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雪将至>：国企工人阶级的湮灭》一文发出后，有许多下岗工人给我留言，这里略举两例——
这样的留言，可谓字字血，声声泪，深信没有亲身经历是写不出来的。
类似的留言还有很多，不能一一例举。
这意味着，发生于上个世纪末叶的下岗运动，在共和国历史上留下的影响可谓创深痛巨，伤口远未愈合。而关于这一灾难的起因、后果、性质等方面的研究，至今甚至尚未起步。
知识精英们对这一事件的兴趣，远低于规模小得多的“反右运动”。他们甚至已经急于忘掉这件事情了。
下岗运动成了房间里隐然存在的庞大怪物，人人都知道它存在，但没有人敢道破它存在。
究竟应该如何定性改制下岗?一言以蔽之曰，本质是剥夺了工人阶级对生产资料的所有权。
由于失去了生产资料，工人也就不再具有主人的身份，以主人身份所享有的权利、待遇也都不复存在，复归为单纯依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雇佣劳动者。
什么是生产资料?简言之就是劳动者进行生产时所必须要使用的资源或工具。通俗的说就是可以被用来创造财富的财富，如土地、矿山、厂房、机器等等。
新中国前三十年，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有两种，一是全民所有制，二是集体所有制。
当时的“国营企业”(意为企业归全民所有，国家只是经营者，八十年代之后，在主流经济学家的鼓噪下，悄然改成了“国有企业”，一字之差，经营者变成了所有者，或拍卖或送人，也就没全民什么事了。)就是全民所有——
企业的生产资料是全民的，企业创造的价值、财富也是属于全民的。
全民所有的含义，就是人人有份。这并不是说人人都可以随意到企业里去拿走“属于我那一份”，那样的话就意味着放弃公有制，改行私有制了。
新中国前三十年，全民所有制、公有制的含义，体现为全体人民都可以凭借身份——生产资料主人的身份——享受相应的权利和待遇，比如工作的权利、休息的权利、获得免费教育、医疗、养老、住房甚至疗养的权利(但工资主要是按劳分配)等等。
这些权利或待遇，从本质上说，不是通过“劳动挣来的”，而是“身份”带来的。
一些主流经济学家攻击公有制是“所有者虚置”，完全是无的放矢。
那么，这是不是意味着一个人就可以什么也不做，凭借“身份”坐吃山空呢？当然也不是。
在公有制条件下，每个人既是所有者又是劳动者，两个身份高度统一，权利和义务也高度统一。
如果一个人有劳动能力而故意不劳动，则意味着要无偿占有别人的劳动，会被社会视为不道德。
所以，“爱劳动”一定是公有制社会的道德底线。
“凭借身份享受待遇”既然是全体人民的权利，那当然也应该包括农民，这也是1958年大跃进期间一度出现“穷过渡”、“跑步进入共产主义”现象的思想动因之一。
但一向坚持实事求是的毛泽东主席很快发现，在新中国刚刚成立，经济能力非常有限的情况下，把农村的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提升到全民所有制水平，让每个农民都享受和城市工人相同的生活水平，国家财力不允许，反而会在农村造成“一平二调”、“共产风”，伤害农民的劳动积极性，于是迅速制止了这种做法。
经过一番调查研究，最终确定农村保留集体所有制，人民公社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庶几相当于回归到了以自然村为单位的“初级社”。
但毛主席预留了今后随着国家经济建设的进步，逐步提高农村的所有制水平，把农民也纳入国家体制，最终消除城乡差别的通道，这是真正伟大的“顶层设计”。
当时有一首歌唱道“社会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金桥”，歌颂并希冀着的就是这种美好前景。
如前所述，由于历史的原因，“凭借身份享受待遇”在全体人民的各个阶级、阶层中的实现程度是不同的，但在“国企工人阶级”身上却表现的特别集中。
由于“身份”为国企工人阶级提供了诸多保障，这就使他们必须成为通过改制下岗运动“转换身份”的对象。
说是“转换身份”，其实就是取消身份。
“买断工龄”之后，他们作为生产资料主人的身份不复存在，自然也就不能继续凭借这种身份去享受相应的待遇和权利，而没有这些待遇和权利的保障，他们也就只能到劳动力市场上去“自由”的出卖劳动力了。
从这个角度来看，“跳船论”【点击阅读】的比喻是准确的，工人跳了船，随时都有被海水吞没的危险，为了生存，则无论怎样苛刻的条件都必须接受，于是工资水平大大降低了，“投资环境”因此大幅度改善了，私有企业、外资企业就在这个基础上蓬勃发展起来了。
更妙的是，主人跳了船，“船”——国有企业——就真的成了“无主之物”，大家也就可以随意分而食之，或者被“界定”给私人，或者被“管理层收购”，基本做法是：
1、先把企业搞垮（至少账面上资不抵债）；
2、然后定一个极低的价格，并规定管理层有购买优先权；
3、把企业的资产（如厂区土地）抵押给银行获得一笔贷款；
4、用这笔贷款把企业“买”下来，改制完成；
5、由于老职工都已经被“剥离”，不良资产都被甩给了国家，企业迅速恢复盈利，媒体大肆宣传“改制成功”，“改制”救活了企业；
6、结局：原管理层一分钱不花成为新资本家，原国企工人沦为雇佣劳动者、靠低保为生者、小商贩、小手工业者等等，甚至男为盗，女为娼……
令人扼腕的是，新中国前三十年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取得成功，基础是工农联盟。即国家通过“统购统销”政策从集体农业那里提取剩余进行工业化，工业取得一定成就之后再反过来支持集体农业实现机械化、现代化。
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国企工人阶级的瓦解恰恰是工农分裂的结果——亿万进城打工的农民工作为廉价劳动力以极为迅猛的态势陷“工资太高”的国企工人于四面合围之中，几乎不能进行有效反抗。
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对工人阶级在1980年代没有支持人民公社对抗分田单干的无情报复。
毛泽东时代，全民所有制，“凭借身份享受待遇”在政治上的最重要后果，是中华民族凝聚成了一个牢固的命运共同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了一个不可战胜的“命运共同体国家”。
毛泽东时代高扬的爱国主义，正是建立在这种“命运共同体”的坚固基础之上的。
随着全民所有制的消失，所有人都不再能“凭借身份享受待遇”，人与社会、人与国家，人与人之间，都只剩下简单的交换关系，这导致了共同体的瓦解，也导致了认同的瓦解，形成了类似晚明的“恶性Capitalism”。
这非常危险，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新的历史叙述是“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
事实上，在“站起来”的阶段，中国已经很强，如前所述，这种强就是全国人民围绕毛主席和党中央在“命运共同体”基础上的高度团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的豪迈和自信就来自这种团结。
今后中国要“强起来”，最重要的还不是技术和一两件新式武器(当然技术和武器也非常重要，这毋庸赘言)，而是要把中国再次建成“命运共同体国家”，并在此基础上重建全国人民的团结。
中国建成了命运共同体，则关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伟构想，也就有了最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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