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事物都是因果关系，都必须具备一定的前提条件，然后才可能实现预先的效果。这是极浅显朴素的道理。否则，就会形成无源之水，无本之木。
“扶贫”政策的提出，已经走过了三十个年头。效果怎样，是否可这样评定：成绩不明显，问题很严重。给贫困地区“戴帽子”搞终身制，似乎是最大败笔。所以，不少贫困地区把这顶帽子作为一种“荣誉”，拼命地保护，并将保住“贫困帽”作为地方政府的一大业绩。这是扶贫所要达到的初衷吗!难免贫困地区越扶越多，依赖或争取国家钱物的越来越多。
在“精准扶贫”的宣传下，这方面的议论已很多。新鲜观点也时而让人眼前一亮。那么，扶贫究竟要达到怎样的目的呢?还很少有人如此发问。难道“扶贫”就是让8000万因“种种原因”返贫的同胞，生活水平达到每年2300元(每月191.7元)吗!
换句话说，这些贫困人群，只要每年收入，达到或超过了2300元的目标，就意味着“脱贫”，政府就完成了扶贫的目的!假设这样，就可以认定完成了最大使命，就算是共同富裕了?
我想，绝不能是这样的目的，也没有理由是这样的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扶贫”一词，是很消极的政府行为。它与共同富裕是两码事，与社会主义按劳分配相距甚远。有网友对这样扶贫给出了最经典的答案——那就是叫“救济”。而这样的救济是为了保证弱势群体的奄奄一息，或者是为了“维稳”。
谁都知道，科学社会主义最大特征，一个是公有制，一个是共同富裕。达到年收入2300元、月收入191.7元的目标，怎么可能是共同富裕了呢!
老朽以为，只谈扶贫，不提“劫富”，是一条腿在走路，不可能走稳，也不可能顺利到达目的地。毫无疑问，“劫富”是前提，“济贫”是手段，共同富裕才是最终目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不能偏废。如同“有水才有鱼”、“有米才可下锅”一样简单。没有这前提条件，鱼就养不了，饭就做不成。所谓的精准扶贫也一样，不做好“劫富”的大文章，就只能消极地“救济”，只能稍微缓解皮毛的暂时的肤浅的矛盾。
贫困来自哪里，原因固然多多。比如，生存条件的限制，自然环境的影响，还有天灾人祸的光顾等等都可以产生或制造贫困群体。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贫困一族还有一个重要的共性原因，那就是政策的不公，社会财富的大蛋糕分配上存在问题。这一点，毋庸置疑。
就是说，8000万返贫人口难以保证温饱，除了自然条件的影响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人为因素，那就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是政策上存在问题，是社会管理上良心欠费。
谁都知道，社会主义最基本优越性，就是消灭剥削，实行公有制。那么，从建国之初开始，毛主席就极力消灭三大差别，城乡差别，工农差别和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差别。改革开放后走特色道路，三大差别死灰复燃，而且越来越大了!并且还多出一个“两极分化”的四大差别!这能说政策上没有问题，路线上没有问题吗?
《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有关规定，贫困一族年收入达到2300元以上，就意味着“脱贫”了。意思是说，他们每个月收入190元多一点，就视为“不贫困”了。这是令人揪心的数字，是十分可怜的突破。这与那些年收入几百万元、数千万元的权贵相比，是多么可悲，多么渺小!这样的收入水平怎能称“共同富裕”。怎能称社会平等或正义!
扶贫，当然不仅仅依赖“钱与物”，但却绝对不能离开钱与物。没有这些物质基础，扶贫就剩下喊口号了，就剩下摆样子了。甚至会让地方政府弄虚作假。那么，扶贫需要的钱从何而来，物从何而来!有人会不假思索地说，政府的钱多得很呢!政府不过是个社会的管理机构，他们并不创造财富。他们的钱还不是人民的钱吗?这些钱固然非常有限。所以说，实现精准扶贫的前提，就要首先“精准劫富”。要做到这一点，做好这一点，可不像空喊口号那么简单了，不是专家学者创造几句豪言壮语那么容易了。
不动真格的，不下真功夫，办不到的。这是在割舍既得利益者的利益，是在让精英或权贵的身上掉肉!换句话说，“劫”富，就是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劫富，就是一场深刻的革命。用句时髦话说，就是壮士锯腿。就是对改革者的改革。
怎么“劫富”?笔者以为，需要宣传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手段并举。要责令那些贪官污吏，无条件地上缴赃款赃物，让那些影视界明星大腕们，让那些垄断央企的高管们，让那些同政府坐在一条板凳的房地产开发商，让那些依靠投机钻营官商勾结买断地方国企而一夜暴富的老板们，“主动地”、“积极地”割肉放血。让这些人知道，“出来混迟早要还”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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