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不了解莫言，就不要跟着起哄;没读过莫言的作品，就不要随便吹捧!
如果读其作品是为了某种虚荣，建议至此作罢，因为狗屎是怎样的臭味，莫言的作品就是怎样的臭味。
这篇文章值得每个中国人认真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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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作家莫言冠以“汉奸”名号，总会有人惊讶、有人愤怒;有人认同、有人点赞。
只要生存在这个世界上，就免不了有人说长道短，况且是有一些名气的作家，因其作品招来诸方面的评头论足也无可厚非。
但是做人、做事有两样东西不能失，那就是“德”和“格”。
所谓“德”，主要指的是品德、道德，包括行善积德;所谓“格”，则指的是品格、人格，包含国格。
有人认为莫言给中国人，特别是文艺界争了光、长了脸，觉得生活在本土的中国人终于能够“光荣”地站在世界最高文学颁奖台上扬眉吐气了。
但更多人认为，莫言丧尽天良，骂祖宗、骂爹娘、骂国家、骂领袖，丢人丢到了国外，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
当然，如果不读莫言的作品，道听途说其如何如何也许没什么感受，但一旦看过他编的那些乱七八糟、稀奇古怪的故事或写的文章，自然会得出相同的结论。
毛主席有两句话说的极为辩证、精辟。
一句是“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再一句“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跑掉”。
用这两句话对照莫言，这个吃着中国母亲的奶水长大又对母亲恨之入骨的诺奖获得者到底是个什么人，则不言而喻。
一、莫言作品到底写了些啥
莫言作品几乎离不开农村，离不开他的家乡——高密北乡那个“灾难深重”、“失去人性”，生产土匪、混蛋、无赖的破地方，其内容无非在这破地方发生的荒诞故事，而且很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在共产党领导下发生的灾难及悲惨故事，并以此含沙射影赢得西方人欢心。
2012年，因莫言的作品“扯下了程式化的宣传画，......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的政治虚伪”，并“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和“为所有人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等原因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以上是瑞典文学院给莫言的颁奖词中的句子。
——所谓“扯下了程式化的宣传画”，在西方人看来，我们过去文学作品中的宣传民族、正义、不屈不挠、道德、良心、勤劳、善良和激励人们斗志、鼓舞民族士气的那些可歌可泣的作品都属于“程式化”，而只有败坏民族、丑化民族、赤裸裸地痛骂自己的祖国和祖宗才是现实主义和文学的真实性。
——所谓“用嘲笑和讽刺的笔触，攻击历史和谬误以及贫乏的政治虚伪”，不言而喻，是赞扬莫言用嘲笑本国、本民族的手法和语言，攻击本国历史和政府、政党的虚伪。这些不正是西方希望看到的结果吗?有敢于攻击历史和“政治虚伪”的“英雄”，对长期站在反华前哨的瑞典来说能不极力培植吗?
——所谓“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没有真理、常识、或者同情心的世界，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这里所说的“世界”，就是我们的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作为历史文明古国，中国人的勤劳、善良、正义、和平、同情心......世界公认，但莫言展示给读者和外国人的却是中国人的没有真理，鲁莽、无助和可笑——西方人终于发现了生长在中国的这个作家，并通过其荒诞的语言和荒谬的想象了解了中国和中国人的“滑稽”与“可笑”。
——所谓“为所有人打抱不平——从日本占领到毛泽东的错误”，通常来说，“打抱不平”系主持公道者站在正义立场上，帮助弱者或为受伤者喊冤，制止强暴，避免其继续侵犯行为。颁奖委员会对在这里的“弱者”和“强者”已经写得明明白白，即前者是日本，后者是毛泽东，或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人民。
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已有70多年，日本人的侵略历史不可变更，如今，除极个别日本右翼势力篡改历史、不承认侵略外，日本人那段丧尽天良、灭绝人性的罪恶已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架上，但莫言在作品中流露和暗示的又是一个怎样的情景?毛泽东的丰功伟绩无人可及，但在莫言作品中所表达的，这个伟人是“历史的罪人”，同时又带着“打抱不平”的勇气告诉读者，不能把大举入侵我国、残杀民众的日本人的行为视为侵略。
......
