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王立胜《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谈点看法
2017年09月19日，《光明日报》发表了王立胜同志《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以下简称为《王文》)一文，从中可看出我国政治经济学研究取得了一定的突破和进展，自己学习后对其表示肯定，但有些地方也存在着不同看法。
这篇文章的最后注明，“：王立胜，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党委书记”，这很明确地说明，王立胜同志属于标准的官科，并且还指导着一个研究机构，而自己则属于民科，与其搭不上话，所以只能发文进言供其参考。
由于自己前文《中国哲学与马哲的“唯物与唯心”》谈到了“唯物”问题，也正好借《王文》谈点看法，以续接前文。
一、对《政治经济学是解决什么问题的》一文的肯定
为展开讨论，现摘录一段《王文》做依据：
【有些经济学家所倡导的所谓经济学就是反映经济发展规律的学问，经济学与自然科学一样，是一种纯粹的经济科学，既然是科学，就是在任何国家都适用的，是价值中立的，与政治无关，与历史无关，与国家无关。这种思维否定了政治经济学的存在价值，这种主张忽视了经济科学体系的层次性，其实，经济学科是一个具有多个层次的整体结构。应当说，上述看法在经济学的“术”和“技”这个层面上还是有道理的。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道”，第二个层次是“法”，第三个层次是“术”，第四个层次是“技”。政治经济学是研究前两个层次的，也就是“道”和“法”的层面。“道”反映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为人民做学问，要写出以人民为中心的政治经济学，就是在这个层面提出的要求。“法”就是指根本方法，是研究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如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根本方法是唯物辩证法。“术”和“技”就是经济学的一些具体的学科要研究的东西。这个体系是层层递进的关系，从上到下，由抽象到具体。政治经济学研究“道”“法”层面的问题，为具体的经济学科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术”和“技”作为具体的经济学科不仅接受“道”和“法”层面的指导，还要为丰富和发展政治经济学提供经验和素材。】
现就王立胜同志为政治经济学所划定的基本框架谈点自己的看法。
（一）提出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区别
虽然王立胜同志运用了一句“有学者把经济科学分成四个层次”，但很显然他自己也倾向于“四个层次”划分。不得不说，这样的划分属于对原来那种本本主义解读的一种突破，很值得肯定。
在文中，也提出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区别，这也很值得肯定，因为它符合自然。而“道”也的确属于基础理论。
虽然以他人之口提出了“道、法、术、技”政治经济学的基本结构，并且将“道与法”划归基础理论，而将“术与技”划归应用理论，这事实上已超出了政治经济学范畴，而是属于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正如所说，“从未来发展看，这是关系到中国前途命运的基础理论问题。理论不仅具有说明过去实践的解释功能，更应该具有指导未来的预见功能。”由此，这一探讨可以将其扩展为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用以解释整个人类的历史和现在。对此更值得肯定。
希望及其所领导的研究团队能够顺此思路继续深入下去，为社会科学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二）社会的特殊矛盾也已提及
在以上《王文》的摘录中，有一句“‘道’反映的就是经济学家的立场，是站在资本的立场上?还是站在劳动人民的立场上?”事实上，这一句在逻辑上有些混乱，因为“道”应该指的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所说的“人道”，反映的是社会科学的基本矛盾，而“资本与劳动(人民)”的矛盾则反映的是人类社会的特殊矛盾。
但不管怎么说，能够提出“资本与劳动(人民)”的矛盾，算是将人类社会现阶段的特殊矛盾提出来了，也很值得肯定。
