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黄卫东抵制石正丽的呼吁并补充意见
黄卫东博士实名投诉，反对石正丽入选中国科学院院士。我认为此举体现了真正的科学精神和社会责任感，应予支持。看到此信息，我检索了一下，发现2021年石正丽研究员还荣获了中科院先进工称号，感觉十分诧异。在我看来，这些举动反映了我们的一些科技精英不仅轻视群众和民意，实际上也试图挑战科学理性。石正丽的重要研究工作存在明显缺陷，新冠疫情的实际发展证明她的一系列观点完全错误，并极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因此，对这些工作的肯定和表彰显然与科学精神不符，在各方面影响很坏，无法向中国人民和历史交待。
我对黄卫东的投诉信内容基本赞同，仅陈述几点我认为必要的补充和细节上的不同看法。
第一，石正丽的“SARS病毒与蝙蝠携带病毒高度同源”的关键研究影响很大，看起来直接颠覆了徐德忠教授的分析研究，但它缺乏可靠的证据，其作为蝙蝠携带病毒的证据并非来自蝙蝠活体，而是来自并不很偏远的一个山洞里的蝙蝠粪便。此后中国团队也没有找到来自蝙蝠活体的证据。按照徐德忠SARS非自然起源论，既然人造SARS能出现在中国的大城市，那么它再次出现在距离昆明仅几十公里的山洞里并不奇怪。情理上看，出于前因后果的各种需要，这种“巧合”反而可能性大大增加了。实证研究同样必须遵循严格的科学标准，否则它很容易变成拉大旗当虎皮。应该认识到，科学研究并不是始终处于政治真空。国际资本的影响无处不在，且往往不择手段。合理怀疑本身就是科学精神必要部分，动辄乱扣“阴谋论”帽子才是真正的蒙昧主义，或者有意为政治欺诈打掩护。
第二，根据传染病流行规律与逻辑演绎，可明确得出结论，美国极可能是新冠疫情的真正源头且武汉疫情来自境外非自然传播。武汉疫情初期，张文宏医生曾做过看似精彩的分析推理。他论证说，如果美国或其它国家是疫情的源头，那么根据传染病传播规律，疫情传导到中国极大概率是散发于各大城市，不可能呈现武汉一点爆发样态。据此他认定武汉是疫情源头。这个推理基本是有效的，尤其是附加一些可证实的条件，如武汉海鲜市场这样的“爆点”。与上述推理相关，这里顺便提一下疫情溯源曾流行的所谓“毒王”说，它常常被用来解释广泛的传播。实际上这个说法是牵强的，或者说是强行以小概率掩盖更大的可能性。例如，关注疫情的人能记得，新冠初期意大利曾有这样的说辞。更典型的、令人印象深刻案例是，SARS时期，一个广州医生引爆香港整栋楼感染。以SARS的传染力，这样的解释用糊弄人来形容并不过份，这不是在讲科学（常识）而近乎讲神话，它不假思索地排除了“爆点”模式更可能的解释——坏人干坏事。以科学中立的名义颠覆真正的科学立场。简单来说，对短促且大量的“爆点”传播的合理解释是高病毒载量（因此也大概率意味着非自然传播）的物传人或非自然的空气传播，叠加人传人。
但张文宏只是将这种推理应用于事件的局部且以自然传播为预设，其结论是错误的，但这种分析推理方式是有效的。我们对此进行分析：如果武汉是疫情源头，在各国对武汉和中国实施早期断航的情况下，考虑到人口密度以及公众警惕性等因素，在3-6个月内以极低的基数导致美国和欧洲出现如此快速和大规模新冠流行可能性很小。其次，武汉位于中国腹地中心，交通发达，以水陆空无障碍渠道的传播并未导致全国性疫情，反而以狭窄得多的管道传染到全世界，这样的概率几乎可以忽略。这里需要特别指出，这个简单的道理之所以被无视，重要的原因是西方营造的宣传，认定中国当局隐瞒了湖北以外的疫情。但这样的基本分析被中国主流精英无视是十分荒谬的。事实是，湖北以外的散发病例很快即被控制并持续实现疫情清零。结论是，武汉或中国极不可能是新冠源头。而根据传染病规律和全球传染状况，美国大概率是疫情的真正源头。
这一结论否定了石正丽研究员代表的新冠的中国自然起源说，同时也推翻了对石正丽女士等的极端指控，即武汉实验室病毒泄漏。此外，没有证据显示她或武汉病毒所参与了美国相关机构的理所当然极端保密的新冠病毒的后期研究。但是，事实上武汉病毒所泄漏的看法也相当流行，只不过它以非官方的、低调方式产生很大影响，导致中国在国际民间社会的声誉受到更大伤害。代表人物是诺奖获得者法国科学家Luc Montagnier，黄卫东呼吁信提及的David Martin也有类似暗示。我个人与友好国家人士交流，惊讶地发现很多人相信此类说法。部分原因正是中国科技界主流一味将新冠“甩锅”给野生动物的结果。他们虚伪地假设了一个美丽世界，可耻地无视传染病常识和基础性分析。
