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谈到过，资本主义阶段，劳动的消灭进程是在社会的生产目的之外非自觉地自发的发展的。也是以对资本有利对社会不利的方式, 在严重的社会对抗中向前发展的。资本主义时期，大众要靠劳动吃饭，但他们没有生产资料，所以他有没有劳动的资格要资本说了算。资本有生产资料，他要靠劳动价值体系挣钱，但他又要靠生产资料本身的发展尽可能的减少和消灭人的劳动挣钱，所以这种生产必然是自相矛盾性的。并且，这种矛盾还不可调和，发展到一定阶段，社会生产要正常运行，资本不是要把所有权交出来，就是要停止机器自动化生产消灭劳动的进程。所以，资本主义根本是不可能最终承担起工业革命消灭劳动的历史使命的。这个使命只有共产主义才可以完成。
共产主义条件下，人们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任何人都已经不可能靠特意的剥削谁的劳动过活。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共同面对的才是直接的自然本身，一方面维持一定的使用价值产量并继续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一方面同时通过越来越先进的机器生产自觉地尽可能减少人的劳动。也就是说，只有在共产主义阶段，劳动的消灭进程才可以直接在社会生产的目的之内，成为整个社会自觉的行动。
实际上，共产主义(第一阶段)是人们从劳动、资源及以其为基础的社会束缚中共同解放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这个自觉的社会组织，首先正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
我们前面谈到，人与自然的联系发展到工业革命阶段出现了一个质的变化，如果说以前的进步总是在改进人们的劳动方式，那么到工业革命阶段，从蒸汽机到电力机、到自控机、到未来总管机控制的自控机、互联网、物联网、人机互联、机机互联，机器生产这一系列新的发展，除了最大化的扩展着人的劳动能力，实际最终是在否定着人的劳动本身了。消灭人的劳动，是工业革命和机器发展不变的主题。它不是要自觉的发展，就是要自发的发展;不能够自觉的发展，就必然要倒回去头去自发的发展。总之，它总要发展，谁也不能让历史停止它的发展，即使共产主义的名义也不能让它停下来。当然，它最后总还是要自觉的发展的。并且如前所述，也只有在共产主义公共劳动条件下，才可以最终实现这种自觉地发展。所以，共产主义阶段，人们主观上一定要形成工业革命带动劳动消亡进程的一种自觉。共产主义阶段，人们要继续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开始的工业革命消灭资源和劳动束缚的进程，直到文明创造的生产工具可以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代替人本身和自然界这两样自然产生的生产生活工具，基本消灭了劳动和资源束缚，把人从劳动和资源束缚中解放出来为止。
从这个角度讲，以前人们往往仅仅把共产主义理解成共有共享条件下平等的共同劳动，是不全面的。那种理解无疑是忽略了新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自觉问题的。实际上，共产主义不光和人们平等的共同劳动相联系，还要和人们联合起来自觉地组织资源和劳动的消亡进程相联系。如果没有了后者，那无疑是把劳动这一自然束缚看作一种永恒的东西了，也中断了资本主义阶段就已经开始了的机器自动化生产代替人类劳动的人与自然联系继续革命的进程。
我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里说过，正像人从猿转变成人的时候，他不是为了什么理想的社会制度，而是为了从自然中的解放一样，共产主义本身也并不必然就一定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它是因为是实现人们共同从劳动这个自然中解放的手段，才成为这个目的的。并且，共产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不断革命，也不能脱离劳动和资源束缚的有组织的持续的消亡进程理解。社会关系的发展，永远是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的社会表现。
因此，共产主义这个自觉的社会组织，最终也还是人与人社会关系发展的自觉的社会组织。共有制基础上，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重新统一和公共劳动如此，革命完成后，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的继续革命和调整也依然是如此。
共产主义阶段社会关系的自觉的调整，不过是围绕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
1.在资本主义阶段后，在劳动还处在消亡的进程中但还没有最终消亡的时候，如何有效的组织共产主义条件下的社会生产。
2.在上述条件下，如何有效组织好劳动的继续消灭进程。
3.如何组织好劳动消亡进程中和劳动消亡后，逐渐不再以劳动为基础的新的社会——马克思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实际就是所有人(而非少数哪几个人)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问题。
当然，在像中国这样原本尚未完成工业化的国家，也还要优先考虑如何首先完成工业化的问题，然后再考虑劳动的消亡进程中人们的生产组织和解放组织问题。
这样，根据不同历史时期的中心任务的变化，各时期的社会组织形式，又应当是变化的。
比如，前面讲的围绕使用价值的效用更新问题，效用更新的机制——这一生产关系，历史的变化的问题。它们总要互相的适应，左了右了都不行。此处从略。
