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啊，你何曾记得那些“人民公社社员”?
[自知之明]
年轻的朋友可能不知道，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前的农民有一个很前卫的名字:“公社社员”，虽然当时这些“社员”的生活也苦，也很累，但因为吃穿住行、婚丧喜庆、生老病死，有人民公社这个家“罩”着，幸福指数也还是蛮高的!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国家转型，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人民公社被迫解散，从此“公社社员”成了没家的孩子，就又恢复了封建时期“农民”的称呼。
虽然在刚刚包产到户的头几年内，农民吃了“几顿饱饭”，但随着我国加入wto，农产品失去定价权后，农民实际上种地越多，亏损也就越多，投入与产出成负比例增长。
为了改变这种难堪局面，十几年来中央每年都发一个《一号文件》解决三农问题，但十几年来三农问题依然如故，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到解决。
三农问题得不到解决，年轻力壮的的农民纷纷外出打工谋生。苦就苦在那些当年把青春年华都献给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公社社员”他们青春不再、人老体弱、打工无门，只能望“钱”兴叹，窝在家里，指望儿女养老送终，但多数子女自身难保，心有余余力不足，那有精力顾及老人?
其实国家转型后，对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问题都进行了适当补偿。例如下岗职工、复员军人、民办老师、广播员、放映员、知识青年等等，有的把过去在国家、或在集体上班的时间视同缴纳养老保险金的年限，作领取退休养老金计算年限;有的干脆折合成人民币进行一次性补偿。
唯独对“公社社员”什么说“法”都没有，一直以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装聋装哑，好似从来没有这类人似的?
当年这些人实际上也与工人、干部、教师、职员一样也是实行高福利、低收入政策，他们劳动后获取的劳动报酬，仅仅只能维持生存的所需，至于养老、教育、医疗等福利费用都留给集体，上交给了国家。
在当时计划经济体制下，农村实行“以生产小队为基础，生产小队、生产大队、人民公社三级所有的大集体体制”公社社员生产出来的(产品)粮食，分成三个部分：
一部分上交了国家：如果亩产550斤，则有50%上交给国家，其中一部分叫“征粮”是免费送给国家的，还有一部分叫“购粮”每100斤国家收购价是9.5元。(只相当于现在的3斤大米价格)
一部分上交给了集体：公社、大队的办公费用、及公益费用、军属、烈属、四属户、五保户等生活费用约占总收入的10%左右。
最后剩下的约40%左右的部分：即按，人口、劳动力6/4分成。(100斤谷子60斤按人口分配，40斤按工分分配)
还有经济作物：
茶叶，精选出来的一、二级茶叶每斤一元多钱一斤上交国家，挑选出来的次品(茶头子)自己分着泡茶喝;
茶油上交国家，自己吃菜油;
黄豆、花生精选出来上交国家，选出来的扁的瘪的留着自己吃;
牲猪，每家每户每年都要上交一头重量不能低于131斤重的牲猪给国家，收购价是63.8元(相当于现在1.5市斤有机猪肉的价钱)。(不完成国家计划，自己则不能杀猪过年，国家也不给他们发肉票)
这些“公社社员”不但需要完成国家、集体一系列征、购任务后，方能享用自己的劳动成果，同时还肩负着“共同富裕”的使命。生产队的铁打的分配原则是：人口与劳动力的分配比例是6比4，(即100斤粮食，60斤按人头分，40斤按工分分)之所以这样分配，是照顾那些小孩子多、劳动力少的困难户，实行共同富裕。本来这些“公社社员”指望这些养大了的孩子反哺他们养老，现在生产队被解散，反哺机制不复存在，依靠集体养老的希望也已经破灭。
综上所述，“公社社员”为了国家、集体、和他人的利益，勒紧裤带，省吃俭用，节衣缩食，有时甚至忍饥挨饿，先公后私，先他人后自己，这是何等伟大的奉献精神!
有那个行业、那个部门的人，对国家、对集体、对他人的贡献能与“公社社员”比肩?
滴水之恩，涌泉相报，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公平正义是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
通过几十年的积累，我们国家已经步入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人均收入也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我们不能忘记这些为振兴中华做过巨大贡献的人群，是该反哺这些“公社社员”的时候了!
我呼吁：凡在人民公社工作15年以上(不足15年补齐15年养老保险金)的“公社社员”逐月发足额养老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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