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明崇祯17年)元旦刚过，当李自成率大军渡黄河，自陕入晋，准备横扫山西全境，然后克大同、陷居庸关，居高临下地攻打北京的时候，一贯号称高瞻远瞩、英明果断的崇祯皇帝在京城办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事是他要建立新军以加强京师的防务，特敕令东厂指挥使曹化淳和锦衣卫使吴孟明两位同志具体经办并推荐新军的领导人选。崇祯皇帝的表兄弟、襄阳伯李国祯同志一听到这个消息便觉得有利可图，马上一面委托平时与他在一起吃喝嫖赌的官八代、富九代的纨袴子弟去市面上收罗地痞流氓市井无赖，一面给曹化淳、吴孟明送去大礼，请求他二人保举自己出任新军的司令员。
果然，得了好处的曹、吴二人一奏即准，隔日便有圣旨下，任命李国祯同志为京师三大营(相当于京城卫戍区)的司令员，任命内臣(太监)杜勋同志为监军(相当于政委)。圣旨里还说，在国危之际，各位大臣、皇亲国戚能急国家之所急并挺身而出，“朕心甚慰”，待整军完备，朕将择日进行检阅。
然而，崇祯同志“朕心甚慰”了没两天，问题来了。
由兵部尚书(国防部长)张缙彦领衔，外戚内臣、包括曹化淳吴孟明杜勋李国祯等同志参加，集体向崇祯同志汇报，云：尽管老军新军都一如既往地听大明中央的指挥，只忠诚、服从于崇祯同志一个人的调遣，政治上可靠，军事上过硬，作风上顽强，科技上领先……但，大军未动，粮草先行，现在的问题就是——缺银子。
这就引出了第二件大事——筹饷，集资。
大明王朝此时究竟还有没有钱?答案是：有，但也可以说，木有。
虽然，自万历之后，边衅日繁，警报频传，但从太祖、成祖始，大明的GDP就一直领先世界，基础厚实着呢。即便是到了万历年间，为了送福王之国(即去他所属的藩地。当时福王的藩地占现在的河南西部、山西南部和湖北北部一大片地区)，皇帝和皇太后就将宫中大量的金银财宝赏赐给了他，其价值不低于三千万两白银。你说有木有钱?多了去了!以至于崇祯十年李自成打破洛阳后发现，福王府银库里金银珠宝堆积如山，连拴铜钱的麻绳也腐烂得寸寸断裂!(值得一提的是，当时河南大灾到了易子相食的地步，而守洛阳的军队更是缺饷严重，可福王宁愿钱烂了也不掏一个子儿，结果他被李自成逮住杀了后身上的肥肉被饥民们抢食一空。)一个藩王府如此，全国大大小小千百余王侯府邸加起来又是多少?更遑论那些皇亲国戚贪官污吏家中所藏几何了。因此，从这个角度说，大明王朝不仅有钱，而且是大大的有!
但大明王朝又木有钱。为神马这样说捏?自从朱元璋把子孙封到全国各地为藩王后，儿子生孙子，孙子又生儿子，其嫡、长子世袭王位，其余儿女则依次封爵位。几代传下来，再加上那时未实行计划生育，那人数就难以统计了。而且，代代相传，这些人一生下来就是大明“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最低的也享受着县团级的待遇，由朝廷分发禄米，这就形成了国家一个巨大的负担——要用从老百姓身上收刮来的税赋养活他们，以至于到了明朝末年，国家的财政收入大不如前，每年只有区区四百万两，但也得拨出二百万两去养活这些寄生虫。相反，这些藩属个个都有分封的土地，大的如前面所述的福王，其“疆土”横跨三省，小的也有几百顷庄园，其封疆内的所有一切都是他们的私产，而且还不用向国家缴纳赋税。这样一反一正，就是再大的骆驼也有被拖瘦、拖垮的一天。
勋戚权贵们带头聚敛土地和财富，各级官吏和地主老财们还有不效法的?据有关资料显示，大明王朝到了天启(1620—1627)年间，全国的可征收苛捐杂税的土地人口，比永乐年间减少了近40%，这些财富全都集中到了极少数私人手中。再加上连年灾荒和对外战争，所以整个王朝到了崇祯朝时，实际上已经是一个八面漏风，吹一口气就要倒塌的空架子了。在这个时候，再向崇祯同志要钱，不就等于是索他的命吗!
可是，眼看李自成大军压境，再不用银子喂饱新军以保卫京城，那不就国破家亡了吗!崇祯同志虽然急得面部神经麻痹，表情木然，可三角眼转了几转却计上心来——他决定立即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逼在京的所有皇亲国戚王公大臣们掏银子出来，以解当前朝廷的燃眉之急。
这一天，会议正式开始，崇祯同志首先发表重要讲话。他先从国际国内形势讲起，又讲到九荣九耻多难兴邦，再讲到各级领导同志在此时应该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要求大家必须要讲政治，顾大局，最后强调大家要高举科学发展的大旗，共克时艰，渡过难关后实现共同富裕等等，口干舌燥地不多不少足足讲了有三个小时。
然而，任凭你崇祯同志奶声奶气地、声嘶力竭地讲，下面的人有的呲牙咧嘴地挖耳屎，有的歪鼻斜眼地抠鼻屎，还有的蹲在地上，聚精会神地看地砖缝里蚂蚁搬家，就是没有一个人答腔，他们此刻心里想的是——塔玛啦戈壁，你当“核心”的为神马不先做表率?皇宫里那么多金银财宝你为神马不拿出来救急?尼玛，李自成要毁的是你朱家天下，碍我等什么鸟事了!
