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1927年，中国学术团体和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组成“西北科学考查团”，开始了对中国西北地区进行科学考察。抱着“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的想法，黄文弼先生成为了考查团的主要成员，并在此后长期深入西北进行考古工作，不辞辛苦，为我国考古事业作出了卓绝的贡献。
在“高等教育体制都拥在国门处等待进入”的年代，哲学系出身的黄文弼先生，毅然投身到考古事业，所做的工作却不囿于学科专业，故而有“走出一条学科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之路”的赞誉。在其考古过程中，对民众生活、社会经济及民族关系多有关注，从中可见其学问博大之处。
适逢今年是西北科学考查团成立90周年，保马推送本文，以示纪念。文末附有“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览会开幕式上的发言”(黄纪苏)。感谢黄纪苏老师授权保马发布!
我的祖父黄文弼
写我祖父黄文弼(字仲良)，一上来便有些迟疑：应该怎么定义他呢?手边有一本中国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年出版的《当代中国社会科学名家》，其中有孟凡人先生撰写的“黄文弼”一篇，其结尾是这么说的：
黄文弼是解放以前仅有的享誉国际学术界的中国新疆考古学家，他从1928年至1966年，在新疆考古学领域活动了近40年。与斯坦因、斯文·赫定等外国学者相比，黄文弼是在新疆考察延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广、涉及遗址类型最多的学者。他的一生，以考古调查、发掘和研究为己任。在野外考古中，他勤勤恳恳，不畏艰难险阻。在整理编写考古报告和研究中，实事求是，根据材料说话，并走出一条将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有关学科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之路。
我祖父的确是“著名考古学家”，是“新疆考古学的先驱者”，是“西北史地专家”，还是全国政协委员，否则，距他去世近40年，距他出生已110多年的今天，除了子孙还有几个人会记起他说起他?我只是想，除了这些“功名”，他还是什么?
黄文弼在西北科学考察团期间工作照
一
1966年“文革”风暴骤至，我祖父垂垂老矣，对如此前卫的政治运动一窍不通，不数月惊惧而亡。十年后中国改革开放，他的追悼会开了，遗著也出版了，但他的某些方面似又不为一代新人所理解了。1980年代初，在理想化甚至宗教化了的个人主义天风浩荡之际，青年不但向西方谋发展，还向“西部”的雪域高原找感觉。我祖父半个世纪前横越大漠、踏查古迹的故事，颇令其中一些人神往。我记得有位沉静的青年来到我家，打量完房屋四壁，缓缓地表达了对我祖父的英雄侠客敬仰。这多少是一种误读。我祖父1893年出生时，丧权辱国的条约已接二连三签了不少;两岁时甲午战败随即割让台湾;七岁时八国联军入侵，国家一二号领导人难民似的奔窜出京。愁云惨雾中的国势岌岌可危;而作为应激反应，爱国主义、民族意识潜入了一根根动脉和静脉，造就了无数很容易被“和平发展”岁月看走样的心性。费孝通先生在回忆曾昭抡先生时写到：两代人之间的区别究竟在哪里?我思考了很久，结论是曾先生那一代知识分子尤其爱国。当年我祖父涉险犯难进入西域戈壁，大概不乏“自我实现”以及南窗坐腻了想往野地里走走的动机，但对国家民族与生俱来的承担的确是他们那一代读书人的共同胎记。
