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他将手掌摊我面前时，我流泪了。他与我是同龄人，1990年出生，曾是小学校友。不过他没有机会受到大学教育，高中毕业后成为一名在血汗工厂里挣钱糊口的产业工人。
称他为产业工人，是比较光鲜的。实际上他从18岁走向社会后，10年的经历可谓是底层青年生活的真实缩影。
他选择学习车床技术，因有一定的学历，很快就会画图纸、制作模具。学成之后，他成为机械厂中的“知识分子”，许多机械厂向他抛出橄榄枝。就这样，他不过也只是拥有比工友们稍微体面一点的生活。在许多地区，机械厂用工都不符合劳动法，不给工人签订劳动合同，不缴纳五险一金，除清明、中元、冬至、除夕，全年几乎无休。而绝大多数机械厂没有底薪，只以计件的形式发工资。没有业务时，工厂负责人随时让工人停薪留岗。业务繁忙时，也只会给工人很低的加班工资。他每加班一小时能获得6元的加班工资。
他生活在东部某发达省份，曾在全国数一数二的经济发达地区工作过。2010年左右，正是低端产业发展的高峰期，他每天拼命加班，一天工作12小时，一个月能拿到4000元的工资。刨去租金、吃饭、电话费，每月能攒2000元。后来国家进入转型期，大量劳动密集型企业倒闭，他所在的机械厂也面临破产。因为他工作努力，又懂得制图看图，老板在解散员工时给他多发了2000元遣散费。
就这样，他带着几年来在某发达城市攒下的3、4万元回到家乡。他其实并不愿意回来，他很怀念在“大城市”的生活。
他说在发达城市的工业园区里有机会认识到来自全国各地的打工女孩。工作虽然辛苦，但他晚上下班后经常用陌陌、微信约周边的女孩出来。大多数时候，他只要请女孩吃顿饭，或者花20元去网吧包个夜，这些女孩就愿意帮他解决生理需求，发生性关系。园区的小旅馆很多，他舍不得开全天房，3个小时的钟点房50元完事。当然，有时候小旅馆住客爆满，他只能不讲究得带女孩到夜深人静处“打野战”。
园区里也有不少漂亮女孩，这些女孩往往不会那么随意。她们会要求一起逛街，去跳蚤市场买几件漂亮衣服。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成为男女朋友后才发生关系。不过，经历了一段时间的缠绵之后，他们因为失业重新找工作很快就会分手。
这里好像是另一个社会，当女朋友被欺负时，他会召集几名玩得好的工友把对方暴打一顿。没有人选择报警，被打者大多去诊所包扎一下了事。遇到一些怯弱的，他只需要威胁说以后不想在这片园区看到他们，那些人就逃得无影无踪。
懦弱、贪婪、猥琐、性自由，一切最不光鲜的人性在这群低层次、低学历的年轻工人身上展现的淋漓尽致。女孩们为了让自己工资卡里的工资能够原封不动，每月能够尽可能多的往老家汇款，甘愿冒着感染性病或者意外怀孕的危险与不同的男工发生关系。不过极端恶劣的人性也会有好的一面，他们大多数人生活十分节俭，可以忍受肮脏、混乱的居住环境，可以享受变了味的5块钱盒饭。当然也会有一部分人每月的工资刚刚到手，不到一周就会挥霍一空。这些人往往沾染了吸毒、赌博的恶习。
他逢人就会说他在亲戚厂里担任车间主任的工作，那是一个女工车间，他只需要监督她们干活每月就能拿到5000元的“高收入”。许多女工得知他与老板的亲戚关系，经常主动地投怀送抱，请他吃饭、看电影，进行男女之间的亲密行为。他事业最“鼎盛”时期，与7、8位女工同时保持性关系，有时甚至还会3P。当然，这些女工也不会无条件去讨好他，他需要帮助她们在计算工资时多争取一点，或者能够在过节发红包或礼品时多得到几份。
家乡虽然也是东部发达省份的城市，但毕竟是小县城，企业规模小，人口也不多，他这样的技术性人才，有着多年的工作经验，很快就能够找到工厂上班。回来没到1个月，他就在园区里找到一份工作，仍然是机械厂，他操作车床。
这间小厂只有10来个工人，经常忙不过来。他连续加班十几天，也许是太疲劳的缘故，一次操作机床的过程中不幸扎断手，大拇指被整齐的切断，只剩下一些肉和皮连着。他被立即送进医院，做手术，缝针，住院，老板给他送了5000元和一个果篮就再也没来过。他因为没有医保，自费花了1万多元才走出医院。
他失去了工作，躺在家里静养4个月。
我在探望他时，告诉他为何不注重维护自己的权益。在工作时应签订劳动合同，让工厂缴纳社保。同时这也属于工伤，他应该向老板索赔。他说我不接地气。他认为如果他在找工作时让老板缴社保恐怕会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这些工厂许多都是皮包公司，老板说跑就跑，有时工作很长时间都不知道老板是谁。他住院索赔即使能找到老板打官司，最后赔偿一点钱还要给律师费，到头来既辛苦又得罪人，自己也挣不了钱。
我沉默不语。
他的故事仅仅是我在进行底层工作状态摸底调查的一个缩影，还有许多与我同龄人的生活比他更加艰辛。
一位吴姓朋友，1993年生，目前正在某重点城市的富士康做着“监狱化”管理的三班倒流水线工作。机械化的工作，军事化的管控，让他很少有时间能够与我取得联系。他对未来的生活没有任何期望，他说的最多的就是经常下班回来时原来的室友已经不在，不知从哪个地方过来的打工仔又重新铺上新的床单。他懒得和他们搭话，因为也许不用两个月就又“分手”了。他对在富士康的工作比较满意，因为给他缴纳社保。
还有一位不具名的朋友在一家电子企业的有毒车间工作，他的家在某西部某不发达省份，1995年生，工龄4年，如今他每月挣到1万元工资，企业还给他缴纳社保。但是他的工作不能长期做，因为企业老板担心长期在有毒车间工作的人会出现疾病让企业支付昂贵的医疗费用。他的工友，有不少得了血癌，还有其他讲不清楚的疾病。他最近刚被旧企业辞退，如今又换了一家新企业，还是电子厂的有毒车间，工资依旧是1万元。
我在请他吃饭时，问他还没有结婚，就不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吗?他乐呵呵的说，再干两年攒够50万就不干这工作了，回家娶媳妇生娃娃。
我很担心，不知道他是否还能健康的干上2年。我不赞成他通过这种工作获得“高收入”，因为这是用命拼来的。
通过对身边数以百计同龄人的调查，或许我已经得到一份接近于真相的答卷。当社会的焦点都关注在大学生这些高端90后群体就业难的问题上时，很少有人会去真正关注全国数千万工作、生活在工业园里的血汗工人，他们同样是80后、90后，却过着游走于法律边缘、得不到他人尊重的艰苦生活。肮脏、暴力、变态，这些名词充斥在他们的生活里。他们很少关注时政，有的甚至报不全国家领导人的姓名，但他们却是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领导阶层。
他们是工人阶级，正在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给祖国的伟大复兴添砖、加瓦。
原载陆弃公众号，转载时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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