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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穆臻|大原则问题,毛主席丝毫没有动摇过(完善版)

铁穆臻 · 2024-02-20 · 来源:毛思想研究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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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解读:101那时候关于“天才”、关于Z变经,还没直接暴露出唯心的问题,也没有讲“顶峰论”。至于之后出现的原则问题,主席丝毫没有妥协,都第一时间迅速的直接否定了。

  毛主席曾经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是被他们迫上梁山的,看来不同意他们不行了。在重大问题上,违心地同意别人,在我一生还是第一次。叫做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吧。”

  毛主席曾经说:“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注意——毛主席仅仅是对个人崇拜的反感、对过分夸大个人作用的反感,而518的最重要问题主要是非原则的个人崇拜,还没到到唯心主义的地步。

  有人就以毛主席被“迫上梁山”为理由,给毛主席扣原则性不强的帽子,污蔑毛主席纵容庸俗化和唯心主义。我只能说这种人胡说八道、毫无历史常识、狂妄自大。

  主席说的很清楚,他所“违心”妥协的是他自己所反感的“个人崇拜”,也就是“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而且,即使对个人崇拜“违心同意”,也仅仅是同意讲话下发,也不等于不纠正认识问题——在纠正认识问题上,毛主席没有做丝毫妥协,第一时间就在纠正。总之,原则性问题上,毛主席丝毫没有让步。笔者将在以下内容用大量史料证明。

  (1)当时最大的原则性问题就是预防社会主义社会的变质,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公有制

  资产阶级法权的存在、资法影响下产生的腐朽上层建筑存在以及旧社会腐朽上层建筑存在、政治经济管理的官僚主义因素存在、贪污腐化的特权阶层存在,这一系列社会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是毛主席及时发现的、必须解决的当时最重要的根本路线问题,是包括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问题都的根本的问题,而不是一两个小集团的问题。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是捍卫无产阶级领导一切、捍卫公有制、预防官僚资本主义复辟所必需的(如果不是为了捍卫这个比一切都大的原则,也不会进行防修防变的伟大实践了)。开辟无产阶级专政下预防社会主义社会变质的道路,更是必需的。

  这是当时最大的原则。为了这个最大的原则,为了无产阶级大民主对腐化变质力量的全面专政,在其他的问题做一定妥协没有任何问题。

  正如毛主席所说:“有些反党分子,不正是这样说的吗?但他们是要整个打倒我们的党和我本人,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此事现在不能公开,整个左派和广大群众都是这样说的,公开就泼了他们的冷水……而现在的任务是……以后还要有一次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尔后还要有多次扫除,所以我的这些近乎黑话的话,现在不能公开,什么时候公开也说不定,因为左派和广大群众是不欢迎我这样说的。”

  相对于捍卫公有制、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真正的无产阶级先锋队、打击腐化变质力量这样的当时最大原则问题,有些个人崇拜的非原则的问题是可以暂时默许的,不能给捍卫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群众泼冷水。认识问题也是第一时间内部纠正了,原则问题上没有丝毫让步。

  毛主席对劳动群众的革命热情的尊重,高呼群众斗争“好得很”,也是完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 “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在刚刚胜利后又被压制下去。相反,他们应该使这种热潮尽可能持久地存在下去。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人民对可恨的人物或对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的举动,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毛主席关于尊重群众热情,并领导、发动带领群众激烈的打击先锋队内变质力量的观点和马恩是一致的。

  而且,毛主席所妥协、反对的,也仅仅是“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对个人崇拜的反感体现了毛主席的淡泊名利,并不是对原则性问题的妥协——原则问题也丝毫没有妥协。即使是文件下发了,认识问题也第一时间在纠正,既维护了打击变质力量、震慑牛鬼蛇神的大原则,又在理论认识问题上第一时间纠正,丝毫没有妥协。

