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11月2日，纪坡民先生与世长辞，享年79岁。
纪坡民是山西省武乡人，1964年就读于西安空军工程学院航空机械工程系。文革中挨过整，当过掘进工、采煤工、钳工、公社书记。后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工业经济研究所从事学术研究，著有《商品社会的世界性法律》《产权与法》《宪政与立国之本》《民法史话》《朝鲜战争——决策的博弈》等书，在经济学、法学、历史学领域，均有独特建树。
纪坡民生前，我们和他多次在公共场合相遇，还曾数次到他家中拜访。最后一次是2022年的8月29日，他邀我们作客，还签名赠送我们三种著作，并合影留念。
当时，他仍很健谈，表示还有一些著作要写。我们觉得，他的独家见闻和记忆，对于后人了解当代史，十分宝贵。但他不满80岁，便匆匆离世，实在令人惋惜。
2012年2月3日，我们和许洋、李楠到他家，采访了整整一个下午，请他回忆父亲纪登奎，他敞开心扉，向我们讲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往事。现将他的讲述选登如下，以示对纪坡民先生的深切缅怀：
纪坡民一席谈（之一）
纪坡民：欢迎你们来我家。这个院子原来华国锋住，而后是我父亲纪登奎住。我父亲去世后，母亲居住。我母亲去世半年了，国管局将收回了。
丁东：听说，这套住房当时要收华国锋150元房费，华国锋交了。让你们家交150元钱，你母亲有意见。有这么回事吗？
纪坡民：我爸刚来北京的时候，收房租150元钱。我妈说：你们都是大干部，我们是小干部，工资低，吵了一架，变成了交30块钱。华国锋老实，叫他交150元，他就交了。
丁东：你父亲曾经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从文革中期到改革开放初期，一直在领导层工作。
邢小群：你父亲跟毛泽东交往很早吧？
纪坡民：我父亲在地方工作时，至文化革命前，与毛泽东见面就有十几次。文革中间到了中央，接触就多了，开会，汇报工作，个别谈话都有。他管的事也多。
1979年，我爸提出辞职，邓小平留他管旅游等方面的事。我爸不大想干。他说，如果让他管旅游，不兼旅游局局长，为什么？因为做局长要接见外国人，人家问我这事那事，我不好说。我爸管旅游期间，决定了两件事情：
第一，中央所有的疗养院全部开放，比如像北戴河的疗养院。这样一来，接待的设施就增加了，不然就不够。
第二，外国人到中国，一般第一站是北京，北京的设施不够，要盖一些宾馆，又没有钱，提出搞合资宾馆。第一批长城、燕京、建国等八个合资饭店是在他手上办的。这是我们国家与外国人搞合资搞饭店的开始。需要他决定的事情也很简单。问题是怎么干，谁也不懂。怎么办？当时他刚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回来，他就叫大使馆跟罗马尼亚、南斯拉夫联系，把他们与西方国家搞合资饭店的合同拿过来，然后我们翻译，比着葫芦画瓢，和外国人交涉。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他管农业。三中全会以后就不管了。
邢小群：你父亲跟陈永贵之间关系怎样？
纪坡民：我爸跟陈永贵关系很好。文革前他一直管农业，那时管农业就是学大寨，跟陈永贵关系就非常密切。1970年“北方农村工作会议”，就是我爸组织的，那次他是第一次主持全国性的会议，北方十二省开这个会，实际上文革期间的农业政策，就是那次会议上定的。他到大寨去，和地方上的人很熟。我那会也在农村工作，我当公社书记时还到大寨去参观，参观的时候听陈永贵介绍情况，他趴在我耳朵上说：我跟你家老汉关系可好了。
丁东：你父亲主张三级所有，队为基础，以生产队为核算单位，保留自留地，陈永贵主张是以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有分歧吧。
纪坡民：这个事情就涉及到农村改革了，体改委开农村改革座谈会，把我找去，问我爸是什么情况。应该说，农村改革经历了三个国家领导人，一开始是我爸，后来是王任重，再后来是万里。我爸管农业的时候，和陈永贵有分歧。陈永贵搞大队核算，我爸反对。邓小平对陈永贵特别欣赏，学大寨会议他到场了，对大寨记工分那套赞不绝口。
体改委的人问我：你爸啥态度？我说，三中全会时，我爸分管搞农业的两个文件，讨论文件时，谈到万里把地都分了，很有意见，议论纷纷。我爸问他：万里同志，听说你们那个地方把地分了，是真的吗？万里站起来说：不错，分了，分了两个县，你叫我试试不行吗？我爸没吭声，意思是默许了。我说，这就是我爸当初对安徽模式的态度。三中全会后，他交了权。
