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明：怎样摆脱“兴勃亡忽”动乱魔咒?
——再从延安黄、毛“窑洞对”谈起
在中国历史上，始终存在着一个“改朝换代”的怪圈，也可称之为“兴勃亡忽”的王朝周期律①。这就是新王朝初建，政治比较清明，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相对缓和;以后，随着时间的推延，统治阶级日趋腐败，十官九贪，社会矛盾不断激化，直至把农民变成为流民，爆发大规模起义与动乱(夹杂统治阶级内斗或外敌入侵)，最终完成改朝换代。
走马灯似的王朝交替，无不伴随着战火与动乱。每一次改朝换代，都造成人口大量死亡，生产力遭到破坏，文明被不同程度地摧毁，出现历史的倒退。王朝周期律极大地制约了中国总体历史前进的步伐。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历史发展虽早，但进展却比较缓慢的内在原因。以人口为例，秦统一时，全国人口就有约2000万，经过近两千年的发展，到清初顺治年间，人口仍未超过2000万!②
1945年7月黄炎培访问延安，曾就这一历史现象与中共领袖毛泽东作过长夜谈，史称“窑洞对”。在那次谈话中，毛认为：共产党人可以打破这个怪圈，结论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这条新路就是民主”。
毛主席所讲的“民主”，就是社会主义民主。也就是共产党建立人民政权，废除私有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真正地让人民当家作主。
社会主义民主，凭什么能够打破“兴勃亡忽”的怪圈?因为它可以从根本上改变原有历史条件——私有剥削制度与官僚体制。任何历史现象，都是由一定的历史条件形成的。改变历史条件，自然能够改变历史。
私有剥削制度与官僚体制
几千年的私有剥削制度与封建官僚体制，是困扰中国历史、让封建王朝陷入“兴勃亡忽”怪圈的根本原因，是社会动乱的祸根。
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为维护地主阶级的封建土地私有剥削制度服务的。封建地主阶级的土地私有制，决定了封建王朝政权的私有性质。谁打下天下，天下的一切就归谁所有，皇帝就是最大的地主。封建王权专政的实质，就是封建地主阶级专政。
每当封建王朝初建，官僚集团相对地还比较清廉，因为这个天下是来之不易的。且不说像刘邦、李世民、朱元璋那样，都是靠流血硬打下来的天下;那怕是像五代、北宋那样靠阴谋政变手段攫取的天下，也是冒着“诛九族”、遭“千刀万剐”的风险得来的!更何况要防止刚到手的政权不致丢失，岂能有不谨慎之理?但是到了第二代、第三代及其后人之手时，那就不同了。那些公子王孙，多为纨绔子弟，搞吃喝玩乐腐败有专长，真能治国理政的又有几人?生于忧患，死于安乐。“霸主孤身取二江，子孙多以百城降”。最后都上演失政、亡国的悲剧。
统治阶级为什么会腐败?说白了，因为权力私有。权力私有、权力固有，又不受制约，这就必然为所欲为，结果自然腐败。
人类自进入私有制阶级社会以后，社会实际上就分裂为两个阶级：一个是占有生产资料与政治权力的剥削阶级(包括与依附权力的群体一起构成寄生阶级);一个是不占有生产资料与被剥夺了政治权利的被剥削阶级(劳动阶级)。两者共同构成了一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皇帝、贵族、官僚，大小地主等寄生阶级占据着塔尖与塔身，农民、手工业者等劳动阶级被压在塔基最低层。只要这个塔基一天不垮，整个“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就不会垮塌。
细究封建王朝改朝换代，导致“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垮塌，不外乎有三种情况：
一是被大规模的农民起义颠覆(如秦末、汉末、隋末、唐末、明末);二是统治阶级内斗，阴谋政变(如南朝、五代、北宋);三是外族入侵(如元、清)。三种情况，又都是统治阶级自身腐败，促使阶级矛盾激化引发的。
“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
在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才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整个上层寄生阶级完全是靠下层劳动阶级供养的。农民不仅要供养地主、贵族和皇室;还得去供养一大群官僚，以及主要是为了镇压农民反抗的军队。封建私有剥削制度下的这种社会关系，用“孟圣人”的话来讲，叫做：
“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孟子·滕文公篇》)
只要这一“通义”不变，社会必然是：一方面，是享有特权的寄生阶级贪欲越来越大，其队伍亦会愈来愈膨胀;另一方面，劳动阶级生产力会相对缩小。这样的结果，就产生了一个无可回避的矛盾：寄生阶级需求的不断扩大与劳动阶级有限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每当这一矛盾尖锐到一定程度时，“金”字塔式社会的塔基就会崩溃，封建王朝改朝换代的噩运就来临了。
以明代为例，朱元璋以“光棍”之身起家，参加红巾军建立大明王朝，到他去世时，遗有24个皇子，16个公主;其作父亲的生殖率是1：40。明王朝从太祖朱元璋传至毅宗朱由检，计15帝，前后276年。其子孙后代如果取其开国皇帝生殖率的十分之一，即1：4，那么到明王朝末年，其皇子皇孙的皇族后裔至少也得有400多万!
