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旭之：中国人该选择什么样的信仰?
说到信仰，国人一般认为对宗教的信仰才是真信仰，除了宗教之外，算不得信仰，而说到中国人主要是指对主体民族汉族，一般又都认为，汉族是世界上没有信仰的民族。近些年，有些民族极端主义者，妄称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是没有未来的。说到汉族没有信仰，作为一个汉族人，是没有多少底气说自己民族是有信仰的，市场经济以来，干脆直接承认说，中国人没有信仰，但唯一信仰的是钱，一切向前看嘛。
中国人(主要指主体的汉族)果真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吗?如果以西方的信仰标准来说，中国人没有占主体地位的民族宗教，是没有宗教信仰的。但是西方的标准是唯一正确的标准吗?只有信仰基督教、天主教、东正教、伊斯兰教之类的宗教，才叫是有信仰?如果承认的话，我们就落入了西方意识圈定的圈子里绕不出来了。
我们知道语言文字常识，西方普遍使用字母拼音文字，中华使用表意笔画方块文字，如果以西方为标准，中国的方块汉字就不该算文字，因此新文化运动初期，中国有些学者也曾掀起过一阵废除汉字搞拉丁化的运动。但历史无法抹去，中国的汉字历史比西方文字不仅早了几个世纪，而且在字义演变方面要比拼音文字稳定得多，让我们今天的中国人读起古书来与古人沟通是不大困难的。所以，以这文字推及信仰，假如以中国的为标准，西方的又算什么呢?
再回到信仰上，如果能够多读读中国的历史，多研究研究中国自古以来的社会，又何以断言中国是没有信仰的民族呢?中国人不仅自古有信仰，而且中国人对信仰的坚定和力量是超越西方的。
中国人自古信仰的是天。天是古代幼林启蒙到今天学前教育中首先认识的几个汉字之一，如“日月天地，人口手”。我们的古人对天的信仰和崇拜，一有大自然的苍天，二有思想意识里的主宰人间一切的天。在远古神话传说中，有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等关于天的故事。
在思想意识领域，先秦时代，夏商周时期，有文字明确记载的，不仅有天是万物之源，万物之主宰，如《周易·乾卦》说：“大哉乾元，万物资始，乃统天。”，《诗经·大雅》说：“天生蒸民，有物有则。”而且对于天的信仰，更体现在王权上，是“王命受于天”，天子要“以德配天”，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由此以周公为代表的思想和言论，可见于《大诰》《康诰》《多方》等文献中。在出土的青铜器大盂鼎的铭文中也有：“不(丕)显文王，受天有(佑)天命”。在《诗经·周颂》中有：“昊天有成命，二后(文王武王)受之”。夏商周三代，“皇天无亲，惟德是辅”，不仅体现了敬天命，还要以德配天。夏启以“行天之罚”遂灭了有扈氏，夏桀失德，天命授于商汤，商纣无德，天命授于周武。对于天的崇拜和信仰，即使到了东周诸侯纷争的春秋战国时代，对天的信仰，也通过王孙满退楚军可见其影响——楚庄王陈兵于周郊，问鼎之轻重，王孙满答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鼎之轻重，未可问也”，退去楚军。
中国到封建时代，从秦始皇到清朝灭亡的两千多年间，天仍是中国人的信仰，虽然有不同于先秦时期，但中国人敬天畏神的思想更加根深蒂固，皇帝仍称为天子，是代天统治天下，他的旨意从来是“奉天承运”。秦始皇封禅祭天，到后期的皇帝们祭天大典，都是历朝历代最隆重的典礼，直到今天，庄严巍峨的天坛仍矗立于北京城中。
除了皇权对天的信仰崇拜和敬畏之外，在中国社会的思想里，天同样是百姓的信仰。史学家司马迁评价刘邦曾说：“岂非天哉!岂非天哉!非大圣孰能当此受命而帝者乎?”尤其在遇到苦难的时候，首先是呼天骂天，如在窦娥冤中，窦娥绝望地唱到：“地也，你不分好歹何为地。天也，你错勘贤愚枉做天!”寻求救助不忘“老天爷”，发誓也要对着“老天爷”，警告他人“不可欺天”，“人在做，天在看”，勉励志向则常言“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无奈到绝望时则叹“天命也”，遇到巧合难解之事则感叹是“天人感应”，遇到顺事则说是“天公作美”，而龚自珍在万马齐喑的黑暗中则喊出了“我劝天公重抖擞”风雷激荡的呐喊……
中国人对天的信仰和崇拜，几千年来，天在人们心中形成了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最崇高的法则，如天理——是昭昭的，天道——是轮回的、是酬勤的，天意——是不可违的，天条——是不能触犯的，天命——孔子曰“五十而知天命”，是不可逆背的，又是无常的，天平——是衡量公正公义的……
中国历史走到近代，西方列强侵略蹂躏中国人民，坚信了几千年的“天”没有使中国人民免遭西方列强枪炮的屠戮，没有送来吉祥与安宁，没有带来国富与民安，没有消灾赐福，绝望无助时是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人间的幸福还得靠自己。中国人在信仰天的同时，并没有把人白白地托付给天，更没有为天建立教堂和寺庙(这也是中西方在信仰形式上的一个显著不同)。自古以来就有“人定胜天”，“人众胜天”，“事在人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等伟大思想。
例如，中西关于大洪水的故事，西方宗教告诉人们，是诺亚方舟，是避水，而中国的大禹治水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华夏先人们，是靠自己的力量和智慧治理了洪水，有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的故事。中国人信仰天，但不把自己完全托付给天，而是相信自己，追求的是现实的幸福，而西方宗教以及佛教等宗教，却让人回避现世的苦难而追求缥缈虚幻的所谓来世里的幸福。这是中西在信仰上的最大的不同。
