接着就是柴静穹顶之下视频里对国企的“包藏祸心”，再加上现在的毕福剑事件以及加多宝10万罐事件。我们发现这几者看似各自孤立的发生，但是每个事件所要攻击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那就是对准我们的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当前的国家体制进行颠覆。显然几件事的发生还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事件背后的黑手是同一些“人或集团”，而手段则是利用改革开放多元包容机会首先把自己做大的那一部分势力，依靠美元优势与境外的支持进行长期的颠覆与渗透。也就是说，这几件事情并非现在才出现，而是早已在进行，这些事件只是这么多年来“冒出头”的一小部分。另外，从现象中我们基本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结论，想要颠覆共产党与国家体制的这部分人一定是通过改革开放首先获益的这部分，但是首先获益的这部分不一定全是想颠覆共产党与国家体制的人，如果我们主观上不加以重视，政治路线方针不加以采取有效的针对性，那么想要实现颠覆目的这部分“反动存量”则一定会增长扩大。对这个概念应当要有个清楚的认识，而且主观作用下的政治路线的有效性程度;不能不顾客观事实而一厢情愿地进行高估，遏制反动存量的增长才是较为符合实际目标的。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支持和拥护习近平主席当前“四风八项与反腐整肃”方针的根本所在。消除这些现象是一个非常系统的进程，受制约的条件既有国内的也有全球的，既有上层建筑中意识形态的也有经济基础方面的。
二、现象的本质属性及其阶段性、局限性
这种现象的本质反映显然是意识形态领域里围绕“社资”两种主义之争的内核，也是全球社资两种意识形态长期斗争所必然反映在国内的具体表现，是当前全球资本与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历史大交织过程的;重要而又同时是主要的组成部分。所以其性质是革命与反革命两大阶级的，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本质。
只是这个斗争所处的历史阶段是全球资本主义占据绝对优势，全球社会主义则占据绝对劣势的阶段，这就规定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力量在全球战位上是相对被动的战略守势，中国正是处于这样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历史背景中。但不同的是在全球被动的客观处境下，国内意识形态上的战线表现还是以当前体制力量占据有控制优势的主导战位。但这个主导战位却客观的一直受到内外两条线的钳形攻击和渗透，使得对付全球资本与其国内代理集团并非那么“任性”地;不受制约地;而充分发挥这个主导性。因此结论就是相对于全球资本优势而表现出的我国局部优势的“主导性”；目前还不能根本改变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上的内外均守的战略格局，这就是其阶段性的历史呈现，是不以人的意志力量为转移的客观事实。
还有一个显著变化的是，这两种主义之争的斗争样式与战果和上世纪有着重大的不同。那就是其斗争表现的样式是以经济与文化上的较量为主流，而军事手段成为从属地位，其战果表现也就同样体现在经济与文化“渗透与反渗透”的表现结果上。虽然这个结果并非两种主义之争的最终结果，但却反映了这一成败性质具体过程的相互积累。大家都知道，客观存在决定主观意识，也就是物质决定意识。而脱离客观存在的物质去大谈意识形态的主观进攻是不充分的，也就是具体反映在实践上就是空洞的。意识形态的反作用目前尚不能达到脱离物质的客观存在性;去实现改变现有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基础上的物质存在。而全球资本所作用下的物质存在与其相应配套的价值观就决定了当前世界人民思想意识现状的性质是以“私有”意识为主流的。换句话说，当前历史条件下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根本还不具备反攻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物质条件，这个就是这一历史阶段下所表现而出的两大主义之争；体现在“意识反作用于物质”的局限性。举个列子，当一个人的吃、喝、拉、撒、住、行、乐的基本需求存在与当代资本主义现实有较大差异，你如何向全人类灌输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只要你一出手;一张口;目前强大的全球资本所存在的物质基础与文化配套将会彻底把我们妖魔成最邪恶的“恐怖势力”。这个妖魔力量所显现的“负效果”实际上远大于当初蒋介石集团与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妖魔作用，这都概因为当时蒋介石集团、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所表现而出的“物质存在及其配套的价值观”与当今全球资本相比较根本不具备“迷惑”人心的能力，这也就是我们当初“意识形态反作用于物质存在”能够取得成功的重大条件，比如经济基础上的“土地政策”形成了相对优势，人民有了在看得见;摸得着的物质存在基础上，然后在配以相配套的价值观加上一定的武装割据从而才能实现政治上的革命。意识形态上的反作用列子较为经典的是毛泽东主席“统一战线”的提出在当时彰显了强大的政治攻势，使得全国军阀林立、党派林立和单纯的军事抗击性质一下就上升到了全民族与日本帝国主义全面抗战的高度。
上述的阐述就决定了我们为共产主义理想奋斗过程中就必须既要看清和认清其现象性质的本质属性，又要考虑和面对这个属性所反映出的历史阶段性与局限性。所以在新时期下才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所以才要发展生产力，同时又更应该要把四项基本原作为最大的纲。即：一是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二是必须坚持人民民主专政;三是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四是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发展生产力与坚持四项这两个方面都要硬，否则实践过程要么就是陷入从右倾性质的修正主义发展到投降主义的倾向，要么就是陷入从左倾性质的“阵地战”发展到被全球隔绝的封建性质的闭关自守。而最终受到损失的便是党的伟大事业与人民的利益。
三、产生现象的世情背景
马列毛主义者最大优点就是敢于面对一切客观的存在基础上;所抱有的实事求是的态度。没有了这个最大优点，马列毛主义的丰富与发展就是一句空话，是属于机械的形式主义下的“左倾”幼稚病，本质上就是唯心主义表现，与马列毛主义是背道相驰的。
1、全球资本主义占据优势的历史由来
二次大战结束前，苏联与美国可以说是在全球展示了他们的物质力量与意识形态力量的存在。他们的这种物质与意识的客观存在主导了世界战后两种经济基础与相应意识形态的各领域内竞争。二者相同的是都展示了强大物质与精神的力量，也就各自通过二战的进程吸引了各自主义的“粉丝”。不同的是;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构建是新生事物，属于摸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其实践支撑主要还是依靠强大的意识力量反作用于物质，这恰恰是新生社会主义的优点。而美国的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则不是所谓的新生事物，也不是属于摸石头过河的历史阶段，而是属于工业革命后的二次高速积累的成熟发展阶段，这就好比如一个新产品的培育阶段与一个已经被消费者接受的高速增长的老产品之间进行销售量的比较，二者起点存在客观差异的。这个差别是起到决定性作用的，也是后面全球资本能够取得绝对优势地位的物质存在的关键，是资本主义占据两个世纪优势地位所自身拥有的内因根据。