  (2)别人树立了一个人,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

  毛主席在原则性的根本问题上丝毫没有动摇——不然的话也不会宁可粉身碎骨也要和一切腐朽力量进行最后决战了(斯大林就缺乏这种远见,自以为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不存在矛盾,忽视资产阶级法权本身就会带来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内部的资产阶级分子,还搞包办代替,给了修正主义集团不受制约的复辟资本主义巨大的权力空间),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公有制、打击修正主义,为了捍卫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这个大原则,才暂时在短期允许了101对语录著作和领袖个人能力以及威信的大力宣传。而101对语录著作的大力宣传以及101当时对领袖个人荣誉宣传比较大力的问题,不涉及根本上歪曲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大民主这一最大的底线的问题。当时对领袖的宣传,确实客观上可用来震慑牛鬼蛇神,加强对变质力量的压制。而且,在震慑变质力量同时,毛主席也是第一时间在纠正101的认识问题,在认识上丝毫没有妥协。总之,原则问题上,毛主席实事求是没有妥协的。

  正如毛主席所说:“为了打鬼,借助钟馗。我就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当了共产党的钟馗了。”

  关于树立和宣传领袖方面的必要性,也正如毛主席所说:“过去是为了反对蒋介石……他们树立蒋介石。我们这边也总要树立一个人啊。树立陈独秀,不行;树立瞿秋白,不行;树立王明,也不行。那怎么办啊?总要树立一个人来打倒王明嘛。王明打不倒,中国革命不能胜利啊。”

  (3)详细解读:101那时候关于“天才”、关于Z变经,还没直接暴露出唯心的问题,也没有讲“顶峰论”。至于之后出现的原则问题,主席丝毫没有妥协,都第一时间迅速的直接否定了。

  1、101那时还没有犯唯心主义的错误,还在强调唯物主义,所以毛主席对他持团结、批评、教育态度

  101在1966年关于”天才”的论述以及“Z变经”,仅仅是加大力度强调了语录著作的作用和领袖个人威信、意识形态的重要性而已,还没有达到唯心主义的地步。而且讲话里面还强调过必须坚持唯物主义。就这些而言,还算不上唯心主义。所以主席当时对他持团结、教育、批评的态度。

  关于唯物主义,例如:

  “生产关系固然是基础,但是靠夺取政权来改变,靠夺取政权来巩固,靠夺取政权来发展。”

  “马克思主义者起码应该知道,存在决定意识,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同时,意识又有巨大的能动作用。”

  “马克思主义者是唯物主义者,在任何时候都是重视现实的。”

  “人的认识规律就是从感性到理性。”

  “城乡小资产阶级的自发势力,不断地生长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工人当中,也掺杂一些复杂成份。党和国家机关有些人腐化。”

  “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

  “人的脑子是存在的反映,是有矛盾的,是有阶级性的。”

  “实用主义就是资产阶级的主观唯心论。在他们看来,对资产阶级有利的就是真理,对资产阶级不利的就不是真理。我们抓突出政治,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是符合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自然界发展规律的真理,是符合无产阶级革命需要的真理。”

  关于捍卫公有制、反对无政府主义,例如:

  “我们反对私有制和私有观念。私有制和私有观念是产生修正主义的重大因素。”

  “忘记了政权,就是忘记了政治,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变成了经济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主义。”

  所以,101当时还没犯唯心主义,还在讲唯物主义。可见主席原则性问题并没有妥协,所妥协的是非原则的、毛主席自己所反感的个人崇拜问题。

  2、101在1966和陈后来在庐山关于“天才”表述的问题还不一样。101在九大前关于“天才”的表述主要是个人崇拜,陈在庐山则是首先暴露出了他的唯心主义。

  “天才”起初在101那里还只是一种“能力相对更强”的修辞。他说:“毛主席在几十年前就懂了,我们没有懂。他不但懂了,而且还会熟练地运用。从懂到用,有很大的距离,懂了未必会用……你懂一点书本上的军事知识,打的时候不一定能打胜利。毛泽东思想全部贯穿着唯物辩证法。”可见他的“天才”的意思并不是天生、先验,而是掌握了客观规律、可以熟悉的应用,是对这种能力的一种修饰。这和陈伯达在理论的高度断章取义的空“证”所谓的“先验论”、从理论高度大肆宣传还是根本上有区别的。

