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疑难之解初显端倪
对于文革的研究，无论在认识上是肯定的，还是否定的都是有必要的。即使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研究文革也有助于从中吸取教训，变坏事为好事。否则不研究文革，不从中吸取教训，就像有人所说的那样：文革就有可能还会重演。现在经常可以看到民间及国外研究文革的文章，而国内却几乎看不到官方研究文革的文章，也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笔者不是专业理论工，只是由于亲身参加过文革，并出于兴趣看过一些有关对文革的研究或者是看法的文章，也对文革进行过一些思考，在论坛上发表过自己对文革的一些看法。
在对文革思考中曾有一个问题令笔者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毛泽东搞文革没有像过去搞三反、五反、反右斗争那样依靠各级党组织，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如果像过去那样搞，依毛泽东的威望和领导能力，各级党组织在文革中一定会不折不扣地贯彻毛泽东的指示，使文革达到毛泽东的目的;而且在运动中会认真执行党的相关政策，不会出现违反党的政策的“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问题。毛泽东在文革中为什么要撇开各级党组织，直接依靠群众，以至运动一度出现失控混乱的局面?
这个问题直到八九年出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才使笔者感到似乎找到了答案。正如有文章讲，前苏联共产党有数量不多的党员时能够夺取政权，有一定数量党员时能够战胜德国法西斯，而在有相当数量的党员时却失去了政权，(恕我没记住具体数字)原因何在?很值得我们深思。在笔者看来，原因绝不是一两个，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没有及时采取正确措施的问题，而是由多方面的因素所决定的。笔者除了赞同一些人所分析的原因外，还想到这样一个问题，显然，在那场剧变中，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没有一个能够站出来维护国家的统一，维护共产党的政权，这就足以说明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的组织已经不起任何作用，没有丝毫战斗力，完全形同虚设。党组织不起作用，党员再多也是一盘散沙，很难形成战斗力。所以笔者就想到毛泽东发动文革时，曾一再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怎么办?”，“一些地方的领导权不在我们手里”，说明毛泽东很早就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思考。尽管当时还没出现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剧变，以毛泽东对这些国家共产党的组织的观察和了解，以及对我们国内各级党组织的了解和掌握，他是不是已经预见到在他身后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考虑到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应当怎么办?在他的有生之年能不能够为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采取一些必要的措施?他把文革称作是一次预演，是不是就想看看他还健在，还有能力把握整个局势的情况下，有意离开各级党组织去搞群众运动会出现什么情况，以便从中总结经验教训，采取必要的措施，也让后人能够从中得到一些启示?
最近出现的一些事情更坚定了我的判断。我觉得毕福剑的一段视频及围绕这段视频所引发的社会反响很能说明问题。毕福剑在视频中的表现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代表了当今社会中的一种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可以说由来已久。这是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呢?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都会看的很清楚，这就是那些发生所谓的颜色革命的国家里引发颜色革命的社会思潮。这种社会思潮在我们国内就是冲着共产党来的，就是要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彻底否定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彻底否定毛泽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正如毛泽东曾讲过的“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做舆论方面的准备，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然而面对这种极其危险的社会思潮，我们的各级党组织竟然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没有做出任何反应。这与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发生剧变、发生颜色革命中共产党的组织的反应何其相似。我们都已经看到了前车之鉴，尚且如此，也就不难理解那些国家在发生剧变、发生颜色革命中何以“竟无一人是男儿”。现在已经不是什么警觉不警觉的问题了，警觉的口号已经不知喊了多少遍，可是狼都跑到眼前了还没感觉到危险。现在探究的应该是其中的原因。
笔者对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没有专门研究过，所以不好说什么。可对我们自己的情况多少还是了解一些，将原因粗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多年来，各级党组织都是“以经济工作为中心”把主要精力放在抓经济工作上，因此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都是只关心经济工作，不关心政治。政治学习就是走形式，根本不联系社会上的各种思潮和人们的思想实际。当年，毛泽东曾说“我们党真正懂得马列主义的人不多”，现在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不仅不懂马列主义，而且根本就没有政治头脑，甚至连基本的政治常识都搞不懂，什么是好人，什么是坏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都分不清，更分不清哪些社会思潮是对的，哪些社会思潮是错的，这样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怎么可能在政治风浪中保持清醒的头脑，明辨是非，带领党组织发挥战斗堡垒作用呢?