又比如严格的按劳分配，在过去落后国家绝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阶段，曾经是必要的。严格的按劳分配在那个阶段即保障了公共劳动的性质，又鼓励了群众的劳动积极性。但随着机器生产较充分的发展，在已经发展起来的不断进步着的相对公共必要产品的生产中，简单单一的按劳分配，就越来越不能够灵活的面对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和人从劳动中不断的解放问题了。这时，按劳分配就要局部的质变为近于按需分配某些形式。只有适时适当的不断完善的按需分配或说部分供给制，才可以最终解决劳动消灭进程中人不断从劳动中的解放问题。而在工业革命先进国家，这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的题内之意。
把以上几点归结起来说，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发展的自觉组织，最终就既是围绕劳动消亡进程的自觉组织进行的，也是围绕劳动消亡进程中和劳动消亡后，人们逐渐不再以劳动为基础的新社会的构建，即人们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和自由新生活进行的。
这样，到劳动消亡进程完成，人们已经获得相对于劳动这一自然束缚的最终自由的时候，依然束缚着人们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组织和社会关系也就最终瓦解了(共产主义前段依然是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自由人的新生活和自由人的联合体实现，人类史前阶段结束进入更高层级的发展阶段。
为了更好地理解共产主义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问题，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重新回顾一下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的一个不足。
我们这里说的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不足(详看《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辩正》)，是就唯物史观讲的，就是把人的本质简单地归结到人的社会性。我们以往把马克思的书当经来念，所以一般人不会怀疑这个判断的正确性。然而，真正探究起来，这个命题其实蕴含着致命性的缺点。
我们知道，人与世界的联系包含着人与自然的联系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两个基本联系。在二者的辩证关系中，人与自然的联系是个基础的主导的联系——生活和为了实现生活的物质生产总是个基础，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尤其生产关系，实际是人与自然联系的社会表现。
而一旦把人的本质归结在人的社会性，那么人类所有的历史实践就会立即被理解成了人与人社会关系的历史——即社会史，历史发展的目的就好像单纯是为了某种理想的社会制度而努力的。这无意中是把人与自然的联系史给弱化掉了。即使共产主义，人们也往往弱化了它人与自然关系继续发展的内容。这实际是颠倒了人与自然联系和人与人的社会联系这两组基本联系的互相关系。
实际上，人与自然的联系——自然条件要束缚人，而人要否定自然条件束缚，是人与世界联系的基础。人的本质只能上人与世界的这一基础联系中寻求理解。人是目前为止唯一一种能够不断否定自然条件束缚，能够从自然束缚中不断解放出来的动物。
人与人的社会关系，只是以上这种人与自然关系发展状况的社会表现。人们从社会关系的原始的自由(比如个体农民的自由)，走向后来的不自由(农民工)，或是又从不自由，再次走向自由，社会关系本身不是目的，为了某种更好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才是真正的目的。就像工业革命以后，共产主义本身不是目的，在普遍发展的机器生产中，不再让机器进步掠夺劳动群众的糊口机会，和实现所有群众由于机器从劳动中的共同解放才是最终目的。共产主义和它的公共劳动因为是实现这个目的的手段，才成其为目的的。并且，共产主义生产关系的实现，也并不是历史的终结，而只是人们自觉的组织人与自然联系和人与人社会联系发展的开始。这里，既包含了人从资源和劳动束缚中自觉解放的继续发展，又包含了围绕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个自觉，人们从以资源和劳动为基础的社会中进一步解放的自觉的发展。
也就是说，共产主义天然的就内涵了人与自然关系的这一自觉，只是我们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尚没有能充分的注意罢了。
所以，以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不足中，就尤以应该把资源和劳动看作历史范畴为要。有些人把劳动这个发展着的人的人的本质看做人的本质，更是大错特错。资源，是因为它的有限性才称其为资源的。随着人类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不断发展，这种有限性早晚会因人协调两个生产(物质生产和人本身的生产)和驾驭物质运动能力的充分发展而否定。而劳动，在以往也被看作一种永恒的东西。其实它不是自来就有的，当然也就不会永远存在下去。如果说工业革命发展不变的目标就是要消灭人的劳动，那么随着不断发展的工业革命，劳动最终也是要消亡的，这符合辩证法。
当然，提出这个问题也并不是说到了共产主义高级阶段就不可以再存在劳动了。而只是说，那时的劳动和人本身的作为劳动者作为一种自然和社会外在必然性对人的束缚已经解除，人类获得了相对于劳动和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的最终的自由。