  101这个讲话也没有到唯心主义的“先验论”的地步,而且在后面说了意思是掌握客观规律并熟悉的应用。66年的101也没有像陈那样空洞的、抽象的搜集“恩列毛原典”加以抽象的“作证”天才论。可见他的“不承认天才,不是马克思主义”只是在承认客观物质规律掌握好、运用好的基础上强调了个人能力,认为有能力强的掌握规律更好的人是现实,所以符合马主义,符合事实,并没有把这个“天才”问题像陈伯达那样上升到“先验论”的理论高度并在理论高度大肆宣传。这段话主要强调个人能力和荣耀,属于是个人崇拜的问题,所以和唯心论还是有区别的。

  “天才”问题方面,101确实说了“天才”,但是这个“天才问题”还没有上升到陈伯达那样“理论高度的搜集佐证“和理论高度大肆宣传的原则性错误的地步,主要展现了个人崇拜的问题。

  斯大林在1924年《悼列宁》中同样说:“正因为如此,列宁这位无产阶级英明的领袖中最英明的领袖,还在无产阶级专政成立的第二天,就奠定了工人国际的基础,正因为如此,列宁始终不卷地扩大并巩固全世界劳动者的联盟——共产国际。”斯大林也说了”最英明“,但是这能说他这句话就是唯心主义吗?不能。在那个年代,列宁和毛主席也确实是最伟大的了。

  恩格斯、列宁都说过“天才”,斯大林也曾经说过列宁是天才。例如他在《论列宁》就说:“列宁是为革命而诞生的。他真正是组织革命爆发的天才和领导革命的伟大能手。”但是这也不是说斯大林这句话就是唯心主义的理由。

  3、普遍真理是存在的,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主义者也是事实。

  例如唯物论、辩证法,物质统一性,物质根本属性运动……马主义是世界的普遍真理。“毛思想是普遍真理”这句话本身并没有问题。毛主席是伟大的马主义者,毛思想本身也是马主义的发展,坚持唯物主义为核心的普遍真理,存在普遍真理,本身是没有问题的。所以说毛思想是普遍真理没问题,因为毛思想包含和发展了作为普遍真理的马主义。

  马主义是世界革命最锐利的思想武器,毛思想是发展的马主义,毛思想同样也是最锐利的思想武器,因为都是为了无产阶级利益服务的科学,最锐利本身也是没问题的,无产阶级的不是最锐利的,那就证明不了资产阶级灭亡和共产主义必然胜利了。所以“毛泽东思想是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高度同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全国人民最好的教科书和必修课”也不算唯心主义——只是在强调科学理论指导重要性,毛思想本身在当时也是最好的教科书。

  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注意说了“当代”。这本身也是当时的事实,所以在当时条件下、当时的时代发展趋势讲毛主席“有最高的威望,是最卓越、最伟大的人物”也没有问题。马恩和列的革命斗争实践经历确实比毛主席要少很多,斯的困难程度也要比毛主席遇到的小很多(苏联解密档案披露的资料——斯大林在会见瞿秋白等人关于中共六大以及中共革命问题的谈话中,亲口强调中国革命比俄国更困难、条件更差、更不容易),这也是事实。

  4、个人崇拜、著作的作用大力强调存在形而上学,但是毛主席即使是同意讲话下发,也没有做认识上思想上做任何妥协。毛主席第一时间就在纠正101的这一问题,没有做原则性的妥协。

  101说,毛主席“是我们党的最高领袖,他的话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谁反对他,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这句话主要问题在于个人崇拜、形而上学,但是还不是唯心主义。“准则”一定是思想,但是准则不是所有思想而是正确思想,所以这段话存在形而上学问题。这里的“都是我们行动的准则”虽然犯了形而上学的理论问题,不过相对于大量的前文关于唯物主义、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的言论而言,形而上学还没有占主流(属于非主流),还没有陈伯达那样单纯的就抽象的以先验论、唯心主义为全部内容,所以还处于主席所认为的可以团结和批评、教育的范畴,并在第一时间都毫不动摇的做了批评。

