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找回列宁主义”兼议解放思想 -

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关键是社会主义大国的典范作用。经济市场化、自由化既削弱了敌人，也在蚕食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基础。稳健的做法是，明确自己的意识形态，清楚地了解并告诉人民，我们想做什么，正在做什么。

　　读“找回列宁主义”兼议解放思想

　　——历史与政治（二）

　　前文谈到，姚中秋（秋风）教授提出“找回列宁主义”，这是一个颇有意味的说法。考虑到马列主义被确立为思想领域的指导地位，用“找回”这样的表达是不寻常的。接下来，合理地强调列宁主义已被实践所证实【1】，这样的论说风格是我熟悉并赞赏的，但也许因为稀缺，它也引发一些联想。

　　一方面，尽管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但理论界似乎并不习惯将此用于审视左翼经典，后者实际上被视为不可触碰但可回避的“特权”真理。我们需要鼓励并推动以科学精神进行学术和思想研究，由此可避免两个极端：要么在教条主义框框里兜圈子，要么沉溺于经验主义和特殊主义叙述。这两方面本质上都是反理论、反理性的，前者主要表现为虚假的理性，在其一般性上，可以推展至整个启蒙理性。例如，启蒙的右翼——自由主义，尽管它具有多种论证方式，演进主义、唯理论、唯制度论、唯意志主义等等，但近观结果，不过是沦为新教条乃至最野蛮的教条。如我们新近看到的，以民主旗号策动曾经的战友和同胞的兄弟民族自相残杀。即使站在民主政治立场上这场战争也是没有胜算、毫无意义的，它表现得更像是猎物到手前的生物性。故我们不能不将此视为历史终结的明确警示。

　　另一方面，由于列宁早逝以及众所周知的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对于列宁思想的各自表述，所谓的被实践检验过的列宁主义极大程度上可以称为斯大林思想。这里需要强调，我们所看到的政治实践必定也是思想的实践，而这样的与实践紧密相关的思想与之前的理论文本——即使实践者口头上也认可乃至大肆宣扬——可能存在很大的距离。这涉及到理论本身的复杂性以及解读者的主观意图。有时，一套理论甚至可能被构造成既不可证实也不可证伪，以至于能够被任意解读。因此，按照中国古老的智慧，我们应以其行断其言。

　　从古老智慧已成为常识的角度看，包括东方在内的学术和思想界已明显陷入理论权威崇拜以及西方诋毁斯大林舆论运动的双重陷阱。前者可以通过弘扬科学理性加以克服，对于后者我认为需要唤起左翼人的羞耻心。在人类历史上，从没有像过去和现在这样如此无视事实，低估甚至否定改变人类历史的伟大缔造者。尤其值得注意，斯大林创造性地提出并成功领导构建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一历史性成就源于对理论教条的突破。毛泽东同样通过反对教条主义开启了社会主义革命道路。重要的是，这两大政治实践都被证明具有普遍意义，因而也应获得理论价值。然而理论界始终陷于教条主义与特殊主义、经验主义的两极摇摆，拒绝或逃避从宝贵的历史经验提炼符合实际也更具普遍意义的思想理论。

　　斯大林留下遗训，要求解决社会主义理论问题。我们无法责怪斯大林未能亲自完成这个任务，除了人所不可避免的历史局限性，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最激烈、最残酷的政治斗争和卫国战争中，他不得不借助于前人的权威和影响力以赢得胜利。斯大林一语成谶：苏联的崩溃不是因为它难以为继，其根源本质上是理论危机。什么是社会主义？它的目的和使命是什么？社会主义（国家）是否必然以及必须实现经济赶超？它与民主的关系以及民主（制度）的规定性是什么？对这些基本问题人们普遍都陷入思想混乱或模糊状态。他们亦困惑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上的现代性甚至后现代主义与实践上的传统性的矛盾冲突。

　　显然，这些问题对理性构成严重挑战。苏联就此倒下了，人们对进步主义及其理性表象深信不疑。中国则依靠自身经验主义文化传统涉过险滩，但问题被留置了，危机并未从根本上得到化解。理性的问题最终只能依靠理性去解决，经验主义思维能暂时绕过暗礁、陷阱，但它无法提供科学预警，最终恐难以抵抗突然而至的惊涛骇浪。这里，一个有趣的现象值得关注和思考。社会主义国家领导权的传承往往成为巨大的牵扯，这大大限制了领导人和领导集体的精力以及思想空间。由此导致社会主义理论问题不能得到深入研究和解决，导师迷信成为政治正确。朝鲜则提供了相反的例子，金正日总书记的主体哲学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典理论权威迷信方面走得最远且取得突破，而它的政治更接近传统形态。这表明，政治传承的高效率和可靠性间接地推动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健全与创新。