邢小群：陈永贵对他没意见？
纪坡民：工作上的一些分歧，不影响他们个人关系。大寨原来就没有自留地，他那个大队，不到500人，规模比较小。我当公社书记，有的大队5000人，生产队400、500人的有得是，所以，大寨在我那个地方就是小队的规模。体制不完全一样，这是一。 第二，自留地有的地方有，有的地方没有，也不完全一样。
1970年，我爸起的是比较积极的作用。文化革命中期，由于很多地方是军队掌权，整个社会势头比较左，这就波及到农村政策。军人当了各省革委主任，就要搞大队所有制等等，全国有这个风，但没有大搞，我爸在北方农业会议上把这股风刹住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所有制不能动。因此，1970年以后，整个农村政策，别的方面偏左，不准做生意，不准赶集，这些事都有，但农村基本体制没有动。因此文革期间农村没有大乱。1979年我爸下台后，我们又说农村的事， 他说：农村问题，我的思想就是农业六十条。我说：你现在觉得三自一包行不行？我爸说：那谁知道，试试看？这是他的原话。
1962年的春夏，曾希圣得到毛泽东同意，去搞包产试点。主席说你可以搞试点，可以试一试。试点成功后，曾希圣又说要扩大试点，毛泽东也同意了。所以说，他是征求过主席意见，得到过主席同意的。后来主席变了。主席思想为什么变了？这才是问题所在。毛泽东脑子是不乱的，即：集体为主，困难时期，挽救生产，单干试点。基本体制还是六十条。到1962年的时候，主席就另有想法了。北戴河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主要议题是国际问题。康生把共产国际历史上的东西翻腾出来在会议上跟大家讲，牵扯到民族问题，党中央群情激愤，情绪高涨。主席把国内问题稳住了，中苏大论战又要开张了，这时候，对于国内政策，毛泽东估计到另外一种情况：中苏大论战可能从党的关系到国家关系，由文斗到武斗，因此国内的体制不能动，农村人民公社就是这个体制的一部分。给主席提出来，明确主张实行单干的是陈云。陈云说蒋介石要反攻大陆了，因此我们应该耕者有其田，不叫蒋介石反攻大陆。北戴河会议陈云没参加。毛泽东到河南调查时，问纪登奎：农村形势多长时间能恢复？纪登奎说，有三两年就行了。陈云认为得十几年。
邢小群：毛泽东怎么欣赏您父亲，让他一步步走上来？
纪坡民：解放初期，我父亲很年轻，27、28岁，在许昌当地委书记，跟毛泽东的接触也算是运气。主席建国以后经常南巡，坐上火车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一般不到广东，然后从南昌折回来到上海，华东，转大圈，一路上就找人谈话。我爸正好在许昌工作， 这样我父亲就跟主席认识了，双方印象都很好。主席认为这个干部：第一有能力，有水平，有见解；第二，说实话。因此，我父亲是主席调查研究的一个很合适的对象。以后，主席每次到河南都找他，截止到文化大革命前，他说，毛泽东和他个别谈话是十三次。
丁东：你父亲还搞过一段工业？
纪坡民：对，解放初期他就是许昌地委书记，1954转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当厂长兼党委书记，在那儿干了四年。156项，他参与了其中的一项。我爸转工业就是主席下的命令。主席跟他谈话说：登奎同志，你去搞工业吧。我爸说：科学技术我不懂啊。主席说：不懂工业学工业，不懂科学技术学科学技术。我爸说：主席，我文化程度很低，是个小学生啊。主席说：没有文化就学文化。这样把他调去了。调去了以后，中宣部专门发了一个文件，让老干部学文化，学科学技术。50年代，学习气氛特别好，我正上小学，每天晚上小学校里都有干部们学数理化。我爸不用去学校听课，他是厂长，就叫了一个工程师到家里给他上课，每天晚上吃了晚饭，从七、八点学到十一、二点。一元二次方程、杠杆原理、数学题，我爸的作业本做了一大摞，可认真了。我爸的文化程度大体上学到高中，工业基础知识，技术知识相当于技校，管理知识相当于中专，工业上他也算比较内行了。当了四年厂长，一直把那个工厂建成投产，交工验收，完了他就走了。
这事我问过他：你当厂长当得好好的，怎么又调走了？他说，一辈子最喜欢的工作、心情最舒畅的工作，就是当厂长，感觉太好了，天天都能学到新知识，也没有什么左、右之争，和没完没了的折腾。我爸还是喜欢学新知识。但1958年秋天，主席说：登奎同志，你到地方吧。我就问父亲，主席为什么又让你到地方？我爸说：农村搞乱了，他自己也搞不清了，让我去当个哨兵，当个侦察兵，侦察情况。