莫言能把没有的编成有，把不存在的历史现实编得“有鼻子有眼”，超乎想象、超乎寻常，并使无知者信以为真，使西方人了解了中国“在各个阶段的黑暗和悲惨”的历史，包括日本人的亲善和毛泽东的错误及毛泽东时代“惨无人道”、“灭绝人性”的“罪恶”。
也正是莫言笔下的中国社会制度极度的“黑暗”和领袖及政府万般“昏庸”，从而彻底满足了国外、特别西方人歪曲中国、丑化中国、仇视中国的心愿和心理需求，所以把诺奖颁发给莫言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就是莫言，这就是站在诺贝尔文学奖领奖台上的那个出卖国家、民族和正义、良心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正因为莫言开天辟地地“超越了”鲁迅、茅盾、巴金等著名作家和文学前辈，实实在在地获得了这个所谓的“世界文学最高奖”项，因而使自己一举成名，妇孺皆知、“名扬四海”。
二、因反华而获奖“理所当然”
2012年，莫言春风得意地在瑞典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这对一个攻击自己祖国、民族、政党及领袖的人来说，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但人民的眼睛雪亮，因而在国内引起一片哗然。
那一刻，相信很多人首先想到了鲁迅、茅盾、巴金、赵树理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突出贡献的著名作家;也可能有人会拿莫言做比较，嘲讽现代和当代的著名作家;同时也会想到先后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美国总统奥巴马及叛逃卖国、摇尾乞怜地跟在美国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屁股后面大肆造谣、企图分裂祖国的达赖和刘晓波等人。
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作家和那么多的优秀作品始终未能登上诺贝尔文学奖的最高领奖台，而瑞典的专家们能那么慷慨地让莫言独领风骚?
这一点可以说是瑞典人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
尽管瑞典仅是一个芝麻大的国家，但似乎祖祖辈辈跟中国有仇。记得1989年那场风波过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掀起了制裁中国的风暴，瑞典在西方国家中更是首当其冲;近年来尽管我们国家逐步强大，但瑞典这只蚍蜉仍在不停地撼树，以至于我国外交部冻结其外交人员进出国门的资格。
就是这样一个长期敌对、仇视中华民族的国家，能以怎样的态度选拔、培育自己的“顶尖人才”呢?
历史上，美国先后有四位总统获得过诺贝尔和平奖。和平奖本应颁发给为促进人类进步、维护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的人士。在此，即使不去翻腾历史旧账和美国到底是不是让世界得到了和平。就奥巴马而言，他于2009年获得这一奖项时距其上任不足一年，况且奥巴马无论是中东和平进程，还是削减进攻性核武器，都没有取得任何阶段性成果，反而在阿富汗增兵，进一步增加了该地区的不稳定性。所以通过奥巴马获奖之事，便可明白瑞典人颁发该奖项的无聊、无赖、无耻与险恶。
至于刘晓波是何许人也?达赖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相信在每一个中国人心里都有明确的答案，如果他们不极力反华、没有分裂国家的“功绩”，瑞典人能把和平奖颁发给这些败类吗?
从这个方面讲，中国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史上，有那么多优秀作家和作品，瑞典人为什么视若罔闻、熟视无睹而让莫言获得文学奖，这跟达赖、刘晓波获得和平奖形同一路、如出一辙。因此，莫言获奖不仅不值得吹嘘、张扬和鼓掌，反而是中华民族的奇耻大辱。
但心里痛恨自己的国家的人，就不会觉得是耻辱。
因此莫言极其虔诚地“向诺贝尔奖基金会，向支持了诺贝尔奖的瑞典人民，表示崇高的敬意。”，还要“向瑞典皇家学院那些坚守自己信念的院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真挚的感谢”。