二战结束后，二者客观上存在的巨大差异所表现出的物质存在力量短时期内看;似乎是被强大的社会主义意识力量优势所主导，宏观上就表现为社会主义虽然在物质基础占据潜在起点的劣势，但主观上社会主义的确吸引人和感召人的意识形态力量却占据着主导地位，于是华约的扩张成为一段时期内的主流，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就显示出了其进攻的姿态。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在面临自身经济基础建设方面所客观存在的新生事物发展的局限性，加上全球资本这一外因不断限制的作用，使得社会主义集团共同暴露出了人民生活领域内的物质发展水平上的短板，具体体现是人们的生活资料产品的满足程度并不如资本主义国家丰富这一历史必然的短期缺憾所拖累。于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全球渗透进攻的;“后力不足”现象就逐渐显现出来，这一历史现象就很好了解释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从进攻到防守;最后到被瓦解的历史过程。两大主义之争最终比的是“长跑”，由于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构建的起点与早已历经工业革命后的资本主义起点相比较存在着劣势，这一劣势不是主观意识能够在短时间内可以改变的。它体现出的差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相关的经济活动理论与实践的经验不成熟，甚至是很陌生，导致发展成果比列不均衡不丰富，从而在一定的历史时段内呈现给世界人民面前就没有充分地说服力。特别是整个社会主义国家集团中，大家都各自处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摸索过程并无成功范例可以遵循;造成这方面在社会主义集团内部存在着广泛的争议，这就为早已完成积累和进入成熟的全球资本主义找到了进攻的方向，使得社会主义这一客观存在的物质基础下的相对劣势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进攻社会主义的历史创口。于是强大的全球资本主义的物质存在开始显示其作用，其配套性的意识形态上的价值观以文化的方式迅速向“华约”推进，东柏林墙的倒塌终于成了多米若骨牌的头一张。
2、资本主义在全球的鼎盛时期及其作用在我国的现状
从越南战争结束后，美国为首的全球资本把自身在经济与文化传播的优势作为了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国家进攻的主要武器，也就是把这个手段提升到了战略地位来看待。而这一被全球资本提升的战略优势恰恰是社会主义国家受历史局限所决定的相对劣势。于是苏联与华约的“轰然倒下”则成为了资本主义进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斗争所呈现的最重要战果，从此也就标志着全球资本主义开始大踏步地进入到鼎盛时期，此背景下全球贸易规则自然横空出世，毫无疑问贸易规则由全球资本说了算。这也就说明了全球资本的冷战胜利为后来的WTO主导全球资源分配规则打下了基础。于是从这时候起，全球资本凭借这一经济规则优势攻城拔寨，将自身的普世价值与文化随同WTO同化全球，全球资本的“枪杆子”得以从前线撤回修养成为威慑力量，换之以“钱袋子”和“笔杆子”软实力来领导全球。枪杆子是全球资本主义的大棒子，钱袋子与笔杆子是诱骗进而掠夺他国资源的胡萝卜。这就是全球资本主义一手拿着胡萝卜;另一手拿着大棒子统领全球的时代。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中国毫无疑问成为了全球资本主义瓦解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战场。也就是说，无论你怎么搞，哪怕是把自己蒙在被子里面，还是要面对全球资本力量对你的全方位和全天候的进攻。所以不把世情认识清楚单单讨论国内问题是完全不充分的，是闭门造车的纸上谈兵。这就好比如，过去中央苏区面对白匪几十万围剿军的封锁进攻，我们却还在一门心思谈中央苏区的社会主义建设问题那样可笑。从中国当今所处的世界背景下看，全球资本的围剿力量远远大于当初国民党发起的围剿力量，今天实际上可以看做是当初的“放大版”，当初的中央苏区根据地外围和今天性质是一样的，差别就是根据地地域要比过去大得多，但外围围剿的地域则更大得多。还有一个差别就是全球资本力量比起当初的蒋介石无论军事力量还是经济文化力量，那是蒋介石所无可比拟的。笔者想说的是，当初反围剿基本采取内外线相结合的战略战术，具体体现就是一方面放进来，另一方面走出去运动起来，如此才能创造战机。而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基本也符合敌强我弱的这一特征，否则面对全球资本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科技所呈现的立体式的封锁战争;会促使我国势必成为第二个朝鲜，如此在与全球资本对抗时就没有了“世界纵深”作为依托。把资本主义锐利攻势放进来利用“根据地”优势消耗迟滞它的锐气，自己则一方面主导控制国内加以利用，另一方面走出去扩大自己的纵深，创造反包围的机会。如此就能在全球政治、经济、文化与科技领域里游刃有余。因为不放进来自己就无法走出去，无法走出去就如同“被世界隔绝”。这就好比如抗日战争时期与当面之日军作战时候，为了化解其空中封锁打击的优势，必须要与其打近战，打夜战，以人多优势的肉搏战进而实现有效消灭敌人有生力量的目的。如此就必须放进来面对面才能实现战术意图，这也是当年毛泽东主席为什么指出开始是以游击战为主，以有条件下的运动战为辅的;把游击战上升为战略手段的根本原因。也就是说外因的限制逼迫着你不可能拿着“书本理论”直线翻译式的来指导党的远远很宏大的事业。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曲折就体现在这个方面。结论就是，在这样的世情下中国客观上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处在全球资本所发起的，以“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科技”为综合样式的围剿战中，其围剿的终极目标就是政治上体现瓦解体制内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经济上体现就是除了在国内渗透剩余的国有企业，主要还是阻止中国从第二大全球经济体迈向全球第一大经济体的速度。文化上就是体现一方面颠覆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红色文化，另一方面遏制中国的传统文化影响世界(红色文化成为接纳资本放进并实现自身走出去发展自己的;与全球资本交换的一个条件;这一交换是被迫性质的，除非取消改革开放国策。即为不向外输出革命，当然这肯定不会代表永远)。这就决定了两个一百年内，左翼的革命目标不能太幼稚，要处处想着自身处在“战争时期”，主要威胁还是客观存在的外围，因为他们的物质存在与其相配套的意识形态是摆在那里不容我们“四舍五入”的，是他们主观上硬是要把中国当做了“颠覆与掠夺”的主战场所规定的。因此一段历史时期内，私有制经济基础仍然是主流，理论上放在国内来讲这就是颠覆，但实际上说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于剩余的国企力量还存在，而且从上而下作用于私有制经济基础的正能量意识形态也就存在主导的可能，这也是把资本可以放进来的战略根据。当然具体这个“意识形态反作用”成色体现到底如何，这另当别论。
四、产生现象的国情背景
1、前三十年的内外处境