在前文《社会科学中的唯物与唯心》中，自己曾就“人性=劳动性”问题借用老百姓语言表达了一下其实用性，在此摘录一下供参考：“在社会科学中，最难统一的莫过于人的思想，而用人性和劳动性统一人们的思想则是最直接最有效的。所以，搞社会科学研究，首要的是要以劳动为基础，认知人性的最本质内涵，做到通人性，懂人事儿，由此才能够思人事儿，谋人事儿，干人事儿。这应是我们社会主义理论的基本要义，也是我们共产党人的追求。如果明确出马克思主义的人性，用干不干‘人事儿’来作为判断个人、组织或国家的社会行为准则，在国内，它会很容易凝聚劳动共识，将社会导向正确的运动方向，用不着苦口婆心的进行教化，人们会自觉地用以律己并干‘人事儿’。而在国际上，谈到中东局势时自己就曾说过，【美国在中东干的就不是人事儿。如果其国内老百姓和士兵理解了这一点，肯定都会撂挑子不干，不会帮着那些美国政客干坏事。如果‘人性’能为中东人民带来和平与发展，自然也就会将穆斯林等团结起来，并产生连锁反应。这绝不是凭空想象，因为它来自于科学，来自于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也来自于人们的灵魂深处。】”
由于《王文》涉及到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问题，也涉及到了社会的基本矛盾与特殊矛盾，所以，自己斗胆与王立胜同志将这些问题再一起捋一捋，也许会对其更深入研究有所助益。
二、参考意见
以下所谈意见仅供参考吧，若有不妥，还望能给予指正。
（一）进一步解放思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历届领导人都对理论研究寄予了厚望，除提示要重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深化对劳动与劳动价值论的认识”和“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外，也一再鼓励理论工要解放思想，放开手脚，大胆探索，写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科学。尤其是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更是鼓励大家进一步解放思想，要“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在指导思想、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方面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从领导人的讲话可以看出，他们所期望的并不仅仅是“政治经济学”，而是完整的“哲学社会科学”，即社会科学基础理论，因为没有基础理论，就谈不上“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问题。
通过拜读《王文》，感觉还是需要进一步从本本中解放出来，展开自己的思维，不必要有太多的顾忌，该继承的继承，该扬弃的就要扬弃。
根据领导人的指导，研究社会科学需要把握两点：1)中国传统文化，2)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什么?其自然科学就在《易经》中，就是“运动”;而传统社会科学的核心就在于人性(道德、敬业奉献、崇德向善等)，不然怎能体现中国气派?而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它是几千年来第一个为劳动者说话并为劳动者撑腰打气的理论体系，属于劳动人民自己的理论。只有抓住劳动这一基本内涵，才属于“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在探索中，马克思是从资本主义生产条件下劳动与资本的关系入手的，并且探讨的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揭露了资本的罪恶，但在其发展的后期，恩格斯才更完整系统地阐释了马克思主义以劳动作为立论基础(尽管有欠明确)的问题，对整个理论体系进行了补充完善。恩格斯的文章较他们前期的大量著述为数虽少，但更加成熟，在其整个理论体系中占有更重要的地位，并为我们后人的继续研究打下了基础。
但在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中，也正如历史上许多文人所做的那样，本本主义和急功近利学风严重，存在着偷懒而不下工夫的现象，只知道寻章摘句，难有新意。比如许多学者虽然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属于为劳动者说话的理论，但研究和阐释的却并不属于劳动的运动，而是顺着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研究继续研究资本的运动，并没有深刻领会恩格斯要启动对劳动展开更深入研究的本意和所透出的深层信息，在对其寻章摘句的研究中形成了裹步不前。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人民的本质属于劳动，但在“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中却不崇尚劳动，而是以探讨资本为主，那就存在着治学导向问题了。还是网络讨论中有位叫mikezc123的网友概括得好：“资本主义就是资本论，社会主义就是劳动论。”所以，“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否则就成了南辕北辙。
