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之败，败在举国上下缺乏“命运共同体”意识。
这个问题今天依然严重。
今天人民是认同这个国家的，但知识精英、财富精英以及一些政治精英的认同却在西方。
民族主义的迟到和缺位是中国近代苦难的主要原因，甲午战争的结局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近代以来中日两国的关系史上，甲午战争非常关键。
经此一役，日本一举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成为一个独立发展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则加速堕入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深渊，时刻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
那么，日本何以胜?中国何以败?
从战争爆发前中日两国的实力比较上来看：
经济上，日本的重工业还比较薄弱，轻工业中也只有纺织业比较发达。钢铁、煤、铜、煤油、机器制造的产量都比中国低得多。
当时日本共有工业资本7000万元，银行资本9000万元，年进口额1.7亿元，年出口额9000万元，年财政收入8000万元，这些指标除了进口量与中国相当外，其它都低于中国。
军事上，日本海军拥有军舰55艘，排水量6.1万吨，与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相当，但中国还有广东、福建水师。日本常备陆军22万人，总兵力不到中国的一半，武器装备也相差不大。
很明显，中日军事力量对比，并不像鸦片战争时中国大刀长矛对英国坚船利炮那样悬殊，有的方面如海陆军总量中国还略占优势。
也就是说，甲午战争中国之败，并不是败在经济、军事实力上。
有人认为，日本胜利是因为日本有了宪政民主体制，这就更是不着边际了。日本明治维新后建立的体制实际上是一种军部以天皇的名义独裁的体制，这种体制，并不比当时清廷的皇权专制体制更先进。况且，如果宪政民主体制能够保证打胜仗的话，那何以解释二战初期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惨败于纳粹德国?
日本获胜，最为关键的原因，在于日本先于中国接受了来自西方的近代民族主义。
明治维新在本质上就是一场在近代民族主义推动下的变革。
日本早期的启蒙思想家福泽谕吉，政治家山县有朋，甲午战争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等，都曾经大力鼓吹民族主义。
明治维新后，日本高涨的民族主义思潮推动了两大国家战略的形成：一是与西方尽快解除不平等条约;二是向东方尽快争取更大的生存空间。
正是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强力动员下，远比“大清”贫困的日本才会出现天皇每天减一餐，纯洁少女出卖自己的童贞，举国上下一致捐钱买军舰的“动人”场景。在日本的联合舰队中，上至司令官伊东祐亨，下至普通水兵，都把“消灭北洋水师”作为自己的首要目标。
反观同一时期的中国，由于近代民族主义的缺位，并没有形成如日本那样的国家认同感。
陈独秀1904年在《说国家》一文中回忆：“我十年以前，在家里读书的时候，天天只知道吃饭睡觉。就是发奋有为，也不过是念念文章，想骗几层功名，光耀门楣罢了，哪知道国家是个什么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呢?到了甲午年，才听见人说有个什么日本国，把我们中国打败了。”
没有近代民族主义，中国就难以有效地动员起自己的战争潜力。对普通百姓来说，战争是朝廷的事，跟自己没关系。对普通士兵来说，“吃粮当兵，保命要紧”，并没有为保卫国家而献身的精神准备。
1894年10月25日，日军未经战斗，就轻取东北重镇九连城，驻守此处的清军，尽管有着毫不逊色的武器装备，却早已望风而逃。根据日本官方的《日清战争实记》记载，九连城居然出现了“当地居民箪食壶浆迎我王师，携来鸡和猪献给我军”的荒诞场面，日本随军记者因此感慨:“‘东西旦夕相望，庶民子来’，古人之言，不欺我也。”
民间和底层的精神状态是这样，上层精英的精神状态也好不哪里去。
比如，李鸿章并没有把北洋水师视为国家民族的军队，而只是把它看成是支撑自己个人权位的私人武装，因此不仅没有把消灭日本联合舰队，夺取制海权作为首要目标，反而一味的“避战保船”，消极挨打，终于导致全军覆没。
负责防守平壤的清军将领叶志超，更是在态势占优的情况下弃城逃跑，结果自己人马自相践踏所导致的死亡远远超过了战斗的伤亡。
甲午战争由此海陆战皆败。
历史的吊诡之处在于，日本依靠民族主义打败中国，但中国的失败却唤醒了中国的民族主义。
甲午战争后，中国的近、现代民族主义开始发轫，救亡成为时代主题。此后经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等，终于在抗日战争时期达到高潮，并成功地动员起社会各阶层的力量一致抗日，最终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
所以一部中国近代史，与其说中国苦于民族主义的过剩，不如说苦于民族主义的不足。
即便在今天，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仍然是支撑我们捍卫国家主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现在远未实现世界大同，世界仍然是民族主义时代，如果中国自己放弃了民族主义，岂不等于自废武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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