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已不是一个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关系到民族道德、社会良心的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悠关国家生死存亡与整个民族命运兴衰的问题。
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为什么能够绵延发展而不绝?为什么能历经近代百年的危难而不亡?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她自古以来就有一个爱国主义传统，有一个良好的民族道德与社会良心。从孔子著第一部史书《春秋》，即寓褒贬于其中。太史公司马迁著《史记》，早在两千多年前就立下了“史评”的规矩：对立传人物，或褒“重于泰山”之伟人;或贬“轻于鸿毛”之小人，均有一个较为公正的评价。
文天祥被俘、写《正气歌》而不屈，青史留名;吴三桂辈降清、即使为清王朝立功，仍被乾隆打入《清史·贰臣传》;民族英雄被世代传颂，内奸国贼遭千古骂名┄┄
正是因为有了这样的公正臧否，这才使中华民族养成了一个“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良好传统;这才造就了近代数以千万计的志士仁人，甘为挽救祖国危亡而进行前仆后继的斗争;这才有了我中华民族傲然屹立世界民族之林的今天。
存在决定意识。只要国家、民族存在一天，就必然会有爱国主义与卖国主义。国家、民族要兴旺发达，就必然要发扬爱国主义，批判卖国主义。
一个民族，什么时候如果不能准确地评价自己的民族英雄与民族罪人，而是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视秦桧为“功臣”，以岳飞为奸佞;把宣扬卖国主义当作“言论自由”，将爱国主义贬斥为“爱国贼”、“民粹”;听任把为国捐躯的烈士咒骂成“挂炉烤鸭”，纵容民族败类恶毒地攻击革命先烈;┄┄其结果，必然会给国家、民族招来灾祸，这无疑是在自己“作死”。
道理很简单。听任汉奸言论张狂，必然是民族道德、社会良心泯灭;必然是耻荣扭曲、洋奴哲学盛行。今后如再遇外敌入侵，还有谁去当岳飞?还有谁愿意去为国捐躯、牺牲在前?恐怕只会涌现大批溥仪、汪精卫之流，去争当汉奸!恐怕还会有无数个“旅顺惨案”、“南京大屠杀”重演了。如果这样，那这个国家、民族还有希望吗?可见，准确评价历史人物是何等地重要!
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笔者以为，必须坚持三条。
第一，必须坚持人民史观的立场。
研究历史，首先要解决立场问题。同样一件事，立场不同，完全可以得出截然相反的不同结论。同样一个毛泽东，不同的人们就有不同的评价。
陕北农民李有源的评价是：“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相反，反共、反社、反革命的袁腾飞的评价呢?则恶狠狠地认为“毛泽东是恶魔”。
一个是“人民大救星”;一个是“恶魔”。两者反差是何等地强烈!
仔细一想，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这是站在不同阶级立场上，对历史人物进行不同评价所得出的必然结果。
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闹革命，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解放了被压在底层的广大工农劳苦大众，昔日骑在人民头上的老爷们倒了霉：“扶犁黑手翻持笏，食肉朱唇却吃齏”——不同的人们自然会产生出不同的爱憎。
只是，前者是站在旧中国广大被剥削、被压迫人民立场上说的话，后者是站在所有被打倒了的“地富反坏右”立场，从内心发泄的“阶级情感”;前者是革命者的立场，后者是反革命的立场;前者体现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后者，反映的是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仅此而已。
那么，后人究竟应该怎样评价?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人民史观立场，还是站在历史唯心主义的英雄史观立场?这是一个严肃的选择问题。
马克思主义认为，历史是人民群众创造的。他们不仅是社会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更是变革社会制度、推动历史前进的决定力量。英雄人物来自于人民群众，是人民群众意志的集中体现。英雄人物如果背离了人民群众的意志，甚至站到了人民群众的对立面，那他就什么也不是了，最终必将被历史所唾弃。因此，只有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人民史观，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好恶为好恶，才能科学地认清历史，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坚持人民史观，必须站在占人口极大多数、以工农劳动者为主体的人民群众的立场上看问题，而不是站在少数剥削阶级者的立场上看问题。
李有源的评价得到全国翻身人民群众的认同，这才有了《东方红》这首歌曲的广泛传播。袁腾飞的评价，自然也受到一切持反革命立场的人们——从走资派、黑二代到所有反动分子的拥趸，但他们只能是一小撮。
第二，必须坚持唯物史观。
所谓唯物史观，就是“用人们的存在说明他们的意识;而不是像以往那样，用人们的意识说明他们的存在”。(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历史唯物主义要求：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必须要放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进行评述，决不能脱离当时的历史条件去作判断。说白了，就是要按照当时的“社会存在”——历史条件，来确定对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并以此来评定历史人物的历史作用。
“判断历史的功绩，不是根据历史活动家没有提供现代所要求的东西，而是根据他们比他们的前辈提供了新的东西。”(列宁：《评经济浪漫主义》)