因为莫言已经达到了帮助外国人伤害中华民族的目的。
三、莫言作品的丑陋
中国有句古话：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还有一句话：家丑不可外扬。
从一个人对“家”的表现上，可看出其对家的忠诚度;从对领袖和民族的态度上，能看出其对国家的热爱程度。这一点对作家同样适用——他是一个什么人，自然会站在什么立场上歌颂谁、褒扬谁，或极尽挖掘对立方的“阴暗”与“罪恶”，以鞭挞和嘲弄。
人们从莫言作品中看不到有几许爱国、爱家的情怀。
文学作品离不开想象，更脱离不了现实，但想象必须以现实为基础。莫言脱离现实的文学作品不仅严重诋毁了社会、侮辱了国民，而且内容极其反动。
莫言在其作品中诋毁领袖、丑化人民看似高傲，但在《蛙》中对杉谷义人出奇地尊重、敬服，每次称呼皆用“尊敬的杉谷义人先生”或“亲爱的先生”，落款则是“您的学生”，字里行间那种敬佩，对杉谷义人那种高不可攀的敬仰，对跟杉谷义人交流中的那种奴相、谦虚、卑劣，又让人感觉其十分下贱;还有，在参加颁奖时的感言，一个个“感谢”和“尊敬”，对“给奶吃”的反华国家字字句句所表达的都是无与伦比的感激之情。
为什么在《蛙》中那么卑躬地敬奉杉谷义人?因为其前辈系侵华军官山谷司令。书中写的那个率军在平度驻扎的杉谷司令“是个白脸青年，戴一副白边眼镜，文质彬彬......，他称老奶奶为伯母，称大奶奶为嫂夫人，称姑姑为贤侄。姑姑说对杉谷没有坏印象”“对外她说，她与大奶奶受尽了日本人的严刑拷打，威逼利诱，但坚决不动摇”从这段文字中，可看出莫言心目中的日本人的亲和与善良;而与之相反的是中国人的虚伪、野蛮和无义。而在接下来的文字中大爷爷却“不幸误踩了赵家沟民兵的连环雷”被自己人炸死了。还有，莫言给侵略者的后代取名“义人”(对立的一面自然也就成了“恶人”)，可见其良苦用心。
《丰乳肥臀》从根本上修正了当年日本侵略者占领中国的性质和目的。作品中所表现的日军纪律严明，对老百姓秋毫无犯，既不掠夺百姓财产，也不强奸妇女。日军从高密县城到乡下不是去“扫荡”，而是下乡做好事、善事，而且其指挥官和军医如同活菩萨，热心救活了自己的母亲一家三条人命，即使对母亲家那几个美若天仙的姑娘，也不动淫念。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不仅是八路军一个班的班长强奸了母亲家的一个姑娘，而且几个战士还轮奸了其母亲......。
不仅如此，在《丰乳肥臀》中，还大肆描写被日军救了的母亲和两个子女在1949年全国解放后一直过着悲惨的“猪圈一般的生活”(诺奖颁奖词)，其中上官玉女因饥饿难忍，只得投河自尽......。
莫言的另外一部小说《檀香刑》很明显的是借古讽今、辱骂领袖。清朝末年那个杀人不眨眼、杀人取乐的“首席刽子手”赵甲，实际上就是含沙射影污蔑毛泽东;还有在《国酒》一书中，写酒国市党政领导腐败透顶，竟发展到烹食活婴儿，享受婴儿宴和活婴儿制成的补品......。
一个生在这个国家、长在这个国家，用老百姓的营养滋润并继续接受这个国家恩惠的人，却忘恩负义、无限度地编造故事出卖自己的国家，污蔑自己的政党、政府、领袖和人民，难道不觉得羞耻?
显而易见，莫言所以在其作品中通过毫无踪影的人物、事实、背景、河沟、山坡编造丑陋的故事，目的就是为了讨得西方人的欢心，引起西方人对中国“落后”制度、现象、生活的兴趣、好奇、得意与快感。
莫言确实把手中的笔视作砍刀，而且恨恨地砍在了中华民族身上。这一刀，如同当年日本人侵略中国，汉奸走狗们甜兮兮地从“皇军”手中接过的屠刀，对着本族父老乡亲砍下的那一刀。
由此便看出一个人的人品和小人得志的做派!正如中国读者对其客观评价的那样：吃共产党的饭，砸共产党的锅!
也许只有汉奸们能做出这样的事，也只有汉奸才能下得了这个毒手、狠手!
四、优劣作家的本质区别
按理说对名人说三道四，不仅带有“大不敬”的嫌疑，而且极易遭到莫言及其同乡、追随者、崇拜者的攻击。高密东北乡老百姓有句俗语：实话好说，但实话难听。这或许就是“忠言逆耳”。
现在一些人津津乐道的是莫言的才气、名气，是他让不见经传的“高密”和“高密东北乡”前面不用加上“中国”或“山东省潍坊市”的字样就知道高密离青岛不远，而且“胶济铁路线”从这里经过;其本人甚至因此成了全国协委员，怎么可以随便给这样一个“名人”扣上一顶有失身份的“汉奸”帽子呢?
