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华：瓦窑堡会议上，面对血海深仇，毛泽东竟说不再为敌？

明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为纪念这个伟大胜利，我们在观网开设专题视频节目——宝塔山下的制胜法宝，一起学习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

这一专题的时间跨度，大概从1935年底中央到陕北召开瓦窑堡会议开始，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包括如何突破困境，通过主动作为转变时局，促成国共合作，结成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如何进行预见性的思想理论准备，如何在敌后打胜仗，如何发展壮大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还有在抗战中如何建党建军，如何建设根据地，如何处理统一战线中各种矛盾和摩擦等问题。

抗战时期的毛泽东军事思想，是经历了土地革命战争洗礼之后，系统总结了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教训，又在指导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实践中，解决了种种前所未有的难题形成的。这是一个极其曲折丰富、最后走向胜利的理论和实践过程，让我们一起踏上征程吧！

第一部分：驱动历史转变的车轮

一、我们的主要敌人变了

1935年10月，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走过千山万水、历尽千难万险、九死一生、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到达陕北，与陕北红军会师落下脚。下一步怎么办？如何认识面临的形势？如何突破困境？如何确定党的策略方针，如何确定军事战略方向？这是一个亟需决定的重大问题，是必须召开最高层会议决定的问题。

先讲一个中国共产党领导事业的规矩。党的方针政策和重大问题决策，不是领袖个人来决定的，而是要经过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然后各主要领导根据既定方针原则和分工组织实施。

12月17日至25日，在陕北安定县（今子长县）的瓦窑堡，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毛主席、张闻天、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和陕北红军的领导同志，张闻天主持会议。会上，听取刚到陕北的共产国际代表张浩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主要是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人民统一战线。毛主席做了军事战略方针的报告和结论，还做了政治问题的主题发言。当时，与共产国际联系已经中断一年多了，实际上，在听到共产国际七大精神前，党中央已经开始这驱动策略转变的车轮，与共产国际七大的策略方向一致。

为什么这么说呢？早在11月13日，还没有见到从苏联回来的张浩时，毛主席就为中央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为日本帝国主义吞并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提出在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抗日反蒋是全中国民众救国图存的唯一出路，愿意与任何武装队伍订立抗日反蒋的作战协定，愿意实际地援助一切方式的抗日反蒋组织。在瓦窑堡会议上，多数同志赞成毛主席的主张，最后通过了两个决议：一个是《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决议》，还有一个是《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

不要小看了这次会议，它在中国革命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会议确定的策略方针和军事路线，使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将要到来时，不失时机地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及时调整党的策略方针，领导中国革命从土地革命战争向抗日战争转变。也是从此开始，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国历史新的历史阶段的主动引领者、改变者，推动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取得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同时实现了人民革命力量的爆炸式发展。

瓦窑堡会议为什么如此重要？就是因为，会议在分析形势任务的时候，并没有局限于周边和眼前的强大敌人，而是着眼于全中国全民族的危难，认识到一个重大改变：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中国和日本，中华民族和日本侵略者之间，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

此前的主要矛盾是什么？是阶级矛盾。从1927年蒋介石叛变革命开始，一面是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一面是代表广大工农群众的中国共产党，二者你死我活的斗争是主要矛盾。

从蒋介石的“四·一二”大屠杀，汪精卫和国民党军阀对工农群众的一系列屠杀，到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共产党人领导的武装起义，建立工农革命军，建立工农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建立苏维埃工农政权，开展土地革命战争，打破国民党一次又一次的“进剿”“会剿”和“围剿”，再到二万五千里长征突破围追堵截，都是围绕这个主要矛盾展开的。

在瓦窑堡会议召开时，红军面前的主要敌人，还是企图彻底消灭红军的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正在调集力量消灭我们，主要敌人、主要矛盾怎么一下就变了呢？有研究者说，陕北根据地周围地区，蒋介石部署了50多万军队，红军长征到了陕北也是死地，如果不是后来发生西安事变，共产党和红军也完蛋了，以此证明不是蒋介石错了，而是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杨虎城错了，这种说法显然有些一厢情愿。事实上，在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分析形势时，竟然没有把国民党军当成主要敌人，真的有点不可思议，甚至有点异想天开。

为什么给大家讲这个问题？主要是想与大家一起体会一下，毛主席是如何分析认识问题的，是什么样的思想方法和底层逻辑。面临虎狼环伺、大军压境的局面，形势极为险恶，但毛主席在分析形势时，却对眼前的大敌没有看得那么重，而把与红军相隔千里之处的日寇，作为主要敌人放在了首位，确定民族矛盾已经上升为主要矛盾，阶级矛盾已经下降为次要矛盾，这样的思维方式和奇特见识你能理解吗？而且还不只是说说算了，还以此为根本依据，对党的策略方针进行了一系列重大调整。