　　经验主义文化体自然倾向保守，和平演变的可能较小，而经由社会动荡而导致颜色革命的机会较大。一旦管理当局和精英集团不能统一思想、统一意志就容易崩盘。观察和研究表明，自由民主意识及体制极具欺骗性和资本易操纵性，传统政治一旦被颠覆，政治形态即被锁定，故可以称之为“民主陷阱”。没有坚定统一的信念难保万无一失。这里，明确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理论是决定性因素。我们已经意识到国家意识形态对于保持社会活力和各阶层的凝聚力的重要性，但囿于自身文化特性，对于意识形态的普世要求认识严重不足。事实上，后者不仅有助于在风云诡谲国际环境中区分敌友，扩大朋友圈，孤立敌人，更重要的，它能赋予人们伟大情怀和使命感，在广大世界产生超越自我、超越国界族别的巨大的能量。当然，这里又遇到前面提及的旧教条与新经验两极对立、彼此相互排斥导致莫衷一是的问题。显然，旧理论不能解决或不适于应对当下情势。我们强调的是新时代经验基础上的一般性理论。

　　很自然，从特殊经验到一般理论的抽象过程与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紧密相关。最近湖南省委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笔者以为，根据事情的内在逻辑，众多舆论对此表现出普遍的误解。不必讳言，改开以来，解放思想几乎总是与更多自由化进程联系在一起。因此，这次讨论自然让亲西方人士感到兴奋，正统左派则忧心忡忡。网络舆论大咖司马南也表达了质疑：解放思想与统一思想、统一意志、统一行动是什么关系？【2】笔者认为，当今国际形势对抗性矛盾昭然若揭，要么独立要么被奴役。在此背景下，用解放思想推动“投降”，即使是某些人的一厢情愿也显得极为荒谬与不可信。此外，中国市场经济已趋向规范成熟，但诸多乱象以违法违纪和利用制度漏洞中饱私囊，民众则背负代价甚至倾家荡产。在这样的环境和背景下，以解放思想促发展也显得画蛇添足、徒增风险。因此，这些解释都不合理。正如上面所解析，中国亟需理论变革与创新。故，此时提解放思想不是放弃社会主义，恰恰相反，它应该旨在打破旧教条旧理论的桎梏与掣肘，厘清并建构作为普遍观念的新时代社会主义。正因为现存理论不够完善，社会上下呈现相当程度的思想混乱，解放思想、破除迷信就成为统一广大干部群众思想和意志的必要条件，不仅如此，基于社会主义百年历史经验的充分积淀，咄咄逼人的危机警迅，只要充分解放思想，执政党和人民就一定能创造务实稳健、辉煌伟大的新社会主义理念。

　　一些左翼朋友可能认为，坚持旧理论旧教条就守住社会主义的安全阀，但现实不像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苏联的崩溃一方面是执政党未能发展一套类似中国的政治主导型社会主义理论以适应变革的需要，另一方面，与传统政治思维相反，左翼经典理论容易导向政治改革（党内反对派、民主、民族自决等等），我们不妨称之为广义上的托洛茨基化。例如，可以参考列宁去世前，在格鲁吉亚共产党民族主义倾向问题上他与托洛茨基共同反对斯大林的中央集中领导的政策。【3】今天的俄共只是形式上接受了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甚至宁愿将它与过渡性的新经济政策相提并论），却依然不愿走出旧的意识形态和理论导师的影子。这种矛盾在选举政治中被凸显，这是它即使面对有利形势依然举步维艰的重要原因。

