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 的 情 感 我 的 路！
老年人如何养生、如何安度晚年?网络上流传着形形色色的“心灵鸡汤”，特别是现在的微信，更是层出不穷的名人大师，“不厌其烦”地以各种方式进行着几乎是“万变不离其宗”的说教、“开导”，似乎一旦退休，就该万事不闻不问不管不顾，一切以自我为中心，连儿女都要保持“一碗汤距离”，只有打牌、钓鱼、聚会、唱歌跳舞以及游山玩水之类的及时行乐，才是人生的乐趣、享受的真谛、活着的目标。至于古人那些“活到老学到老”、“朝闻道夕死可矣”的进取精神，“但得众生皆温饱，不辞羸病卧残阳”的担当，以及“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的豪情，很少有人提及，似乎全成了一钱不值的垃圾。更别说关心国家大事了。
可是我，做不到。
尽管我没有任何政治的、经济的或人脉的资本，更没有呼风唤雨的能耐，一介布衣而已，人微言轻，连说几句心里话还常常遭遇屏蔽。但是，看到那些在“猫论”蛊惑下不择手段鲸吞国有资产的暴发户，那些忘记宗旨、放弃使命、贪赃枉法的贪官污吏，那些背叛祖国、背叛人民、心甘情愿为敌对势力效力卖命的公知精英，我不能不恨之入骨;对那些不顾廉耻、不择手段、昧着良心去坑害同胞、攫取不义之财的“能人”，我觉得可耻可恶无法容忍;对那些成天无所事事、浑浑噩噩、只想在吃喝玩乐中消磨生命的“过来人”，我感到可悲可怜，“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尤其是看到整个社会信仰缺失、道德滑坡、人情冷漠、人心涣散、人们似乎多在为钱而活，不能不痛心疾首，“怎一个愁字了得”!可是，草民我有什么办法!“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呀!我唯一能做的，只有通过键盘发出自己的呐喊，力求撕破魔鬼的面具，哪怕是一条缝隙，以警醒迷糊的受害者。
我是1947年1月出生的。我的启蒙学校，是在本村地主家的充公房内开办的，老师是一名只读过《百家姓》《千字文》“百字先生”，而且一个人教的是一到四年级复式班。教学质量可想而知。然而，我们这些毛头娃娃在认识了几个字之后，居然也当起了“小先生”，不但要教家人识字，还经常扛着个“识字牌”站到大路旁，牌牌儿上写着诸如“社会主义好”“劳动光荣”以及“天地日月”“上下大小”“粮食”“棉花”之类的“实用性”汉字，拦住过往行人，学会了就让通过;晚上也常到夜校去帮助大哥哥大姐姐叔叔阿姨们识字。到了冬季农闲，还要办“冬学”，组织青年人学文化、学珠算。这在当时是相当重要的“扫盲”运动。到了大办人民公社、大搞“公共食堂”的时候，我已经读小学四五年级了。记得在一番轰轰烈烈、热火朝天之后，便偃旗息鼓、饥馑难耐了。就在那个时期，几次夜间听到刺耳的飞机轰鸣，我们第二天一大早就捡到花花绿绿的传单，高级的道林纸彩印，离奇的漫画搭配文字，内容全是对共产党的攻击、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污蔑。经过老师的教育，我们知道是美蒋反动派在煽动人心，妄想趁我们遭受自然灾害、国家处于最困难的时机反攻大陆。作为“共产主义接班人”的我们，知道王二小、刘胡兰的遭遇，当然就更加热爱共产党，更加憎恨美蒋反动派了。
初中三年(1962～1965)，虽然我们口粮转了“定量”，而且我们还以班级为单位，划土地学种蔬菜，搞“粮不够，瓜菜凑”，却仍然难以满足生长期的胃口需要。想当年，那些“政治是统帅是灵魂”、“我为人人，人人为我”之类的政治启蒙，以及“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之类的励志语，固然终生难忘，而那种腿软手颤的饥饿感也同样刻骨铭心。但是，我们并没有不满与沮丧，作为一名幸运的中学生，每天面对教室前面“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的八个大字，我们总是艰苦且快乐着。因为我们坚信，困难是暂时的，我们的未来是美好的。
初中毕业后，我就成了我们全大队唯一的一名高中生。高中三年，虽然国家仍未摆脱天灾人祸的影响，并遭遇“老大哥”逼债的困窘，但因为我就读的是省重点中学，各方面条件还算不错，每月口粮标准32斤，伙食费每天两毛四，而我们农村学生基本都有较高的助学金，生活可算无忧无虑。在老师的循循善诱及雷锋精神的激励下，人人奋发读书、立志报效祖国。可是我却遭遇了两次意外。第一次是1963年暑期，我母亲患了败血症，我一下子被“冻结”了。尽管我姐和我姐夫为此竭尽全力，但为母亲治病还是得求爷爷告奶奶借钱。我母亲要我停学，说是慢慢读书不如早点学一门手艺，好挣钱谋生。我多方告求，最终卖掉了一间瓦房，迟到了一个星期后，终于回到了朝思暮想的教室。第二次是毕业政审，我又一次被“速冻”了。那天晚自修课前，负责政审的领导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指着我的政审表上家庭成员一栏父亲后面填写的“病故”二字，问我父亲到底有没有死。我的眼泪脆弱地掉落下来，嗫嚅着说：“我不知道，因为我从小就没有见过父亲，是我母亲告诉我，在我还未满月时，父亲就死了。”“哦，原来是这样的。我希望你对党是忠诚的。你要相信，我们既要对党和人民负责，也会对你的个人前途负责。人的出身无法选择，党的政策是讲成分，不唯成分，重在本人表现。你就回教室去好好学习吧，希望你不要为这个问题背上思想包袱。”第二天，班主任老师也单独对我讲了类似的话。是啊，出身无法选择，重在本人表现。领导、老师都这么说了，我还有什么顾虑?“速冻”很快溶化了。我继续努力，因为我要成为祖国所需要的人才，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去!”