众所周知，解放后的中国是一无所有的中国，我们的起点远不如台湾，加上美国对台湾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支持。所以台湾能成为所谓的四小龙地位完全是因为蒋介石占有了国内的物质起点使其能够拥有发展生产力所需的物质基础，加上美国政治原因的援助。而我国当时的基础是制造火柴还需要研究的水平，这一情况下还打了几场自卫性质的边境战争。总体上说，前三十年的内部环境是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不丰富，这一不丰富的原因完全是因为美苏外因封锁造成的，从而促使我国基本上实行了只能依靠自己的自力更生。这说明了毛泽东主席一如既往地发挥了其伟人的作用，硬是把在强势外因作用下的中国做到了工业强国和军事强国的地步，同时还开创了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最清明的“政民环境”。特别是毛泽东主席对内以“文化革命”形式进行了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实行社会主义大众民主的有效探索，而对外他的三个世界论为中国实现了；在全球两极超级力量的打压下的战略突破，这与其当初“四渡赤水”的战果一样硬是在众军阀的封锁围堵中实现绝尘而去。看看尼克松被毛泽东主席接见的神态以及苏联赫鲁晓夫在“炮打金门”事件后的神态，就知道了三个世界论可算是当今世界政治上最富有传奇色彩的神来之笔。这一内一外为中国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强国和大国的地位。无论内外，还是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伟人的作为站在今天来看是叹为观止的，个人认为甚至大于他建国前的作为。理由是过去对付的是老蒋，而建国后对付的是两大帝国集团封锁弹压，而封锁下的效果却是建立了今天改开实践所需要的意识形态防线、经济基础的条件以及科工军事力量的基础。当然这一代价就是众多社会主义国家，包括苏联与全球资本对抗时候;后期所不可避免的人民物质生活增长的需求与现实的矛盾。为什么当初我们不能听台湾与美国电台?个人认为就是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的物质发达水平与当初资本主义国家客观上存在较大的差距，而这个差距恰恰就是我们容易被颠覆的历史局限下的薄弱环节，“物质决定意识”就是这样起作用的。换句话说，前三十年主要是修炼内功(社会主义改造、工农业各项建设、国防科技建设、意识形态巩固、卫生医疗事业的构建平台)和突破外围双重封锁(苏联与美国)为主要任务的三十年。这就决定了人民生活所涉及的生产和生活资料是处于极其不发达处境下的，这就是前三十年的基本国情，尽管这一基本国情并非是主观因素造成的，相反如果不是毛泽东主席的伟人作用，中国根本没有条件进行后面的改革开放;或许在这一过程中早已被全球资本所颠覆和肢解。当然这一国情也成为了中国改革开放快速得以实践的根本动因，物质决定意识其实一直在发挥着作用。
2、后三十年的内外处境
改革开放使得中国向世界资本主义承诺不再对外输出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决定一门心思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发展生产力成为了压倒一切的政治任务。这来源于对自身意识形态可以并能够在国内主导一切的思想在党内形成共识，但同时也都严重低估了全球资本进入中国后所产生的“软实力作用”的实际力量。于是全球资本在外围的锐利攻势一下作用到了国内，加上自身的轻视低估，不到10年全球资本的作用就形成了与自己的意识形态相适应的经济基础，同时这一部分经济基础也就决定了所侵入领域的意识形态，结果导致资产阶级自由化第一波的泛滥成灾差点就成为类似前苏联的结局。然而我们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更进一步以为战胜了那一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进攻就是美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的彻底失败。把战术上的暂时胜利看成了战略上的胜利，以为通过这一战资产阶级自由化就会销声匿迹。而实际情况是，全球资本力量并未受到损伤而且更加完善其渗透攻势，忙着去收割东欧的果实去了，但全球资本并没有停止对中国的渗透，采取了在中国不急于发动茉莉花革命的策略，而着重扩大和加强私有制的经济基础，私有经济基础的存量越大就能产生决定与其相适应的更广范围的意识形态，而全球资本作为这个互动过程的催化剂又不断推动着“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这一对矛盾在运动中彼此滚雪球般的发展。于是中国的改革开放被多元的声音充斥着，眼看着资本的罪恶在一个个领域里;联合权贵肆掠地剥削着广大民众，我们仍然一厢情愿地采取了丧失一元主导的“多元和谐”的右倾路线，结果新三座大山着实地压在了广大民众的身上，而且变本加厉地任由资本、权贵、公知、传媒的大联合，使得私有制经济基础越发强大并决定了更多更广领域里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反过来又为了强大的私有经济基础服务，直到我们剩下最后的国企堡垒摇摇欲坠。“反党、反毛、反社、反华”四反现象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从无到有;从有到强;从强到广;再从广到深;至今形成至少是“反党、反毛、反社”在各领域里的“潜规则”。于是到今天也就形成毕福剑以及加多宝事件现象见怪不怪，甚至出现还指责所谓“告密者”的现象被“围观”的奇观。这一现象是深刻见血的，反映了我们整个国家与人民被资本主义进攻得如“温水煮青蛙”一般的毫无反应的麻木状态，也就是说目前的中国资本主义“干柴”遍地只差一把火的局面;非常严肃而又紧急地摆在了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
五、现象产生的内因之理论根据
首先必须承认改革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在当时是“物质存在决定主观意识”这一规律所体现在政治上的反映。同时站在今天来看，全球资本的外围进攻逼迫着我们退无可退，客观存在的人民物质财富上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巨大差距;使得中国共产党被迫采取“放进来走出去”反围剿的策略来壮大发展自己。这一现实情况，许多体制外左翼同志是无法感受到的，而从今天的整体改开效果上看，无论左翼同志们接不接受第二大经济实体的战绩与科工军事领域的发展现状，但这证明改革开放宏观上是正确的;并非一无是处。但是上述现象告诉我们，放进资本主义发展方式上我们是犯了右倾性质的错误的;这种错误已经严重到成为了党和国当前最大的威胁。这一错误根源无论外因多么强大，都不足以掩盖内因的主要性，其错误的理论根源有：
1、 把改革开放实践建立在否定文革的基础上，这是自我割裂的把改开实践得以顺利进行的内功条件当做了阻碍改革开放的旧事物。