据嘉靖初年明人陆楫的《蒹葭堂杂著》载：“我太祖高皇帝二十四子，传至今百八十年矣。除以事削藩外，尚有十五府及列圣所封，亲支星布海内，共三十三府，今玉牒几十万口。”就算以嘉靖时期皇族人口不到“几十万口”，而以十万为基数，如果再加上自嘉靖至崇祯一个世纪的自然増殖，按1：4生殖率乘以三代计，那么，明末的皇族人口少说也在三、四百万之数，与笔者的估算完全一致。明王朝晚期的最高人口为6，330万，据此，估算其皇族人口比例可高达6%!皇族人口膨胀之快由此可见一斑。
那么，封建王朝又是怎样安排这些皇室后裔的呢?
据《明史·诸王》载：按“明制”规定，“皇子封亲王，授金冊金宝，……府置官属。护卫甲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隶籍兵部。”“冕服车旗邸第，下天子一等。”“亲王嫡长子，年及十岁，则授金冊金宝，立为王世子，长孙立为世孙，冠服视一品。”“诸子年十岁，则授塗金银冊银宝，封为郡王。嫡长子为郡王世子，嫡长孙则授长孙，冠服视二品。诸子授镇国将军，孙辅国将军，曾孙奉国将军，四世孙镇国中尉，五世孙辅国中尉，六世以下皆奉国中尉。”“皇姑曰大长公主，皇姊妹曰长公主，皇女曰公主，俱授金冊”;“亲王女曰郡主，郡王女曰县主”。需知像这样的男系皇族，仅在《明史·诸王》中立传的就达120多家!女系皇族立传的公主93家，两者相加达200多家。
由于皇族血统的“特殊”与“高贵”，因而，凡属“龙子龙孙”之列，都可享受“世世皆食岁禄，不授职任事”的特权，他们的一切，都得由朝廷财政来“统包”，即从生到死，一包到底。就像《明史·诸王》指出：“其生也请名，其长也请婚，禄之终身，丧葬予费，亲亲之谊笃矣。”
按《明史·食货志·俸饷》載，皇族“禄饷”规格，皇族男系为：亲王年俸，米五万石，钞二万五千贯，锦四十匹，纱、罗各百匹，冬夏布各千匹，绵二千两，盐二百引，茶千斤;另外，月支马料草五十匹。郡王年俸，米六千石。郡主年俸，米千石。以下王世子、郡世子，世孙、长孙，……均依次按比例递减。皇族女系：公主已受封，赐庄田一所，每年收粮一千五百石，并给钞二千贯;郡主禄八百石;余递减有差。
不断膨胀的庞大的皇族队伍，又享受如此高规格的待遇，随着时间的推延，自然造成国家财政不堪重负。早在洪武(朱元璋时代)晚年，朝廷已感受到“国家经费，莫大于禄饷”之压力;为削减支出，被迫改定“俸禄”标准，改亲王年俸为万石，郡王减为二千石，公主为二千石，以下依次递减。即便如此，也只能缓解压力于一时，到了嘉靖年间，这一矛盾更趋突出。据御史林润奏曰：“天下之事，极弊而大可虑者，莫甚于宗藩禄廪!”“宗室日益蕃衍，可不为寒心。”他指出当年全国供应京师粮400万石，而王府禄米所需为853万石，竟比供应京师多出一倍!占全国总收入的1/4!结果朝廷对他们也只能采取折减、拖欠办法应付，搞区别对待，使“郡王以上，犹得厚享，将军以下……”。(《明史·食货志六》)这就是说，对那些较疏的远房“龙子龙孙”们，只得往后排一排了。
寄生阶级的财政困难，倒霉的自然是老百姓。说到底，农民——劳动阶级理所当然才是其最终的“埋单人”。随着封建王朝政治的不断腐败，明王朝自万历以后，大有不顾百姓死活，大开加税增赋阀门。到崇祯晚年，每年仅征军饷——“辽饷”、“剿饷”、“练饷”，就从农民那里掠走白银1，960万两之钜!(明王朝正常的年财政收入不过2，700万两!)