高考结束了。我带着自信与激情回到家里，与社员们一起劳动，为家庭“挣工分”，为母亲“分忧愁”。到了约定的“回校日”，“金榜题名”的喜悦仿佛在向我招手。我怀着激动与期盼返回学校。岂料学校的公告栏里赫然告示：因为特殊情况，原定发榜日期推迟，各班须组织同学们集中学习……那时候同学们的组织纪律性是很强的。大家仍然还像毕业之前一样，不厌其烦地学习，讨论，表态，交流。学习的内容无非是“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一颗红心多种准备”、“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学习董加耕，扎根农村干革命”之类。期间有小道消息说，本来榜已经发了，因为政治路线问题，蒋南翔的高教部长也被免了，全国高校都需要重新录取。消息的真伪我们无法核实，但是一个星期的“认真学习”与“耐心等待”，最终等到的结果却令人惊愕不已!一名“资本家”家庭出身的同学，当场发出了“我终于知道什么是突出政治啰”的呐喊!而名落孙山的我，只能是欲哭无泪。不是说“重在本人表现”吗?为什么把这些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优秀学子拒之门外，而让那些一直“不怎么样”的人进入高校继续深造?想不通，想不通，一千个想不通，一万个想不通!毛主席怎么会这样对待我们这些接班人呢?
更让我想不通的是第二年(1966)春天开始的四清(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四清工作组的指导员完全把我作为历史反革命子女，除了体力劳动，剥夺了我诸如记工员、保管员、宣传员之类的一切权利，连标语也不让我写。而且还隔三差五晚上找我谈话，让我揭发父亲的“反革命罪行”，彻底与父亲“划清界限”。天呐，我来到人世就根本没有见到过父亲长啥模样，更没听过他一句话、喝过他一口水，揭发他什么、划清什么界限呢?我问过母亲，母亲说我父亲是个好人，我问过邻居，问过全大队好些年长的贫下中农，大家都说我父亲是个好人。可是，面对这个“工作组”的领导，面对口口声声毛主席革命路线的执行者，我除了无奈的“表态”，也就只能以泪洗面了。有一天我从地里插完秧回家，刚刚捧起粥碗，小黄(分在我们生产队的工作队员)就通知我马上去大队部，说是指导员找我。我知道又是一套老生常谈的“思想政治教育”，但也不得不去。可悲的是那位指导员刚刚开讲，远处便传来了隆隆雷声，不一会儿我们头顶上便雷鸣电闪，紧接着一阵大风吹灭了灯火，哗哗大雨倾盆而下。这时，指导员一边掏出火柴把灯重新点上，一边问我敢不敢回家。我不知道他是准备结束谈话，还是想考验我是不是无神论者。我回答说：“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如果今天就谈到这里，我马上就回去，省得我妈担心。”他挥了挥手说：“好吧，你也劳累一天了，早点回去休息。希望你不要忘记自己是毛泽东时代的知识青年。”谢天谢地，总算说了句让我感动的话!
外面风雨交加，伸手不见五指。我紧抓着脚趾，在泥泞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湿透的衣服紧紧地裹着疲惫的躯体，哗喳哗喳像是在为我的步履计数。可恶的雷电不知道是在替狂风暴雨助威，还是对孤独无援的我肆意挑衅，反正每次电闪的强光总会刺得我双目一阵失明。走到我家东边的一段夹路(我们这里管两边是河的小路叫夹路)，由于平日路面潮湿长满了青苔，所以一下雨就特别滑。不到百米的路程我居然滑倒了三跤。当第三跤摔下去的时候，我几乎绝望至极。我躺在地上，雨水肆虐泼洒着，冲刷着我不尽的泪水。我真恨不得一骨碌滚到河里去了结此生。可是，想到我可怜的母亲，含辛茹苦把我扯拉到今天，还没有享受到我一丁点儿的报答!我一死了之，老人家可怎么办……毛主席啊毛主席，这到底是什么政治路线?我还有明天吗?!
