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曾对肖劲光说过这样一句话:“劲光呀,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我不能搞特殊,你也不能搞。那些搞特殊的人,迟早要搞垮自己的。”其实,毛主席不仅自己“搞”特殊,而且还让自己的亲属、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搞”特殊,“搞”得无以复加,“搞”得无与伦比,“搞”得日羞月愧,“搞”得鬼哭神泣。完全可以这样说,毛主席“搞”的特殊,简直“搞”到了极致!
那么,他究竟“搞”了哪些特殊呢?
一是他“搞”了不配专车的特殊。早在延安时期,著名爱国华侨领袖陈嘉庚先生出于对中国共产党人的敬仰和爱戴,专程将两辆美国“福特”牌轿车送给中共中央。党中央有关部门在研究如何使用这两辆车时,大多数人都主张给毛主席配一辆,主席知道后立即表示坚决反对。在毛主席的坚持下,一辆配给了指挥作战的朱老总,另一辆则给了年岁较大的林伯渠、谢觉哉、董必武、吴玉章、徐特立等“五老”使用。
二是他“搞”了送儿子上劳动大学的特殊。5岁便离开、24岁才与毛主席相聚的岸英,从莫斯科一回到延安,毛主席就直接送他上了劳动大学。8个月后,毛主席看到身穿一套旧灰布衣服、头上用白羊肚毛巾扎着个英雄结、两条又粗又黑的胳膊闪着黝黑的光彩、脸也晒得黑不溜秋的、手上还磨起厚厚的老茧、完全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陕北青年农民模样的儿子时,欣慰地说:“白胖子成了黑胖子了,你劳动大学毕业了!”
三是他“搞”了开后门送儿子上抗美援朝战场的特殊。1950年,美国发动了一场灭绝人性的侵朝战争,中朝边境上空,布满了战争阴云,党中央、毛主席毅然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并任命彭德怀出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总司令。新婚不久的毛岸英主动请求入朝参战,毛主席身边许多人包括彭总考虑到主席为革命已失去了好几位亲人,怕再失去毛岸英,均表示反对。毛主席为了满足岸英入朝作战的心愿,破例为其要彭总开后门,在家宴上举杯替儿子求情,感动了彭总,终于使其成为志愿军第一兵。不久,毛岸英光荣牺牲。当毛主席获悉噩耗,痛惜之余,发出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谁让他是我毛泽东的儿子”!
四是“搞”了绝不允许儿子违反婚姻法的特殊。1948年的一天,十七岁的刘思齐和二十六岁的毛岸英来到毛主席办公室,陈述了结婚的想法。当得知刘思齐尚未到法定结婚年龄时,毛主席说:“噢,还不满十八周岁,你们着什么急啊!到了满十八周岁后再结婚嘛,反正我都同意了。婚姻法规定,年满十八周岁方可结婚,再等一等,好吗?”思齐同意了,但岸英还想不通,他对爸爸说:“我今年二十六岁了,我想结婚以后好好工作和学习,就不操这个心了。”毛主席有点生气:“你是不是想让我现在就同意你们结婚呢?”岸英说:“是的。”毛主席很严厉地说:“你是毛泽东的儿子,你不遵守婚姻法,还能叫谁遵守婚姻法啊?婚姻法刚刚公布,就违犯它,是绝对不能允许的!”直到1949年10月15日,毛主席才为他们举行了婚礼。
五是“搞”了“不要使政府为难”的特殊。1949年,毛主席刚进京,便收到杨开慧之兄杨开智的信,他希望毛主席能在北京给其安排工作。接信后不久,毛主席回信希望杨开智“在湘听候中共湖南省委分配合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北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事,不要使政府为难。”毛主席同时又写信给当时任湖南省军政委员会委员、长沙军管会副主任王首道,嘱以“杨开智等不要来京,在湘按其能力分配适当工作,任何无理要求,不应允许。”
六是“搞”了我的亲戚“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的特殊。1954年4月29日,毛主席针对亲属中有的来京看望他回乡后,骄傲起来,不大服从地方政府领导,给石城乡党支部、乡政府写了一封信。信中说:对我的亲戚应“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行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七是“搞”了“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的特殊。1953年,毛主席到武汉视察,由于此前曾多次去过武汉三镇,这次特意提出要去汉阳,但武汉的同志考虑到从汉口到汉阳既没有桥,也没有渡江的轮船,坐筏子很不安全,所以反对毛主席的汉阳之行。毛主席没讲别的话,只反问一句:“你们能坐筏子去,为什么我不能坐筏子?”反问的含义很显然:党的主席和党的其他干部只是责任不同,政治上和人格上是平等的,没有任何特殊之处。
八是他“搞”了“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的特殊。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毛主席和老百姓同甘共苦,带头降工资,不吃红烧肉。毛泽东的工资原来是610元,全国进入困难时期后,他第一个把自己的工资降为404.80元,降幅达到33.64%。同时,宣布“三不”:不吃肉,不吃蛋,吃粮不超定量。结果,毛泽东7个月没吃一口肉,20多天不吃一粒大米饭,跟老百姓一样饥肠辘辘,腿脚常常浮肿。
九是“搞”了73个补丁睡衣一穿就是20年的特殊。从1953年到1962年,毛主席没有做过一件新衣服,一件打着73个补丁的睡衣,一穿就是20年。对此,毛主席是这样看待的:“我节约一件衣服,前方战士就多一发子弹”;“没关系,穿里面别人看不见,我不嫌就行”;“现在国家还穷,不能开浪费的头”;“没有条件讲究的时候不讲究,这一条好做到;经济发展了,有条件讲究仍然约束自己不讲究,这一条难做到。共产党员就是要做难做到的事”。
十是“搞”了子女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特殊。50年代后期,李敏、李讷考上大学后,根据毛主席的意见,她们过着与工农子弟划等号的生活,吃住在学校,同普通群众的子女一起,七八个人住一间宿舍,睡上下铺,吃一样清淡的伙食,一样下乡参加劳动,回家一样挤公共汽车。只有到了周末大家都可以回家的时候,她们才能得到回家见见父母的机会。而就是在这种时候,她们也还是照例去机关食堂就餐。有一次,李讷参加学校的活动,天黑才离校回家。警卫员出于对安全的考虑,瞒着毛主席用车接了她,毛主席知道后,严厉批评了警卫员,并质问道:“别人的孩子就不是孩子?别人的孩子能独自回家,我的孩子为什么就不行?”