从我们领导人的讲话中也已经反映出，他们也早已发现了这一问题，早已在提醒并指导我国的理论研究要重视对劳动的研究和话语体系的建设问题。所以，在研究中可以不必顾忌本本中这里这样说那里那样说，要根据社会运动的实际，在坚持中华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做出更系统更全面的阐释。
政治问题不是通过反复强调就能解决的(几十个国家的社会主义失败就是前车之鉴)。如果像上面提到的那样仅仅通过资本的运动阐释政治经济学，尽管其反复申明自己属于劳动人民立场，但事实能说明其不属于资本立场?况且这种情况在目前并不属于少数。
至于“中国的社会主义与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不同”的问题，恐怕并没有那样简单，不是一两句话就能说得清的，它涉及到文化的根脉，也涉及其怎样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问题。而对于这些问题，其结论也不在现成答案中，只有通过进一步深入挖掘，才能理清头绪。
对此，自己也进行过一些尝试，在此不妨谈出来供大家参考。
（二）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架
在此先提请注意一下，下面的哲学构架中所要谈到的“历史维”和其“绝对运动与基础理论”，正是古今中外各种宗教的存在和活动空间，也是唯心主义的根据地。
1.宇宙的基本构架。过去我们认为，宇宙的空间和时间是无限的，但根据大爆炸理论，宇宙诞生于约137亿年之前，它证实宇宙是有限的。
由此，宇宙便存在着一个由0而诞生并开始纵向运动的过程，所以宇宙也就必然存在者一个基本构架，即：0→历史→现在。虽然目前还没有发现正规出版物有这一说法，但这在科学界基本能认可，因为它不可否认。
2.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架。据资料反映，人类社会诞生于300万年前(也有说500万年前)，它也是有限的，也必然存在着其纵向运动和基本构架，即：0→历史→现在，这同样不可否认。
3.基本构架决定了四维哲学与思维。哲学与思维不能随心所欲的人为规定，它必须要服从于自然，并与自然的运动规律相一致，否则便不属于唯物主义哲学和思维，而是唯心主义。
从以上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构架可以看出，它们都具备四维时空，即：历史维+现在的长宽高三维。由此，其“历史维”阐释着自然与人类社会纵向的基本或绝对运动，决定了它们都存在着各自的基础理论;而其“现在的长宽高三维”则阐释着在基本或绝对运动基础上各种具体事物间的相对运动，决定了它们都属于应用理论。而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也就相当于“道与德”或“阴阳与五行八卦”的关系。
也正因为四维哲学对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区分得这样清楚，所以它便成为检验一切理论的基本依据，也成为真假马克思主义的试金石。
（三）视域与学科分类
马恩两人都非常重视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进行系统研究，因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社会科学属于整个科学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自然科学又属于人类劳动所创造，所以它们两者都必须要遵循并反映自然规律。由此，离开自然规律而谈理论，肯定会跑偏。
在文中，曾引用了一段孙冶方的话做依据，“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先生曾经明确说过：‘政治经济学也是各门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如同数理化是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一样，政治经济学就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而政治经济学难道真是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数理化难道也属于“自然科学的基础理论”吗?如果仅仅依据一直所惯用的三维哲学思维，它们也许可以对付过去，但如果挖掘出自然与人类社会运动的四维哲学，那倒未必。
