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事物的认识，总是存在两种，一种是明白的认识，一种是湖涂的认识，由此也产生了两种人，一种是明白人，一种是湖涂人。
1960年12月23日，毛主席在中南海召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和各中央局第一书记、第二书记等开会，听取农村生活安排和整风整社情况，他把干部排队分成了六类，其中第四类是“糊涂人”，他说：
“情况不明，头脑不清。不知道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不知道什么是全民所有、集体所有、个人所有，不知道价值法则、按劳分配、等价交换，不知道什么是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总之是糊涂人。”
对于这些“糊涂人”，毛主席要求对他们进行教育，不能让这样的糊涂蛋“担负领导责任。”
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封建思想的束缚，由于统治者垄断了教育资源，由于对自然王国的陌生，愚弱的糊涂人的数量众多，一些明白事理的先进分子不得不进行艰难的启蒙，唤起民众，去除愚鲁，中国有今天的巨大成就，历史上的启智运动功不可没。
毛主席留下的万卷雄书，就是点悟“糊涂人”的宝典。
一九一九年十一月，湖南长沙女子赵五贞因包办婚姻，被迫嫁给比自己大二十岁的古董商，在迎亲的花轿中自杀身亡。时任《大公报》特约记者的毛主席义愤填膺，围绕这一事件，连续发表十篇文章，对不自由的婚姻制度进行了激烈的抨击。在《婚姻上的迷信问题》一文里，他发问：“为甚么打起屋大的灯笼，寻遍了全中国的社会，竟看不见半点恋爱的影子？”最大的原因是“婚姻命定”的迷信学说，“那许多号称家庭和睦的好夫妇，都是脑子里装满了‘婚姻命定’四个大字的。所以‘世世修来同船渡，百世修来共枕眠’、‘月老牵丝’、‘天作之合’等等，便是他们时记着的格言。这样服从命定说的婚姻，在中国社会大概要占去十分之八。”赵五贞的死，与这些迷信，一定是“与有力焉”。因此毛主席倡言改革婚制，他说：
“这些关于婚姻的迷信应该首先打破，最要紧是‘婚姻命定说’的打破。此说一破，父母代办政策便顿失了护符，社会上立时便会发生‘夫妇的不安’。夫妇一发生了不安，家庭革命军便会如麻而起，而婚姻自由、恋爱自由的大潮，接着便将泛滥于中国大陆，乘潮打桨的新夫妇，便会完全成立在恋爱主义的上面。”
一九二○年三月十四日，毛主席给好友周世钊写信谈到留学的问题，表示自己不急于留学，而是留下来先搞懂中国的事情，他说：
“我觉得求学实在没有‘必要在什么地方’的理，‘出洋’两字，在好些人只是一种‘迷’。中国出过洋的总不下几万乃至几十万，好的实在很少。多数呢？仍旧是‘糊涂’，仍旧是‘莫名其妙’，这便是一个具体的证据。我曾以此问过胡适之和黎邵西两位，他们都以我的意见为然，胡适之并且作过一篇《非留学篇》。”
大革命时期，党内存在两种倾向，一种右倾，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不注意农民；一种左倾，只注意工人运动，不注意农民。毛主席著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革命要成功，“不可不注意团结我们的真正的朋友，以攻击我们的真正的敌人。”他指出农民是革命的同盟军，而“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
当时的农民运动风起云涌，而党内党外却一片责难之声，毛主席于一九二七年三月去湖南进行了一个月的考察，用事实回击了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糟得很”的认识，他说农民运动：
“乃是广大的农民群众起来完成他们的历史使命，乃是乡村的民主势力起来打翻乡村的封建势力。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脚。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一切革命同志都要拥护这个变动，否则他就站到反革命立场上去了。”
全面抗战前夕，有人说共产党是国际主义者，他们是不顾民族利益的，他们不要保卫祖国。一九三七年三月一日，毛主席与美国进步记者史沫特莱谈话，回答这个问题说：
“这是极糊涂的话。中国共产党人是国际主义者，他们主张世界大同运动；但同时又是保卫祖国的爱国主义者，为了保卫祖国，愿意抵抗日本到最后一滴血。十五年来共产党领导的民族解放斗争，是人人皆知的事实。这种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并不冲突，因为只有中国的独立解放，才有可能去参加世界的大同运动。”
全面抗战时期，以王明为代表的右倾主义者放弃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地位，主张“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毛主席在延安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对这种右倾主义进行了批评，他指出：
