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少功致刘继明
继明：
你好！信收到后就注意《上海文学》，两篇⑸都读了。（近来已较少读刊物。）很赞赏你的状态，第一篇似乎更自然，更放松一些。第二篇像大写意，这类作品不可少，但不好掌握，语言空转时对语言的要求更高。《上海文学》提“文化关怀”我能理解，但这个帽子太大，你不用管他，该写什么就写什么。批评界电压不足，要求它做出回应可能是奢望，现在只能自己对自己负责了。
海南依旧。今年期刊审批基本上冻结，林刚⑹一直想为你谋一个刊号，但推不动，只能看以后的机会了。我们作协最近让一个老板出了几万块钱，请张承志、陈村、蒋子龙等来聚了一下，闲谈中，人们还谈到你，对你是注意的。我最近要去澳大利亚转一圈。写作还是在继续，但想得多，写得少。
匆此，颂
时绥
韩少功
1994.5.10
刘继明致韩少功
少功先生：
发来的康晓光文章拜读了。我以前对“新新儒学派”关注较少，这次算是略微了解了他们的基本思路。对学者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方案”，我一向采取审慎的态度，既不忙于肯定，也不忙于否定，只是尽量发现其中的合理与不合理地方。我还是比较认同萨义德关于知识分子作为“业余者”身份行使社会批判的立场，这一点，大概与你的“怀疑主义”是相通的罢？
此外，康文完全否认“民主”的实践意义值得商榷。其实，康提出的“儒化方案”中也掺杂了一些民主政治的因子。我觉得作为“目的”的民主同作为“手段”的民主是有很大不同的。如果不加鉴别地否弃“民主”不大可取，也起不到批驳自由主义的效力，例如社群主义，就可以说是民主政治框架下的一种派生物，有不少合理性。
以上只是随感而发，不知你以为然否？
刘继明
2005年2月
韩少功致刘继明
继明：
民主的功能确实应该具体解析。一般来说，民主对内多善（如监督官权），对外则多恶（如民族战争）；民主治近事多善（如结束暴政），治远事则多恶（如忽视环保）……原因是民主依赖大众的利益理性，而利益可两分：有些在大众的视野之内，有些则处于大众的盲区。
民主的条件也应该具体分析。一般来说，民主有赖善众，如西方民主曾以宗教的惯性影响以作道德依托；民主必失于恶众，如消费主义时代的网上民主多有正不敌邪之果。民主还有赖宽裕资源的分享，设若西方城邦民主无广大奴隶暗中供养，西方民族国家民主无广大殖民地暗中供养，会不会少去许多辉煌？
平实而论，民主在历史上善恶交集，正如儒主（儒士政治）、教主（教庭政治）、君主（贵族政治）等也是善恶交集，甚至是实际上的善少恶多。尽管如此，民主在制度形式上最切近民本目标，因此比其它政体更有价值优势，也更有社会动员力——民本毕竟为大多政体所许诺，亦为大多政体良性运行时的价值路标。
出于希腊理性主义和基督普适主义的思维习惯，西方学人把民主视同民本，用手段锁定目的，就不是不可理解。尽管宗教的弱化（享乐化浪潮）或强化（原教旨运动），资本控制（美国式民主）或强权控制（纳粹式民主），都可能使民主偏离民本，但民主这一份制度创造的遗产，仍应予以继承和吸收。
吸收不必是照搬，但也必不是摒弃。
康文的另一缺点也许是策略性的：借用某前辈的话，凡好听的不实用，凡实用的不好听——此时此刻的儒家等级说，至少是人们不乐闻的，尽管它包含了一点苦涩的真实。
信手写来，算是交流思想。
韩少功
2005年2月
韩少功致刘继明
继明：
文章⑺写得不错，对读者会有启发性。
唯对革命文学的分析似还可深入。革命是身无分文的建制，故革命废除了资本的等级，但可以造成权力的等级，或者说把前者与后者实现了暂时的剥离。文学在这种情况下的底层意识可能另有表现？当时阶级斗争文学有其合理性，但隐患在何处？比如《艳阳天》一类的“高大全”倾向光是技术的问题，还是在建立一种非资本化的等级体制？
仅供参考。