比如，对近代中国历史人物的评价，就不能脱离近代中国的历史背景。
整部中国近代史，就是帝国主义通过不断发动侵略战争，征服中国的统治阶级，签订一系列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然后相互勾结，逐步地把一个独立的封建的中国，变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的过程;同时又是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反侵略、反封建斗争的过程，最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过程，进而推进了历史的发展。
以上史实表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严酷现实，就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就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而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是主要矛盾。
近代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结合近代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决定了近代中国的历史主题。这就是：一要摆脱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与压迫，完成反帝斗争的历史使命，解决民族独立问题;二要在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后，走社会主义道路，解决近代化问题，赶超世界的发展水平。
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中国近代史上，凡是为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走狗，凡是为中国的近代化事业作出过卓越贡献的历史人物，都是应该肯定的;反之，凡是站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反动派一边的历史人物，都是应该否定的。
像毛主席那样，为解决近代中国两大历史主题——为民族独立和实现近代化，立下奇功伟业的人民领袖，自然是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民族英雄。
第三，必须坚持以全面、发展的观点评价历史人物。
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不仅要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和观点，还得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即以全面的、发展的和联系的观点观察问题，分析问题。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决定了人的复杂性。“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不做坏事，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毛泽东：《吴玉章同志六十寿辰祝词》)
做好人是很不容易的。因为好人必须是一个“不做坏事”的人，是一个“一贯的有益于广大群众”的人，是一个始终如一的人。
由于环境的影响和思想的变迁，人往往是会变的。有的人开始是好的，像秦桧、汪精卫、张国焘，都曾经做过好事，是很不错的人物;但后来都变坏了。
秦桧在历史上是个状元，很有才华，做过好事，曾经是个强烈的主战派(坚决反对割地、赔款向金求和);但被俘后变节了，堕落成为内奸(为保护这条走狗，金人在1142年《绍兴和约》中，特地加了一条：不准南宋无故撤换这个宰相，坐实了秦桧的内奸身份)。
汪精卫曾是孙中山的亲信，坚定的革命党人。1910年他因刺杀摄政王载沣，事泄被捕，被判处终身监禁。在狱中他写有“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诗句。多慷慨激昂啊!但后来，他却因与蒋介石争雄不利，竟然投靠日本人，当了汉奸，晚节不保，落了个遗臭万年。
张国焘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后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因个人野心得不到满足，1938年4月初，乘祭黄帝陵之机逃出边区，投靠中国国民党，成了可耻的叛徒。
有的人是由坏变好的，如张学良、傅作义。两人原都是军阀，后都成为杰出的抗日爱国人士。张对实现全民族抗战——促使中国历史的转折，作出过重大贡献;傅不仅是抗日爱国将领，还在和平解放北平问题上有过自己的历史性贡献。
评价历史人物，得看发展，看大节。决不能用静止的、片面的观点看问题。从发展看问题，从大节论是非，像秦桧、汪精卫、张国焘这类的历史人物，必须否定;决不能因为他们前期也曾经做过好事而混淆黑白。同样，对由坏变好的历史人物，则应该予以肯定。即使是对反面人物，在具体历史事件上，也得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必须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待。
准确评价历史人物，一定要听其言观其行，决不能重言不重行。恩格斯说得好：
“判断一个人当然不是看他的声明，而是他的行为;不是看他自称如何如何，而是看他做些什么和实际是怎样一个人。”(《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
“实际是怎样一个人”?这才是最重要的。只有坚定地站在人民史观立场上，以唯物史观论是非，以发展的辩证史观看问题，真正看清楚了历史人物的真面目，才可能准确地评价历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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