“在一切统一战线工作中必须密切地联系到独立自主的原则。我们和国民党及其他任何派别的统一战线，是在实行一定纲领这个基础上面的统一战线。离开了这个基础，就没有任何的统一战线，这样的合作就变成无原则的行动，就是投降主义的表现了。因此，‘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我们这样做的目的何在呢？一方面是在保持自己已经取得的阵地。这是我们的战略出发地，丧失了这个阵地就一切无从说起了。但是主要的目的还在另一方面，这就是为了发展阵地，为了实现“动员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个积极的目的。保持阵地和发展阵地是不可分离的。为了争取中华民族和劳动群众的解放，为了使反对民族投降主义的斗争坚决有力，必须反对共产党内部和无产阶级内部的阶级的投降倾向。”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作《论新阶段》的报告，要求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他说：
“保持加入统一战线中的任何党派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不论是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其他党派也好，都是这样。三民主义中的民权主义，在党派问题上说来，就是容许各党派互相联合，又容许各党派独立存在。如果只谈统一性，否认独立性，就是背弃民权主义，不但我们共产党不能同意，任何党派也是不能同意的。没有问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性，只能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如果认为它是绝对的，就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但是决不能抹杀这种相对的独立性，无论在思想上也好，在政治上也好，在组织上也好，各党必须有相对的独立性，即是说有相对的自由权。如果被人抹杀或自己抛弃这种相对的自由权，那就也会破坏团结对敌的总方针。这是每个共产党员，同时也是每个友党党员，应该明白的。”
一九三八年十一月五日，毛主席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结论中特别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用长期合作支持长期战争，就是说使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这是统一战线的根本原则。在此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不是因合作和统一而牺牲党派和阶级的必要权利，而是相反，坚持党派和阶级的一定限度的权利；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对于王明提出的“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毛主席指出那是不对的，他分析说：
“我们提这个口号，如果是要求国民党‘一切’都要经过我们同意，是做不到的，滑稽的。如果想把我们所要做的‘一切’均事先取得国民党同意，那末，它不同意怎么办？国民党的方针是限制我们发展，我们提出这个口号，只是自己把自己的手脚束缚起来，是完全不应该的。我们一定不要破裂统一战线，但又决不可自己束缚自己的手脚，因此不应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一切服从统一战线’，如果解释为‘一切服从’蒋介石和阎锡山，那也是错误的。我们的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
一九三九年，延安《解放》杂志发表了陈伯达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针对这篇文章，毛主席给宣传部长张闻天写信谈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他以孔子的“知仁勇”为例说：
“‘知仁勇’，孔子的知（理论）既是不根于客观事实的，是独断的，观念论的，则其见之仁勇（实践），也必是仁于统治者一阶级而不仁于大众的；勇于压迫人民，勇于守卫封建制度，而不勇于为人民服务的。知仁勇被称为‘三达德’，是历来的糊涂观念。”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国出兵侵入波兰，占领了波兰的大部分土地。九月十七日，苏联为了防止德国法西斯的东侵，进兵波兰东部。对于苏联进兵波兰，国内许多人不理解，认为这是一种侵略行为，一九三九年九月二十八日，毛主席著文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说：
“国内许多的人，对于苏联进兵波兰的问题，糊涂起来了。波兰问题，应该分为德国方面，英法方面，波兰政府方面，波兰人民方面和苏联方面几个方面来看。”
毛主席分析认为波兰政府是一个法西斯政府，它对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犹太人、日耳曼人、立陶宛人等非波兰民族施行残酷的民族压迫，它甘愿驱使波兰人民充当英法财政资本的炮灰，甘愿充当国际财政资本反动战线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这个政府又是一个十分无能的政府，一百五十万以上的大军，不堪一击，仅仅在两个星期的时间中，就葬送了自己的国家，使波兰人民遭受德国帝国主义的蹂躏。因此，毛主席说：