毛主席为什么如此判断形势？从根本上来讲，是从国家和民族面临的整体形势来看党和红军所处环境的。这样判断正确吗？应当是完全正确的。1935年，日本侵略者在占领东北4省后，也就是在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热河之后，又把魔掌伸向华北。从年初开始，就制造了察东事件、河北事件、张北事件、华北5省自治运动等一系列重大事件，要把山东、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这5个省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华北事变愈演愈烈，日本进一步吞并中国的步骤已经开始实施，而蒋介石却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与之签订了的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在华北这些地区，按照日本人的要求，撤出中国军队，撤换中国官员，取消国民党党部，禁止一切反日活动。日本人先是在冀东成立汉奸政府，还在北平成立亲日的华北自治政权“冀察政务委员会”，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还派员参加。日本帝国主义把中国变为殖民地的罪恶企图已经昭然若揭，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危机已经显现，而蒋介石政府依旧坚持对日妥协投降，依旧坚持打内战。

因此，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大规模学生运动，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武装保卫华北”等口号，天津、上海、武汉、广州、南京、西安、重庆等十几个大城市的学生、工人包括各界群众纷纷响应，要求蒋介石不再倒行逆驶，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这说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使中国社会各阶级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抗日救亡，成为中华民族除汉奸卖国贼之外的共同呼声，这就使建立抗日的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可能和大势所趋。

中央红军是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的，刚落脚两天，毛主席就从一个东北军俘虏身上捕捉到这个变化。他在22日的政治局会议上说，昨日捉到东北军俘虏，发2元钱回家，他说东三省、热河失去，回什么家！时任甘肃省主席的于学忠声明，退出东三省是上级的命令。可见，反帝革命在全国酝酿，现在的形势和环境均已变化，我们应当接受新的形势来工作。于学忠是张学良的左右手，曾是东北军第一军军长，后任第一集团军总司令，国民党军陆军二级上将。他们的表现，反映了东北军被迫撤出东北，背井离乡、流亡关内后，对蒋介石的对立情绪和抗日要求。

紧接着北平“一二·九”学生运动爆发的消息传来，那些参加的学生大都不是工农子弟，而是社会其他阶级的子弟，说明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包括中上层都坚决要求抗日，已经忍无可忍。

按理，统治中国的蒋介石更能认识到亡国危机，日本人的矛头直接对着全中国全民族的，而不幸的是蒋介石却没有这种强烈认识，没有把这个主要矛盾摆到主要位置，依然坚持内战不停，全力消灭共产党和其他反对势力，甚至不惜牺牲民族利益、冒着亡国的危险与日本人合作“反共”。当国家统治者对民族危亡都不上心的时候，激起全民族、全社会的愤怒和抗争，最后完全失去人心，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毛主席、中国共产党则不同，当时我们虽然是中国社会没有统治权的、很弱小的革命力量，却在华北事变和全国民众的反应中，迅速抓住并认定中日之间这个主要矛盾，成为国家和民族利益的代言人、代表者，在历史转折关头赢得了主动和先机。

在历史发展的重大转折关头，客观分析复杂纷纭的形势，科学确立面临的主要矛盾，然后集中全力去解决主要矛盾，这是我们党的不断走向胜利的一条根本经验，也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一个根本特点。这里特别强调一下，大家一定要重视我们党对主要矛盾的认定，一定不能漠视这个问题。

在中国共产党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历史实践中，主要矛盾变化绝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概念，更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说辞，而是一个分量极重的具有根本性的客观定位，是进行大转变的前奏和依据。认定的主要矛盾变化了，必然带来党的工作重点、策略路线和着力方向的一系列重大变化，并且决定着一个历史时期的主题。

【一二·九学生运动（新华网）】

主要矛盾变了，紧接着就是对党的策略路线进行一系列重大调整改变。

最重要的变化是我们的主要敌人变了。由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转变为日本帝国主义和国内的汉奸卖国贼。认定我们的主要敌人变化并不容易，这是一个极其沉重的选择。在瓦窑堡会议开会时，双方还处在你死我活的殊死搏斗中，那是有着血海深仇的对手啊！