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没有文革这个清道夫，说不定我们早已成为了第二个苏联，甚至在第一次自由化泛滥之时便会垮塌。正因为理论上这一认识表述成为了官方长达几十年的结论，结果是把改革开放实践的保护神当做了对立性质的政治举措而在政治、经济、文化领域里进行长时期的妖魔化批判。这正好满足了所有反动势力，犹如旧社会性质的土豪劣绅与才子佳人们;包括全球资本的内在要求，于是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了一场轰轰烈烈地“资产阶级、权贵阶级性质的文化大革命”。面对这一现象，我党始终处在麻木状态，完全丧失了阶级立场，坚持所谓的“多元包容和谐”政策，可是实际情况是广大民众面对着这么一场牛鬼蛇神阶级性质的“文化大革命”一直在愤怒的包容着，和谐着，但是牛鬼蛇神阶级却一丝一刻也不会“包容”，更不会与民众们搞什么“和谐”。强拆你还得让你头破血流被精神病;强奸你还得让你背负涉嫌害命的罪名;医疗你不但掏空你身上和家里的钱财还得让你掏空所有亲戚的钱财;房改你不但掏空你这辈子的钱还得让你透支下辈子的钱财、、、、、、凡是有党性的共产党员看到这些社会现象无不仰天长叹，于莫名地愤慨中而扪心自问：这就是牺牲了千千万万烈士们所要换来的新中国吗?全盘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全盘接受资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就是为资产阶级提供了反毛的历史缺口，也进一步成为了资产阶级反党的“反动平台”。这一理论错误需要我们的党及时反思总结，正确的认识应该是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是新时期改革开放政策的保护神，我们今天的改开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曾经文化革命所打下的意识形态基础上所建立的。没有当初的文革，我们社会主义改开事业早已成为全球资本的腹中之物。也可以这样说，没有当初的文革，就没有本届党中央的拨乱反正。因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了该重新评价的时候了，否则我们伟大的改开事业就无法顺利地按照社会主义方向进行，就无法抵制无时无刻不在发生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文化革命”的侵袭。“错了就改”这是中国共产党血雨腥风中得以成长和处于不败之地的历史宝贵经验。
2、 上层建筑领域中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虽不是决定性的，但不等于可以用多元来掩饰自身意识形态的毫无作为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所以得到当时广大党员干部的认可和拥护是建立在“四个坚持”必须在改开过程中发挥其作用基础上的，如果四项不被架空，就能最大程度地通过上层建筑中的意识形态反作用能力与国家机器共同主导改革开放的进程。可是实际过程中，我们的党严重轻视了资本主义性质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攻击作用，更没有想象到这种由私有经济基础而决定产生的上层建筑对意识形态与国家机器的渗透颠覆能力会如此的强大。以为自己掌握了枪杆子就可以自己不“折腾”，结果自己放弃了“折腾”客观上就成了任由一切牛鬼蛇神阶级尽情地“折腾”，而且直到今天才发现“枪杆子”早已被“折腾”得面目全非，军中高级将领被糖衣炮弹消耗的损失居然超过了战争时期飞机大炮所带来的损失。如果不是以习近平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中国今后到底是什么样子连一个最普通的群众也可以看得见未来的悲惨局面。坚持四项是纲，把这个纲丢掉到底是主观刻意，还是属于思想认识上的错误，这个不得而知，但广大党员干部们心里还是清楚的。在全球资本的重重包围和围剿下，以内外线方式结合的改革开放策略无可厚非，但是放进来的资本要为民所用，放进来的生产力方式也要为民所用。这就需要党的领导和控制，而领导控制就是体现在一元主导下的多元并存，然而实际情况是一元的主导地位居然也被多元“和谐”掉了，这就证明你不用一元主导，结果只能是被多元主导到相互和谐;再到把你边缘的地步，于是离被消灭就只差最后一公里了。难道我们的红色传承不正是这样一点点地被多元的“牛鬼蛇神”阶级力量给共同边缘的吗?所以讲，主流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能量除了要为我们的国企服务，还要发挥到对私有经济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控制上，并且用我们强大优势的意识形态力量来促进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在市场过程中的正常博弈，如此资本家的剥削压迫就不会那么地肆无忌惮，从而实现促进和改善资产阶级经济基础上的生产关系，辩证地看这恰恰是通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调整修缮生产关系后达到解放生产力的目的。这就是用社会主义优势的生产关系来改革和改善资产阶级的经济基础，从而实现从矛盾对立统一的斗争原理中发展生产力，这就是我们固有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反作用于资产阶级生产方式的生产力的运用。目前许多私营企业家运用“毛式兵法”和党委作用下的管理模式不正是这方面的有效体现吗?还有我们过去社会主义改造运动中的许多的成功经验，不是也实现了许多民族资本家成为红色资本家的目的吗?说难听点，我们意识形态的反作用能力基本是被长期的“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给废弃了，近百万个基层党委在改开过程中被瓦解就是最好地证明，不承认是没有用的，事实摆在那里跑不掉。
六、促使现象性质不断严重的外因作用
上述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背景中，我们知道了全球资本在不以我们的主观意愿而停止;或者减轻对我们发起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进攻，而且其手段是综合的，体现在政治上内外隔离与渗透;经济上的不平等合作与掠夺;军事上的环中国包围的军事基地以及重返亚太。这些现象就好比如当初的中央苏区，尽管苏区里面江山一片红，但外围基本是反动力量的压制与封锁，特务的颠覆与我们的反颠覆，政治上新生活运动与我们的打土豪分田地，经济上的一边倒地封锁，军事上的围剿步步为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苏区是不可能全心全意按照主观意愿进行苏区的社会主义尝试和实际上的建设，并且是允许私用经济形式在苏区的出现与发展的，如果说这个得以让大家理解，那是因为我们没有掌握中国政权，所以根本没有条件来试行。那么好，今天全球资本的力量与其表现方式应该是绝对强过了当年的蒋介石集团，我们的力量不可能强过全球资本主义这应该成为共识，尤其是在苏联与东欧被瓦解这么多年的今天就更容易赞同;无论物质与意识都是呈现“敌强我弱”的状态，而差别的是我们掌握了中国的政权，但世界的政治、经济、文化却是由全球资本掌握，这与当初的苏区掌握苏区政权但没有掌握中国政权本质上有不同吗?还有就是我们的地域比当初的苏区大得多，但是我们现在的外围敌人的地域比我们更大得多。这样比较的结论就是，我们从国内的敌对意识形态力量里解放出来，但并没有从国外的，也就是全球的敌对意识形态里解放出来。当初的老蒋是不会让我们在苏区任性的大搞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与实验，那么今天的全球资本更不会让我们在国内任性地搞社会主义实践与实验。当初蒋介石是不会允许我们在白区大肆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在白区里妖魔我们为“共匪”。今天的全球资本也不会允许我们在全球大肆宣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而且在全球的“资统区”里妖魔我们共产主义为“邪恶轴心”。这一切的对比可以说明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必须要理解和认识到全球资本这个外因强大到不得不让我们面对，不得不让我们不能太任性，这就是我们过去包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表现而出的;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充满了曲折反复的深层原因。