“所有这一切，都是波兰政府的滔天罪恶，如果我们同情这样的政府，那是不对的。在波兰人民方面，他们是牺牲者，他们应该起来反对德国法西斯的压迫，反对自己的反动的地主资产阶级，建立独立的自由的波兰民主国家。毫无疑义的，我们的同情应该寄在波兰人民方面。”
一九三九年，国民党宣布将召集国民大会实行宪政，并进行了大量欺骗性宣传，一些同志被所谓实行宪政的欺骗宣传所迷惑，以为国民党真会实行宪政。
一九四○年二月二十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成立，毛主席在成立大会上发表演说，指出国民党顽固分的宪政，是骗人的东西，“你们可以看得见，在不久的将来，也许会来一个宪法，再来一个大总统。但是民主自由呢？那就不知何年何月才给你。”他们的宪法也好，总统也好，都是假东西。像现在的英、法、美等国，所谓宪政，所谓民主政治，实际上都是吃人政治。他们口里的宪政，不过是“挂羊头卖狗肉”。他们是在挂宪政的羊头，卖一党专政的狗肉。他说：
“你们决不可相信，我们的会一开，电报一拍，文章一写，宪政就有了。你们也决不可相信，国民参政会做了决议案，国民政府发了命令，十一月十二日召集了国民大会，颁布了宪法，甚至选举了大总统，就是百事大吉，天下太平了。这是没有的事，不要把你们的脑筋闹昏了。这种情形，还要对老百姓讲清楚，不要把他们弄糊涂了。事情决不是这么容易的。”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发表演说，主要讲党的作风问题，指出“现在有些糊涂观念，在许多人中间流行着，例如关于什么是理论家，什么是知识分子，什么是理论和实际联系等等问题的糊涂观 念。”“不应当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当成死的教条，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他说：
“现在我们的党校也要定这个规矩，看一个学生学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怎样看中国问题，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会看的，有不会看的，这样来分优劣，分好坏。”
“我们的同志必须明白，我们学马克思列宁主义不是为着好看，也不是因为它有什么神秘，只是因为它是领导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走向胜利的科学。直到现在，还有不少的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书本上的某些个别字句看作现成的灵丹圣药，似乎只要得了它，就可以不费气力地包医百病。这是一种幼稚者的蒙昧，我们对这些人应该作启蒙运动。那些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宗教教条看待的人，就是这种蒙昧无知的人。对于这种人，应该老实地对他说，你的教条一点什么用处也没有。”
一九四二年五月，毛主席邀集延安文艺界人士进行座谈，研究文艺工作和一般革命工作的关系，求得革命文艺的正确发展，求得革命文艺对其他革命工作的更好的协助。座谈会系统全面地解决了文艺工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工作问题和学习问题。他结合延安的实际，对有些同志因为缺乏基本的政治常识而发生的各种糊涂观念进行了剖析：
关于“人性论”。他指出没有超阶级的人性，有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所鼓吹的人性，实质上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
关于“人类之爱”。他指出“世上决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我们不能爱敌人，不能爱社会的丑恶现象，我们的目的是消灭这些东西。这是人们的常识，难道我们的文艺工还有不懂得的吗？”
关于“暴露文学”。他指出“一切危害人民群众的黑暗势力必须暴露之，一切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必须歌颂之，这就是革命文艺家的基本任务。”
关于“鲁迅笔法”。他指出“如果不是对于人民的敌人，而是对于人民自己，那末，‘杂文时代’的鲁迅，也不曾嘲笑和攻击革命人民和革命政党，杂文的写法也和对于敌人的完全两样。”“我们并不一般地反对讽刺，但是必须废除讽刺的乱用。”
关于“不歌功颂德”。他指出“你是资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无产阶级而歌颂资产阶级；你是无产阶级文艺家，你就不歌颂资产阶级而歌颂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二者必居其一。”“对于人民，这个人类世界历史的创造者，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应该歌颂呢？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他们对于人民的事业并无热情，对于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战斗和胜利，抱着冷眼旁观的态度，他们所感到兴趣而要不疲倦地歌颂的只有他自己，或者加上他所经营的小集团里的几个角色。这种小资产阶级的个人主义者，当然不愿意歌颂革命人民的功德，鼓舞革命人民的斗争勇气和胜利信心。这样的人不过是革命队伍中的蠹虫，革命人民实在不需要这样的‘歌者’。”