  之后,101先提到:“解放军把毛主席著作作为全军干部战士的课本”,才在之后讲的“毛主席的话,句句是真理,一句超过我们一万句。对毛主席的著作,我领会得很不够,今后还要好好学习。”可见,他后面所讲的“毛主席的话”,实际上就是他在前面和后面都强调的“毛主席著作”,用毛主席的话说就是“我那几本小书”——强调的主要是解放军要加强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毛主席唯一违心同意的也仅仅是关于著作的作用和领袖作用大力宣传的问题,而且仅仅是同意下发讲话,在纠正认识问题上丝毫没有妥协。所以毛主席说:“我历来不相信,我那几本小书,有那样大的神通。现在经他一吹,全党全国都吹起来了,真是王婆卖瓜,自卖自夸”,“我则只说对于我所起的作用,觉得有一些提法不妥当,这是我跟黑帮们的区别”。可见毛主席对他著作的作用保持谦虚态度。

  举个例子,客观来讲,毛主席的一句“枪杆子里出政权”,确实比陈独秀啰嗦一堆最后得出右倾投降主义性质结论的长篇大论要强得多·。

  而且更重要的是,毛主席讲:“当时六六年七月份,我就给林彪打过招呼”。毛主席那时第一时间批评了101的问题,丝毫没有妥协。同意讲话下发而已,不等于问题不纠正。1966年7月13日,王任重在日记中记载:“11日总理来,下午到主席处谈了三个小时。主席写给江青的一封信,不赞成过分吹他的著作的作用”。之后,周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101看了,101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可见主席第一时间批评教育了101,并没有纵容101,丝毫在认识问题上没有妥协。

  据正式刊物“党史博览”的相关资料显示,李进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的一段讲话说:“听说主席写了这封信后,要秘书抄了一个抄件并在抄件上做了亲笔修改。在主席那里(即白云黄鹤之处)首先看到这封信的抄件的,是总理、王任重。总理看了这封信后,提出他去大连说服林彪改正。主席同意。总理劝告林彪不要再做那种提法,据说当时林彪表面上是答应了。因此,八届十一中全会后,中央专门发了一个通知。”

  马克思和恩格斯讲,对于过火的革命热情不仅不应该泼冷水而且要尊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毛主席是正确贯彻了这一真理的。不仅尊重热情,而且纠正认识问题,在思想领域领导。

  为了震慑牛鬼蛇神、震慑变质力量,宣传宣传可以,但是认识上必须搞清楚,以后讲的话必须要注意认识问题——可见这就是当时毛主席真正要告诉101的本意,也是主席当时团结同时对101做批评教育的当来看最正确的办法—该指出的认识问题都指出来了,认识上没有丝毫妥协,尽可能希望其转变过来。可见毛主席在原则问题上没有客气过。

  ​5、101的“Z变经”。

  Z变的社会基础,101提到了。加强无产阶级的思想教育,加强意识形态教育,捍卫正确路线和正确路线的坚持者,本身也是没问题的。101这段话的问题主要是在论述这段的过程中过度强调了维护和捍卫领袖个人权威的问题,这个问题还是个人崇拜。有经济基础、社会前提作为“挡箭牌”在先,101还没有暴露出唯心主义的“高度”,在主席看来还是处于可以继续批评团结教育的范畴。

  综上所述,101这时在“天才”问题方面暴露出来的主要问题还是个人崇拜的问题,而第一次出现理论高度而且没有加以任何前提就抽象的、“先验论”的佐证“天才论”,出现“天才”问题方面严重唯心主义问题并通过小册子大肆进行理论高度宣传的还是陈伯达。第一次面对陈伯达在“天才”问题的原则性错误的时候,毛主席坚决迅速纠正了。

  综上所述:

  第一,那个讲话中还多次提到唯物主义和辩证法。

  第二,那时对天才的表述还没有达到陈伯达的唯心主义理论的“高度”大肆宣传的地步。

  第三,普遍真理以及毛主席丰功伟绩方面有事实根据。

  第四,那时还在讲反对无政府主义以及坚持无产阶级专政。

  第五,那时也讲了捍卫公有制的问题。

  第六,那个讲话倒数第二段大力强调的“毛主席的话”,实际上就是这段开头和结尾讲的“毛主席的著作”,也就是毛主席自己所说的“我那几本小书”。客观来讲毛主席著作其中的一篇就比赫鲁晓夫之流长篇大论要有意义得多,意在强调加强理论学习。一句“枪杆子里出政权”确实比很多平庸的长篇大论要有作用。