　　从单维度左右分化对立的理论逻辑看，左翼经典意识形态构成社会主义的安全阀和定海神针。但是，真实世界的政治要复杂得多，它是多维度和动态的，故单维度分析常常无效，严格地说，脱离实际的政治经济激进化主张和运动，效果甚至可能相反，即正确或有效的思想和策略难以达成。这也是斯大林坚决地与托-季联盟等反对派进行斗争的政治学理由。基于政治的审慎原则，社会主义主体政治需要统一思想和意志。对左翼而言，有必要认清共同利益和敌友关系，策略上保持团结的自觉意识，理论上加强反思，破除迷信与教条。以个人认识体会来说，过去一直未能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因为我相信数学和科学是接受理性真理的。然而，如果我们换个角度，不再陷入繁琐哲学的纠缠，而从政治哲学出发，这个问题就明朗了。社会学研究无法建立清晰概念为基础的形式化系统，无法避免主观性干扰，因此除了极少数直接满足形式逻辑的理论学说，社会理论必须接受历史和实践的检验，且需要按照接近科学而非玄学的标准实施。其次，在社会领域，经验性思维（它总是包含一些简单、可靠的逻辑推理）优于理论思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很好的证明。但这不等于说不需要理论。相反，经验主义实践被自己的成就阶段性终结乃是自然规律，这意味着中国改革以来所依赖的方法论也到达了实践顶峰。如果不将成功的经验上升为普遍的理论，这一成就也难有持久的生命力。因为政治是竞争和对抗性存在，缺乏理论理性指导的经验主义实践很难具有竞争力。

　　牛顿曾说他是站着巨人的肩上，从这句话我们得到科学的启示。社会主义需要应对新形势、新问题，因此后来者应站在伟大导师和领袖的肩上，而非埋身于历史的影子下。为抵抗国际垄断集团来势凶猛的进攻，笔者提出“开放社会主义体系”【4】，主张左翼内部搁置争议。只有当当今世界最强大最危险的且拒绝向人民妥协的势力被关进笼子里，社会主义才能在融通的氛围中决定自己的未来，其具体形态很可能也是开放的。为了更为准确地梳理社会主义思想及其历史，对伟大前人做出某种区分是重要的。我们可以把社会主义历史巨人分为两类，左边是理论家，马、恩、列，右边是实践政治领袖斯大林、毛泽东等等。

　　对于实践政治领袖来说，他们的成功依赖敏锐的政治嗅觉、结合当时当地情势和经验的政治常识，他们本身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典范，他们总是从实际事务出发，自然地，也以身体力行方式传达他们最重要的思想。斯大林对毛泽东说过一句名言，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5】这样的言语并非客套和辩护，而是体现实践政治的思想精髓。因此，这些领袖是社会主义者学习的楷模，他们的实践哲学内在地支持当代社会主义改革创新，面对新挑战去迎接胜利。这里需要指出，当今舆论实际上深受托洛茨基主义者、修正主义叛徒和西方势力的影响，国内人士热衷夸大斯大林与毛泽东的分歧，贬低和诽谤斯大林，这种历史研究往往鹦鹉学舌，明显缺乏哲学理解。例如，我们看到刘小枫教授提出“国父论”，引起学术界轩然大波。事实上，他没有把视野落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上，而是简单地选择国族主义立场，因而是从他自己的政治哲学的后退。这也导致他对斯大林的负面评价。他洋洋洒洒地叙述那些“历史”，引用那些只言片语，却并未达到真正的抽象思维高度。【6】他轻松地将普遍主义（也就同时悄悄把社会主义）踢出局，但这样的理路又如何解释我们国家的敌人始终高举普世旗帜呢？为何没有因此而感觉孤立与乏力呢？很明显，国族主义、贬低和否定斯大林与疏远、解构直至否定社会主义总是神秘地联系在一起。最近司马南清明节著文，又把王明路线与斯大林硬扯在一起，无视当时共产国际前后领导人两任领导分别深深卷入反斯大林敌对和分离运动。我在评论中指出这个问题以及西方洗脑运动的影响。结果却被奇怪地删除了。【7】我相信这不是司马南本人的意思，但却折射出当下言论环境对真理讨论相当不利。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湖南省的解放思想大行动需要在全国推展开并设立更好的平台，否则很难逾越目前的困难格局。

　　鉴于西方和东方世界排山倒海一般的公开或隐晦的诽谤浪潮，有必要为斯大林进行公正客观的辩护。基本事实是，斯大林是一个真诚、无私和坚定的社会主义者。很明显，他不是站在格鲁吉亚、俄罗斯等狭隘的民族立场。理解这一点，可以更好地解释那些常常故意夸大的争议。个人之间、集体或国家之间有分歧是自然的，而西方刻意离间中苏关系是公开的秘密。那么中国的学术研究和舆论应如何处理这些信息？这里显然有一个立场问题，国族主义者、虚无主义利益论者眼里自然看到沙文主义，而社会主义者则有更为合理解释。当下流行的以国族主义立场和分析框架研究社会主义运动，本身就是荒谬和肤浅的。显然，我们这里谈的是学术研究必须遵循的基本规范和逻辑问题。