关于“立场问题”。他指出“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又如一个党，只顾发宣言，实行不实行是不管的。试问这种立场也是正确的吗？这样的心，也是好的吗？我们判断一个党、一个医生，要看实践，要看效果；判断一个作家，也是这样。真正的好心，必须顾及效果。”
关于“马克思主义妨害创作情绪”。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破坏的是“那些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以及其他种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对于无产阶级文艺家，这些情绪应不应该破坏呢？我以为是应该的，应该彻底地破坏它们，而在破坏的同时，就可以建设起新东西来。”
一九四五年二月十五日，毛主席在中共中央党校作“时局问题及其他”的报告，指出思想准备对革命胜利的重要作用，他说：
“我们思想上有没有准备，这是很重要的。大革命时期是怎样失败的？客观原因是帝国主义力量强大，主观原因是我们没有精神准备，思想糊涂，政策错误就失败了。内战时期也差不多是这样，白区工作、苏区工作都没有取得胜利，客观条件是由于帝国主义力量太大，国民党力量太大，但是第一条是我们党在政治上还非常幼稚，精神准备不够。”
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口头政治报告，关于从农村到城市还是从城市到农村的争论，他说：
“正确路线是要先搞乡村，要研究农村情况。大家说这是正确的路线，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当然在乡村尽走尽走，走他几百万年，这也不叫马克思主义，而叫反马克思主义。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
一九四五年八月上旬，发生了两件大事，一件是美国向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了原子弹，一件是苏联一百五十万红军出兵中国东北。八月中旬，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美国和蒋介石的宣传机关，大力宣传是美国的原子弹迫使日本投降了，包括共产党内不少人也这样认为。对此，毛主席指出：
“假如原子弹能够解决战争，为什么还要请苏联出兵？为什么投了两颗原子弹日本还不投降，而苏联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呢？我们有些同志也相信原子弹了不起，这是很错误的。这些同志看问题，还不如一个英国贵族。英国有个勋爵，叫蒙巴顿。他说，认为原子弹能解决战争是最大的错误。我们这些同志比蒙巴顿还落后。这些同志把原子弹看得神乎其神，是受了什么影响呢？是资产阶级的影响。这种影响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从资产阶级的学校教育中来的，是从资产阶级的报纸、通讯社来的。对于我们队伍中的这些资产阶级的东西，也要像打扫灰尘一样，常常扫除。苏联的参战，决定了日本的投降。”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三日，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发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演讲，针对一些人对内战缺少正确的认识，认为“不一定吧”，他用历史的、阶级分析的方法，消除人们的糊涂认识，他说：“国民党怎么样？看它的过去，就可以知道它的现在；看它的过去和现在，就可以知道它的将来。”“必须清醒地看到，内战危险是十分严重的，因为蒋介石的方针已经定了。按照蒋介石的方针，是要打内战的。”“现在蒋介石已经在磨刀了，因此，我们也要磨刀。人民得到的权利，绝不允许轻易丧失，必须用战斗来保卫。我们是不要内战的。如果蒋介石一定要强迫中国人民接受内战，为了自卫，为了保卫解放区人民的生命、财产、权利和幸福，我们就只好拿起武器和他作战。”他还指出：
“在人民中间，主要是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中间，还有相当多的人相信蒋介石，存在着对于国民党和美国的幻想，蒋介石也在努力散布这种幻想。中国人民中有这样一部分人还不觉悟，就是说明我们的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还做得很不够。人民的觉悟不是容易的，要去掉人民脑子中的错误思想，需要我们做很多切切实实的工作。对于中国人民脑子中的落后的东西，我们要去扫除，就像用扫帚打扫房子一样。”
一九四六年初，在国民党反动派的煽动下，重庆、成都、南京、上海、北平、武汉等十四地少数学生进行反苏反共示威活动，散发“告全国同胞书”、“致苏联抗议书”，提出“铁血收复东北”、“自动参战，武装收复东北”、“打倒新帝国主义”等口号，要求苏联从中国东北撤军，虽然一些学生是出于爱国热情，但客观上被反动势力所利用，挑起美苏对抗，引发世界大战，美国总统借机表示要在“中国问题上采取强硬立场，不然俄国将在远东取日本而代之”，美苏关系遽然紧张。在此种情况下，新华社发表述评文章“在政府当局的纵容鼓励下反动派扩大反苏反共活动”，毛主席在审阅文稿时说：