这里，也依然可以看出，把某种理想社会形态作为目标追求的观点的局限性。一切社会，当它实现了人与自然的某种联系时，它是人自由的条件。而当它一旦形成，并开始一步步作为一种社会必然性束缚着人们的时候，它就成了人不自由条件。所以，一切社会形态就既都是需要历史本身所肯定的东西，又都是需要历史本身所最终否定的东西。人类只有最终消灭了一切形式的以劳动为基础的社会(包括它共产主义的形式)，才可以获得最终意义的自由。
为了更好的把握共产主义对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问题，我们还需要厘清一些对马克思主义容易产生的误解。
比如，二十世纪的社会主义革命都是在比较落后的国家发生的，所以资产阶级和他们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代理人，就抓住了这一点，并由此宣称：既然马克思主义说生产力决定和历史阶段论，那么落后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搞社会主义就搞错了，落后国家只有搞资本主义才是适应生产力发展的。并且，即使共产主义的党掌了权，也应该离红色尽可能远一点，离资本主义尽可能近一点，或者补一补资本主义的课。无形当中，这些人实际上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偷梁换柱做了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的预设和解读。
持这种观点的人，虽然不乏部分人幼稚的真诚，但实际多是代表了资产阶级的利益和想法。由于是打着马克思主义的旗号，于是这成了资产阶级及其共运内部代理人用以欺骗群众、告别革命和反对革命、不准革命的利器，给二十世纪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严重挫折。而一些革命左翼也往往因为这个误解，而把挫折的原因归到马克思主义头上，要把这个马克思主义甚至列宁主义，从毛泽东主义中剔除出去(秋石客)。实际上，这反映的依然是很多人对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不真正理解。
实际上，资本主义统一世界市场之后，原本个别民族的历史就已经融入了世界历史。这时，即使是谈生产力决定，都已经不再是落后民族自身的生产力决定，而已经是在世界民族矛盾中，落后民族和先进民族生产力相比较的决定。大清国或者奥斯曼帝国的灭亡和社会革命，不是它们国内自身的生产力内部决定，而是它们各自生产力相对大英帝国的工业革命生产力的落后局面决定。孟什维克和国民党的败亡，也不是由于资产阶级自身的生产和社会动员能力的内部决定，而是由它们对比共产党——也就是已经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相比较的决定。
不仅如此，在理解人类新的历史实践的时候，我们甚至都不能简单用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或者是历史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社会革命中的马克思主义，而只能用一种叫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来冠以理解这个马克思主义。
我们知道，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公开发表过的阐述资本主义及其以前自发时代历史规律的著作提炼出来的(比较典型的表述，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序言)。在自发的历史时代，人类对历史规律还缺乏必要的认识，所以那个时代人类对整体历史运动的自觉能动性就尚不能发挥，规律就只能是自在的自发的对历史起着作用。正因为此，我们过去所理解的唯物史观就确实往往突出地强调了生产力在盲动历史当中时不时自发表现出的那种顽强的强制的决定作用。这是没有错误的。既然人的自觉能动性在那个时代还不能对人类整体历史运动发挥作用，那么历史自发的表现出生产力的作用，就是那个时代必然的历史特点。而这也就规定了我们以往唯物史观主要是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特点。
当然，虽然以往的唯物史观尚有以上特定时代所留下的尚缺乏提炼的印记，但它总归是对人类的历史起了一个划时代的作用。在此之前，人类的历史还太年轻，以至于人类还不能真正看清楚自身的历史实践。而在此之后，一方面由此已经开始了人类真正正确理解自身历史实践的新的历史时期，另一方面同时也就开始了人的自觉能动性主导历史，人们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的历史时代。此前是自发的时代，此后则是自觉的时代。
而在自觉实践的历史时代，在自发历史中形成的那些历史观点，由于它多数情况下还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局限(这是没有办法的。马克思当时既要论述自觉的新实践——但是少数，很多关键内容还一直没有发表，而更多的时候还不得不解释自发时代的历史。而在人们后来的理解中，后者往往掩盖了前者)，当然也还是由于它本身还仅仅是在怎么样解释世界的局限，就只能作为指导新的自觉实践的方法论基础，而并非这种方法论本身了。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绝不是过去尚有旧时代历史痕迹的这种唯物史观表述，甚至根本就不是唯物史观(即使它提升了的形式)。因为只要还是唯物史观，它就依然还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而如果把这些旧认识推向极端，搞出个放到自觉时代还要继续正确到底对人对历史规律的主观能动视若无物的什么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来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就更是历史性的错误。这里，真正可以标示马克思主义的，只能是作为马克思所有理论和实践活动落脚点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或说对世界的改造。