丁东：你父亲进入省级领导班子是哪年？
纪坡民：1963年。主席跟我爸那么熟，给他调工作。我爸一直是地委书记一级。从许昌地委书记到洛阳矿山机器厂厂长，然后到洛阳地委书记，在这一级干了十三、四年。
丁东：他进省级是多少岁？
纪坡民：40岁整。任河南省委秘书长、书记处候补书记。实际省委也没呆几天，就到商丘救灾，任商丘地委代理第一书记。然后是四清工作队，省四清工作总团团长，在农村蹲点，管全省的事情。然后文化革命开始了，省里乱套了，省委书记刘建勋，一拨拨接待红卫兵，身体受不了，就叫我爸回来给他当挡箭牌。我爸是八月下旬、九月初回到省委。
丁东：“九大”毛泽东提名你父亲，心里早就有数了。
纪坡民：主席接触过一些基层工作干部，对基层工作满意的也有，但是提拔纪到中央来，还不是因为他管工业，管农业这些事情，主要是因为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主席选干部就两条：一条是这个人能正确对待群众，虽然斗他，但他没有怨恨情绪；第二，在文化大革命那种乱糟糟的局面中，他能解决问题。
毛泽东1967年巡视大江南北，一路上见了好多熟人，像陈昌奉见到主席就嚎啕大哭，委屈得不得了，诉说怎么挨批，挨斗，挨打。主席的好几个熟人都这样。主席见到我爸说：登奎同志，你怎么样了？听说你坐了一百多次“飞机”？我爸说：对。他说：感觉怎么样？我爸说：大有好处。主席问：“坐飞机”怎么个坐法？我爸就起来给他比划，揪住胳膊什么的。主席问他：“坐飞机”什么感觉？我爸说：就跟割麦子一样，腰酸哪。主席很高兴：这个干部挨了斗，挨了打，受了委屈，能正确对待。
我爸下台后又批他，说纪登奎欺骗毛主席，说他“坐飞机”坐了一百多次，实际上没有，就是97次。这是河南的大字报，我自己看到的。
丁东：“九大”是毛泽东提名他发言吗？
纪坡民：对。主席叫他发言的，叫他代表革命干部。大会主席团的吴法宪通知我爸，说让你代表革命领导干部。我爸说：我不是革命领导干部，我是毛主席解放出来的干部。吴法宪说：那谁是革命干部？我爸说：王效禹、刘格平算革命干部，人家是造反出来的，我是被打倒了，主席把我解放了。在河南的领导干部中，我爸不是造反的。
邢小群：他在省委是第几把手？
纪坡民：第八把手，刘建勋是省委第一书记，他是跟着刘建勋的。刘建勋走了以后，文敏生代理第一书记，他又跟着文敏生的。最后他被打倒后，河南叫“打倒刘文纪”，他是跟着两任省委书记一块被打倒的。我爸那会年富力强，是壮丁，所以大家都认为他跟前后两任省委书记特别好，刘建勋跑到北京来了，够不着了，他就是刘建勋的代理人。
丁东：九大上“三个正确对待”的发言完全是您父亲自己写的？
纪坡民：我问过他，他说，他自己写，自己念，没有审查。吴法宪通知他发言，他说我不能算革命领导，我不发言。最后主席说：就是要你这个解放干部发言。吴法宪跟他讲：毛主席的指示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丁东：邱会作回忆录谈到，定政治局班子，一开始提名了王效禹，毛泽东说王效禹不考虑。后来纪登奎和李德生是毛泽东亲自加上的。
纪登奎和李德生都是因为文化大革命，地方干部要找一个代表，军队干部找一个代表。李德生因为处理“芜湖事件”，主席很满意。以后军队干部开会，主席就点名说：李德生同志，听说你处理芜湖事件处理得不错，你看看有什么经验没有？李德生站起来大喊一声：大造舆论。说完了以后，大家还等着下面继续说什么事呢，这只是点了一个题啊。大家都愣住了，这么两句话就没了？主席自己接过来了：对嘛，大造舆论，我们革命时候就是从造舆论开始的。安徽武斗打得很厉害，十二军原来在苏北驻防，从苏北调到安徽去解决问题，解决得非常好，因此李德生成为军队领导干部的一个典型。
丁东：毛泽东提名李德生、纪登奎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对这两个人也是重用的。
纪坡民：主席用人不拘一格，九大以后他们两个人负担的工作格外多。有人说，主席用人，第一，用起来就死用，工作给你加负担，方方面面的事都压在你头上，看你的能力；第二，权力大了，捧你的多，看你头脑发昏不发昏；第三，成为众矢之的，栽了跟头以后，看你能不能顶得住，逆境中你是怎么样的人。三关都过了，你就是好苗子。（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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