  第七,那个讲话也强调思想上灵魂上用无产阶级思想武装的必要、打击腐朽思想、进行思想灵魂上社会主义革命、实现无产阶级意识形态领导权的必要。例如“我们要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批判揭露各种修正主义,批判揭露各个战线、各个部门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揭露为资本主义复辟鸣锣开道的资产阶级思想”,也是在表示愿意打击复辟力量。

  第八,个人崇拜问题确实存在,“都是准则”确实也体现了形而上学的错误观点。准则是思想,但是准则必须是正确的思想,“都是准则”显然不可能,所以这里没有唯心,但是有形而上学。八个指头七个还没触犯根本底线,还表示了愿意坚持预防变质,只有一个指头是形而上学但是还没暴露唯心问题(刘少奇1943年给续范亭的信中犯过唯心主义的错误,毛主席还一一纠正、耐心指导,对他还是团结和批评的态度,没有一棒子打死。所以不能犯了形而上学就一棒子打死,毛主席选择的是批评教育)。

  毛主席那时对101持团结、批评、教育的态度也是正常的,并不至于撕破脸。而且前文已知——毛主席那时第一时间批评了101,丝毫没有妥协。同意讲话下发不等于认识问题不纠正。之后,周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101看了,101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承认他自己有错。可见主席第一时间批评教育了101,并没有纵容101,在认识问题上没有丝毫妥协。

  当时亲历者戚本禹回忆说:“主席在滴水洞写给江青的信是叫我去烧掉的。这封信是主席在外地时叫总理交给江青的,总理和王任重都把它抄下来了。后来陶铸也抄了一份,可能是从王任重那里转抄的。总理的军事秘书周家鼎告诉我,他亲眼看见总理亲手用行书抄了一份。1971年作为中央文件下发的这封信就是根据总理的抄件来的。当时是总理拿着主席那封信去大连给林彪看了,林彪表示完全接受主席的意见。信回到了江青那里,我是在江青那里看到她捧着主席信的原件,把信念了一遍给我们听。”

  而且,当时最大的原则问题,就是需要打击社会内部的一切腐化变质力量,需要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捍卫公有制、打击先锋队变质力量。

  相比于这样的大原则,形而上学的问题、个人崇拜的问题是不占主流的、只占次要地位的,还是可以通过批评教育解决的(而且对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形而上学的崇信,比干脆就是走修正主义、走资本主义强得多,主席也第一时间在纠正并划清界限了)。

  在当时客观情况下,毛主席为了和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私有制带来的一切腐朽产物进行最彻底决战,面临空前严重的社会阻力(苏联不用面对那样严重的阻力,因为苏联经历过沙俄帝国主义时代,旧社会残余比中国少一些,而且列宁的继承人仅仅认为公有制建立之后国内的资产阶级分子也是来自国际资本影响而已、搞先锋队内部近似于“宫斗”方式清洗一个或几个小集团而已,没有专门、大规模搞整体社会的思想、灵魂全面的革命,对经济基础的资产阶级权利带来的腐朽影响也严重缺乏警惕。但是在他的晚年,1952年的时候,他纠正了“完全适应论”这个错误认识,意识到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本身,也有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因素,也会存在阶级斗争,甚至可能会出现资本主义复辟。但是为时已晚。列宁的继承人和毛主席革命的彻底性以及敏锐的预见力、洞察力没法比)。我们借钟馗打鬼,因为我们阻力更大,革命彻底性更强,我们的革命彻底性和阻力都是前所未有的,所以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然而苏联不打鬼的时候却非要树立“钟馗。

  虽然斯大林在他的“传略”删掉了一些对他的个人崇拜之词,但是还是在很多地方允许了对他不切实际甚至是明显带有唯心色彩的错误宣传。

  他允许别人说他做的事“最出色”,不仅是不符合事实,而且忽视了发展。首先,即使是存在迄今为止最出色的事情,也要加个“当代”之类前提,因为不代表以后没有超过当代的。而且,斯格勒战役也不是“最出色”的。说斯格勒战役“最出色”,显然罔顾事实。

  成吉思汗西征,规模跨度远远大于苏德战争,何来苏德战争其中的一个战役“最出色”之说?