毛主席的爱妻杨开慧、小弟毛泽覃、还有妹妹毛泽建和妹夫陈芬，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当时都已经被国民党反动派在短短几年里杀害了；徐海东一家66人惨死于国民党的枪口之下，其中27个近亲，39个远房亲戚，连双目失明的老母亲、哥哥嫂嫂、侄儿侄女都未幸免；贺龙家的洪家关村被血洗3次，村里只被认定为革命烈士的就有109人，他父亲是身中多弹掉进深潭中淹死的，15岁的弟弟被放在大蒸锅中活活蒸死，两个姐姐在战场上牺牲；在红军革命队伍中，还有无数被杀害的同志和亲人，而且还继续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屠杀之中。

在这样的背景下，面前这个凶恶的敌人不但不再是主要敌人了，而且还成了可以团结的对象，你能想得通、能接受吗？这个转变，不是一般人和一般团队能够做到的。蒋介石就做不到，日本人如此直接地挑战他这个国家统治者，他也做不到，而被他千方百计要斩尽杀绝的共产党、毛主席却做到了，这是什么样的气度和胸怀哪！

主要矛盾变了，党的基本的策略任务也变了。由开展阶级斗争转变为阶级联盟，建立广泛的民族革命统一战线，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和卖国贼。因为，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是要变中国为殖民地；而我们的任务，是变中国为独立、自由和领土完整的国家。当时蒋介石不抗日，反抗日，所以这个卖国贼头子就是蒋介石。

没有直接点名蒋介石是卖国贼，这里隐含着一个变化伏线：当时蒋介石反对抗日，他就是卖国贼，我们就反蒋抗日；如果蒋介石有可能抗日，我们就尽力争取他，逼蒋抗日；如果蒋介石决心抗日，我们就联蒋抗日；如果蒋介石与日本人勾勾搭搭，我们就想办法让他动摇不了，拉蒋抗日。种种可能都有，实际上后来都出现了，但只要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还未解决，我们就是这样的方针。

中国共产党的成分定位变了。由原来的无产阶级先锋队，转变为无产阶级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由大量吸收先进的工人和雇农入党，变成了同时大量吸收一切为共产党的主张而奋斗的人，不问阶级出身如何，都可以入党，要在组织发展中反对关门主义倾向，这个问题当时讲得很重，指导思想要转变。1935年10月到陕北，11月恢复中央党校，12月招生，第一期培训的是陕北干部，就是学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和一整套政策，以便通过他们贯彻到实际工作中去。

土地革命的政策也变了。由打土豪分田地，没收地主富农的财产，改变为小地主除群众痛恨者外不没收，富农土地和财产不没收，联合或中立富农，后来又改为地主对农民减租减息，只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汉奸卖国贼的财产。这在当时也是有争论的，因为我们反帝反封建，反封建主要是打倒地主阶级，解决耕者有其田的问题，口号改变涉及同广大农民的关系，不通过土地革命发动主要人口农民，他们会跟着共产党抗日吗？尤其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未形成时，大家更多地倾向于不改变土地革命的政策。

人民革命战争的性质定位也变了。由国共之间你死我活的阶级战争，转变为中日之间的民族战争，准备直接对日作战。国民党军还在围剿我们怎么办？就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想办法争取他们不再打内战，然后红军白军联合起来打日本，一切战争都在民族战争的口号下进行。

政权名称改变了。由瑞金开始建立的工农共和国，改变为人民共和国，从而更加充分地表明，我们建立的政权不只代表工人农民，还是代表中华民族的政权，民族资产阶级也包含在内，因为他们也主张抗日，民主革命的动力基本上是工人、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现在又增加了民族资产阶级。

军队的性质和名称也变了。由工农武装改为全民族的武装，是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名称由中国工农红军，改为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统一战线形成后又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新四军等。甚至连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也改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

军事上的总方针也变了。会议决定，把国内战争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的力量，扩大红军。很快，很快又发展到“争取迅速对日直接作战”。会议确定，把作战的主要方向放在东面的山西和北面的绥远，先渡黄河东征山西，再视情况北进。因为日本鬼子在那个方向。

回顾这段历史，给我们的启迪是什么？

第一，认定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变化非同小可，具有划时代性质。

第二，抓主要矛盾需要从全局、大局和大众民意出发，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和小集团的利益出发，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做到了，而蒋介石却认识不到，最后是在自己部下发动的西安事变中，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才被迫认可了抗日这个主要矛盾。

第三，不失时机地以主要矛盾为根本依据，果断调整方针政策和行动方向，是争取历史主动、下好先手棋的必要条件。

后来的历史证明，中国共产党因此赢得了主动，掌握了时局转换的领导权，从此开启了一个全新的、胜利的历史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