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常有人问我：你是党员吗?我摇摇头回答：不是。
知道我履历的人往往大感惊讶：你在国企当一把手10多年了，怎么还没入党?我会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告诉他们：我是共产党人，但不是共产党员;思想上早就入党了，但组织上还没加入。因为，在我心中，早就有了一个共产党员的标杆，也可以说是一个标准、一个榜样，如果达不到他那个高度、那个境界，我不敢入党。他，就是我人生的第二个恩师，原广州市模范共产党员、广州氮肥厂党委书记李志雄。
时光倒退30多年 。那时候我二十来岁，不是什么国企老总，只是广州氮肥厂空分车 间的一个普工。他，李志雄的官也没后来那么大，只是我所在车间的车间主任兼党支部书记，习惯性地，我们连姓都省了，只称呼他为“主任”。那时我们是“三班倒”，白班 、 中班、深夜班轮着上的，车间干部包括主任在内，也会轮流跟着值夜班。可能我比较活跃，干活比较认真勤快，也算有点文化吧，每到我上中班或者深夜班而又恰逢主任值班时，他就喜欢来到我所在的岗位和我聊天，刚开始只是偶尔随便聊聊，后来就比较频密了，从车间现场管理、岗位责任制，到人生理想、信仰及中共发展史，几乎无话不谈。
说句实话，从搞企业管理 、特别是现场管理角度而言，他是我后来职业生涯的启蒙老师。他知道我爱写东西，后来提议我担任车间团支部的宣传委员，并在车间工人休息区，专门辟出一块地方，让我以墙报的形式，主编出版《空分报》。那时我年轻、胆大，不知天高地厚，除了发动其他人写稿以外，自己主笔，车间人和事的宣传报道、时事政治的随笔杂谈、诗歌散文甚至小说，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往墙报上放。每期的墙报，不用任何人审稿，只要我同意，就可以登，主任从不干涉，但每期必看，而且是很认真地看。
那时候潮流时兴否定建国后的前30年，抨击毛泽东时代所做的一切 ，我也不例外 。直到有一次，我把自己写的伤痕文学类的第一篇小说黏贴上去了，内容牵涉到文革、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矛头都是指责毛泽东喜欢搞运动、而且借搞运动整人的。墙报出来后，主任看的时候我也在场，他一边抽着烟、一边很认真地看，看完后眉头紧锁、若有所思，摇摇头，轻叹一声，然后就默默离开了。
几天以后，轮到我上晚班，主任也值班，像往常一样，他来到我所在的岗位，和我闲聊起来。聊聊着聊着，就聊到了我写的那篇小说。主任没有以大压小批评我，纯粹以朋友讨论的方式，和我平等地交换起意见。
他问我：你知道什么是三反五反和镇反运动吗?我说：我知道 ，“三反”“五反”是1951年开展的一场政治运动，其中“三反”是指在国家机关和企业中进行“反贪污”、“反浪费” 、“反官僚主义”;“五反”是指在私营企业中进行“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偷工减料” 、“反盗骗国家财产” 、“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镇反”是差不多同期在全国范围内进行清查和镇压反革命分子运动。
他又接着问我：那你为什么认为三反五反和镇反搞错了呢?我说：报纸上都这么说的，杀了很多人，冤枉了很多好人。他回应道：我不大赞同你这个观点，你还小，没亲身经历过那个时代，只是人云亦云、跟着瞎起哄。共产党刚进城，有些原来在战场上浴血奋战过的老红军、老革命开始变了，想着辛辛苦苦打下江山后，该享福了，所以就有人变着法子贪污、浪费国家本来就很紧缺的物资和公帑，如果不反贪污，百姓能服?共产党的江山能坐稳吗?至于镇反，你知道国民党临撤退时潜伏了多少特务搞破坏?不说全国 ，就广州，国庆庆典的时候文化公园就差点被国民党特务炸了，如果不及时发现，将会死很多人;刚解放那几年，经常有国民党的飞机飞临广州，撒传单、甚至想扔炸弹轰炸，这反革命不镇压行吗?