寄生阶级对劳动阶级的无情搜括与压榨，必然会导致劳动阶级失去生存条件。当劳动阶级活不下去时，“兴勃亡忽”改朝换代的动乱，就在劫难逃了!
流民问题是王朝覆亡的先兆
大凡一个王朝的覆亡，都有一定的先兆。这就是：上层腐败，民心丧失殆尽。可惜，面对“表面风光好，实已近黄昏”的政治现象，像晋惠帝那样在位的人根本看不懂，仍在醉生梦死中。更有像法国路易十五那样的君主，只管眼前享乐，“我死之后，哪管它洪水滔天!”其实，社会动乱的先兆指标，就是出现大量流民。
何谓“流民”?即丧失生机的无业一族。在中国古代，就是脱离了土地的农民。
一般说来，人都是畏死的。这也就是少数寄生阶级能够凭借国家机器，统治、剥削占人口大多数的劳动阶级的根本原因。然而，当人们失去生存条件时，为了争取生存条件，人又是不怕死的。这时，就会变成像老子说的那样：“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
如果说，百姓是畏死的。那么，百姓中的流民，恰恰就是最不畏死的一族。
什么时候出现了流民，说明这个社会就无法稳定了;什么时候流民队伍扩大了，这个社会就危险了;什么时候流民大规模出现了，这个社会就必然要发生动乱，只等谁来登高一呼了。
流民的产生是由一个过程的：一是小农经济的两极分化，丧失土地;二是寄生阶级不管人民死活的横征暴敛;三是天灾。三种情况，都会造成大量流民。
农民的土地问题和农民的税负问题，历来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里两个永远无法解决的痼疾。明王朝中期以后，上述两个问题已非常严重。为挽救危机，万历张居正曾进行过一次改革，裁撤冗员约占官吏总数的十分之三，压缩了国家开支;又对各级贪官在税负上层层加码的弊政整顿了一下，农民负担减轻了一些，一定程度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也延缓了王朝的寿命，但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农民承受不了沉重的赋税徭役，先是出卖土地，沦为佃农;继之，连佃户也做不成，卖儿鬻女，纷纷破产，成为流民。随着流民队伍的不断扩大，封建王朝的丧钟也就敲响了。回顾历史上埋葬汉、隋、唐、明王朝的农民大起义，实质上有哪一次不是流民起义?仅以明末李自成起义为例。
李自成(1606——1645)，原名鸿基，陕西米脂人，出身农家，早年给地主放羊，后为驿卒。1627年陕北大旱，“民争采山间蓬草、树皮而食”，“死者枕藉”(《明季北略》)。面对灾情，官府不知赈灾，反而继续征税。澄城知县张斗耀因催逼钱粮，结果被王二为首的一帮农民所杀，就此揭开了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酿成陕北大起义，后成十三家七十二营之势。
1630年李自成率众投闯王高迎祥部，后接“闯王”战旗。1638年潼关原战败，仅率刘宗敏等18骑突围，隐入商洛山。1640年再被明军困于巴西鱼腹山，再次轻骑突围。但李不气绥，时中原发生严重旱、蝗之灾，明政府照旧催征田赋、军饷，造就大批流民。1641年李自成进入河南，登高一呼，纷纷加入义军，迅即形成几十万人大军。同年，攻占洛阳。1644年1月在西安建立“大顺”政权;3月攻占北京，推翻明王朝。细究李自成的胜利，政治上提出“均田免粮”口号，赢得民心;军事上全赖受灾流民之加入，仅三年成功。真可谓：“其兴亦勃”矣!