我的父亲原来是在共产党领导下，从民兵队长成长起来的乡长，人缘好，威信高。1946年，是我家乡解放前夕斗争异常激烈的时期，父亲因叛徒告密而被捕。在严刑拷打与“自首不自心，屁股一转还当新四军”的理论蛊惑下，他在“自首书”上签了字。但是因为他不肯为敌人效劳，敌人便与叛徒合谋策划，残杀了我方三名干部，并伪造案情嫁祸于我父亲，企图逼他就范。我父亲在得到内部消息之后，不得不立马“潜逃”，直至几年后客死他乡，还被当地群众公认为“保一方平安”的大好人予以厚葬。可惜，这些情况我怎么会知道!直到文化大革命的烈火熊熊燃起，红卫兵造反派对一切“牛鬼蛇神”逐一“过关”，对群众举报或“牛鬼蛇神”自己交代的任何蛛丝马迹，都进行了刨根究底的内审外查，才逐一还原了20多年前包括我父亲在内的许多历史真相。而此时的我，已经是一名地地道道、心无旁骛的“地球修理工”了。不过从此之后，我就被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看待了。我可以和城里下来的插队知青一起开展活动，可以参加“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可以被安排在批判刘邓的大会上发言。当然，那时的批判稿都是东抄西摘，因为在那个时候，关于那些“复辟倒退”“吃二遍苦、受二茬罪”之类的说辞，我们是根本没有感性认知的。
1970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成了一名代课教师。为了心中的理想，为了自身的价值，为了母亲的嘱咐，我不敢有丝毫懈怠。我边教学边函授、自学，工作学习齐头并进。“改革开放”之后，我很快转为公办教师、还入了党当了校长，继后又评上了高级职称。几十年风霜雨露且行且珍，半辈子酸甜苦辣无怨无悔。虽然没有高官厚禄，但是学生的尊重，同事的信赖，社会的好评，各级的嘉奖，以及亲朋好友的关爱，既使我生命充实，更让我心灵满足。
由于我经常进行前后两个30年的对比，并且时不时针对所见所闻发一点感慨，谈一点内心感受，于是有人开玩笑，说我是忘恩负义，毛主席时代我受尽打压，邓小平上台我春风得意，现在还口口声声称颂毛主席，否定邓小平。我坦然作答：如果考虑个人恩怨，我没有忘记毛泽东时代的政治路线带给我的巨大痛苦;我应当对邓小平感恩戴德、顶礼膜拜。但是从国家前途、从民族大义出发，我只能、且必须“忘恩负义”!
是的，在1975年邓小平刚刚恢复工作，提出“全面整顿”的时候，我的确出自内心拥护过、欢呼过;“改革开放”之后，我个人发展顺利，又看到社会上处处活力四起，也非常感激、敬佩邓小平。可是后来一步步发生的诸多变化，特别是目睹“六四”前后的方方面面，促使我不得不进行认真的反思：毛主席错了吗?如果毛泽东时代没有那样的政治路线，共产党的政权能够稳定吗?祖国的前三十年能够那样快速发展、创造那么多奇迹吗?能够得到全世界认可并且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吗?如果当时的政治路线不对，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朱老总、还有那么多了不起的老一辈革命家，能够一直追随、拥护、并坚决执行吗?任何路线，都是靠人执行的，由于执行者不同，效果当然也会千差万别。就说反右斗争吧，由于作为反右领导组组长的邓小平采取了极端的政策与手段，导致全国几十万人遭受了不白之冤，有的人甚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难道这也怪毛主席的路线不对吗?我是毛泽东时代政治路线的受害者，不过与那些被“扩大”的右派们相比，我的一点点委屈算什么呢?……那些让国人丧失道德、丧失信仰、丧失理智、丧失人格与尊严、丧失幸福与未来的人，我能感恩吗?“好向莲溪称净植，莫随残叶堕寒塘。”别说我还有子有孙，即便我只有孤身一人，我也得以敬爱的周总理为榜样，为了我们的祖国，为了我们的民族，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这就是我的情感、我的路。
作为毛泽东时代成长起来的一名中国人，一名位卑未敢忘国忧的中共党员，谨将以上文字，作为对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华人民共和国之父、毛泽东主席仙逝41周年的祭奠。
江苏牛夫
2017.09.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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