　　因此我们应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角度理解斯大林的作为。例如，常常用来诟病斯大林的例子是他曾建议中共谨慎考虑解放中国大陆全境。事后看这无疑是一个错判。但斯大林同样建议尽快宣布建国并被接受。今天公允地理解，这些建议都是基于国际战略整体考虑，避免美国军事干预。当时的情况是，1946年底，美国最坚决反共的共和党近二十年来第一次控制参众两院，政治形势迫使争取连任的杜鲁门不断加大反共力度。后来，麦卡锡指责罗斯福、马歇尔和民主党政府出卖了国民党政权。另一方面，直至1949年8月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实验成功，努力建立核平衡是苏联的首要目标。种种情况表明，美国军事干预中国的可能性是存在的。除了美国对军事形势的研判，蒋介石的民族主义倾向，中国民主革命性质（进一步可以参考五十年代关于社会主义改造的党内争论），乃至苏联的不干预立场本身，这些复杂因素决定了美国当时的中国政策及后来的结果。实际上，众多资料显示，十月革命对西方大国及其统治者来说至少是有所预期的，但斯大林领导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横空出世并成长壮大出乎他们的意料，因为后者超出了世界革命理论范畴。同样，中国革命的全面胜利是一大政治奇迹，它反映了西方统治集团低估了中国人民。如果考虑到今日中国的强势状况，他们也许一直为当年的决策而感到后悔。

　　任何政治军事选择都具有不确定性和风险。应该依据事情的内在逻辑理据和整体事实综合判断，而不能从事后和局部观点得出所谓的正确和必然。斯大林总是从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出发，表现出领袖的公正、大度。此外正如我们前面所指出，应从哲学角度认识和理解革命领袖，由此，我们能得出结论，斯大林与毛泽东是思想高度接近的：从实际出发，依据常识和经验而非教条分析和判断，不愧为人类政治史的伟大人物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代和第二代领袖。与明里暗里试图割裂两位领袖的流行舆论和研究相反，没有斯大林缔造和领导的苏联，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难以想象的，毛泽东是斯大林真正的接班人。

　　只要我们透过现象看本质，就能发现这两个伟人的共通性。当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毛泽东在1956年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上反对其他同志附和赫鲁晓夫的观点，他认为赫鲁晓夫揭了盖子，捅了娄子。而揭了盖子有利于反对教条主义。这是个值得深思的观点，抽离具体现象深入本质，毛主席实际上是赞扬斯大林，因为不把经典理论当作教条正是他们各自取得辉煌成就的法宝。【8】笔者认为，深入客观地审视历史，我们能看到斯大林所处的政治环境有多么恶劣，党内敌对势力如此强大，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在重大问题上判断都是正确的。所谓的个人崇拜完全是表象，事实是他像基洛夫、日丹诺夫一样，始终处于危险中。赫鲁晓夫等领导班子用自己的背叛行为揭露了自身的虚伪和不可信。实际上，个人崇拜一方面是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戴。在政治斗争中，这种支持远不如阴谋集团的战斗效力，搞个人崇拜也是阴谋的一部分。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历史悲剧，至今它依然在上演。对斯大林的污蔑、偏见和错觉持续在社会主义阵营发酵。对此，我们需要彻底拨乱反正。

　　在中国问题上，斯大林表现出领袖的心怀坦荡，他尊重和信任毛主席。一个很少被讨论但十分引人注目的事件是，高岗向苏联专家反映他对党内事务的看法，斯大林很快就将这份报告转给毛主席。【9】斯大林赞赏高岗是众所周知的，他曾对毛主席说“我们现在有了一位真正的国际主义者。”【10】不得不承认，这些事情以中国国情来说是比较敏感的，尤其涉及可能“里通外国”的疑问和指控。【11】它间接表明国人对斯大林的看法也与我党历史问题相联系。