翻检我祖父的考察日记，一开篇就讲明此行的目的“一者为监督外人，一者为考察科学”。瑞典人斯文·赫定1927年来华之前，西方列强麾下的探险家、科学家出入中国边疆就像出入自家的库房，看见什么合适，便“捆载以去”。英籍考古家斯坦因给友人的信中沾沾自喜，说没花女王陛下几个子儿，就搞回那么多无价之宝。面对前殖民地国家要求归还劫掠文物的压力，前不久西方一些主要的博物馆馆长开会发表声明说，这些文物已经与他们人民的生活的血肉相连，没法割舍了——这是后话。到了1927年，赫定还想按老办法，跟军阀打声招呼继续搬运，却被人拦住去路，提了种种条件。中瑞合作、采集品归属中方的西北科学考察，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的意义，恐不亚于它在中国近代科学史上的意义。而发动者、组织者、施行者既不是北洋政府也不是义和拳民，而是被忧患浸泡、经五四洗礼、受北伐鼓舞的第一拨现代民间知识分子。赫定一面称赞我祖父博学多闻，一面又埋怨碍手碍脚。我祖父《日记》1928年3月28日条云：
归至徐先生(旭生，考察团中方团长——纪苏注)处，惊悉德人活动进行飞行事甚力，杨将军意颇动摇，意料于中牵线者为包尔汉(解放后曾任政协副主席，我祖父开追悼会曾赶来参加——纪苏注)。为系铃解铃之计，乃同徐先生至包处，藉考人种为名，便谈及飞行事。渠态度亦佳，并云德人贿赂之事。归已夜2时半矣。
讲的是斯文·赫定为德国汉莎航空公司运动新疆地方长官杨增新同意开辟至新疆航线。此事关系中国国家安全，考察团中方成员虽不具官身却义不容辞，挺身为国家当了门卫巡警。考察团行至某地，当地艺人“下流特甚”的表演被外籍成员摄了影，我祖父也要阻拦，以为“有辱国格”。无独有偶，斯坦因不久第四次来华，打算续写头几次的佳话，却被史学家洪煨莲教授派人跟踪掣肘了一路，结果扫兴而归。这位洪教授是位除了心脏哪儿都“西化”了的人物，“煨莲”即“威廉”谐音。物换星移，看如今多少知识精英苦于卖国无门，竟连父老乡亲的基因血样都要骗去换签证，真使人不胜沧桑之慨。
(上图选自《徐旭生西游日记》(西北科学考查团丛刊之一)中图片，大北印书局1930年9月初版)
二
前引孟凡人先生文字的最后一句，说我祖父“走出一条将考古、历史、地理、民族、宗教等有关学科互相结合的综合研究之路”。我祖父的综合之道，也可以从这几个角度来打量。他进北大的时候，沙滩红楼的牌子上不久前写的还是“京师大学堂”，五四运动前一年即已毕业留校。那时西方的各种制度包括高等教育体制都拥在国门处等待进入，考古学自然挤在后面。我祖父读的是哲学系，学的是宋明理学和佛学，写了《二程子哲学方法论》、《孟子政治哲学释评》;同时也去国文系问“黄(侃)刘(师培)之学”，校过《文心雕龙》;他对目录学亦有兴趣，写出《中国旧籍新分类法纲目》、《拟编续四库书目录略说明》。《中国婚制研究》、《山西兴化寺壁画名相考》。我没见过原文，但从题目上可以见出他兴趣的广泛。至于“考古”，他纯属自学。先是跟沈兼士先生在北大国学研究所搞起了个故物陈列室(不知是否中国第一个考古机构)，搜求摩挲之间，获得了一定采集和鉴别的能力，以至后来居上，考古倒成了他的主要兴趣。
七八十年前，我祖父从书斋走进田野，往往是匹马单枪地面对一个全须全尾的古代自然社会现实。他不可能像西医大夫看眼睛就不看耳朵，管肛肠就不管食道。他在日记中对岩石土壤、山川气候、宗教民俗等等的记述，均不显外行，看来下过不少苦功。如《日记》1927年12月7日提到“此一带皆片麻岩或红砂岩，皆为最古老岩石矣”，如今文科类及大部分理科类学生，未必掌握这样的知识。时至后现代，“大美术”“大戏剧”已经朗朗上口，当年在我祖父心目中的考古，似乎也是一种“大考古”。1928年的日记云：