尤其是在全球资本把中国作为了意识形态交锋的主战场这一新情况下，全球资本的外因成为了我们在国内进行各项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建设所必须克服地条件。这一点历史上我们还没有真正地研究过，就好比如我们在国内如果不打倒蒋介石就无法安心进行社会主义的各项建设一个道理。打倒蒋介石成了我们当初建设新中国所必须克服掉的必备条件。同样的道理，如果我们不取得抗击全球资本的胜利;就无法安心地在国内进行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建设。而要实现这点最好的办法就是在全球经济战争中学习战争，大胆地参与世界贸易，大胆地参与投资与被投资，与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以此获得自己的物质积累与实现各个分割加以统战的目的，这是我党最为擅长的。过去我们能够打败蒋介石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就是我们能够在白区里能够游刃有余的进行统战发展吗?全球资本主义国家构成的全球资本也不是铁板一块，与他们打正规战显然是要吃亏的，因为人家有的是政治、军事、文化组成的全球集中的软硬家伙，就像遇到“芭蕉扇”一样如果面对面摆开架势;打“拒敌千里之外”的正规战，一个照面就得把你扇到宇宙里去。但是用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的办法那就另当别论了。总之笔者想要说明的是，今天“三反”的现象实际上是全球“社资”两个主义之争反映在国内的具体表现，外因的作用是迟早的，也是不能逃避而有所预估的，除非我们不采取改革开放(即便如此，外因的作用会显示出今天朝鲜的国家情况，但朝鲜好在有我国出于传统和地缘政治的原因在支援和支撑，我国呢?)。但无论外因多么强大，我们完全可以通过自己的主导作用将现象遏制在最小范围内，这是我们自身根本的原因。想象过去我们苏区和延安时期，敌特的渗透颠覆是我们不可以避免和时刻要面对的，但我们采取的态度是任由其渗透中“发展壮大”就是我们自己的问题了，而且问题是属于严重的性质问题，放在当初那可就要上纲上线到审查了。悲哀的是，今天这种现象已经可以“光明正大”的来去自由，还可以以造谣反毛出名而登上发改委的宝座，形成了“根据地”人民群众齐围观的;过去“根据地”从未有过的奇耻大辱现象。
七、现象发展中的威胁
从这几次事件的反映上看，可以看到普遍的两个现象一直保持着惯性发展，而这两个现象就如放在干燥已久的共和国里的遍地“干柴”，只等着那么一丁点火星即可燃烧起来。这两大现象就是我们当前最为紧急和现实的巨大威胁：
1、“反党反毛反社”现象在政治、经济与文化领域里呈现公开和半公开滚雪球一般的发展蔓延中，正在朝着巨大的社会“共识”方向演进。
这个现象不但出在现象本身的威胁，而且很奇怪的是居然可以畅通无阻，占据网络主流演变成一种“顺应改革”的潮流。其对我国体制上的威胁是霍乱之源，已经证明有境外势力的参与，不拔掉这些“汉奸”源头我党我国永无宁日，是一堆主力结构的“干柴”，大火首先必从这些“干柴”上燃起;也是真正破坏改革开放的力量。这种现象是我党长期以来纵容其发展的结果，理论根源的产生就是在否定文革这一措施上。
2、民众对待“三反”从起初的不适到麻木；再到现在的“围观”现象，这是最为普遍地“干柴”，近似于前苏联垮塌时候的苏联民众。
这个现象非一日之功，反映了上述第一条早已在做“眼”，是他们日日拱“卒”到今天的结果，这个结果完成了敌对意识形态力量对党群的分离条件，别指望今后还会有曾经打淮海战役时候出现的众多民众推独轮车的局面。相信这一点在不少党员干部中有了共识，这就是潜在的;就摆在眼前的重大威胁。是谁形成了今天的局面?难道仅仅是敌对意识形态的国家吗?我看最可恨的是已经变节的充斥在体制内的“伪党员”，这些比公开地自由化公知们还可恨，威胁更巨大。不把这些“伪党员”清除掉，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中国迟早要被这些“伪党员们”给颠覆掉。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我们中华民族面对外敌从来就不畏惧，就是些个“汉奸”败类能够体现出“内战内行”的特点，所以必须要清除这些隐蔽的“木马”们。
除了上述威胁外，还有两个并不紧急但却又非常重大的潜在威胁：
1、 共产主义事业后继无人的终极威胁
这三十多年的改革体现在教育上，从某种角度上讲是替社会主义培养了一批挖社会主义墙角之未来接班人。理由很简单，三十多年的教育已经将马列毛主义边缘化了，连左派的文化旗手鲁迅都成了阻挡“改革开放”的保守对象，还有诸如杜甫、文天祥、岳飞一个个成为“资产阶级文化革命”的批判对象。那么我们这三十多年的教育究竟会教育出什么样的人呢?文章开头的现象告诉我们，我们百年之后，中国将是由一些怀疑“邱少云，黄继光”，将是一些把毛泽东当做恶魔的人来主宰中国。这样的教育结果让有党性的共产党人背后直冒冷汗!如何补救这个断档成为了时下党中央在战略上必须要优先考虑的问题。
2、不断默许和支持中国在各领域里出现的“妖魔化文革”现象；最后将成为敌对意识形态势力最终颠覆我们的突破口
现在这种妖魔化文革现象愈演愈烈，凡是正义的举措，哪怕是唱个红歌就往文革余孽上靠，文革不折不扣的成为敌对意识形态势力用以“反党反毛反社”和打击一切维护“红色传承”正义行为的政治工具。这一打击方式超过了原子弹毁灭肉体的效果，长时间任意的妖魔化文革已经将中国的60年隔断，形成了两个三十年不尽相同的认识上分裂的“族群”，站在帝国主义立场上看，就是通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切割成两个思想对立的“族群”，自觉呈现出被各个分割予以分别颠覆的姿态。目前这一威胁越来越显得紧迫。
八、化解威胁的机会
上述威胁的化解手段其实并不难，一项一项的针对性采取相应措施就能得到改善并得以扭转局面。但是“术”的作用只能暂时的解决，就如我们处理第一波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泛滥，自以为解决了问题，不曾想后面会更加严重。毫不夸张的讲，资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就已经从那时开始了，源头都是从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始。资产阶级看到无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被“破”了，那么资产阶级着力于其自身的文化革命被“立”起来就是很自然的事。那么中国后面出现的所有“三反”现象便是以此为起点的发展产生，不把这个被敌人利用的作战平台给摧毁掉，任何措施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要自己全盘否定文革那么就为资产阶级提供了一艘攻击我们意识形态的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
因此，我认为解决威胁的机会点应是在当前“两个三十年”互不否的认识在党内形成共识的基础后，应该在理论阐述上丰富其衔接的内容，找到承上启下的逻辑线路，然后再来一次彻底否定之否定的重新评价并参与新时期网络文革建设的举措。古人云“知耻而后勇”，只要我们理清了上述的内容，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过去的文革与改革彻底的采取正反两方面的反思，错误地要承认修正，正确地要形成经验并上升到理论高度来概括总结，如此才能真正的解决上述的威胁。
由此看来，我们的党是否能够“知耻”?这个是解决威胁的思想前提，没有这个前提就无法形成“后勇”的动力，那么一切药方都是妄谈。所以讲解决威胁的机会关键不在于具体的方法，特别是针对时下的中国共产党，消灭摆在我们面前的威胁;其机会点显然已经聚焦在中国共产党的自我思想认识和态度上。把他当回事，那就是事，不把他当回事，那么一切就不是事了，但一定是某些人和某些势力最关心的事。若如此则继续保持“围观”吧!