　　鉴于上述讨论的复杂性，我们这里不得不返回一般性理论以便仔细理解和解释具体问题。我们有必要以开放的观点审视从斯大林开始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它的一脉相承的重要特点是大政治，其含义就是邓小平经常表达的思想：重要的是政权在社会主义者手里。【12】我们可以进行一般性的理解，即真实世界的或实践的社会主义本质上是一种以人民为主体或以民为本的传统主义政治。经济组织形式则是次要的、多元的。社会主义主要以这种政治主导的制度形态与以经济主导的现代形式化体系即垄断资本控制的民主体制相对立。与此相适应，新社会主义用“超阶级分析”深化、升级经典阶级分析理论。认为新时代世界主要是国际垄断资本与各国人民之间的矛盾。这一观点与中国共产党党章中有关新历史条件下阶级斗争的表述是吻合的。

　　因此，在开放社会主义理论分析中，中国的开放模式乃至阿拉伯社会主义与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和朝鲜等，区别不大。它们均坚持传统政治路线，并以反对教条主义凸显其与左翼经典理论的差异。这种体系，一旦政治权威垮塌，社会体制崩溃只是时间问题。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古典政治哲学与现代思想产生了紧张，前者认为分散责任制更容易偏离理性。这样奇特的以现代化名义反现代性的过程已经跨过百年，到了必须上升到理性层面的关键时刻。

　　理论分析表明，即使中国从完全的集体主义模式转型为市场社会主义，但这种转型并未改变社会主义属性。尽管这也是官方政治认知，但一些微妙变化是值得注意的：即国族主义取代国际主义成了主流思想意识。然而我们需要意识到，国际主义是社会主义价值观的逻辑衍生，放弃国际主义和普世主义意味着潜移默化地动摇社会主义的根本。因此，国际主义依然是我们的主体思想，决不能用民族主义、国家主义取而代之，并以这种本身就片面、狭隘的观念追溯历史问题。

　　因此，无论从当时的政治背景还是今天中国的政治本质，都一致地要求以社会主义和国际主义为主要价值基础去研判历史。这种国际主义也包括社会主义联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保持统一的最高意志以确保集体利益和共同行动的效率。未来，为抵抗国际垄断集团的全球征服运动，一个新的社会主义联盟或准联盟必然产生，中心国家及其政治领袖依然将倾向于贯彻这一自然原理。否则，一个没有团结和效率的政治和政治联合体，即使它是正义的，也难免失败的命运。这也是政治现实主义的逻辑。当然这样的宏观策略很可能与国家主权原则产生某些摩擦，因此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加以理解和把握，站在任何一面而否定另一方面都是错误的。如此，我们能得出公允的结论：高岗向苏联专家乃至斯大林本人谈论个人的看法，这个行为尽管在当时特定环境、特定条件以及具体方式上可能不是合适的，但原则上说它并非是不可谅解的错误。

　　另一方面，事实上已经被创制出来新型社会主义潜在地要求发展团结和统一战线策略，毋庸讳言，在新时代，中国代替苏联处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核心和领导地位。中国应责无旁贷地承担历史责任。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解放思想，破除理论和思想禁区。进一步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谐共同体内部团结。笔者认为，一个关键点和表率工作就是彻底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公正评价高岗、林彪等杰出领导人，恢复其政治名誉。他们都是与毛主席出生入死的战友，是毛主席最亲密的爱将，也是无须争议的、坚定的社会主义者。恢复他们的名誉就是对伟人真正的尊重。领导人之间曾经出现的分歧和争论既有历史原因，也极可能存在误会或情绪化行为。毛主席本人是有清楚表示的。【13】当时的政治结论反映的是历史特殊条件下的特定认识和态度，不应妨碍后人进行客观评价，特别是从社会主义事业大局出发做出合理的改变。

　　执政党应成为社会的表率，促进国家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实现大和解、大团结。面对未来可见的疾风骤雨，政治稳定是重中之重。对社会主义和领袖的忠诚无疑是第一品质，某些时候甚至应是唯一考核标准。尤其是中国历史上太多经验教训，大一统传统社会，官僚普遍缺乏忠诚度，一旦遭遇外部压力往往很容易分崩离析，因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实际上是抵抗自由秩序全球征服运动的唯一可靠旗帜。如果让那些拥有最好的忠诚品质和社会主义价值观的人，因为个性等方面的缺点而遭受持久的委屈冤枉，这将成为糟糕的示范，对政治和社会稳定极为不利。