是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新的历史实践中与人类实践的主观能动性高度同一着的一种高度的历史自觉。这个东西把人类实践对历史规律的自觉能动放到第一位，虽然以对世界客体的唯物主义认识(这是唯一正确的认识)为基础，但又绝对不同于且绝对的高于那些唯物主义认识本身。所以，马克思把它命名为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要人类在洞悉自己过去未来历史实践的条件下“改造世界”和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相对只会解释世界的旧唯物主义和整个旧哲学而言(马克思反对只是解释世界，包括用唯物史观仅仅解释世界)，马克思也称之为新唯物主义，后世也称之为新哲学。实际是一种以人的自觉实践为核心的革命的唯物主义，或者革命的哲学。
如果给马克思翻译一下。很明确，马克思早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就已经开宗明义地批判了那种忘记了人在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和主观能动性，只具备客体视角，不具备人对自己历史进程的主体视角(这是一切旧唯物主义共同的缺点，所以反倒是唯心主义最早的发展了主观能动的方面)，只知道环境对人的塑造作用，而不知道还有个人对客体世界的改造作用的旧唯物主义的观点。强调不仅仅是环境在改变人，更主要更核心的是人在改变环境。且“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相一致”，人对世界的改造活动(实践)和人的认识活动(思维)相一致。并把这种一致上升到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改造世界的革命实践活动的高度。批评所有那些哲学家至多只是在解释世界，而关键是要改造世界。而这也就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哲学的根本特质。它实际已经否定了一切只在解释世界的新老哲学——包括今天那些试图把马克思主义重新打扮成仅仅是如何解释世界的哲学的哲学。
注：这个地方，一定要注意这个提纲对于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无比重要的地位，注意《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把它选进头三篇文章对于准确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意义。马克思死后，恩格斯之所以把从故纸堆中检出的这个提纲如获至宝单独发表称其为“天才的提纲”，就是因为这个提纲包含了马恩其它所有著作中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和恩格斯本人的《反杜林论》中所不曾包含的内容。其实就是从主体性出发对新唯物主义定位的这个高度。即使《德意志意识形态》也不曾有这样的概括高度(但《德意志意识形态》涉及到自发时代和自觉时代的人作为实践主体的主体性的发展并提出实践的唯物主义。所以二者又是互相补充的)。这个提纲的缺点是发表出来的太晚了，包括《德意志意识形态》发表出来都太晚了，致使基于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那种唯物史观片段理解谬种流传，贻害至今。且词句隐晦，不是有对马列主义哲学有通彻理解能力的人很难读懂和准确把握。
马克思的这个批判，无疑是对那些忘记了或是故意忘记了人和上层建筑的主观能动，忘记了革命，甚至直接目的就是为了告别革命反对革命不准革命故意把马克思主义阉割成单纯的生产力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和把自发时代历史阶段划分——那种特殊历史阶段的规律表现形式，看成是规律本身来迷信的人们的最好的批判。这些人无疑是把马克思主义故意阉割、贬低、庸俗化到了以上这种马克思批判过的，马克思以前的完全忘记了人在改造世界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老掉牙的、无用的、其实是对革命起严重阻碍破坏作用对现存世界毫无害处的旧唯物主义或旧哲学的水平。
经济决定论和唯生产力论，即使仅仅按照有关自发时代那个尚不够完善的仅是在表述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唯物史观片段表述都是对唯物史观的严重贬低。因为即使在那个表述中，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在它们各自的互相关系中到底是谁决定谁，根据具体的情况都是辩证的有条件分角度的，都绝不是在任何的条件和任何的角度上，都只有生产力和经济基础在起决定作用，而人的意志、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对历史就不起能动的决定的作用(比如，社会革命时期通过革命的上层建筑大力推进社会革命的时期)。这种简单庸俗化，即使对唯物史观那种片面表述，都是恶意扭曲和阉割，以图最大化的降低它对现存世界的“破坏”作用，使之达到对现存世界的无害化。但这和马克思所倡导的使现存世界的革命化的以人的自觉能动性(比主观能动又高了一级)为核心的革命的或实践的唯物主义本意又有什么联系呢?正因为它们的反革命性质，所以一当革命来临，列宁斯大林最早就反对唯生产力论经济决定论(这是修正主义的理论根基)，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直到文革，更是一贯的反对这种唯生产力论。
按照马克思批评旧唯物主义的口气重新界定历史规律：