九、关于社会主义问题的认识
通过以上各方面的阐述，我们发现传统社会主义目标描述本身实际上一直没有问题，所以不存在新旧社会主义之说，只能讲完成社会主义目标的途径与方法可以有新旧之说。我们要认识到，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是历史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崭新的事物，是无产阶级夺取一个国家政权后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新起点。这就客观上规定了有一个摸索实践期，而这个摸索实践期本身是充满曲折的;正如无产阶级获取政权的过程是充满曲折反复的道理一样，这也正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观点。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朝着共产主义过度过程中自身产生曲折反复的内因。需要注意的是，当某个国家的无产阶级夺取政权进入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时期，不但受到其内因决定其过程是充满了曲折反复的，还有一个外因在加速着这个曲折性的程度，一刻不停地反作用着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且这个“外因”把目标定在让这个新生事物在曲折中夭折。这个外因就是相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较为成熟的全球资本主义力量，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是野蛮性的快速增长，它的扩张性是全球性的。也就是说在面对全球性野蛮扩张掠夺性质的资本主义私有制，社会主义国家自身仍停留在单个国家的物质原始积累过程中。这就说明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建设受到了全球资本的严重制约，换句话说，无产阶级夺取了自身国家的政权后并没有满足完整的社会主义建设的充分条件，这是一个历史上左翼思想者所过滤掉的客观存在的问题。深入研究就可以得出这么一个看法：只在自身国家夺取政权的无产阶级必须要借助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将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文化建设连同政治捆绑整合，进而形成全球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也就是要实现一个这样的平台，“全球共产”的扩张对“全球资本”的扩张，没有这个平台任何单个的社会主义国家无法按照理想进行自身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私有对抗公有在私有经济基础与其意识形态强大的历史阶段，公有被颠覆和冲垮的可能性大于其相反。因为全球资本集全球物质力量约束了社会主义新起点的经济建设之物质基础。这就是宏观反映出的每单个社会主义国家在进行其自身的经济建设过程中，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的丰富水平总是受到一定的局限而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于是这也就可以进一步得出一个逻辑思路，无产阶级在夺取自身国家的政权后，解放自身的革命只完成了一半，如果不通过共产主义运动紧密团结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第二次针对全球资本的革命，那么反映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建设就是一句空话，解放自身的另一半就没有实现。具体表现就是无法全面和深入的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研究实践。而历史从来没有假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跌入低谷，站在今天来看，我认为是因为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没有认识到“全球共产”对“全球资本”的问题;没有认识到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对抗“全球资本”革命的继续。而事实是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以为战胜自身国家的资产阶级就是革命的结束，这一观点认识自然无法在经济文化上与政治共同形成合力来对抗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三者合一的“全球资本”。这是我们过去社会主义国家集体短视的必然结果。
因此结论就是：社会主义没有新旧之说，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说法符合客观实际，初级阶段只是代表无产阶级在自己国家取得了政权，在面对全球将政治经济文化整合在一起的“全球资本”;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仍然共同面对着这个镇压我们的超级力量。所以革命仍在路上，不把全球资本战胜就无法进行自身的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也就是说，在目前这样的革命继续中，私有制经济形式不可避免地成为斗争双方公开的交锋“平台”，也就是经济战争的主要表现形式。私有制只是一个斗争平台，拒绝这个平台只能产生“拒敌千里之外”的同时，把自己也给边缘了去，如此就无法实现与其在战斗中壮大和发展自己，这就好比如左翼力量不懂得在市场经济浪潮中学会市场经济原理与操作就无法壮大和发展自己的道理一样。难道不是这样吗?在“资统区”可以不面对这个事实而空喊口号就能实现壮大发展吗?没有物质基础，光在意识形态里的单边作为之苦恼我们难道体会得还不深吗?同样我们国家在当今成为帝国主义主要对付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可能独善其身，必须也要在世界这个“资统区”里学会发展壮大自己，创造和积累革命的条件就是目的。在资本主义的全球经济战争中学习战争的最好方法就是参与进去。否则摆开架势拒敌千里之外的战法;恰好给敌人的优势找到了快速边缘自己的战位。这就是我想说的“放进来，走出去”的内外线相结合之战略战术之根本原因。我想表达的是中国的今天仍然在世界范围的“白区”里生存，根本不具备大规模地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建设的条件。因为全球资本掌握了遏制你深入进行的物质基础，同时世界共产主义运动这一条件又不具备，无法通过联合全球社会主义国家形成政治经济文化三合一的“世界共产”力量。所以目前的历史阶段，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仍在曲折反复过程中求生存阶段，战略上看基本处于当年中央苏区的历史处境类似，主要任务不是苏区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而是应对敌人所发起的“军事斗争”中;采取以相对应的“军事斗争”对抗。而今天的中国同样在全球没有主导权，主要任务是应对全球资本所发起的以“经济文化斗争为主”，以“军事斗争”为辅的进攻战中，我们只能对应其同样的两手，所以私有制成为了双方经济文化交锋的斗争平台;或者说是由资本主义经济战争所主导的具体武器，这个我们没有决定权，只能缴获反过来战胜它。也可以这样理解，不战胜全球资本的私有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就无法建立自身的公有制。如何战胜呢?放进来，走出去，独立自主的掌握主动，壮大与发展自己的物质基础，同时进行全球资本的分化进而通过壮大而来的物质力量来发展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集团，为“世界共产”斗争平台的最终形成创造和积累条件。这个认识上的结论，一般的左翼同志估计很难理解清楚，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的表述只能到这个程度了。