因此，在这里需要“澄清”的是，笔者与莫言不相识、无交往，更不存在家仇情恨，只是站在一个普通读者和正直国民的角度，根据对莫言作品“一知半解”的体会和感悟，提出一些客观的看法。
按常规，进行文艺评论或文学批评，应该对事不对人，即重点评价文艺作品的艺术、思想价值和影响力，而不宜过多地对作家本人评头论足。其实，这个“常规”也不过是“想象”、“理论”或“空想”。因为只有好的作家才能写出好的作品，或者通过优秀的作品看到作家刚正不阿的性格、憎爱分明的立场、美好阳光的心灵和积极向上的精神;相反，如果阅读那些低级趣味、美化侵略者嘴脸、迎合西方人嗜好的作品，自然也会从中看到另一类作家阴暗、险恶、丑陋的面目。
由此，我们必须承认，作家与作品不可分、不能分。如，读者在阅读和学习李白、杜甫、白居易、鲁迅、茅盾、巴金、赵树理、贺敬之、周立波、杜鹏程、罗广斌、杨益言、高尔基、托尔斯泰、雨果......等大批中外著名作家作品的同时，自然会感受到他们自身的立场、观点、品格和魅力。
但是，阅读莫言的作品，得不到优秀作家作品的那些感受和体验，相反，会有一种消沉、悲观、仇恨、中国大地天昏地暗、人食人、无人性、人不如猪狗的悲惨印象。
所谓“文如其人”，就是这个道理。
五、家世决定行为
笔者不知道、也不关心莫言的个人经历和家族历史，不去过问其过去有哪些波折和遭遇了多大的磨难，更无意探寻很多很多年来国家和政府到底做了多少对不住他家及家族的“缺德事”。
俗话说，栽什么树苗结什么果，撒什么种子开什么花。
通过有意无意间阅读莫言的作品，并根据其作品踪迹，可以隐约看到——
其曾经当过土匪的祖辈在日军侵华期间有过短暂的“疯狂”和跟日本人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最终没落;全国解放后，尽管家境十分贫穷，但因其家庭在旧社会有不够光彩的历史背景“抬不起头”，并被列入革命群众的对立面。
在“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它就不倒”的阶级斗争最激烈的年月，对地富反坏右、汉奸、还乡团和牛鬼蛇神的批判，让他们挨批挨斗、戴着高帽子游街示众......。
所有这些，对被“整治”的家族来说是奇耻大辱，即使在他们“老实交代”的那一刻，仍不会心甘情愿地“低头认罪”。
出生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人，经历了我国阶级斗争最为激烈的年月。就作家而言，亲眼目睹并切身感受了家人“遭受侮辱”的“残酷现实”，并将仇恨的种子埋在心里——如果不是全国解放和人民当家做主，其家族也许没落不到这个程度;如果不是一次次的政治运动，其家庭成员不至于落到猪狗不如的地步;如果不是另类，生产队里的社员也不至于因为其母亲捡拾几个麦穗而“狠狠”地扇上几个耳光......。
因此，那个时代，尽管他们也跟着人民群众高喊“共产党万岁”、“社会主义好”之类的口号，但他们心里却不停地骂共产党、骂社会主义制度。
这些都是仇恨的种子。而铭记这些，也是人的本能和本性的必然反应。莫言也不例外。
六、莫言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
首先，莫言的家世和经历已经决定了他不属于贵族，也不是高雅家庭培育出来的后代，而是在高粱地里“鬼混”孕育的“土匪种”的后裔，这样的家族基因极易生长出不安分的种子，尽管心有“屈辱”和不可避免的“报复”心理，但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里，哪怕纵有三头六臂，也达不到起义造反、改朝换代的实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拿起笔并把它当做“匕首和投枪”对着“恨之入骨”的国家和社会开刀，并以此表达对社会的仇恨与愤慨。
同时，应该充分肯定莫言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具体说是一个很会编故事的人，而且有些故事编得头头是道、“活灵活现”，能让不了解真实情况的人信以为真并自觉加入仇恨的行列。
会编故事并把一些乌七八糟的故事写出来，这与莫言的天分和创作能力有关。但写入作品的故事不同于讲“段子”，前者应有一定现实基础，符合逻辑，经得起检验、推敲，并产生某种共鸣和教育、启发作用;后者则是无中生有、胡编乱造，或者靠一些古怪离奇、贬低、肮脏、丑陋的语言博得众人眼球。