可惜，农民英雄们缺乏远见，经不起胜利的考验。进入北京后，只知道贪图享受，迅即腐败，仅42天即丧失政权。1645年5月李在湖北通山九宫山被地主武装杀害。“其亡亦忽”矣。
封建王朝本身就是封建私有制的产物。封建王朝的私有剥削制度和腐败的封建官僚体制，以及由此产生的所有弊端，皆由这一制度而生。封建王朝同封建私有剥削制，两者如“影”与“形”的关系。有封建王朝，就不可能没有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官僚体制。有封建土地私有制与官僚体制，就必然会孳生出农民的土地与税负问题等一系列弊端，最终陷入封建王朝的周期律。这就是封建王朝的宿命。
1912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王朝，在亚洲建立了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按理，封建帝制已被废除，封建王朝的周期律也就不存在了。然而，奇怪的是，从北洋政府到国民党的蒋家王朝，中国仍战火不息、动乱不断，“城头频换大王旗”，中国历史根本没有走出“兴勃亡忽”的怪圈。
为什么?道理也简单。因为辛亥革命只是一场资产阶级革命，实行的是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它并没有废除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也不可能改变传统的官僚体制。
列宁说得好：“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论工会、目前局势及托洛茨基的错误》)经济的私有制必然决定了政治的私有制。只要生产资料的私有制一天不改变，要想实现政治权力的公有，无疑是缘木就鱼。硬要把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民主政治”，说成是“权力公有”——全民所有，无疑只是骗局，
走出“兴勃亡忽”怪圈
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政权。到1956年，又完成了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中国历史是否就已跳出了黄炎培所讲的“兴勃亡忽”的王朝周期率怪圈?
笔者以为，至少是突破了“兴勃亡忽”的怪圈。问题是，社会主义民主需要进一步完善，才能不再重返这一怪圈。
先讲突破了“兴勃亡忽”的怪圈。
综观数千年中国历史，往往是战乱不断，民无宁日。能有几十年太平，就要被封建王朝奉为“盛世”，大吹大擂。如西汉的“文景之治”，东汉的“光武中兴”，唐朝的“贞观之治”、“开元成世”，明朝的“洪武之治”，清朝的“康熙盛世”、民国的“黄金十年”等。殊不知，所有这些“盛世”，不过是“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而已!
社会主义新中国建立，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翻身作了主人。尽管当时国际环境不利，外有帝国主义的战争挑衅、外交孤立和经济封锁;内有繁重的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任务，但在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均一一取得胜利。不仅巩固了社会主义政权，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人口增长(人口消长历来是衡量社会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且把这个“一穷二白”、千疮百孔，“百年魔鬼舞翩跹”的多灾多难中国，在最短时间内迅速变成为令世人侧目的世界强国。在对外战争中，打遍豺狼无敌手，又很快地掌握了两弹一星与核潜艇等尖端军事科学技术。应该说，所有这些，都足以证明：中国已从根本上改变了近代百年历史的命运。③
社会主义新中国，终结了长期的外来侵略，捍卫了国家、民族的利益。社会主义公有制保证了人民之间、民族之间不存在对抗性的矛盾，实现了国内人民大团结，国内民族大团结，从根本上保证了国内的长治久安。
王朝周期律也好，“兴勃亡忽”怪圈也好，实质上就是指动乱魔咒。能摆脱百年的屈辱历史，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能让几千年来占人口极大多数的劳动人民翻身作主人，使国家长治久安，这难道不正是对历史上“兴勃亡忽”怪圈的突破吗?
那么，怎样才能不重蹈这一怪圈、摆脱魔咒?