不知发现了没有，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的既有理论(中国古代理论暂且不论)都没有区分四维时空与三维时空，更没有区分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也都难于区分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所以有些学者的说法也就不足为凭(这也是自己不喜欢“之乎者也”的原因)。而经考察，二进制或对立统一规律(即“阴阳”)才属于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基础理论，现在的“数理化”都是以二进制或阴阳为基础的(下文会继续探讨这一问题)。
根据恩格斯的“唯物论”并从“本原”之根上进行追究，科学只存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而哲学与人文科学不应该与它们相分离并专门立科。所以，对于目前的学科分类(如哲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自己是不太赞同的。而如果对其强行分离，则存在着“唯心”之嫌。
三、宇宙和人类本原问题是中国哲学与马哲的命根子
根据恩格斯对于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定义，宇宙和人类本原问题是马哲“唯物”的基本依据(见前文)。同样，它也是中华文化的基本依据。所以说，宇宙和人类本原问题属于中国哲学与马哲的命根子。
（一）宇宙和人类本原
根据科学证实，物质肯定不属于宇宙本原，因为它只占宇宙质能总量的4-5%。
1.宇宙本原。一直以来，人们都将世界观与宇宙观通用(自己在前文中有时也这样)，不分彼此，但根据艾思奇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介绍，世界观则指的是具有长宽高的三维时空，不具备历史维，与宇宙观不属于同一个概念。但由于人们长期受三维思维的影响，也就不太注重对宇宙本原的追究。
根据考察，宇宙本原应该为能量(具体考证过程在此从略)，显然不属于“可见性物质”。但科学界对此还没有表态，宇宙本原问题仍处于迷糊和混乱中。
虽然科学界还没有将能量确定为宇宙本原，致使在探讨中会受些限制，但运动观则是很明确的，它既能够涵盖中国《易经》、《道德经》和中医等古代科学，也能涵盖马哲的辩证法，更能涵盖毛泽东的《矛盾论》等。所以，暂且借用运动观代替能量观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其实，运动即是能量，能量即是运动，它们两者是统一的)。
2.人类本原。根据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著名论断，很显然，人类本原属于劳动。这属于铁的事实，不容置辩。
（二）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运动
宇宙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运动，这才应该属于真正的认识论问题，它所阐释的就属于前面所提到的二进制，由此就可以看出，根据自然规律，现代科学中的“数理化”是建立在二进制基础上的。同时也能够体会得出，基本矛盾(或基础理论)侧重于定性分析，而特殊矛盾(或应用理论)才侧重于“数理化”的定量分析。
1.宇宙的基本矛盾与运动。目前科学界正在对暗物质与暗能量展开积极的探索，但根据所掌握的资料基本能够证实，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性质都属于能量，其区别只是密度不同而已。它们虽然难于检测，但属于宇宙的“实体”，在大爆炸中最早诞生，属于宇宙最早产生的基本组份与基本矛盾，并开始了宇宙的最基本运动。
伴随着暗物质与暗能量的急剧扩散，便创生了宇宙时空。随着它们的逐步冷却，在其运动基础上而诞生了物质，由此而产生了“万物”，也使宇宙进入了由暗物质、暗能量和物质三大组份所构成的基本状态，它既包括宇宙的绝对运动又包括“万物”的相对运动，就像我们现在科学界所观测到的一样。
到现在，西方自然科学和哲学也没有搞清楚宇宙基本的对立统一规律，其自然科学自然就缺失真正的认识论。
2.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与运动。人类是在劳动或改造自然基础上诞生的，它必然依托于自然而存在和运动，并且存在着人类改造自然与人类自身不断进化的纵向运动。实事求是地讲，恩格斯的“劳动创造了人本身”，实质上是在达尔文进化论基础上开启了人类进化论，将基本的人性与劳动联系在了一起，由此而诞生了一种新型的社会科学，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在此基础(即人与自然的基本矛盾)上才能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横向联系与运动，请见下表：
人性的基本关系
范围
对立统一(认识论)
注释
矛盾
自然界
人与自然
人与自然的对立统一
人性=劳动性
基本矛盾