“法西斯反动派之所以能够煽动一部分群众参加示威，一半依靠威胁，一半依靠欺骗，即是利用人们不明东北真相与不明反动派挑拨国际战争与国内战争的阴谋之结果。我们相信只要东北真相被了解、反动派的阴谋被揭露，真正的群众是决不会盲从反动派的。 企图挑拨美、苏两大强国举行所谓第三次世界大战，以便中国法西斯反动派好从中取利、从此‘翻身’的阴谋，是确定要失败的。对于中国人民，因为这种阴谋完全是反民族的，即是说，如果反动阴谋实现了，仅仅于德日意法西斯残余有利，于中国民族是绝对不利。”
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夜，一九四九年三月，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在西柏坡召开，指出了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的方针，毛主席在报告中要求学会管理城市，学会生产，他说：
“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不是依靠工人阶级，而是依靠贫民群众。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在发展工业的方向上，有些糊涂的同志认为主要地不是帮助国营企业的发展，而是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或者反过来，认为只要注意国营企业就够了，私营企业是无足轻重的了。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我们必须全心全意地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其他劳动群众，争取知识分子，争取尽可能多的能够同我们合作的民族资产阶级分子及其代表人物站在我们方面，或者使他们保持中立，以便向帝国主义者、国民党、官僚资产阶级作坚决的斗争，一步一步地去战胜这些敌人。如果我们在生产工作上无知，不能很快地学会生产工作，不能使生产事业尽可能迅速地恢复和发展，获得确实的成绩，首先使工人生活有所改善，并使一般人民的生活有所改善，那我们就不能维持政权，我们就会站不住脚，我们就会要失败。”
对于即将与国民党的谈判，毛主席也提出了原则：
“我们要准备一副清醒的头脑去对付对方采用孙行者钻进铁扇公主肚子里兴妖作怪的政策。只要我们精神上有了充分的准备，我们就可以战胜任何兴妖作怪的孙行者。不论是全面的和平谈判，或者局部的和平谈判，我们都应当这样去准备。我们不应当怕麻烦、图清静而不去接受这些谈判，我们也不应当糊里糊涂地去接受这些谈判。”
一九四九年七、八月间，美国国务卿艾奇逊致杜鲁门的信，美国国务院发布《美国与中国的关系》的白皮书，白皮书特别详细地叙述了抗日战争末期至一九四九年的五年中间，美国实施扶蒋反共政策，千方百计地反对中国人民，结果遭到失败的经过。毛主席为新华社连续撰写了《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别了，司徒雷登》、《为什么要讨论白皮书？》、《“友谊”，还是侵略？》、《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五篇评论文章，揭露了美国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本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于美国帝国主义的幻想。毛主席指出“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帝国主义分子决不肯放下屠刀，他们也决不能成佛，直至他们的灭亡。”而有一部分知识分子，“他们对美国存着幻想。他们不愿意将当权的美国帝国主义分子和不当权的美国人民加以区别。他们容易被美国帝国主义分子的某些甜言蜜语所欺骗，似乎不经过严重的长期的斗争，这些帝国主义分子也会和人民的中国讲平等，讲互利。他们的头脑中还残留着许多反动的即反人民的思想，但他们不是国民党反动派，他们是人民中国的中间派，或右派。他们就是艾奇逊所说的‘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艾奇逊们的欺骗做法在中国还有一层薄薄的社会基础。”他说：
“中国的许多自由主义分子，亦即旧民主主义分子，亦即杜鲁门、马歇尔、艾奇逊、司徒雷登们所瞩望的和经常企图争取的所谓‘民主个人主义’的拥护者们之所以往往陷入被动地位，对问题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美国统治者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国民党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苏联的观察往往不正确，对中国共产党的观察也往往不正确，就是因为他们没有或不赞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去看问题的缘故。”