盖人民生活状况，随时变迁，以古证今，求其变迁之迹亦最有兴味之研究也。我国近人多崇于上层之研究，而昧于下层;西人知之，而昧于国故，是欲改进史学、地学，非以考古学做基础不可。提倡鼓吹，此余等之责也。
这其实还是通古今之变、一切历史即当代史的读书人关怀。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在他的考察日记中要对“专业”之外的事情那样不惜笔墨。1928年5月3日日记云：
当日行路时，维民阿不多哈得告余以吐鲁番情形，称彼等与回回老财不和，回回老财心太狠，以放账屯储为业。放账月利必6分，商家至有一钱者。利上又生利，故时有500银本钱，而利钱至1000者。屯贱卖贵，巧取豪夺，所在有之，如维民坎井典于回回老财500两，照例生息，而坎井亦为彼所用，二年即将坎井水用枯而还。又如放青苗，如棉花价50两，先用钱者只付20两或30两，麦苗亦如是，维民至为吃亏。又如维民坎井有水，彼等复在附近决一道坎井较深，而维民之坎井遂竭，因此维民恨之刺骨。
又2月29日中云：
吐鲁番钱粮多由毛拉收入缴官，每年分夏秋二季，夏季上麦;秋季上高粱，豆麻不上。每家每季应完纳多少粮，维民不自知，皆由官厅撒下税票，交毛拉，毛拉即到乡间收粮，税票上并不具明亩应征数，只写某人此季应纳多少粮。未免太简单了。田地时有转手、增减，而粮不过户，故官册与维民田亩实数不敷。若遇一刁顽毛拉，上下其手，官民皆无如之何矣。此新疆田赋之弊也，此属暗者。若明者，维民上课至仓，必经风斗，有时维民不自上，交毛拉代送仓，必多交十之四，即一石者，必交一石四斗于毛拉。是一石之中，即明赚四斗矣。故毛拉人争为之，凡毛拉者，未有不富者也。
这样宝贵的社会经济及民族关系史料，便通过知识分子的视野手笔留存了下来。1928年10月4日又云：
但新疆可作之事，不只一项，以余所知者：一为水利。水少地广，荒芜多，宜开大渠。即以沙雅、托克苏论，在伯勒司、通古斯西南，很多荒地，土质沃瞍，倘合并大小裕都渠，开一运河，直至莫呼尔，与阿克苏河相会，可开地万顷，容民数千户。现小裕都司属托克苏，大裕都司属沙雅，两渠并行，中隔一埂，而各不相通，何不掘去此埂，变为运河，则伯勒司，通古斯，皆可为良地矣。一为航行。开都河、恰阳河、塔里木河，河床甚宽，水流平稳，设行帆船，焉耆、楼兰之货物可直运至叶城、和阗;阿克苏之米、库车之皮，可运至焉耆、罗布，由罗布运至敦煌亦不过20余日程，其利甚便。一为工艺。维民工艺，虽有佳者，如库车之铁器，和阗之毡毯，皆为新疆特产，然所缺欠者多，如木匠中之船司，日用品中之瓷器，现新疆之日用品如碗壶之类，皆取给内地与俄国，而俄国来者多，然此地亦不少粘泥，何不自烧，故此类匠师，宜自口内聘来。一为交通。新疆戈壁，行走转运多驴车，宜多修汽车道，便运输。一为实业。维民生活极单简，宜加改良。即菜蔬之类，加以提倡，现维民日常食饭2次，面条一次，若请客之类，食以抓饭，即为无上珍品，又不用菜蔬，勤俭之风固然可贵，然人类生活仅如此，亦何足取?至于振兴教育当然为先务之急耳。因继县长谈及，故附书已意。然不可望于新疆现在诸公也。
这篇东西，很像今天奏折派学者的作品。有趣的是，既知说了也白说，他还是一五一十说给自己听。
三
我跟祖父接触不多，他66年去世我刚十岁，印象中是个揣着手、驼着背、气喘吁吁、踽踽独行的干瘦老头。我们虽在一院，但我很少进他的房。我曾问父亲他们父子关系如何，父亲默然良久，说我祖父是一个热衷工作、家庭观念并不很强的人。不过这次翻检我祖父半个世纪前、也就是1952年“忠诚老实运动”中写的一份检讨，却让人见到柔软的亲情。他当时为一个子虚乌有的《文心雕龙》“隐秀篇”冤案几乎要抄家坐牢：
但现在环境下……内人同媳妇冬天穿一薄棉袄，小儿又患了肺病，现都在这里依我为活，而我又如此，前途如何，不可想象!