如果“拜读”过莫言的作品，稍加分析便不难得出，其作品歌颂的是侵略者的仁义道德与宽容，跪拜的是侵略者的后代，揭露和批判的是自己国家和民族的“罪恶”，丑化的是中华民族各个时期、不同阶层的人们(包括领袖)，讽刺和鞭挞的是国家政策、法律及基本国策(《娃》等作品均如此)。这就是莫言作品给我的印象。
莫言除在作品中极为阴险地攻击、辱骂领袖外，总是不失时机地在任何场合表现其个人“才艺”，只要看看他在《毛主席老那天》(注：“老”，山东方言为“死”、“老死”之意，此处莫言“不舍得”用“逝世”二字)中的几段文字，便可知道其对毛主席的的深仇大恨：
——“之所以选这样一件大事来写，是因为近年来看了不少跟伟大人物套近乎的文章。拉大旗做虎皮，不但有效，而且有趣，至于是否恬不知耻，何必去管。”
——“毛主席不死，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不大可能改变，阶级斗争不可能取消，如果有文学，也不会是现在这样子的文学，而那样子的文学我是不会写的，如果毛主席活到现在，我肯定不会当上所谓的‘作家’。”
——“说句不好听的大实话，毛主席不死，邓政委被第三次打倒后，大概就很难再爬起来了。”
——“毛主席死了，天并没有塌下来，老百姓也并没有因为他死了而活不下去，从某种意义上说还活得不赖。”
从这方面讲，笔者觉得莫言不像个作家，倒是更像一个泼妇、小丑和小人。历史已经肯定，中国人民所以能够站起来，所以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所以不再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凌辱，毛泽东的功绩是第一位的，但莫言把这位被世界人民公认的领袖视为最大的敌人。
七、莫言是一个肮脏的汉奸
一个作家的作品，提供给读者和民众的不是爱国和向上的精神，而是通过编造故事、制造阴暗、歪曲事实、蛊惑民众和辱骂领袖，其用心不言而喻。
也许这样评价莫言的身世有损其形象，但面对一个丑化民族形象、伤风败俗、不顾民族尊严、颂扬和巴结侵略者及其后代的人来说，其形象本身已经污秽不堪。
一个专投侵略者和西方人所好而不惜卖身、卖灵魂、卖民族气节的人算是一个怎样的中国人?这与日本人侵华期间那些为敌人送情报、为鬼子效力的汉奸又有什么不同?
因此，说莫言是个地地道道的汉奸并不过分，他应该当之无愧地得到这个称号。
所谓“汉奸”，《汉语大词典》和《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为——
【汉奸】：原指汉族的败类。后泛指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民族利益的人。
在中国，汉奸真正大范围出现并帮助外国势力侵害中华民族和民众利益，则是在日本侵华期间的亲日派及为日本人效力的走狗!而现在的莫言，对日本人的亲和之举不亚于当年的汉奸。
不论在那个时期，汉奸都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它甚至比偷盗、抢劫、杀人、放火、嫖娼更令人不齿。
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讲道：“周作人、张资平的汉奸文艺，玫瑰蝴蝶的‘民族文学’，无论他用了多少美丽的化装，总不能掩饰掉他们的主人是谁，他们是为侵略者统治者而创作的”;同样，莫言的作品是什么样的文艺呢?
201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让地球人知道了“中国高密东北乡”，知道了在那个土里土气和“灭绝人性”的“土匪窝子”里有个莫言。
然而，当他的名字逐渐被人们熟知的同时，“莫言”却跟“汉奸”联系在了一起——因为，在中国人看来，凡是“投靠外族或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民族利益的人”都是汉奸。
任何时期的汉奸都是民族的败类，必然遭到人民的唾弃，莫言也不例外。
写到这里，也许有人并不服气：既然莫言是个汉奸，为什么还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最佳答案便是：周永康们为什么还要坐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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