我语塞，但毕竟年轻气盛不服输，还想捞回一根稻草，所以就抛出了最后一个难题：主任，据我所知，你在文革的时候也被关进牛棚批斗过，我反文革、批判毛泽东发动文革的错误，总没错吧?谁想到，主任看着我笑了一笑，问我：你给你爸打过没?我说：打过。他又问我：你爸打错过你没有?我答：当然有过。他再问我：那你恨你爸么?我楞了一下，摇摇头：不恨。他说：这就对了，毛泽东就像我们的父亲，他也有打错我的时候，但我不光不恨他，而且还很尊敬他，如果没有毛泽东带领共产党打跑国民党，今天的中国可能还会像以前那样动荡、军阀混战不停，我们也不会像现在这样安逸地一边抽烟一边闲聊。所以，不管遭过什么灾难，跟着毛泽东、加入共产党，我无怨，更无悔。
这不是什么官方场合，我也不是他上司，他完全没必要在我这一小工人面前矫情装崇高，看得出，他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是动了真情的，突然间，他在我心目中的形象高大了起来，我第一次真真切切地知道，什么叫做信仰，什么叫做历经苦难痴心不改，什么叫做真正的共产党员！
不久后，当时的广州业余大学(现改名为广州城市职业学院)招生 。那时的大学不像现在那么好考，有钱就可以读，要过三关：第一关是单位推荐同意报考，而且原则上每单位只准推荐一个，即使我所在的广氮有近万人也不例外;第二关是考试竞争入学，我所报读的中文系，600多个考生、代表着600多个企业，最终只收了40多人;第三关是单位要在白天和晚上上课的时候，同意批准学生公假读书亦即当正常出勤工资照发。我找到主任，请他同意推荐我报考，可能是他看中我有潜质、有意培养我吧，二话没说就给厂里的劳资科打了电话，劳资科给他面子，很快就给盖了公章，同意我报考。我也争气、考上了。那时候的大学生不像现在滥竽充数遍地都是，这一纸含金量颇高的稀有的大学文凭，为我后来到万宝应聘当秘书、继而升职当了分公司总经理、走上职业经理人生涯提供了一块“敲门砖”。可以说，如果没有主任当初的栽培、同意推荐我报考业大，就没有了今天的我。所以，我称他为“恩师”，一点也不为过。
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就应聘去了万宝 ，从此再没回过广氮 。
几年后的1994年6月下旬某天，当时我已经是万宝集团董事局董事兼万宝广州爱丽电 器厂厂长 ，刚上班没多久，知道我出自广氮的秘书拿了张当天出版的《广州日报》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整个头版刊登的都是有关广州市模范共产党员、广州氮肥厂党委书记李志雄因长年累月带病坚持工作，最终晕倒在岗位上，送医院抢救才发现是肺癌晚期、现已生命垂危的长篇通讯，大惊之余，我急忙打听到了他所住的病房，匆匆买了几大盒当时吹嘘可以治疗癌症的比较名贵的保健品，赶往广州第一人民医院看望他。
一路上，我在想象他此刻的情景 ，应该是躺在病床上吸着氧、两手扎满了针 、干枯 萎顿、奄奄一息的模样，谁知走进病房，迎接我的，仍然是昔日那张充满微笑、红光满目的脸。落座之后，我满脸狐疑、小心翼翼地问他：我是看到报纸而来的，主任，你的病怎样了?他微微笑着，像讲别人的故事一样告诉我：医生说，估计还有三天，我的生命就要结束了。我说：不会吧?他笑着点了点头：是真的。然后拿出一根烟递给我，自己也抽上一根。我说：主任，你还抽烟，还不戒?他笑答：医生说了，只有几天命了，戒不戒都没有意义了，何必临死前还为难自己?我想想也是，就给他点了火。此情此景，我们恍惚又回到了当年在车间的聊天。他问我离开广氮之后情况怎么样，我递上名片给他，回答他挺好，他接过去看了看，笑着对我说：“想不到波仔这么快就和我一样，当厂长了，证明我当初没看错你 ” 。我连忙把我带来的据说可以治癌症的名贵保健品给了他，叫他一定要按时服用，并说了一通感激他当初对我有知遇之恩的话。他说：“这保健品不管有没有用，既然你有心送来，我就会喝，感谢就不用了，如果这保健品有效，我好了，我们另约时间再聚，假如我死了，开追悼会的时候，你能去参加、送我最后一程，我也安心了”。
此时我不知该说什么了，反正以前没大没小惯了，就壮着胆子问他：“主任，我看你脸色这么好，像没病的人一样，你不怕死吗?”
他听罢顿了顿，依然微笑着，很和蔼地对我说：“说不怕是假的，有谁不怕死的?但怕又能怎样?包括你和我，谁都必有一死，早晚而已。既然都要死了，何不快快活活地过好这最后的三天?······”
那一刻，我真的感动了，小说和电影中的英雄我见多了，但在和平年代，在现实生活中，这是我见过的唯一一个真正视死如归的共产党员。
几天以后的1994年7月3日，也就是20年前的今天，我人生的第二个恩师、广州市模范共产党员李志雄，在硬挺着多活了几天、迎来中国共产党建党73周年之后，才永远闭上了他的双眼。一颗平凡而又伟大的心脏，从此停止了跳动······
追悼会那天，我依约去了，向他的遗体告别 。在这之前，万宝集团党委多次动员我 申请入党，但我都婉拒了，别人问我为什么，我都笑而不答，只有我知道，在我心目中 ，共产党员就应该像李志雄那样，真的信仰坚定、奉献无私。跟李志雄相比，我没资格 、也不配当一名共产党员，所以我暂时不加入。但在追悼会那天，在李志雄灵前，我悄悄发了誓：总有一天，我会把自己修炼到他那个境界。那时候，我再像他那样，申请成为一名真正的共产党员。
后记：由于20年前没有电子数码相机，更加没有互联网，我翻遍了网络，只有纪念他的文章，但没有他的照片。后来向广氮空分车间的老同事求助，才在一张旧的集体照中，帮我剪切出他的一张小照片。这张照片照得不好，照不出主任昔日的风采和神韵，但没办法，只有这一张了，姑且用着吧，待以后找到更好的，再换上。此外，附加一张原广氮的老厂房照片，以作衬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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