归纳一下：社会主义到共产主义完整逻辑路线图：
无产阶级各自的国内革命---赢得自身国家的无产阶级专政---进入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联合各社会主义国家---共同组建社会主义初步的以公有制占主导，以私有制为斗争平台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将政治经济文化高度整合形成新的共产国际，对外则是“全球共产”---进行与全球资本相对应的全球扩张---首先作用于广泛的世界发展中国家---满足条件的并入“全球共产”----针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各个分化----以整合后的强大的物质力量一个个并入“全球共产”---将美国等少数几个国家定位为全球“邪恶中心”---一个个复制并入“全球共产”，完成最终的社会主义革命---研究并分步骤实践各自国家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完成各自国家的公有制经济基础与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快速进入社会主义中级阶段---各自文化革命的同步为进入高级阶段奠定稳固而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进入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全球共产”研究如何创造实现少数国家带头进入共产主义初级阶段---试验后全球分步骤实现共产主义初级阶段
十、实现终极目标的基本国策与几个历史条件
看社会主义完整逻辑路线图我们发现;世界社会主义的扩张中断到底是在哪个环节，而为什么会中断本文里也有阐述。现在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现在等于是重新再来，而接过这一历史接力棒的目前毫无疑问是轮到最大最强的社会主义中国，这就规定了我们今后所遇到的来自境外全球资本的镇压力量会更加强大而激烈，而体现在其国内的代理人集团作用在我国的力量也会更加猛烈而嚣张，敌对势力内外互为犄角依赖和策应的颠覆与反颠覆斗争将成为以后这一历史阶段的常态。还是那句老话，物质决定意识，当前的中国在面对这一远远大于我们物质与意识形态力量的历史背景下，我们真的太需要发展生产力，以实现强大的物质力量积累反过来来加强我们的意识形态防守战。但是我们绝不能容忍将剩余的国企通过混改变相实现私有性质，这是我们党保持全球独立自主斗争的基本条件。也就是说，当前我们的防守战是历史阶段决定的暂时曲折，而防守的最后底线就是目前剩余的国企，这是我们最后的防线，也是我们实现理想的最根本的平台，我们退无可退!
在成功保住剩余国企性质的条件下，我认为我们与全球资本斗争的战略还是着眼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就是发展生产力。而要发展生产力却又不得不面对处在全球资本统治下的;客观存在的不利于我们的世界环境，也就是说我们国家是处在全球资本的“资统区”，因此“改革开放”就变成我们唯一可行的战略手段和长期的基本国策，注意的是这一国策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与资本主义历史较量中的一个具体的历史手段与策略，是社资两种主义在历史长河的大较量中;所表现的与上世纪有重大不同的具体斗争样式的组成部分。改革开放的目的是“发展生产力”这一表述笔者认为是符合与全球资本主义斗争实际的，而发展生产力的具体意图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应是实现本人多次所说的两个最为基本的条件;具体就是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中国在第一个一百年内成为全球最大经济实体，反映在国内就是基本全面实现人民的小康。其二是在军事科技与实力上实现赶超美国或与其相当的水平。这两个实现也不是最终目的，而是为实现“以全球共产为形式的新共产国际”的两个基本条件。也就是说，改革开放的目标是为了实现和创造这两个最为关键的历史条件，“两个一百年”个人认为应该说是分别实现这两个奋斗目标较为客观实际。中华复兴与民族复兴还是太笼统，只能当做一般的口号。
当我国通过改革开放实现了两个阶段的目标，那么我们就可以发现在上述的“社会主义完整逻辑路线图”中，我们就能够找到自己的位置，那就是具备了形成新的共产国际的历史条件，也就是同步需要组成“全球共产”这个斗争平台，只要大家充分发挥想象，在第一大经济实体与最强军事科技实力的力量面前;全球人民都会重新认识社会主义并觉悟过来，开始信奉我们的马列毛主义，这一现象又会促使众多发展中国家与处在被附庸的资本主义国家必然要加入社会主义国家，新“华约”的雏形就会必然出现。这就是物质决定意识的强大力量，如此我们则进入了与全球资本战略相持的历史阶段，而这一基础上“战略反攻”就不是幻想了。
所以讲，我们的社会主义目标不与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不与全球资本主义相结合考虑真的是闭门造车。社会主义目标的实现本身实际上就是一场“论持久战”的过程，因为全球资本的力量早已经在各领域高度整合而进入“全球”形式了，而我们呢?这就是客观存在的差距。这种差距我们没有认识到的代价就是全球共产主义运动必将陷入历史的一个最低潮阶段，而这个最低潮又会反过来扼杀和阻止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与物质基础;以及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产生。当然这不能责怪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他自身付出的代价最大，从这个角度上讲，我们相对前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又是幸运的，哪有在面对全球资本进攻中可以独善其身而不受影响的呢?我们的幸运归功于毛泽东的文革，这就是我们的历史局限性和前瞻性并存的事实。没有这一局限性我们或许还在以为单个社会主义国家关起门来照样可以搞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但历史与现实给出的答案是：是的，现阶段强势起来完全可以搞，但是一定会被全球资本妖魔边缘，正如广大红色网友们被边缘这么多年的遭遇与感受一样，好在我们没有被物质封锁。但一个国家被全球发达国家物质封锁的感受可能更不一样，这样的结果是全球物质发达水平的程度都丰富，唯独自己不丰富，于是必须要搞先军政治，封锁这种客观存在的差距，否则很容易被颠覆，原因是人的意识反作用物质是一时的而不是一世的，也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另外就是在遭到全球资本的长期经济文化与科技的封锁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物质基础能够支撑多久?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有限的，但是人民的物质生活需求水平是可以无限的。今天的朝鲜如果没有中俄的地缘政治的长期输血，平心而论，他又能独自支撑多久呢?我们就打个比方，假设美国给朝鲜这个“广播平台”，让金正恩向世界人民宣传，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好，全球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会有几个相信?物质决定意识的力量是很强大的，意识反作用物质的力量是有限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本规律。用马克思主义学说去解释和分析当下的世界就是活学活用，哪怕活学得不好，错了就改也比背诵得强。