第三，武汉疫情的真实起源。关于这个问题，一直有多种被认为相互冲突的可信证据。我看了黄卫东博士的观点受到启发。华南海鲜市场作为新冠疫情“爆点”是有大量医疗证据的，有后续研究证实来自进口冷链。由物传人模式很大程度依赖巨大的病毒载量，因此可以判定为非自然传播。这一模式意味着“一物”传多人叠加人传人，符合“爆点”特征。但也有证据显示有更早的病例并非出自华南海鲜市场。最早可能追溯到武汉军人运动会。这引起了溯源研究的混乱和困惑。
这类困惑源自于专家们根深蒂固的信念：自然传播。根据我们前述结论，新冠病毒很大可能源自美国。那么，再次引用张文宏医生的推理，武汉疫情只能来自境外，且属于非自然传播。这个推理分析与对华南海鲜市场的实证溯源研究高度吻合。该结论同样可以解释华南海鲜市场更早的病例，因为非自然传播在技术上是完全容易实现的。它也解释了自2002年SARS疫情以来的全部难解的疑点和困惑。
例如，对于所谓的“武汉病毒”专业界奇怪地出现巨大的分歧，后续并未见相关澄清。武汉爆发疫情前后，专家与当地医生对于病毒是否有（较强的）人传人的判断迥异。可以相信，不同认知都是正确的（我们相信专家们在如此重大问题上不会犯如此低级错误或公然撒谎），只不过源于不同的毒株（这反过来进一步否定了新冠的中国自然起源说，因为不可能短时间出现巨大的变异！），基于特殊原因如有意误导判断，它们以非自然方式进入武汉。
武汉疫情爆发，西方国家在应对策略上也出现难以解释的反转。最初全力封杀，但很快就开始出现奇怪的论调，一是高层精英的“新冠只是大流感”论调，笔者记忆中最早来自德国政府首席顾问、SARS病毒专家克里斯蒂安·德罗斯滕。二是民粹主义的自由至上论。三是各种文化差异论。这些明显的胡说八道只不过是在掩饰一个矛盾：新冠中国起源论与美欧后院早已燃起的疫情熊熊大火。以此为后续策略和结果找借口。按照“武汉病毒”论，美欧将以比中国小得多的代价快速实现清零。但如果继续坚持严厉管控，病毒真实源头反而昭然若揭了。没有什么文化喜欢与恶性病毒共存，直到一两年后，新西兰医学专家依然坚持清零是可行的。只不过他们不会或不愿推想西方统治阶层绝不希望承担相应的政治代价。对他们来说，国际战略和野心兹事体大，人民的灾祸反可以成为大发横财的良机。
基于传染病规律推演派生的总是最大可能性，无视这种常识理性一味追求小概率溯源显然违背基本的科学观念。回顾整个过程，可以发现，科技界主流的思维暗含一种逻辑，在其中，他们实际上认定非自然传播是完全不可能或极不可能的。这种想法里隐含着某种“科技傲慢”，一方面鄙视大众的常识认知，一方面将科技的先进等同于（政治）文明。本质上这是政治幼稚病或基于意识形态的偏见。它们与科学理性毫无关系。多年来，西方主导的一系列不断突破道德和文明底线的国际冲突也在提醒人们，这些态度是不负责任和危险的思想。
笔者认为，常识理性是基于政治审慎原则的公共和战略决策的主要依据。上述分析与围绕某大国新冠病毒研究和疫情早期发展的大量实际证据相互补充和印证。需要指出的是，武汉疫情发生后，中国在关键时刻做出的封控决断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解决疫情本身。没有这个春节前最后时刻对武汉采取的严厉封控措施，疫情将在全国大规模传播，即使我们依然能够凭借坚定意志清除疫情，但依据传染病规律做出的分析研究将基本失效。此外，伴随而来的是大量相关实际证据的暗淡失色——西方舆论很容易将这些公开内容归于基于SARS病毒的前瞻性的模拟演化研究。人类历史极可能又多了一笔烂账。
因此，我们再次向武汉疫情的吹哨人艾芬医生、烈士李文亮表达敬意。向对武汉封控决策做出关键贡献的李兰娟院士致敬。我们也不应忘记武汉中心医院呼吸科，他们基于专业素养和社会责任感自主做出将感染病患肺泡灌洗液进行基因测序的决定，以关键性证据惊醒社会大众，他们是真正的无名英雄。2020年，中国人民以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扭转了历史车轮，我们敦促中国科技界不要以错误的、耻辱的方式玷污历史。
本文已通过在线方式实名提交中国科学院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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