　　我们较多地讨论了实践中的社会主义及领袖，概括其共同特征为以人民为主体的政治主导型，指导思想是以政治常识、经验和自主创新为基础的实践哲学。经典理论给出了方向，具体实践依靠探索。在斯大林、毛泽东、金正日和中国改革领导人身上都展示出反对教条主义的思想。由此凸显理论和实践的差异。但人们似乎较少意识到理论本身具有强大的乃至无限的延展性——正因为如此它需要严格的规约，故而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关系问题上常常采取非科学理性和轻率的态度。即是说，理论错误对实践的潜在伤害性被大大低估了。对此，毛主席深有体会，错误的理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很明显，这就是他见到斯大林情不自禁申诉的心态。对斯大林而言，一方面，理论教条差点埋葬新生的苏维埃，是斯大林用行动阻止了托洛茨基世界革命军事冒险，其后提出“在一个国家首先建立社会主义”并亲自缔造了苏联。另一方面，面对中国革命实践的新情况新条件，斯大林也不是神，他需要时间从旧理论走出来，重新学习和认识。可见理论的错误产生的巨大影响和干扰。

　　哥德尔定理实际上提示了一种认知常识，一个理论内部无矛盾性与完备性或人们常说的开放性不可兼得。这表明，理论需要有明晰的论点，不能无限度扩大理论解释（多样性）。一套理论如果陈述A，又陈述非A，看似它解释了一切，实际上已经失去了科学性。理论允许有例外，但要有详细解释说明。前面我们曾论证，社会理论几乎不存在唯理性真理，它需要以类似实证科学方式进行检验。科学实验要求在一定条件可重复，社会科学做不到，但依然需要给出检验条件。例如，什么样的社会化生产水平（可以用城市化率表征）下，无产阶级革命将发生？无限发展的技术条件（通常由统治集团掌控）与由个人的有限理性和生存欲望集成的集体意志、革命行动是否是冲突或竞争关系？竞争有无极限即技术发展反向遏制革命的可能性？

　　如果一个总结过去和当时经验的社会理论未能得到后来者验证，那么这一理论就具有历史意义和历史贡献。对于未来实践它可提供参考价值，但不能将此视为信条。这是从科学性立场的认识，作为主观立场则另当别论，人们有权保留自己的理想并为之努力。当一种社会理论与人类经验和常识距离越大，人们就越需要保持谨慎。对有着重要影响的社会理论的盲目崇拜实际上是将整个人类命运置于无谓的风险中。

　　由于人们习惯于轻率地给某人或人群套上理论框框，忽视理论的系统性或广延性，导致后续分析、判断的错误成为学术和理论研究普遍性现象。在李伟的这篇文章中，做了相当深入分析，【14】但在关键问题上以斯大林一句话把一个充满创造性的伟人套牢了。斯大林说过他是列宁的学生和列宁主义者，但依据政治家一句话而不是一个人整体的行为和言论作结论，这无疑是教条主义。在我看，与外界的恶意攻击和普遍印象相反，斯大林这样的表述及诸多实际证据都表明，他身处极为恶劣的党内敌对环境，他不得不借助前人的权威巩固自己的地位。另一篇文章提出反驳，武断地将所谓的错误以及苏联的失败归咎于斯大林模式或斯大林主义【15】，同样机械地理解伟人的实践哲学，将中国改革实践归结于列宁主义。这是教条主义框框内部的矛和盾的故事，这样的研究不会有正确的结论。

　　笔者认为斯大林在借鉴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基础上开创了社会主义的实践思想，重视政治常识和实际经验，以政治为主导，经济为政治服务。这一传统区别于经典理论而延续至今。经典理论主要围绕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展开，强调物质主义历史观和阶级分析、阶级斗争，核心是共产主义和世界革命。它为社会主义革命作出历史性贡献，值得当代人借鉴并发挥。例如笔者认为当下主流排斥传统阶级分析而片面强调国家、民族的关系是错误的，发展经典理论，用“超阶级分析”更符合当代世界的实际状况，即以政治控制力、资本所有者妥协与合作的意愿等实际因素而非简单地以资本归属判定政治取向。以教条主义方式理解和运用经典理论或隐晦地搁置、排斥它都是错误的。总体上，我们更应强调理论来源于实践，必须把社会主义实践尤其是百年来的经验教训总结乃至抽象成适合新时代的社会主义理论，以指导当代人们的行动。