(四维时空)
自身（自然）
人类自身
人性与动物性的对立统一
劳动与寄生、勤劳与懒惰等
人与人之间
社会不同发展阶段
社会活动中人性与动物性的对立统一
不同人或组织的人性与动物性相互之间的运动
特殊矛盾
(三维时空)
特注
人类社会的特殊矛盾由其基本矛盾所派生。
政治经济学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它属于社会间的矛盾，毫无疑问属于人类社会的特殊矛盾。而根据人性与动物性或劳动性与寄生性的对立统一来阐释“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会更加准确并切合实际。
到现在，西方社会科学和哲学也没有搞清楚其基本的对立统一规律，也依然缺失着真正的认识论。
相信与王立胜同志能够统一意见了，阐释人类诞生至现在历史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的理论才应该属于基础理论，才能具备真正的认识论。认识论只能存在于基础理论中，它属于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并且属于四维时空，而局限于“现在”三维时空的理论(尤其局限于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应该属于应用理论，不具备认识论，因为各个历史阶段会产生其不同的政治。在各个不同的历史阶段或历史的横截面上，它既包含历史的绝对运动也包括现在各事物间的相对运动。
这样的矛盾分类是自然的，不可以人为规定。
（三）最大的政治体现于基础理论中
从上表可以看出，人与自然和人性与动物性是对立统一的，它们属于一种零和关系，即随着人类的不断进化，人性的增长意味着动物性的降低，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意味着对其的改造程度越深。在人类诞生的初期，其改造自然或劳动的能力很低，人性很弱，动物性一直占优。在资本主义以前的整个阶级社会，也一直是动物性(依托于资本而存在的寄生性)统治着人性(劳动性)，而只有发展到社会主义社会，才终于人性战胜了动物性，变成由劳动统治资本，劳动人民才真正做了社会的主人。这是人类进化史上跃升的一大步，所以，最大的政治体现于基础理论中，应用理论是以基础理论而建立并付注于具体应用的。
由此，从政治上来讲，我们的政党，我们的人民，其基本性质都属于人性和劳动性，我们所从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它属于人类有史以来最进步的伟大事业，凝聚着促使人类进化推动历史前进最活跃的根本动力，而这种力量的正义性仍将继续推动历史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四）为什么说宇宙和人类本原是中华文明与马哲的命根子
看到上面的“本原”问题了吧?由于“唯物”原则，实质上便将哲学与科学捆绑在了一起，因为其“本原”是统一的，它们两者事实上属于一回事，只是表述不同罢了。在这一点上，中国哲学做的最好，绝不“抽象”(恩格斯也不赞同“抽象”)，比如阴阳，指的就是阴气与阳气。
宇宙与人类社会就是由其“本原”这一点诞生并顺序演化至今的。由此，我们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理论也必须要以这一点而建立，它属于立论基础，否则，在没有或缺失“本原”基础上所建立的哲学、理论或学说，便会产生唯心主义。
以此为基础可以盘点一下，在古今中外的所有社会科学理论中，除了马克思主义，还有哪一个涉及真实的“人类本原”问题?还有哪一个将劳动看做人类社会的最基本运动?又有哪一个阐明了人性的最本质含义?
同样，在古今中外的自然科学或哲学中，有哪一个具备了完整的理论或哲学框架(如反映“0→历史→现在”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又有哪一个将其哲学与宇宙的本质联系在一起(如“道之为物”)?
所以，说宇宙和人类本原是中华文明与马哲的命根子一点都不为过。若是抛开“唯物”和“本原”，就等于丢失了中华文明和马哲的灵魂或根基，就不属于纯正的中国文化和马克思主义。
四、辩证法既可以成为中西思维结合的纽带，也可以成为阻力
这个问题专立一节的原因，就是它牵涉面太广，可以说几乎牵涉到整个科学界和整个社会，又牵涉到整个中西文化，牵涉到我们每个人的思维。
（一）辩证法属于三维思维
从马哲的基本内容看，辩证法已经不能对其予以涵盖了，因为它不但具有由辩证法阐释的辩证唯物主义和相对运动，另外还存在着历史唯物主义和绝对运动，而历史唯物主义已经超出辩证法的三维时空了。由此，辩证法事实上限制并约束着马克思主义原理的展示与发展，因为其历史唯物主义和绝对运动没处安放。
（二）三维思维属于科学发展的顽疾
就单纯的辩证法来讲，它属于西方思维，是马克思从黑格尔那里继承来的。虽然马恩后来发展出了历史唯物主义，但却并没有在哲学上表达出来并在三维基础上产生相应的历史维，其只相当于辩证法三维思维的一个偏支或旁系。由于多年来我国一直照本宣科在教育中普及辩证法，事实上也将历史唯物主义给遗漏了，所以所培养出来的学生只懂得辩证法而丢失了历史唯物主义，由此他们普遍接受的是西方思维，而不是真正的马哲思维，更不是中国的哲学思维。