“（白皮书）给了中国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亦即民主个人主义思想，而对人民民主主义，或民主集体主义，或民主集中主义，或集体英雄主义，或国际主义的爱国主义，不赞成，或不甚赞成，不满，或有某些不满，甚至抱有反感，但是还有爱国心，并非国民党反动派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丢了他们的脸。特别是对那些相信美国什么都好，希望中国学美国的人们，浇了一瓢冷水。”
对于这些“存有糊涂思想，对美国存有幻想”的人，“应当对他们进行说服、争取、教育和团结的工作，使他们站到人民方面来，不上帝国主义的当。先进的人们应当利用白皮书，向一切这样的人进行说服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朝鲜半岛局势紧张，美帝国主义参战，威胁中国边境安全，中国该做何选择？当时做壁上观的意见很多，中国刚刚结束战争，需要和平建设，再说装备落后，很难跟现代化装备的美国抗衡，毛主席主张必须跟美国打一仗，他说：
“我们急切需要和平建设，如果要我写出和平建设的理由，可以写有百条千条，但这百条千条的理由不能抵住六个大字，就是‘不能置之不理’。现在美帝的侵略矛头直指我国的东北，假如它真的把朝鲜搞垮了，纵不过鸭绿江，我们的东北也时常在它的威胁中过日子，要进行和平建设也有困难。所以，我们对朝鲜问题，如果置之不理，美帝必然得寸进尺，走日本侵略中国的老路，甚至比日本搞得更凶。它要把三把尖刀插在我们的身上，从朝鲜一把刀插在我们的头上，以台湾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腰上，把越南一把刀插在我们的脚上。天下有变，它就从三方面向我们进攻，那我们就被动了。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不许它的如意算盘得逞。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我们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
一九五五年五月二十四日，毛主席写《驳“舆论一律”》的文章，驳斥社会上存在的“舆论不自由”的观点，他说：
“有些糊涂的人们在听了这些反革命论调之后，也好象觉得自己有些理亏了。你看，“舆论一律”，或者说，“没有舆论”，或者说，“压制自由”，岂不是很难听的么?他们分不清楚人民的内部和外部两个不同的范畴。在内部，压制自由，压制人民对党和政府的错误缺点的批评，压制学术界的自由讨论，是犯罪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而这些，在资本主义国家里，则是合法的行为。在外部，放纵反革命乱说乱动是犯罪的行为，而专政是合法的行为。这是我们的制度。”
一九五七年三月，毛主席在南京干部会议上要求干部要跟群众打成一片，发扬艰苦奋斗精神，密切群众关系，他说：
“ 我们的同志应当注意，不要靠官，不要靠职位高，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说资格老，多少年革命，这个资格也是可靠的，但同时我们不要靠它。你资格老，几十年，那是真的。可是，你有一天办了一些糊涂事，讲了一篇混账话，人民还是不谅解你。尽管你过去做过多少好事，职位有多么高，你今天的事情办得不好，解决得不对，对人民有损害，这一点人民就不能原谅。因此，我们的同志不要靠老资格吃饭，要靠解决问题正确吃饭。靠正确，不靠资格。靠资格吃不了饭，索性不靠它，等于还是什么官都没有做，就是不摆老爷架子，不摆官僚架子，把架子收起来，跟人民见面，跟下级见面。”
一九五七年七月九日，毛主席在上海干部会议上讲话，谈到知识分子犯错误的问题，他说：
“知识分子犯的错误就是动摇，看不清楚方向，一个时候迷失方向。你那么多的知识，为什么犯错误呀?你那么厉害，尾巴翘得那么高，为什么动摇呀?墙上一克草，风吹两边倒。可见你知识不太多。在这个方面，知识多的是工人，是农民里头的半无产阶级。你看谁人知识高呀?还是那些不大识字的人，他们知识高。决定大局，决定大方向，要请无产阶级。我就是这么一个人，要办什么事，要决定什么大计，就非问问工农群众不可，跟他们谈一谈，跟他们商量，跟接近他们的干部商量，看能行不能行。这就要到各地方跑一跑。蹲在北京可不得了，北京是什么东西都不出的呀!那里没有原料。原料都是从工人、农民那里拿来的，都是从地方拿来的。中共中央好比是个加工厂，它拿这些原料加以制造，而且要制作得好，制作得不好就犯错误。知识来源于群众。”
一九五八年五月十七日，毛主席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讲话，关于农民同盟军问题，他说：
“工人阶级没有农民这个同盟军，革命不能成功，建设时期也是一样，没有这个同盟军不能建设成强大的国家。中国的问题始终是农民同盟军的问题。有些同志不懂得，甚至在农村混了几十年也不清楚。对于农民的思想感情、心里想什么，不了解，因此就没有根，一种风浪一来，就容易动摇。现在我们规定中央的同志一年下去四个月，到几个社、几个工厂，解剖麻雀，扎根串连，人民群众的根扎在我们的脑子里，人民群众的观念才会扎深。”
关于独立思考问题，他说：
“要独立思考，一切什么都跟就不好。不管是伟大的领袖，或者是挖煤矿的、挑大粪的、扫街道的，对的就跟他们走，看真理在谁手里，我们就跟谁走。合作化我们是跟贫下中农。‘多快好省’，是因为工厂、农村、商店、机关、学校、群众中出现了多快好省，可以多快好省，为什么慢慢来?糊里糊涂地眼某个人是很危险的，要独立思考。”