正因为中西在信仰上有最大的不同，近代以来，为了摆脱被列强蹂躏的半殖民社会状况，为了寻求民族独立和解放，为了中国人民的幸福，千百万先进分子不屈不挠、前赴后继地同国内外的各种敌人做斗争，发扬的就是“人定胜天”的精神和毅力，传述的是愚公移山的故事，毛泽东主席教导我们的是“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他告诉了我们，天是无情的，人却是有情的，归结到底，人的解放只能靠人自己。
苏俄十月革命传到中国，中国共产党成立了，苦难的中国人民在黑暗中寻找到了马列主义的光明。马列主义的斗争精神与中国人的人定胜天思想相暗合，马列主义的共产主义目标与中国人的大同世界相暗合。中国人民的独立和解放，工农大众的幸福，不能靠神仙皇帝，必须由自己的双手创造。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的领导下，唱着《国际歌》，经过二十八年的艰难斗争，取得了革命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国家。
近代的民族苦难和家仇国恨，使中国人民极大地淡化了对天的信仰，抛弃了儒家的治世之术。新中国建立，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成为了站立起来的中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虽然马列主义不能类同于宗教信仰，它是指导工农大众谋求幸福的行动指南，但在没有西方宗教传统的中国社会，马列主义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类似西方宗教式的信仰。在此必须再次注明，马列主义决不是一种宗教信仰，而是追求实现美好的共产主义社会的最科学的行动指南。
我希望再次重复我的一句话，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其过程可能是短暂的，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建设社会主义，却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是更加不易的。社会主义是人类社会目前最先进的社会制度，是崭新的社会形态，但是守护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是需要不断与旧社会形态存留下来的顽固势力们进行不间断的斗争的。新中国二十八年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巩固，虽然培养了一大批社会主义制度的坚定者和拥护者，但其根基还并不牢固，随时存在着被反对势力颠覆的危险性的。
后来的中国社会，淡化了社会主义色彩，淡化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社会再次被各种旧思想旧习惯、西方外来的宗教思想所充斥，前期形成的一些社会主义文化遭到摧残，形成了一个思想混杂的社会时期，又在市场经济中利益的冲击下，中国人在思想上迷失了方向，如眼生翳一般，只盯着个人眼前的小利打转，而看不到远方的光明。天已不再信，马列毛也不再讲，剩下的只有物质上的利益而已。整个社会普遍感到，中国人没有了信仰，中国是一个信仰缺失的社会，唯一信的就是金钱，而为了金钱，已不分黑猫白猫，不分善美丑恶，只要是钱，不管是偷的抢的，骗的诈的，卖淫的，拐卖儿童的，制售有毒食品蔬菜的，出卖良心的，坑害亲友的，……，统统不感到愧疚，不感到罪恶，不感到“头上三尺有神明”，不感到“天在看”，社会道德人心沦丧至此，无不为中国人的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而感到羞耻。
人们的头脑，如果不被一种信仰和思想占领，就一定会被另一种思想和信仰占领。在几十年来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境外宗教势力的渗透下，这些宗教在中国社会大肆传播，十字架、清真寺遍及城乡之间，信教人数达到历史的高峰值，甚至有不少党政干部也偷偷信仰了某个宗教，成为了“两面人”。除了几大宗教之外，那些地下邪教和传销组织等黑恶势力，也有着极度张狂的侵害。
当今的中国人早不再信天，马列主义虽然还是党章宪法里的指导思想，但是在世人面前如果提马列主义则是需要勇气的。用什么填充中国人头脑里的思想空间，或者赶走其中的那些宗教思想和邪教蛊惑，是必须从中国近代以来的革命历史中去寻找答案，唯有经过历史实践验证过的才是真正可靠和正确的。
今天在某个微信群中谈到主义问题，有个人说，我不管什么主义，今天我有吃有喝很幸福就够了。我反问了一句，你今天有吃有喝有幸福又是怎么来的呢?难道不是那些追求主义的革命者为你挣来的吗?没有对主义的追求，能有你今天的有吃有喝有太平的幸福吗?
天和上帝没有解救过几千年来的中国劳动人民，只有马列主义把苦难的中国劳动人民送进了社会主义新中国。亿万劳动人民假如选择信仰的话，应该会信仰哪个呢?再退一步，仅凭利益而选择的话，会选择哪一个呢?
2017年8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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