　　最后笔者对姚中秋教授的文章提出两点补充意见。第一，正如前面所强调的，理论总是体系化的。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与殖民地、半殖民地革命理论显然与阶级斗争理论分不开或协同并进的。那么对于当代社会主义，我们就需要相应做出变化。人们普遍意识到国际垄断集团是美国的实际统治者，因此，美国人民与世界人民本质上都是帝国主义的被压迫者，尽管实际斗争和对抗是复杂的，但本质关系是存在的。即是说，新时代社会主义与“超阶级分析”需要联系起来，否则，国家主义、民族主义难以承担解放的角色，甚至反过来可能成为国际垄断集团的战略工具。

　　第二，关于发展型社会主义理论，隐含一个亟待厘清的重要问题。它涉及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和目的。经典理论认为，资本主义经济矛盾必然导致社会主义革命，新的社会化生产模式也必然超越资本主义旧经济。问题是，垄断形成后，西方国家垄断集团实际上成为经济“计划”组织者，某些方面它还有自己的优势，如避免了官僚主义问题。这个问题很有当代意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全面垄断和福利体系形成，新经济如互联网经济都是以高度垄断方式创立和运行，很大程度上化解和有效压制了社会矛盾。常识在此依然是重要的，所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我们的理论要么服从常识要么需要解释差异的原因。资本主义以追求经济效率和资本增值为自己的原动力。在垄断资本主义体系下，经济发展的核心因素技术和经济精英可能将长期获得激励并依附于大资本。而社会主义无论它怎么变革，其本质始终应是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社会主义经济能否超越垄断资本主义不仅在实然性构成疑问，在应然性也是问题。一味追求经济可能导致对社会主义政治的反噬，这实际上是苏联崩溃的社会心理原因，即过高的期许带来自我否定。其次，与经典理论对资本主义分析不同，发展型社会主义实际上几乎必然构成经济超越“一国论”，导致政治和文化上疏远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和民族国家。换句话说，无法建立政治文化统一性将导致政治失效。

　　我认为新时代社会主义可以定位于追随、跟跑经济类型的社会主义，这样既能发挥后发国家低成本优势，又能与社会主义价值和目的相统一。别人的东西合适的就拿来，不合适可以根据国情修改后应用。让垄断资本间接为社会主义服务。比如，互联网，其性质内在地具有垄断性，国有或国有混合经营是最佳形式，否则，建立在国家通讯基础设施之上的这些经济巨鳄反而可能成为社会主义的对手。林毅夫教授在谈到计划经济时，提出了富有启发的观点。【16】他认为计划本质上是一种经济手段，以帮助后发国家实现特点的经济目标。这实际上从经济学角度印证了笔者的政治分析：中国改革开放与苏联的经济追赶异曲同工，都通过有计划的安排最大限度发挥后发优势，快速实现低成本发展和战略目标。事实上，如果发展中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普遍举起新型社会主义大旗，巩固社会主义政治前提下，共同推动经济跟跑型发展，那么西方经济体系也很难支撑下去。这里的关键是社会主义大国的典范作用。经济市场化、自由化既削弱了敌人，也在蚕食国家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政治基础。稳健的做法是，明确自己的意识形态，清楚地了解并告诉人民，我们想做什么，正在做什么。

　　【1】姚中秋｜找回列宁主义：作为能动的解放与发展的总体性理论

　　https://mp.weixin.qq.com/s/ju_JWotatKI6blXjGOxA0w

　　【2】司马南：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老胡明察明言其说不一

　　https://www.szhgh.com/Article/opinion/xuezhe/2024-02-28/347586.html

　　【3】莫希·莱文《列宁的最后斗争》第五章

　　https://www.marxists.org/chinese/reference-books/moshe-lewin-1967/05.htm

　　【4】褚毅平：新时代政治论纲：社会主义传统转向的思考

　　//m.drhuete.com/Article/sichao/2023/12/483987.html

　　【5】杨健：斯大林送给毛主席的金句出处是哪儿？

　　https://wenhui.whb.cn/third/baidu/201905/10/261679.html

　　【6】刘小枫：国家间厮杀如此惨烈，还要讲“世界公民”吗

　　https://www.guancha.cn/LiuXiaoFeng/2018_12_08_482594.s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