也由于对中国古籍挖掘不够，致使我国的科学文化界目前普遍都属于三维思维，它已经属于科学文化发展的顽疾。从诸多的官科文章、大量网文和讨论中都能看出，几乎很难见到四维思维，无论是对中国《易经》和《道德经》的解读，还是对事物的具体分析，几乎都深深陷入三维思维而无以自拔，致使目前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都与客观实际相脱离。虽然许多学者动机上想弘扬中华文化，但却自觉与不自觉地在运用着西方思维，严重制约着中华文化的阐释，而将其文化之根深深掩埋于“地下”，严重制约着其进一步发展。
更为严重的是，三维思维还具有很强的排斥性，网络中诸多的争论就产生于此。
（三）只有将辩证法吸收进中国哲学中来，才能使它们共同获得新生
从前文和以上分析中都很明确地说明，中国哲学和科学需要马克思主义，而马克思主义也同样需要中国哲学。所以，只有运用中国的四维哲学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新的解读，并将其辩证法吸收进中华文明中来，才能使它们共同产生升级换代，并促进人类进化，为人类的进步与发展发挥出更积极的作用。
中国哲学和科学与马克思主义深度结合后，它们两者都会获得新生，不但能构建一个卓越的“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而且更能“充分体现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尤其是通过对我们中华文化的深入挖掘，也将四个自信统合在了一起，使它们都统一于文化自信。
五、运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
宇宙和人类社会是顺序发展过来的，我们的哲学也属于顺序思维，所以，在对社会科学进行探讨时，必须要遵循顺序思维，先要搞清楚基础理论，才能研究好应用理论，因为没有基础理论作基础，应用理论便无根无底没有着落，肯定会跑偏。
《王文》中提到：“这个奇迹(指中国经济高速增长)出现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理论工，包括政治经济学研究者，必须要做出科学的解释，做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回答。也就是总书记提出的要用中国话语体系来解释中国问题，要用中国理论来讲中国故事。”
在总结中国这种特色经济时，如果只提市场经济而不提计划经济，恐怕不符合事实。
（一）“计划经济”问题牵涉三个方面
1. 邓小平讲过，“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所以，从邓小平理论方面讲，只提“市场经济”不提“计划经济”不妥。
2.“计划与市场”牵涉到“前后两个30年”问题，也牵涉到基本的事实。大家都清楚，前30年我们搞的是计划经济，改开后才实行市场经济，但是我们所实行的市场经济是建立在计划经济基础上的，没有前30年的计划经济就没有我们现在的市场经济，它们两者事实上存在着内在的联系。
再说，虽然我们明面上讲中国是以“市场经济为指导”，但在中国的经济活动中，有谁敢于违背国家的计划?我们既不能开这个头，也不能允许这样。所以，我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本身就是计划经济，我国经济的老底子也属于计划经济。这是事实，不能忽视。
3. 有益于团结一大批“左派”。马克思主义教育在我国实行了多年，许多人都是在这种教育下成长起来的，并且在前30年有过这样的经历。在他们眼中，计划经济才属于社会主义，而市场经济则属于资本主义，这是他们脑中消磨不掉的印记。所以，用“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较能使他们接受，有利于团结力量获得支持。
4.“计划与市场”，也牵涉中国文化和基础理论与应用理论的关系问题。
（二）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相得益彰
根据自己的考察，也只有运用中国理论才能讲好中国故事。在自己《试谈“天道”与“人道”》(人民网：《再谈绝对运动与基础理论》)中，曾根据中国的纵横思维提到过中国的特色经济，有句话可以供王立胜同志参考：“根据“道与德”的关系，经济发展的纵向运动为计划经济，而其横向运动则属于市场经济，两者结合相得益彰。”
而目前西方的那种市场经济已经出现疲态，其贸易保护主义或逆全球化已对其给出了很好的注脚。
由于自己对经济不感兴趣，这方面知识欠缺，所以只能抛砖引玉。
由于是理论探讨，所以有些话说得很坦率，冒犯之处，还望王立胜同志能够体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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