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为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需要而制定，也为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需要而修改，因而，法律是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道德(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道德在“道德与价值取向”章节中做了阐述。)与社会自然综合群体意志的体现，并高于道德形式具有强制性。道德是社会舆论形式，目的在于规范人类行为，具有非强制性。法律的目的也是规范人类行为，是强制规范人类行为的手段。道德先于法律引导与规范人类行为，法律作为道德规范的保障。如果法律不为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道德所接受或名存实亡，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道德反过来将谴责与规范法律，并最终导致法律保障的国家形式的重新构建。
选举是产生国家行政机构的法律形式，体现的是社会自然综合群体的意愿，但就目前看来远远没有达成这样的目的。就资本主义国家来说，选举往往成了资本集团达成本集团利益的工具，如丑闻百出的美国总统选举是直接控制在资本集团手里的，民众不过是在资本集团指定的范围里作为形式上民主的利用工具而已。世界范围来看，在选举中的形式化民主还没有彻底改变，主要在于统治集团操控的强烈愿望，在于维护本集团利益的强烈私欲，在于代表或占有民意的强权心理。这种社会状态是发扬民主的必然历程，这一历程的长短决定于民众的觉醒程度，决定于民主对社会形态的束缚程度，决定民主于法律制定的参与程度，因而，民意在觉醒中推动民主的发展进步。虽然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但人性终究会进步，这是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道德不断碰撞斗争的结果，是社会自然综合群体道德平衡的自然选择。
国内的选举同样存在诸多问题，如选举的形式化，拉票贿选的作弊化等。选举流于形式必然导致诸多问题，首先表现于不透明，即选举人对于候选人缺乏了解，甚至是不认识，重要的是缺乏了解的群众渠道，所谓的介绍只在官方字面上，因此，官方就有了左右选举的操作空间，使选举权利化形式化;其次是权利化导致的主观化，既然权利存在自由的操作空间，必然产生权利的正确性，从而导致主观的臆断性，使选举脱离民主意识流于形式。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近些年来，各地为了小集团利益大肆拉票贿选，公开左右选举程序，中央的严厉查处使选举成为了社会瞩目的严重问题。这一问题产生的关键就在于形式化选举中的权利化与主观化，在自由操作中伸缩大小的问题，小步模糊存在与模糊认同，违反的是民主;大步闯入雷区，不仅仅是违反民主，而且威胁到了集权统治，因而必然受到中央集权的打击。拉票贿选使权利商品化，体现的是权利的价值化与私有化，这于任何社会形态下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它侵蚀的是统治集团的根基，破坏的是统治集团的结构，伤害的是统治集团的整体利益，更把形式上的民主推向虚无，剥去社会民众自我安慰的朦胧民主的最后的少许自尊。
其实选举问题与其他许多社会问题一样都存在透明化问题与群众监督问题，透明化问题实质就是走群众路线问题，一个政治集团与群众的联系紧密了，就能为群众所深刻的了解，在大政方针和社会群众生产生活细微处得到群众的积极参与，对官民的热情互动自然有说不尽的好处，并自然的解决了群众的监督问题。
选举于民主概念有极大的益处，这一形式对于社会民主的发展有极大的空间，关键在于如何运用这一形式发展民主亦或发展集权，有人迷信物资奖惩机制，实际上涌过这一形式进行精神上的激励与奖惩不失为难得的机会，奖励什么呢，就是奖励各级官员与社会群众的联系程度，群众的认可才能够使官员获得仕途的发展进步，而不是现在只是获得组织或上级的认可。官员只关心上级的态度，必然无视群众的态度，导致群众工作态度的懈怠甚至恶劣，只当自己是人民的父母而拒做公仆，因此表现的在上级面前是奴才孙子，在下级或群众面前是老爷祖宗，使官员的人格人性变得扭曲，失去了人品与精神的自我存在，致使社会仕途蒙上灰暗色彩。精神上的压抑往往是官员自我堕落的前提，官员成年累月的看上级眼色行事，必然局限于上级的思维中，上级若非君子，下级只好同流合污。要想使官员获得精神的释放，就应该把官员放到阳光中，放到群众的眼皮底下，在群众中获得淳朴的精神食粮，在群众中获得执政理念的修正，在群众中监督官员单方面的主观思维与官僚主义倾向。
提倡官员与群众密切联系，走群众路线是毛泽东一贯的主张，也是毛泽东抓矛盾抓实质的高明之处。因为官员本来就是产生于群众，服务于群众，脱离了群众就失去了存在的根基，失去了存在的价值和意义。历史上官员的产生都是官生官而不是民生官，这于社会造成了错觉，认为官只为官服务，民只是羊群，做官只是为官分管羊群，因而，民在官员的眼里就被看作了饲养与待宰的命运，是可以随意操控的散乱羊群或奴隶，这是几千年来做官当老爷的根深蒂固的封建思想，是与做官的社会实际意义和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的。走入现代社会之所以提倡民主选举制度就是要改变几千年来做官当老爷的封建残余思想，在毛泽东时代这种官老爷的封建残余思想势力就极其的强悍，以至于毛泽东不得不反复发动群众与其做针锋相对的斗争，以证明群众的伟大。毛泽东认为但凡高贵者是愚蠢的，卑贱者是聪明的就是这个道理，更在诗句中充满热情的讴歌：“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天。”充满了对人民的崇敬，与历来的官老爷思想形成了鲜明的对照，这就是毛泽东的令人民崇拜的伟大之处。
选举制度是实现民主发动群众当家作主的良好形式，应该充分利用好这一制度与群众紧密联系起来，应该鼓励官员的社会实践活动，充分调动官员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积极性，建立良好的仕途升迁制度，营造积极的社会氛围。有人或许慵懒反感的说，做官的都忙死了，哪有时间联系群众。不可否认做官是很忙，但可不可以把找小姐、二奶、三奶的时间省下来，把官官联络感情相互钻营的时间省下来，用到工作中，用到群众中，用到社会实践中却是主观意识的结果，也是社会氛围的结果，更是仕途制度的结果。当年为什么要宣传焦裕禄，就是要营造联系群众的社会氛围。毛泽东忙不忙?他所面对的路线斗争激不激烈?他所面对的国内国际问题复不复杂?但他还是拿出许多时间深入群众调查研究，这于当今官员做了极好的领袖带头榜样。
因此，这里就提出了一个严肃的问题：为什么做官的社会问题。做官为了物资与精神的双丰收无疑是旧的封建残余思维，所谓的物资丰收即是官位下的资源归个人所有，这于买官卖官无不成为真实的写照。所谓的精神丰收无非是光宗耀祖，一人当道鸡犬升天的思想在作怪。由于这种指导思想人们争先恐后的想做官，耍尽一切手段去钻营去做官，做上了官位就当起了老爷。 社会为什么要提倡民主，就是要抵制和废除上述仕途风气与制度上的缺陷，抵制官老爷作风，因而，选举机制应运而生。目前看来这一机制还远远没有达成目的，民主的氛围还需民众的觉醒和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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