如果说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是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的产物，那么这一定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倒正是一定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创造的;如果说历史运动中，生产力、经济基础在改变生产关系、上层建筑，那么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就同时也在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力和经济基础。
实际上，生产力、经济基础的改变，总要和生产关系、上层建筑的作用相一致，总要和人类实践的主观能动性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相一致。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共同缺点是缺乏主体实践的视角，而新唯物主义第一位强调的就是人在实践中的主体性。历史运动中，是人要取得对客体世界的自由，只有人才是历史运动的主体。历史运动一切的生产力、经济基础、规律的作用，都不可能逾越人本身这个主体而起作用。生产力的经济基础的规律的一切的决定，最终都不可能绕过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来决定。在这里，在主体对客体自由的实践中，唯物主义——规律、客观实际，不过是人决定决策的方法和依据。
其实，这才是马克思对待规律问题的本意，当然，也是革命唯物主义或革命哲学对待唯物史观所揭示的历史规律的本意。这里，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总可以归到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中去，总可以归到人改造实践的主观能动和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中去。
如此，这倒勿宁说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一切都是人类实践有意识有目的的活动创造的，都是人的主体意识和主体行为的结果。区别只是在于，不同时代人类实践的这种主体性范围程度大小的区别。自发的时代，不是没有这种主体性，而是多数情况下表现的还仅仅是人做为个人个体的或局部的或集团的而非联合整体的主体性。因而，这种个体的局部的主体性在互相的利益碰撞和争夺中，就往往交替性的表现为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领域内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各自的阶级主体性，是一种分散的、分裂的或是妥协或是对抗的主体性。在这种分散分裂对抗的主体性中，人类个人的集团的主体自觉，在互相的碰撞中最终就要表现为整体的盲动和非自觉。这时的历史的进步，就必然的要表现为生产力、规律对这种因缺乏人类整体主体性所造成的整体盲动和非自觉的自发的强制作用。但即使在这里，即使生产力、经济基础、规律要自发的强制的在发展中起到它的作用，它们也必须要在阶级调和中在阶级对抗中，通过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和想要成为统治阶级的阶级在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所呈现出的自觉的主体性行为来推动。
而自觉的时代也不是没有盲动。但自觉时代的人类主体性，已经完全是克服了上述那种分散分裂对立的主体性后人类真正联合起来的人类整体的主体性。只有在这种整体的主体性中，人类对自己历史实践的自觉性才真正实现。自觉时代的前提，就是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性。反过来说，自发时代人类个体局部的分散分裂对抗的那种主体性，是实现不了人类对自己历史发展自觉组织的。并且，也只有在这种人类整体的主体性中，个人的或局部利益的盲动才可以被人类联合起来的整体自觉性对冲，联合的整体利益才真正符合所有人的利益，个人才真正克服了因个体的互相碰撞盲动而产生的不自由，并在集体中获得最终意义的自由。也只有在这时，主体对客体的自由进程，才可以真正进入一种人类自觉发展自己的自觉组织状态。革命的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或说革命的政治，也才可以真正代表主体对客体自由实践中的那个人类作为主体的主体性。这里，对历史进步起决定性作用的就一定是已经克服了自发性已经具备了整体主体性的自觉了的人，而不再是自发对历史强制起作用的生产力、经济基础和规律。或者说，生产力这时也并不是不起决定作用了，而是已经内化于人类自觉发展自己的历史实践当中，内化于人们对自己共同生产力的自觉组织当中了。
这个提法可能有点绕。为了更好的理解，再加深一遍：
生产力、规律对历史的自发强制作用，既然只与个人的分散的主体自觉有关系(这时同时伴随人类整体的非自觉)，那么这种自发强制作用，就必然伴随这种个人的分散的主体性让位给人类实践整体的主体性而被消灭。在人类整体主体性已经实现的时代，就不再是生产力、规律对历史进步的自发的强制作用，而只能是人类对自己历史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包括人们共同生产力发展的自觉的组织状态，在起作用。即使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矛盾，依然是这个时代社会的基本矛盾，生产力和经济基础的作用方式，都已经不再是自发时代那样的作用方式，而只能是人类整体的主体意识充分发挥作用时代的作用方式。这时，联合主体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或说主体政治，作为一种主体的历史自觉，就一定要起到统领一切和决定一切的作用。这不是唯心，而是人本身作为历史实践的主体应该有的作用。唯物在这里，只是主体对客体的自由的方法。自由不是随便自由的，是有依据的自由。生产力这时也不是不再起决定作用了，而是已经内化于人类自觉发展自己的历史实践当中，内化于人们对自己共同生产力自觉的组织和发展当中了。原本作为必然性支配人的历史规律，这时也已经被人类驯服，人已经做了历史规律的主人。或说，人类作为主体已经取得了对自己历史客体的自由。