十一是“搞”了“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的特殊。也是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李讷正在北京大学读书。有一天,一名卫士到北大看李讷,李讷告诉他,在学校里吃不饱,又没有油水,老觉得饿得慌。卫士回到中南海,把情况反映给李银桥,李银桥自作主张,让卫士悄悄给李讷送去了一包饼干。几天后,毛主席知道了这件事,严肃批评了李银桥:“三令五申不要搞特殊化,为什么还要搞特殊化?” 李银桥辩解说:“别人的家长也有给孩子送东西的。”毛主席火了,拍着桌子说:“别人我不管,我的孩子一块饼干也不许送!”
十二是“搞”了“礼品一定要送仓库”的特殊。1964年,瑞士总统送了两块金表给毛主席。当工作人员向他征询是否留下时,毛主席说:“这种礼品不能要,谁当主席他送给谁,你当主席也会送给你。我是代表人民的,这种礼品不能收,一定要送仓库。”另外一件事情是这样的,六十年代初期,民主人士黄炎培先生到杭州龙井茶产地梅家坞参观制茶。民主人士黄炎培要买一罐龙井茶送给毛主席,茶场同志听后,精选了上等好茶并且坚决不肯收钱。黄炎培回京后将茶叶送给了毛主席,并说明了情由。毛主席了解情况后,委托别人把这罐茶送还了梅家坞茶场,并表示了感谢。
十三是“搞”了替身边工作人员退赔土特产的特殊。毛主席特别警惕身边出现“贵族”、官僚主义和贪污腐化。他对身边工作人员三令五申,“你有没有贪污?”“你现在不贪污,你以后贪污不贪污?”他经常对身边的工作人员敲响警钟:“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你们在我身边工作,更要注意反腐蚀,要经得起考验。”“我们感情很深,可是,如果你们腐化了,就不要怪我翻脸不认你们。”“你们在我身边,职务不高地位可是不低,容易搞特殊化。你们要警惕,要夹着尾巴做人!” 1959年9月,当他了解到身边工作人员收受地方赠送土特产的事实后,大发雷霆。立即开展自上而下的整风运动,对一些工作人员的职位进行了调整,使他们重新回到人民群众中,去接受锻炼和改造,并不惜拿出自己的稿费,按照实际收受情况,一共退赔了3万多元。
十四“搞”了为革命失去11位亲人的特殊。众所周知,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毛主席的一家,先后牺牲了6位亲人,如47岁的弟弟毛泽民、28岁的妻子杨开慧、28岁的儿子毛岸英、29岁的小弟毛泽覃、24岁的堂妹毛泽健、19岁的侄儿毛楚雄。不仅如此,还有5位亲生子女有的不知去向,有的下落不明,有的过早夭折。如下落不明的第三个儿子毛岸龙、生下来便分离的第一个女儿、失踪的第五个儿子、先天不足而夭折的第六个儿子、无法寻找的第七个女儿。
象毛主席这样“搞”特殊的事例还有很多很多,恕不一一陈述……
亲爱的朋友,当看完上述内容,您是否还以为毛主席真的没“搞”特殊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毛主席不仅“搞”特殊,而且还大“搞”特“搞”。凡是有“搞”特殊的时机和场合,毛主席都不会放过,都会迎“特”而上,“特”得不近人情,“特”得难以理喻。
不过,需要我们辩分明的是,毛主席“搞”的特殊,究竟是有利于国家,还是有利于私家;是有利于民众,还是有利于个人。
由上述可见,毛主席“搞”的特殊,有利于正能量的传递,有利于全民意志的统一,有利于党的形象的树立,有利于中华民族的崛起。
如果所有的官员都能像毛主席这样“搞”特殊,改革还会有寒气吗?开放还会有秽气吗?官场还会有戾气吗?精英还会有媚气吗?社会还会有瘴气吗?百姓还会有怨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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