  十月革命,苏俄内战,根本上改变了俄国社会性质,其革命的伟大意义远远大于并未改变苏联社会性质、仅仅是捍卫苏联社会性质的苏德战争,何来苏德战争其中的一个战役“最出色”之说?对得起苏俄的缔造者列宁吗?对列宁太不公正了!

  四渡赤水,三万被四十万包围,敌我实力差距悬殊,照样突出重围,这兵力差距敌我悬殊程度远远大于斯格勒,过程复杂性也远远大于斯格勒。

  中国革命战争,在人类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地区展开(国际共运战争历史上规模空前),包括抗美援朝在内跨度二十六年​(时间之长空前,因阻力巨大),根本改变了中国的社会性质,而且是人类历史上困难最大、差距最悬殊的以弱胜强的革命战争,无论是人口规模还是时间跨度还是敌我差距,都是苏德战争所无法相比的(苏德战争主要在苏联四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欧洲部分以及其余德柏林以东欧洲地区展开,加起来和一个中国面积差不多,但是苏德人口规模又不如东亚大,中国是当时人口最多的国家)。

  ​这个“总能“显然是罔顾事实,每个人都不可能不犯错误的。斯这里显然是允许了别人把他包装成战争中不犯错误的“神”,这种造神行为是唯心主义的。众所周知,苏德战争时期,斯大林犯了防御时的保守主义、撤退时的机会主义、进攻时的冒险主义的严重错误。

  “传略”这里对斯大林的过度吹捧更明显了。斯允许别人说“斯每一句话都代表苏联人民”,这是极端严重的历史唯心主义、主观主义——斯大林如果说了错话,不代表苏联人民说了错话。他说的每一句话不可能全部代表苏联人民,因为他也会说不符合苏联人民利益的错话,不可能处处都对。斯大林如果有正确的东西,也不代表苏联人民都正确。可见这里斯大林对他的个人崇拜还是有纵容。

  我们打鬼才借钟馗,可以理解,而且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苏联1947年的时候,不打鬼却把斯大林弄成钟馗,就是不可饶恕的违反实事求是的严重的失误。

  毛主席不仅面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空前严重的潜藏的旧社会封建和买办残余阻力,而且要首次专门、大规模的和一切腐朽的非无产阶级势力残余做最彻底的灵魂决战(“关于思想灵魂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的论点出现在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政治实践的议事日程中,既感觉到有将思想灵魂上决战付诸行动的必要性,又同时具备这样做的能力并积极行动。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更要首次大规模探索无产阶级公开、全面、自下而上的打击先锋队内部变质力量的道路,还要首次大规模打击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关系特别是资产阶级法权带来的腐朽残余——不仅阻力困难远远大于前人,而且革命彻底性和规模要远远大于前人——所以为了进行这样前所未有的彻底的决战,更需要尽可能团结一切愿意支持这次决战的力量,而不能单纯的抓住八个指头中的一个指头从并非大原则的问题上一棒子打死别人。要注意当时的大原则。所以那时毛主席对101等多数人的团结、批评、教育的态度是完全必要也是可以理解的。

  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是一个必然环节。新民主主义革命构建了一个完整的行政体系。完成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之后,行政体系依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建立的行政体系,其中的干部有相当一部分,虽然入了党,虽然成了先锋队的一员,但是思想上立场上路线上相当一部分还停留在新民主主义的阶段,甚至还有相当一部分的变质力量,对这些力量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就要实行无产阶级大民主,不然的话,干部内部相当力量利用不受制约的权力搞官官相护,包办代替,是查不到、惩罚不了真正的资产阶级分子的。所以说,政治上层建筑领域进行一次全新的变革,是适应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的需要的,实现革命大联合,实现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委员会三结合行政体制的构建,是对新民主主义的行政体系的一次革命,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上层建筑革命,是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矛盾运动的一次必然环节。这不是什么无政府主义,这是以社会主义革命委员会三结合的无产阶级专政的行政体系对新民主主义行政体系的代替。