1949年3月，随着中国革命胜利的步伐，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赴京赶考”，下榻于北京香山的双清别墅。在那里，他又一次会见“窑洞对”的老朋友黄炎培。在这次会见中，毛主席再一次信心满满地庄重表示：
“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随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在探索中不断完善。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制订了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根本制度。禁止任何组织或者个人破坏社会主义制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以法律的形式奠定了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
资产阶级否定人民民主专政制度的民主性，污蔑它是“专制”制度。认为只有它们的“一人一票”才是“民主”。其实，资本控制的“一人一票”，说到底还是资本专政。
马克思主义认为，民主，不管是作为国家的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都是历史的产物，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归根结底，它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
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就会有什么样的上层建筑。在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中，有奴隶制的民主，有封建制的民主，有资本主义的民主。不同的“民主政治”，是不同的统治阶级内部享有的少数人的民主，都是为实现其阶级利益的政治形式，实质就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专制。其最大特点，就是少数人的民主，是少数剥削者对多数人的专政。
社会主义民主就是人民民主专政。与历史上的剥削阶级专政不同的是，它是极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
社会主义民主也有两方面的功能：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制度，人民有言论集会结社等项的自由”;对敌人，“实行专政，实行独裁，压迫这些人，只许他们规规矩矩，不许他们乱说乱动。如要乱说乱动，立即取缔，予以制裁”。(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社会主义民主是历史上的新生事物，因此，它需要有一个探索、完善的过程。由于数千年私有剥削制度的遗毒，传统的私有制观念更不可能在在短短的几十年彻底改变，这就特别需要重视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总的说来，社会主义民主应该是超越剥削阶级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彻底的民主政治。
1960年2月9日，毛主席在论述社会主义民主和人民的权利问题时指出：
“我们不能够把人民的权利问题，了解为国家只由一部分人管理，人民在这些人的管理下享受劳动、教育、社会保险等等权利”;“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管理文化教育的权利，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制度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他又说：
“社会主义民主的问题，首先就是劳动者有没有权利来克服各种敌对势力和它们的影响的问题。像报纸刊物、广播、电影这类东西，掌握在谁手里，由谁来发议论，都是属于权利的问题。人民内部有各个派别，有党派性。一切国家机关、一切部队、一切企业、一切文化教育事业掌握在哪一派手里，对于保证人民的权利问题，关系极大。掌握在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手里，绝大多数人民的权利就有保证了;掌握在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或者右派分子手里，它们就可能变质，人民的权利就不能保证。总之，人民必须自己管理上层建筑，不管理上层建筑是不行的。”(邓力群：《和毛主席一起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
凡是有思考能力的人都不会否定，毛泽东思想中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以及“文革”中“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等方式的大民主，无疑就是对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探索与实践。
可惜，天不假年，毛泽东主席过早地逝世了，未能最终完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看来，中国要不重蹈历史上的“兴勃亡忽”怪圈，摆脱动乱魔咒，全赖中国人民的共同斗争，关键就是能否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与毛泽东思想!舍此别无他途也。
注：
①据笔者统计，自公元前221年统一的秦王朝建立，至1912年清王朝覆灭，前后共计2133年，如果不计各少数民族的分裂政权(指北朝、十六国、五代时期的十国和辽、夏、金)，一般认同的中央政权王朝25个。总观这些王朝，延续时间最长的是唐王朝为290年，最短命的为五代的后汉刘氏王朝仅4年。其中掌实际统治权不满十年的有2个(五代时的后汉与后周);超过十年不满五十年的有10个(秦、新、魏、蜀、齐、陈、隋、后梁、后唐、后晋);超过五十年不过百年的有5个(吴、西晋、南朝的宋和梁、元);超过百年的有8个，即西汉、东汉、东晋、唐、北宋、南宋、明、清;算下来封建专制王朝的平均寿命为85年。如按25年为一代计，则平均不过三代就要改朝换代。
②中国古代人口：秦统一时约为2000万(林剑鸣：《秦史稿》);西汉全盛时，据《汉书》记载，为5，959万;唐玄宗时，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据《唐书》天宝年间人口为5，200万;宋徽宗大观四年，即公元1110年，为4，673万口;明代人口最高数，据《明会要》载，是明后期的6，330万!这也是我国古代在清代以前的最高人口数。
③近代中国无宁日，没有十年不战乱。
19世纪40年代：英国鸦片战争;50、60年代：太平天国战争、英法联军战争;70年代：日军侵略台湾琅桥战争、阿古柏入侵新疆战争;80年代：中法战争;90年代：中日甲午战争;20世纪初：八国联军战争;20世纪10年代：护国战争、护法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20年代直奉战争、北伐战争、中原大战;30年代：反围剿战争、日本侵华战争;40年代：抗日战争、解放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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