所以这时，就不单是人类真正的主体性上升到自己历史进步的主导地位(按毛泽东的说法：上升到矛盾的主要方面)那么简单，届时人类被历史规律盲目支配的历史阶段也就结束了。这时，在自发阶段的历史当中因为盲目必然性支配所出现的合规律性的很多东西——实际是规律旧的表现形式，在新的自觉实践中，也就失去了它们继续存在的历史合理性。
比如，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社会关系和五种社会形态在历史上的依然演进(与唯生产力论结合着，这是所谓历史阶段论历史阶段不可逾越性命题的又一理论基础)，在自发的时代曾经是符合规律的。但在人们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时代，如果有谁还要硬逼着人们非要去重复奴隶的封建的时期的苦难，就一定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同样，如果在群众已经组织起来有条件自觉组织自身发展的新时代，有谁还要群众徘徊资本主义的多数人的无产阶级化苦难和少数剥削分子的发达，就一定也是反动的不合时宜的了。
因为，在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理解之后，在理解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之后，在接下来的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具体实践中，就必然要得出共产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就是共产主义。而我们讲，实践的唯物主义，只能是共产主义。
因为在群众已经知道了自己的过去未来，在群众同自己的阶级敌人的斗争中已经切实组织起来的条件下，他们就已经可以不再需要任何的封建主和资产阶级财主，作为他们生产生活的主人领导他们的生产生活，就已经完全可以自己作为主人自觉地行动起来自己组织自己的生产生活。巴黎公社的工人只要组织起来了，他们就不再需要资产阶级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俄国的工农兵只要产生了自己的苏维埃，组织起来了，他们就也不再需要地主和资本家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中国的工人农民，只要在同封建地主封建把头和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组织起来了(镇压反革命)，有了工会农会和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了自己的军队和政权机构，他们就也不再需要资产阶级做主他们的生产生活。
人类目前为止的物质生产，尤其是现代的物质生产，无非是把劳动力组织起来所进行的协作式生产。奴隶的生产如此，封建的生产如此，资本主义的生产也是如此。而只要人民群众在自己的先锋组织的领导下真正的组织起来了当家作主有了自觉的劳动协作，他们就已经可以进行任何的生产。这绝对是符合规律的。就已经不再需要任何的地主资本家出来领导组织做主他们的生产。这也是符合规律的。
在这里，改变了的只是规律的表现形式，而非规律本身。并且，只要是历史条件变化了，规律的表现形式就必然的要随之变化。自觉时代和自发时代的区别，最终就表现在规律表现形式的这个变化上。所以，革命唯物主义的共产主义结果，绝对是合于规律的，是觉醒了的人——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其组织实践和历史规律高度同一的必然结果。有人污蔑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唯意志论，其实这与唯意志论屁毛关系没有，这里面没有任何的唯心和妄为的成分。
关于自觉时代和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必然的不同的问题，实际很好理解。动植物生长的规律，在人类的农业生产中和在自然界中没有什么区别，但农业就是农业，不能替代，二者最终的表现形式天差地别。电的存在规律，在人界和在自然界也没有什么区别，但人类的电力电子就是人类的电力电子，不可替代。所以，当我们说，人类实践自觉时代的历史规律表现形式必然是共产主义的形式的时候，它与自发时代奴隶的封建的资本的表现形式的天翻地覆的区别，就没有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
其实，这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而按照以往那个只知道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马克思主义片段理解，是不可能得出这样的历史结论的。那实际并非真正的马克思主义。
这样，在这里，在新的自觉实践中，关于自发时代那个仅仅基于解释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尚缺乏主体视角的唯物史观表述，就最好要拿过来放到了如上所述的主体对客体自由过程中要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革命的实践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框架下理解。否则，它本身都要成为革命实践继续发展的障碍。不单如此，在各种不同的场合，革命导师们在这个地方这么说过，在那个地方那么说过，正确与否，当然不能脱离讲话时的具体场合理解。如果非要在变换了场合下判断它们的正确与否，就也要看它们是否符合于上述使现存世界革命化的历史自觉 。
共产主义可以产生的具体条件是什么?