  防修防变的初期,进行的是社会主义的、无产阶级专政的革命委员会行政体系对新民主主义以来行政体系的革新,用无产阶级大民主对先锋队内部走资派进行无产阶级专政。防修防变中期和后期,则是巩固四大民主的成果,在思想灵魂上层建筑领域继续进行更全面更深刻的革命。

  (4)对于“顶峰”之类的问题,毛主席也丝毫没有动摇,第一时间做了纠正、解决

  而且,真的面对“顶峰”、“最高最活……”这些问题的时候,主席第一时间做了否定。

  面对“大树特树”、“绝对权威”,主席丝毫没有妥协,第一时间做了否定。

  主席面对“绝对权威”、“大树特树”,并没有妥协,反而坚决划清界限。

  毛主席对个人崇拜也不是完全妥协,迅速亲自删去“最高最活”、反对“一句顶一万句”。

  (5)语录书不存在“庸俗化”的问题

  语录书没有一句是错话,而且收集全面、内容深刻,不能无知的给语录扣上割裂和庸俗毛思想的帽子。语录书一定程度上大大的加快了马列毛主义的通俗化普及,在全社会造成马列毛主义的空气。101对语录书作用的过大宣传并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语录书反而有利于原则性因素的传播——公有制、无产阶级专政,语录书都有。

  (6)林集团第一个出了“天才”方面的根本性的理论高度大肆宣传问题的是陈伯达

  率先对“天才”问题在理论高度正式断章取义、庸俗和歪曲马主义的事件,是陈伯达首先在理论高度收集、编撰“恩列毛论天才语录集”大肆宣传和佐证抽象的“先验天才论”。

  而且率先暴露出要利用这个“论天才原典集”搞宗派主义、设“元首”、破坏团结、犯组织原则错误的也是陈伯达。真正面对这样的原则性问题,真的面对同时出现的理论高度和组织团结的原则性问题,毛主席第一时间就迅速纠正了。

  第一,陈第一次在理论高度特意搜集恩列毛著作原典并予以“理论高度的展现”。

  第二,陈第一次刻意搜集之后以“理论”名义高度大肆宣传。

  第三,陈第一次抽象写“天才”,而不像66年101讲的那样还提到了“唯物辩证法规律掌握和运用”,所以直接暴露。

  九大以前的101的“天才”,还没有到陈伯达那样“刻意在理论解释高度收集著作原典”断章取义、唯心主义和理论高度大肆宣传的地步。关于“顶峰论”的问题,毛主席第一时间也否定了、划清界限了,丝毫没有妥协。对于“一句顶一万句”,对于这种有个人崇拜倾向的问题,毛主席个人很反感,也极其迅速的纠正了。

  毛主席1970年10月14日说:“什么伟大谦虚,在原则性问题上,从来没客气过。要敢于反潮流。”101在陈伯达事件以前,只是在说话的时候表达了个崇,和恩列斯一样说过“天才”,表达感情,而且亲口说过坚持唯物论,并没有把“天才”上升到理论高度。而陈伯达第一次把“天才”问题上升到理论高度,第一次从马理论角度“论天才”、制造“伪科学”。发现这一理论角度的问题之后,毛主席第一时间迅速反击了!毛主席的原则性是最强的。

  说过“天才”的很多,101引用的——例如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都说过。

  恰恰陈伯达犯了理论错误和组织原则之后,真的出现原则性问题之后,101才暴露他的集团幕后指挥地位。主席发现问题之后第一时间纠正了问题,丝毫没有动摇。

  ​陈伯达犯了理论上的原则和组织上的原则错误当然离不开101的背后指挥,但101在背后指挥陈伯达干这件事之前特别是在九大之前,他自己在“天才”问题方面顶多说几句“天才”而已,类似的话列宁和恩格斯、斯大林都说过,都还没有到陈伯达那样刻意在理论角度“收集原典刻意在理论高度进行论证”、理论高度大肆宣传的地步。