读我祖父的考察日记，发现他其实是个有情趣的人。他日记1928年11月4日记述考察队友丁仲良过拜城，每到无聊，就去看店家的鸽子，且有诗为证：“世人不知余心寞，将为偷闲学孩儿”。我祖父对此的理解是：“盖人至秋冬之交，有商山秦陵之感”。可见他对骚人迁客的“悲秋”情怀，是会然于心的。考察团为鼓励团员有所发现而拟实行奖励机制，瑞方团长斯文·赫定对中方团长徐旭生先生说：这事千万别告诉黄，不然他会发现一个古城的。我祖父听说了，“笑道：余此次要发现一古国!”他们一路西行，异乡绝域，四时晨昏，山川扑面，景色入怀，《日记》中留下不少动人的描写，如第一次夜行：
时月光如银，昏黑之中照耀着荒凉寂静的草滩。凉风漫漫吹来，骆驼一步一步随红灯行进。前面仿佛有人影，近视却是枯木;忽焉大山在旁，忽然变为云烟……至6时，红日已在背后冉冉欲生，霞光万道，乌云接之，如大军出征，旌旗前导，大队后随。
如某日宿营沙漠中：
不一刻而月出，光照树间，如火焰之燎于地上……及闻余等叫声，同人竟回视，月在丛树林中，方腾腾而起，如婴儿之坠地，赧赧然欲出不出，亦沙漠佳景也。
又如返回途中，车经贝加尔湖：
新月东升，水光交映，岸上苇穗如白烟，湖中小船灯光闪耀若明星。
我祖父是1966年底去世的，那是一个灰暗飘雪的早晨。后来翻阅他满是“微雪”“飞雪”“风雪”的西行日记，发现真的很像其中的某一天。
考查团部分成员 左起：丁道衡、黄文弼、詹蕃勋、袁复礼、徐炳昶、白万玉、 崔鹤峰、壮永成。
附文
西北科学考查团九十周年纪念展览会开幕式上的发言
黄纪苏
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今天，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也是我们的先辈教书或读书的北大红楼，举办纪念西北科考团90周年的展览，使人不由得不上下古今地充满了无限的历史感。感谢展览组织方的邀请，我代表考察团中方团员的后人，就当年的西北科考大历史的关系说一点感想。
1927年中瑞西北考学考察团从北京出发，踏上漫漫旅途。当他们满身风霜、满载而归后，京中的师友们在题照书联的时候纷纷联想到汉代的开疆名臣、唐代的戍边名篇。其实，与这次远行更相类的，倒是数年之后中国工农红军从东南向西北的远行。据说，当年红军的队伍有过这样奇异的场面：长长的队列中世代文盲的战士以后背为黑板，写上字供后面的战士学习扫盲。西北科学考察团也有过同样奇异的场面：几位中方团员怀疑中国的航空主权可能受到威胁，于是深夜紧急碰头然后四出打探，就好像他们是总参某部的指战员。一个军事转移，一个科学考察，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有着深刻的一致性：同样艰苦卓绝却同样充满豪情的两个跋涉，都隶属于同一个伟大的长征，都奔赴同一个壮丽的目标：一个重生的中国，一个再造的文明，一个既古老又崭新、既不失根本又容纳万流的天地。
今天，这个伟大的长征“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其目标，但显然在诸多方面还没有抵达目标，有些方面甚至差得很远。因此仍需继续跋涉，还要有所承担。
人世有代谢，先辈们的身躯早已归于清虚空寂，但他们奔走的身影却还会在中国通往新生的大道旁，有声有色地鼓舞鞭策浩浩荡荡的赶路人。
再次感谢五四新文化运动博物馆组织这样一个从今天回望过去、沿历史走进未来的展览。谢谢出席开幕式的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2017年9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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