软的不行只有来硬的，崇祯同志一发急便有点对眼，这时只见他双眼望着国丈周奎(周皇后的老子，崇祯的老丈人)吼道：“朕要杀人!”站在周奎对面的驸马巩永固知道崇祯同志对眼，看起来他像是望着周奎吼的，实际上他的眼睛正盯着自己，于是，吓得连忙表态：愿意“乐输”白银五千两。他这一带头，其他人也不敢再装聋作哑，纷纷“慷慨解囊”，逼得国丈周奎也掏了一万两。至此，共筹得白银十七万两，崇祯同志再从皇宫中拿出三万，合计二十万，作为军费交给李国祯同志去具体经办。
李国祯同志拿到了这笔银子，先偷偷地往家里送了五万，然后再拿出十万与杜勋等同志平分，真正当做军费开支的，恐怕连五万也木有。再后，用这些钱招募了四五千地痞流氓，市井无赖，组成了所谓的三大营，浩浩荡荡地开出城去，沿沙河一带布防。
可这些游手好闲的东西怎么能够打仗呢?还没见李自成大军的影子，只听见几声炮响，这群乌合之众便作鸟兽散。更有意思的是司令员李国祯同志和政委杜勋同志主动地向前跑了十几里去投降闯军，迎接新君驾临并表示要紧密团结在以李自成同志为核心的大顺中央周围，与大顺中央保持高度的一致，勇立新功!
到了这个地步，纵然是玉皇大帝下凡亦于事无补了。很容易，李自成的大军根本就没费什么鸟事便破了北京城，崇祯同志只好跑去煤山上吊自尽。日鬼得很，临死之前，崇祯同志将他那一头浓密的秀发披下来，也不知道是想遮住那一双对眼呢，还是想不让人发现他早已患上了面瘫。
有一位伟人说过：“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而每当革命取得阶段性胜利的时候，这种“暴烈的行动”就直接体现为胜利的一方对被推翻阶级全面的、彻底的清算!李自成农民起义的胜利，同样如此。
自成同志一进北京就布置对大明王朝的清算工作，并特地下旨，委托汝侯、大将军刘宗敏同志具体负责这一工作。
那刘宗敏苦大仇深又嫉恶如仇性格刚烈，自从造反以来也不知杀了多少贪官污吏和皇亲国戚，却总感觉不太过瘾。此刻，能够亲自审问、清算这些重量级的勋戚权贵，文武大臣，于他而言直是比三伏天吃冰镇西瓜还要开心。于是，他先命手下做了五千套夹棍，然后，一个个地将那些权贵、大臣们唤上堂来，也不跟他们多啰嗦，只是简单地问：“干过什么坏事?家里有多少银子?不说是吧，来啊，夹棍伺候!”
还别说他这一套真管用，那些细皮嫩肉的权贵们何曾经过这种阵仗?又哪天吃过如此的皮肉之苦?大刑之下这才知道钱财乃身外之物，保命要紧啊!于是乎家里有十两银子的绝不敢说九两，统统“贡献”出来。当时，即便是“保明卫朱”也只肯出一万两的国丈周奎同志，此时也不需要人动员，硬是翻箱倒柜地将全部家产六十余万两“奉献”了出去，却仍然被刘宗敏打了五十下屁股，差一点一命呜呼。
如此这般，从三月十九攻克北京开始，到四月初十左右，通过拷打百官，追逼捐输，李自成起义军在京城共获得价值柒仟伍佰萬两的赃款，加上皇宫中搜出的一千六百万两和国库中仅存的六十万两，合计数是九千多万、近一万万两。
如果说当时明王朝每年的财政收入是四百万两的话，那么，革命者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创造出了相当于明王朝二十四年财政收入的辉煌业绩!当然，这是清算的结果。
应当说明的是，李自成刘宗敏等人囿于历史的局限，不可能认识到这样做对于新政权的建立是不大妥当的行为，他们当时也不可能想出更好、更完美的办法来做这件事情。更不可原谅的是，当他们取得了这些钱财后，不是将其归还给老百姓，而是李代桃僵，自己先享受了起来。这样，既很快失去了人心和人民的拥护，又极快地腐蚀了队伍，丧失了战斗力，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但不管怎么说，在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中，胜利的一方清算失败的一方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而规律是任何人也逃脱不了的!
以史为鉴，那些至今还在与民争利，搜刮民脂民膏，将公财变为私产，自以为得计的人，还不罢手么?难道真的想等着被清算么?!
2011年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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