二、从被查处的党内腐败分子的情况看，我们党组织的一些负责人本身就是腐败分子，这些腐败分子的行为是党的组织纪律所不能允许的，只要共产党的组织存在一天，对于他们就是一个威胁，他们的腐败行为就可能受到查处。所以当颜色革命发生时，他们是不可能为维护共产党的组织和政权去做出任何努力的。
三、现在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在思想上与社会上那种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思潮是相通的。在他们看来，既然现在我们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都是鼓励发展私有经济，那么就证明我们党已经承认私有制是合理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关于消灭私有制的观点是错误的。因此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打土豪、分田地，推翻地主资产阶级的统治都是错误的，共产党靠武力夺取政权也是非法的。现在一些党组织的负责人通过改革开放不仅享有原来党的领导干部的待遇和特权，还利用各种手段把国有资产变为自己的资产，同过去的资本家没有什么不同。这样的党组织的负责人怎么可能带领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去同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的社会思潮作斗争呢?
由此可见，现在我们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在毕福剑及其所代表的社会思潮面前麻木不仁、熟视无睹、没有任何反应是很正常的。这样的党组织实际上已是名存实亡，真要发生颜色革命根本指望不上它能发挥战斗堡垒作用。
现在回过头看文革时毛泽东没有依靠各级党组织，而是直接依靠群众的原因就很好解释了。文革时各级党组织处于瘫痪状态与现在党组织在社会思潮面前处于无作为的状态何其相似，这究竟是一种巧合，还是毛泽东早已预见到今天可能出现的情况而提前有意进行的设置?笔者认为应当是后者。
在笔者看来，毛泽东之所以在文革中没有依靠各级党组织，而是直接依靠广大人民群众是因为他认识到，共产党在夺取政权后，有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地位发生了变化，拥有了各种比较优厚的待遇及某些特权，有房子有车有保姆等，因此就不想继续革命了。而广大人民群众是要求继续革命的。这一点现在看的更清楚了。私有化的改革，完全符合少数有职有权的党的领导干部的利益，损害的是大多数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此作为既得利益者，少数党的领导干部不可能是继续革命的依靠力量，只有大多数人民群众才是继续革命可以依靠力量。
“历史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文革中在党的各级组织瘫痪的情况下，广大人民群众曾自发组织起来同党内走资派进行斗争;现在毕福剑视频事件发生后，虽然各级党组织保持沉默，但是已有群众自发组织起来，对毕福剑的错误言论进行声讨，这更证明只有广大人民群众才是防止发生和平演变，出现颜色革命的主力军。
记得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亮临去世前曾预料魏延谋反，给后人留下锦囊妙计;想必毛泽东也预料到自己身后会出现今天这样一种状况，虽然他没留下锦囊妙计，但他将今天可能出现的情况提前进行了预演，他希望通过文革这场预演，让群众自己教育自己，自己找到应对危机的有效办法。所以在笔者看来，文革是毛泽东为我们留下的一笔宝贵的财富，只要我们认真总结文革的经验教训，我们就可以从文革中学到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就能够找到应对危机的有效办法。但是如果我们把文革看作是一场浩劫，一场灾难，当作是毫无价值的废物加以丢弃，我们就将犯极大的错误，就会在危机面前束手无策。当年诸葛亮虽然为后人留下锦囊妙计，可最终也没有能够挽救蜀国灭亡的命运;毛泽东虽然为防止发生和平演变、出现颜色革命进行了预演，但他也无法预测我们后人究竟会不会理解他所搞的预演，会不会辜负他的希望，所以他对今后可能出现的情况也是无奈，只能说：“只有天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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