十一、左翼在这一进程中的任务
在对社会主义发展结合国情世情下的认识丰富以后，体制外左翼力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的目标与任务应当结合实际作出一些相应的调整。目前体制外左翼的社会主义目标远近和大小的认识还是较为模糊;斯认为应该暂不提不切实际的;目前客观上无法实现的目标。比如在本文取得共识后，全面取消私有制迅速恢复公有制明明就是一个非常长远的目标，把这个目标作为近期目标显然不客观。也根本实现不了，因此应是提出较为实际的目标，再围绕这个目标分解成为一个历史阶段的若干项任务就比较靠谱。我认为当下最为紧急而又有针对性的目标就是阻止当下的中国“全盘演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国家”，围绕这一目标分解成若干任务如下
1、体现在意识形态的任务
1) 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意识形态方面的底线，凡是遇到违反这一底线内容的行为坚决运用此原则进行上纲上线的斗争。
2) 坚决与各领域内出现的妖魔化文革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斗争方式上注意不要搞绝对主义，既要承认一些错误倾向又要坚持其正确的内容以及对当今改革开放的重要意义。
3) 要把建立和打造左翼文化平台上升到战略位置上来，要用左翼文化的观点去影响当今的商业、艺术、娱乐、传媒领域里的社会活动。
4) 持续揭露极右的所谓“民主自由”的实质，必须要将资产阶级虚伪的“民主自由”批透批臭。遇到诸如毕福剑加多宝冒头现象采取集中力量的批判，形成社会热点用以觉醒民众。
5) 坚决批判权贵性质的修正主义改开路线，不要怕影响维稳，生怕是给习近平主席添麻烦，这是左翼里要不得的思想。辩证地看不批判修正方向的权贵改开路线反而不利于维稳。只要方式上和诉求上一定要注意与极右立场与方法加以区别。
6) 以上的斗争方式都要加入开启“阶级意识”教育启蒙的内容，这是觉醒大众的根本方法。
2、体现在经济基础上的任务
1) 我们全员的斗争方向与底线就是发起保卫国企的战斗一刻也不能停，这是我们最后的防线。因此要密切关注国企改革的动向与进程。多研究混合制的理论本身与其操作过程。只有多研究才能批判得准又狠。
2) 理论上需要研究在私有制条件下如何改进生产关系来保护和提高雇工的利益，同时又能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这是我们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他关系到左翼未来发展的政治存在和力量源泉。
3) 全力批判全民形成共识的“房改、教改、医改”路线，要督促形成带公益性质的三改方向。如此则是左翼大功一件。
4) 要逐步形成左翼民间性质的维权研究中心，为建立这样的民间机构打下基础。
5) 把全国的红色产品与企业进行整合研究，要学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红色产品，同时作为新生产关系运用的试验基地，尤其是市场条件下的集体经济模式的管理与产品销售迫切需要指导升级。
6) 有条件的左翼网站应当考虑吸引更大更广范围的投稿对象，以此吸引更多地民众关注，这是觉醒大众阶级意识扩大左翼增量的基本平台。因此手段上建议要进行一段时间的有偿投稿(做好预算是前提)，同时密切关注新浪微博这个阵地，应当在更大范围内推出一个时期内的微博原创评比以吸引左翼圈外的微博用户，也可以考虑一段时间的有偿评比。
十二、左翼在任务担当中所需要克服的自身缺陷
体制外左翼被边缘，被一般人群看做是极左现象不能光讲是别人或者是“敌人”的原因，内因还是根据，主要体现还是自身的认识与表达上太“革命化”了，与当前的社会格格不入，这点否认是没有用的，我们的文章样式除了觉悟的左翼思想者习惯;一般人是很难产生兴趣去阅读的，于是这就反过来变成我们的文章对象不是针对左翼圈外的行文习惯，这些需要慢慢改变。具体其他缺陷如下
1、 尽量不要轻易用政治术语的帽子养成自己的语言风格，这是很不好的习惯，一旦有争议便能从兜里拿出永远取之不尽的帽子戴过来又戴过去，以至于没有几顶帽子藏在身上都没有底气交流或者是写文章。人人都是如此习惯是不利于在当前社会发展自己的。
2、 说话行文尽量不要绝对，也不要夸大，我们共同努力学会用当代语言风格进行自己看法的诉求。即使改变不了，那也要注意哲学词汇和政治术语在自己全面理解其意思后力求准确表达。
3、 要发扬内部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作风，凡是关于观点认识上的差异争论，宁可暂时搁置也不能轻易升级争论性质。尤其是针对较有影响的几位老师，即使看法不同可以就看法展开争论绝不能出现以此为理由实现“搞臭搞倒”的现象。在此，力劝秋石客，如果认为自己是委屈的可以暂时搁置，共同对敌积极参与到当前各事件的斗争中去。一直采取这样明显是报仇的心态往往是让自己更加的失分。
4、 对于有问题倾向的同志，许多人采取墙倒众人推的现象可以理解，这是大家表达自己的态度与立场的权力，但是需要注意的是，某个犯错误的人也有正确的一面，不要把曾经正确的一面也给否定掉。比如前些日，秋石客投稿到红歌会网的一篇“不要涂抹马克思主义”一文，我看就是一篇理论性很强的普及文章，虽然这是的旧文，但具体到这篇文章不能因为是秋石客所写就想尽办法去否定。这个我不赞同，秋实客的错误不在于这篇文章，而是在于自身参与右派会议之前没有好好征求其他几位老师的意见，因为其自身是代表左翼身份去的，这是错其一。其二是张宏良批判以后，如果觉得自己是冤枉的，可以通过别的渠道想办法去解释清楚，不能抱着报仇般的心态没完没了的反击;并明显表露出不搞臭不罢休的态度。必须认识到，秋代表左翼去参加这样的会议许多同志事先并不知道，至少我就不知道，尽管我影响力不够所以不介意。但说明了代表左翼去参加这个会议本身就是件很严肃的事，批判两下也正常，不批判反而真的不正常了。张宏良的文章并没有说秋一定就是左翼的叛徒，只是他的行文风格让人会这样的解读，实际上我想其本意是警醒不要做左翼的叛徒。因为怕得不到你的重视和注意，大凡有点思想的人都固执。铁嘎达遇上钢嘎达结果就这样，错在秋先，这不是私人之间的不合，是关系到会议性质与秋所代表的身份，这对左翼当然是件很大很严肃的事。
5、 正确的认识具体到实践过程往往形成左的倾向之工作方法，比如汉奸帽子与保皇的帽子在自己队伍里滥用程度就反映了这一严重的倾向。这种倾向在队伍里是较为普遍性的。
6、 不能把辩证观点的认识轻易当做了中间派或者是调和主义而稀里糊涂地批判，一分为二思考问题或许就是为了合二为一。还有的现象就是把自己独立的思想认识由于自身过于清高而独立于左翼之外，独立于中国共产党之外而不自知，结果就是等、看加围观，尔后就是调侃，从来不太积极参与具体的事件斗争，这种只想当指挥官不想当战士的表现这就过头了。也当力克之。
蓝羽
2015.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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