少功
2005年3月
刘继明致韩少功
少功兄：
文章发出去之后，我又做了几处较大的修改，包括一些观点以及语词和概念的进一步精确化等等，修改竟比写作花去的时间还长。写小说可以放任叙述过程中产生的快感，不需要在词语和概念的演绎上作过多停留，而做理论性文章则需要在词与词、概念与概念的细部反复辨析、层层深入的清理和甄别，往往稍一放松就会使论说显得疏松和浮泛，这显然需要厚实的学养和缜密的思辨能力打底。这是我近来集中写了几篇理论文字后感受最深的一点。
读你的文章，觉得你总是擅长于将一些重大的价值命题纳入到具体、细微的语言内部，并由此出发，抵达幽邃深广的精神领域，你在这方面所累积的经验，是值得我悉心学习的。
你信中谈及“革命文学”需要进一步深入分析的几个要点，对我颇有启发，窃以为需要做专门文章，而这似乎非我目前所能胜任。记得上次你曾经提到有此写作打算，盼早日读到你的大作！
继明
2005年3月
少功兄：
前几天去北京参加一个研讨会，会上大多数人都对《人境》给予了高度肯定，但也有不同意见的交锋。让我感动的是，对于某些诘难，韩毓海一一进行驳斥，颇有大侠之风。适逢某刊要出一个《人境》评论专辑，赶写了篇短文，也是有感而发，发你一阅，还望不吝指正。
继明
2016.10.20
韩少功致刘继明
继明：
敬佩你的关怀、思考、勇敢以及想象力，如李云雷所说，是一种“新社会主义”的指标性立言之作，前所未有的乌托邦重建，全方位的清算与求解。在这个意义上，这样的写作本身就是大功德，是我十分感动的。这本书的话题性，很可能是长久的、广泛的、深远的，远超我等预料。稍觉犹豫之处，是它揭示问题时十分“现实主义”，包括对逯、丁、辜等人物都造型生动，把握得很有分寸，但它求解问题时却显得过于“浪漫主义”——这可能并非你的不足，而是现实生活本身尚未走到这一步。网站还靠资本恩助。闹事已被资本碾压。事情确实如此骨感。乌托邦最大的支点“合作社”呢，其说服力也尚觉飘渺。要知道，以眼下的全球价格体系和经济结构，以农业的低附加值，几户人的“有机农产”完全不足以自立和自强。比如病虫无法阻隔，用温室阻隔又成本过高；比如猪粪肥力甚低，且不说沼气饲料等又带来巨大成本；比如产品认证有规模门槛，而认证也不等于顾客自动信任，不等于销售障碍清零……更重要的是，合作制不是集体制，只是私有制的一种有限协作形式（合作制可退股，集体制则不可）。重新“组织起来”的可能形态，“再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经济逼压、社会风向、人性动力等，都有待实践进一步的酝酿和蓄积，其复杂性，其艰难度，远非柳青、浩然、赵树理们当年所能想象。再说，当年的“老社会主义”叙事是否也有过于浪漫了？若无当年左翼的积弊和重挫，何以后来形成全党全民的向右狂奔？
这里不是与你讨论作品，而是以我的经验，继续参与你展开的思考。当下，重建乌托邦是全球性大课题，但99%们准备了抱怨，还没有准备好建设；准备了言辞，还没有准备好行动；准备了指责，还没有准备好自省。这就是我们这些写作人的经验资源困境。也许我们一时还没有更好的办法。
私下说说，仅供参考，余不一一。也许无助于你下一步的写作。谢谢你的赠书，以及对我启发和鼓舞。
顺颂秋适
少功
10月1日
刘继明致韩少功
少功兄：
你说感谢拙作对你的“启发和鼓舞”，实在是过誉了。其实，要表达感谢的应该是我。如果《人境》真的像你和云雷说的那样，“在新的语境中激活了社会主义文学的传统，恢复了小说作为一种思想形式的力量”，“是‘新社会主义文学’的指标性立言之作”，也不能表明我有多么勇敢。要说“勇敢”，也许可以列出一长串名字，比如你和张承志、张炜、汪晖、李陀、王晓明、蔡翔以及韩毓海、祝东力、旷新年，等等。正是这些人，在中国社会的发展和思想状况严重失衡和扭曲的语境下，率先发声，勇敢地表达了一系列深刻的思考和忧虑，而我不过是较早意识到这些声音的意义并且加入到这个行列的人。