不是任何的其它的因素——比如有些人所等待的某些物质条件，而只能是人民群众的自觉组织起来当家作主，这一具有了联合主体地位自觉能动性的具体的人的因素。是这种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已经超过旧的领导阶级——主要是资产阶级的领导组织力量。群众的联合主体性在这里最终就代表了整个人类的整体主体性。这里绝不是等待具备了某种物质条件再去号召群众组织起来，而只能是群众组织起来了再去发展相应的物质条件。
共产党在苏联在中国在朝鲜越南古巴之所以革命成功，就是因为他在这些地区实现了比地主比资产阶级更强大的社会动员和生产组织能力。并且，也正是这种动员和组织能力，才在极短的时间内，为苏中实现了旧领导阶级所比拟不了的空前的大规模工业化现代化。要证明共产主义在这些地区的非合理性，除非能够证明地主资产阶级同期在这些地区有比已经组织起来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更强大的生产组织和社会动员能力。
任何时代，生产都是根据人的需要的生产。根据共产主义公共劳动的经验，只要有了人的需要，只要有了具有主体地位自觉能动性的人——根据需要已经自觉组织起来的当家作主的劳动群众，公共劳动中就能够进行任何的生产——包括所需要的任何的物质条件，比如工业革命的物质条件，即使资产阶级搞不出来的卫星、宇宙空间站、杂交水稻，大型计算机，都可以搞。总之，人，才是主人。生产力、物质条件、规律，那些东西不是主人。在共产主义实践中，只要有了组织起来的人，实现了联合主体地位的人，就会有一切。
所以，要理解共产主义时代社会关系的自觉组织工作，就还首先要理解人民群众的自己组织起来作为自觉主体当家做主这个前提。没有人民群众的自己组织起来的联合整体的主体地位，就没有人们群众的当家作主，就只能依然是不断地重复地主资本主的做主。人民群众自己社会关系的调整，也必然是以人民群众自己的组织化主体地位为前提，而不可能是依靠与此对立的地主资本主官主所领导的组织化为前提(这里一定要特别注意防止官主，官主最终还是要迈向地主资本主)。因而，这里首要的就要树立人民群众自己在共产主义新的历史时代的联合主体地位。要对具有主观能动性和无限创造力的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建立信心，相信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无所不能的力量。
这个地方反对一切的形而上学，反对一切把有关旧社会的事物包括解释旧社会的唯物史观，搬到新社会不做任何分析还要完全充当正确、简单粗暴的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反对一切以经济决定论唯生产力论为借口在新社会还在迷信资本家和资本家的董事会的组织力量，而不相信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党委会的领导)的倾向。主体对客体的自由，在这里绝不是再简单地重复过去那种，单薄的无力的人类个体对无边的世界的可怜的自由，而一定是联合组织起来的群众整体作为主体对世界客体的自由。只有在联合的整体中，个人才会真正有力量，也才会获得真正的自由。否则，单纯个体的自由，终逃不出互相碰撞后阶级对抗中的不自由。没有了社会成员的联合主体性，就不会有人类发展的自觉组织状态。
现实中，很多人即使明明看到已经组织起来的劳动群众在政治上、在军事上、在生产管理上相对资产阶级的强大力量，也还是不敢相信自己。
几千年阶级社会，在群众心理上形成了某种已经习惯于做奴才的习惯和倾向。正是由于有这种习惯倾向，才让欧美的群众至今跪在资产阶级的神牌面前站不起来。
社民党本来是个马克思主义的政党。但它最早的就已经把马克思主义阉割到了经济决定论的程度，回避了马克思主义所有革命的能动性的东西。以社民党为代表的的工人贵族做惯了阶级社会的奴才，就是不敢相信群众自己的组织力量，不敢也不可能有什么做主人的自信和担当。即使欧洲资产阶级已经明显表现出他们已经失去了组织社会生产的动力和能力，已经表现出要放弃社会生产领导权的意愿。即使如此，即使社会大量失业、举国举债度日寅吃卯粮，他们也还是不敢站起来组织群众接过资产阶级手中的领导权。他们过去把权力拱手让给希特勒，今天还不知道在等着要让给谁呢!总之，他们已经跪习惯了。
这种习惯于做奴才的思想，在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则表现为向官僚最后是向资产阶级的主动投降。