  综上所述,陈伯达首次在理论高度做这种歪曲化的活动,还搞“设元首”、分裂主义、宗派主义活动,同时突破了理论和组织团结的底线。而101当时还并没有暴露出这些问题。所以毛主席当时也对101持团结态度,不一棒子打死,期望他反省,只是批评了在理论高度第一次犯根本错误、在组织原则犯了错误的陈伯达。

  101在九大之前虽然说“天才”,但是这时他的“天才”只是和恩列斯一样表达感情,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还没有犯唯心主义错误。而陈第一次把“论天才”上升到理论高度,制造“伪科学”,第一次在“天才”问题上犯了断章取义的歪曲理论的错误,所以主席毫不留情的第一时间批陈。这个道理如果明白,就会知道主席为什么批陈而在当时还对101持团结态度了。

  ​(7)101事件的影响并没有到极端严重的地步。

  101集团仅仅是一个军事官僚宗派团体犯了宗派主义和唯心主义的错误(而且是陈伯达事件之后才暴露出来的),101集团本身在很短的时间被成功粉碎,使101集团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根本上的巨大危害,丝毫没有动摇无产阶级专政和公有制根本路线,所以其负面影响远远小于王明路线等等之前的几次路线的影响。迅速解决101事件之后,公有制和无产阶级专政还是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牢牢地捍卫了。

  而且,极其严重的更大的真正的理论上的、实践上的原则性错误,​列斯犯过的,毛主席从来没犯过!

  列宁说:“我们计划(说我们计划欠周地设想也许较确切)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而毛主席就不犯列宁这样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列宁这种直接的“过渡”思想,更是空想主义、主观主义(唯心主义)、盲动主义,这种错误思想的实践也给苏俄初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而且严重破坏了工农联盟。而毛主席从来都是反对“穷过渡”的。毛主席就没有犯过这种“直接过渡”的空想主义错误,他一方面打击按劳分配、资产阶级权利背后生产关系带来的腐朽因素,另一方面强调政治挂帅、不强迫但是发扬共产主义、集体主义伟大精神,打击资法思想的时候也从来没有说彻底全部在当时取消资法,坚决反对一平二调、反对吴芝圃等人的“穷过渡”——1956年以来退居二线的他一直反对资法带来的腐朽思想同时反对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从来没有搞过绝对平均主义。

  斯大林在1938年的时候,就是说“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在目前还只有在苏联实现的这种制度下(也就是强调当时只有苏联建立了这种生产关系——公有制)”,“因为生产过程的社会性是由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所巩固的”,所以“这里生产关系同生产力状况完全适合”。他那时的意思无疑就是只要实现了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就“完全合适”。按照他的那个道理——只要实现了所谓的生产资料公有制,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矛盾就不存在了生产力生产关系就完全适应了!这是完全错误的。

  直到1952年,长达14年,斯大林才不得不纠正他曾经的错误,但是又严重缺乏无产阶级的原则性和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气,玩文字游戏——他诡辩说“完全适应”仅仅是相对概念而不是绝对概念(“完全”就是绝对概念,他偏偏为了不做自我批评诡辩为非绝对概念,相对的话就不是“完全”而是“基本”或“全局上”了!)。

  即使是1956—1957年这样的特殊时期,主席也承认、没有否认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生产力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基本矛盾的,没有像斯大林那样用“完全合适论”否定社会主义内部基本矛盾、根本背叛历史唯物主义,之后毛主席不到两个月又迅速重提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阶级斗争。“完全适应论”和苏联官僚资本主义的复辟(点击可阅读)

  而斯大林虽然1938之前特别是1933提到过阶级斗争,但是在1938年斯大林的“完全适应论”连基本矛盾都取消,取消基本矛盾之后1938—1952长达十四年严重忽视阶级斗争,问题更严重——斯大林用“完全适应论”亲自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基本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矛盾,亲自根本上否定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亲自根本上对唯物辩证法做了动摇甚至背叛,进而亲自根本上否定了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生产关系就存在阶级斗争,而且长达14年不改——这样严重的原则性错误,毛主席从来没犯过。斯大林显然这一点上就不如毛主席原则性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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