一九六○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召集会议听取中央工作会议各小组讨论情况的汇报，谈到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糊涂人，他说：
“糊涂人也是可以振作起来的。糊涂人对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各尽所能、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等等，都是不清楚的。浙江几十个县委书记，只有一个人清楚。这么多人搞不清楚，我们就有责任了，是我们对他们教育不够。我们要帮助这些糊涂人清醒过来。大办社有经济，必然刮‘共产风’。这是一字之差，要大办队有经济，小办社有经济。庐山会议后，没有想到会刮‘共产风’。去年几个大办，如大办水利，大办交通，大办养猪，大搞商品生产基地，这些都是中央提出的，谁也没有想到他要‘一平二调’，如果想到了就不会那么办了。”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七日，毛主席在济南同山东省委负责人谈话，了解农村工作情况，对于糊涂人，他说：
“如果不认真改正错误也不能当第一书记。对干部教育工作很重要，要向干部大讲什么是共产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全民所有制，什么是集体所有制，什么是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等问题。”
一九六一年一月二十九日，毛主席在南京同中共江共省委负责人谈话，谈到共产风等问题，他说：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是为人民服务，否则是国民党作风。对群众没有感情，对贫农下中农没有感情，不顾群众死活，不了解情况，不听群众的话，也不听上边的话，这种人不能做领导工作。对社会主义革命如何搞法、社会主义建设如何搞法，没有研究，没有经验，宣传也不够。所以，浙江只有一个县委第一书记能把三级所有制、按劳分配、价值法则、等价交换说清楚。我看这不是一个省的现象，是个普遍现象，证明我们过去的宣传工作不够，解释、训练不够，没有给他们开过训练班。今年这一年，我看是个大训练干部的一年。让他们把政策一定搞清楚，一定要在你们这次会议上搞清楚，叫他们明白过来，不然又是糊里糊涂下去。”
一九六一年二月八日，毛主席同浙江省委负责人谈农村整风整社问题，谈到共产风、瞎指挥、退赔等，他说：
“要使他们真正懂得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区别，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的区别，等价交换，不能剥夺农民。我们只讲过剥夺地主，哪里讲过剥夺农民。这种思想是最反动的，不是建设社会主义，而是破坏社会主义。”
一九六二年八月九日，毛主席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批评黑暗风、单干风说：
“现在有两种人，一种是只讲黑暗，一种是讲大部黑暗，略有光明。任务是从分析形势提出来的，既然是一片黑暗，那任务的提法就不同，就证明社会主义不行，因而就要全部单干。认为大部是黑暗，略有光明，采取的办法就是大部单干，小部集体。然后又必然反映到方针、措施和世界观上来。搞单干，两年都不要，一年多就会出现阶级分化，其中有共产党的支部书记，贪污多占，讨小老婆，放高利贷，买地；另一方面是贫苦农民破产，其中有四属户、五保户，这恰恰是我们的社会基础，是我们的依靠。你是站在三分之一的富裕农户的立场上，还是站在三分之二的基本农民群众的立场上？问题就是这样摆在我们的面前。”
毛主席生前最后两年里，发表了许多对世界的看法，是自己一看重要思想的总结，对于思想改造的问题，他有所指地说：
“上了大学，不想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就是普通的工人农民每天也在进步。群众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却是幼稚可笑的，包括我。往往是下级水平高于上级，群众高于领导，领导不及普通劳动者，因为他们脱离群众，没有实践经验。不是有人说大学生不等于劳动者吗，我说我自己不及一个劳动者。有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立场，反对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改造。他们就不用改造了？谁都要改造，包括我，包括你们工人阶级也要在斗争中不断改造自己，不然有些人也要变坏呢。”
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在中华民族崛起的革命历程中，在中国人民求解放求生路的斗争过程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过程中，在探索人类远大理想的过程中，毛主席是始终保持着清醒的那一个，他指点了一个又一个迷津，他点化了一个又一个糊涂人，他指引了一个又一个正确的方向，如果没有毛主席，“我们中国人民至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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