历史上，真正领导了共产主义革命的那些伟大的时代导师，无疑都是站在人类认识史巅峰上的历史巨人。所以，他们无不是最积极的能动的自觉的革命唯物主义的贯彻者。他们——代表一种巅峰认识，其所指导下的实践，无不始终如一的相信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力量，他们发动、组织、引导群众，并把未来的希望完全寄托给群众的组织化和这种组织化的进一步发展完善。在这个路线下，革命的马克思主义——凝结成共产主义的马列毛主义路线。
然而，在这些历史巨人身后，那些已经习惯了做奴才的人们，还是站了出来。他们因为自己落后国家建立的新社会相对欧美依然相对落后的生产生活水平，而怀疑已经组织起来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组织能力。实际这个组织能力早已经把西方的资本家给吓的要死。但正是因为奴才们对自己的怀疑，结果资本家们目瞪口呆的看着已经组织起来的强大群众的重新跪下来自认奴才。当然，同时结合落后国家相对落后状况的生产力决定论和历史阶段论就又出来了——组织起来是错的，社会主义革命是错的，要退回去补课。什么单干，什么厂长负责制、承包、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不过是在生产生活的各个方面，全方位放弃共产主义先锋组织(党委会)的领导，即党的领导，向自发势力实际最终是向资产阶级主动的交枪投降。
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有前进就有后退。当然，后退了，就一定会重新前进。认识一旦冲破牢笼，自觉的实践和共同解放的事业就不会止步。历史需要我们汲取的教训，就是要在新实践中坚决地反对一切惯于做奴才的思想和习惯，要真的敢于胜利和敢于当家做主人，不但要敢于做主人，还要善于做主人，不但要有当家作主的自信和担当，还要懂得相信群众，和在群众的组织起来的基础上做主人——这实际就是共产主义新人。
这同时也就是说，共产主义时代一切人类自觉发展自己的新实践，前提一定是要相信组织起来的群众自己的力量和这种组织的进一步完善(这个进一步完善包括防止新官僚新贵族对群众主体地位的篡夺)。这既是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核心，又是革命政治的核心问题。失去了这个前提和核心，就会一切需要重来。
懂得了这点，也就懂得了识别假共产主义和反革命分子的辨别准绳。
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的自觉组织工作中，一方面是群众的真正执行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利、发挥自己的主体性，一方面是任何的领导，都应该是这种主体性和自觉组织工作的最高体现，而不应该成为破坏群众的这种主体性组织性的体现。那实际就成了对群众主体主人地位的篡夺。二十世纪的革命和反革命中，实际已经发生了无数的这样的篡夺。在共产主义革命中，为了明确目标防止极左也是可以划分革命的历史阶段的。但任何的阶段划分，都不能成为反革命分子在共产主义生产生活各方面放弃党委这一群众的领导和组织核心，实际是解散群众的组织化主体化——这一人民群众当家作主的前提的借口。凡是打着阶段论的借口，解散或涣散已经组织起来的群众主体化的行为，都是有利于人民的敌人的行为，都是背叛的行为。
包括补课论亦是如此。
补课论，补补商品经济的课不是问题。90年代中期以前的那些党委支部领导下的乡镇集体企业(原社队企业)，补的正是商品生产甚至是资本运作的课。那没有什么不好。因为它们依然是组织起来的群众作为主体自己的生产组织形式。但后来硬要把它们私有化私有继承了，放弃了党委的领导，把已经组织起来主体化了的群众散伙掉，让群众失去当家作主的地位，那就不是补不补课的问题了，就已经是彻头彻尾的背叛。
总之，要组织好共产主义阶段人与人社会关系的自觉调整工作，就一定要在坚持好、维护好、完善好人民群众已经联合组织起来的主人主体地位，摆正革命实践中已经实现历史主体地位的人的决定一切的作用，记取仅记得自发时代规律表现形式的那种假马克思主义到今天还依然深刻影响着的对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这是共产主义一切秩序建立的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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