我知道，这就是你对《人境》给予充分肯定，并说它的“话题性”，“很可能是长久的、广泛的、深远的”重要原因。作为一部小说，《人境》远非完美之作，之所以被你和一些朋友们所重视，恐怕最主要的还是它将多年来淤积的社会历史和精神文化痼疾集中呈现出来，并且是以小说的形式。而这样的写作是被主流文学界所忽略和贬斥的。这也正是有朋友看了《人境》担心会引起“争议”的原因。但对于一部文学作品来说，有争议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争议”。在文学界，人们已经习惯了“不争论”，貌似一团和气的氛围下面其实各怀心思、暗流涌动，一方面是文艺“产业化”，另一方面是媒体“政党化”。这就是汪晖所说的“去政治化的政治”的典型表征。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文学在很长的时间里丧失了作为“思想形式”的传统。《人境》将那些似乎只属于“思想领域”的议题纳入进来，并且当成了一种重要的叙事动力，对许多人来说，这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其实，这样做的并不只有我一个人，你在《马桥词典》和《暗示》中走的更远，只不过你是挣破了传统小说规范，创造了一种新的小说形式，而我是站在传统小说的范畴内，旧瓶装新酒，两者其实是殊途同归的。我这样理解不知对不对？
你谈到“乌托邦重建”时，说“百分之九十九们准备了抱怨，还没有准备好建设；准备了言辞，还没有准备好行动；准备了指责，还没有准备好自省”，点到了问题的要害。在不仅“乌托邦”这个词，就连共产主义、社会主义乃至理想主义都被严重污名化的语境下，重建“乌托邦”谈何容易。一切尚处在对未来的想象阶段，距实际的操作还很远（这或许也是你信中指出《人境》在提出问题时很“现实主义”，求解问题时“过于浪漫主义”的原因之一吧）。这是必须面对的现实。关键在于我们的内心是否足够强大或笃定，是否有一个称得上信念或信仰的目标。
也因此之故，我对“新社会主义文学”这个概念，一方面觉得对于当前的文学颇有意义，另一方面又觉得不那么踏实。正像你指出的，马垃的合作社也不等于社会主义，而在“社会主义”概念本身伤痕累累、充满歧义的当下，“新社会主义文学”是否真的具有成为现实的可能呢？
这个疑问既是对你我，也是对未来提出的。
国庆长假基本上待在家里，一边翻翻旧书，一边思索你信中提出的问题。
顺颂
秋祺
继明
10月6日
韩少功致刘继明
继明你好
前信之所以从严、从高、从刁地找问题和展开讨论，是着眼于严峻的形势，考虑如何更好地应对一场持久战。你能包容和理解，让我多少放心了。同道之间确实应无话不说。你的主人公走出了可贵的第一步，不过用一场洪水“暂停”故事，我以为是很聪明的。下一步往何处去，还是只能从实践中找答案。看看眼下，华西村、南街村等对内几乎是共产主义，但对外资本主义，包括从占比90%左右的外来工身上榨取剩余价值，才有村内一时的强旺。华为的全员持股意义非凡，不过其做大做强的前提，是抢占技术高端，利用现有的全球定价体系（其实有不合理之处）和游戏规则。当然，好在“新自由主义”已破绽百出，好在环境成本、企业社会责任、宏观调控、供给侧改革（半计划经济？）……都被现实逼出来了，新的世界观呼之欲出。至于何时能对冲甚至碾压那种尚私、尚利、尚恶的思想大势，借助于技术革命和社会危机的机缘，形成更为成熟的社会改造运动，我们不妨谨慎乐观。
这些问题其实也常困扰我。我们一起努力。顺候
秋适
少功
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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