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建国前夕，中央政府通过了政治协商会议起草的《共同纲领》作为国家的临时宪法，随后的1950年，又出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大纲草案》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1954年，毛主席亲自主持修订宪法，经过反复商讨，集思广益，博采众长，体现无产阶级意志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终于颁布实施，史称《五四宪法》——有人建议称《毛泽东宪法》，被毛主席拒绝了，同时也删去了起草者对他的溢美之词。1957年，人民代表大会又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草案》
1954——1959年，董必武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前夕，有人提议董老年纪大，不适宜再任院长。主席力排众议：董老性情平和，处事公正，董老干，我放心。
意见统一后，主席约董老面谈，想让他把《刑法草案》再完善一下，以更易于操作。期间，董老向主席提出了制订刑法的请求。
主席是这样说的：历代统治阶级的法治观念是国家至上，即统治阶级的利益至上，人民只不过是他们的统治对象，在国家层面毫无地位。
统治阶级可以以法律为武器镇压人民，而当权者往往能逃脱刑法的制裁，刑法惩治的只能是底层的人民群众。甚至当权者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让群众替他们承担法律责任，使广大人民饱受刑法之苦。如果我们的党变质了，走向人民的反面，也同样如此。
我们新中国的法制观念是人民至上，我们的法律是与人民的约法，并在人民的监督下公平执行。这就需要人民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而我们的人民因长期生活在封建阶级统治之下，受尽专制之苦，虽然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我们也赋予了人民的权力，人民已经成为国家的主人，但仍然缺乏这种民主意识和主人翁精神。
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通过建立制度和文化机制，培养提高人民的民主意识，使他们敢于监督我们的各项工作，尤其是敢于监督我们的司法工作。这时才可以考虑制订刑法。
总之，制定刑法应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是我们党经过了执致的考验，其二是人民群众真正有了主人翁意识。
所以，现在立法尚早，等到我们的党经受住了执政的考验，确实没有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确实没有特权意识，确实能在法律的范围内活动，确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为人民的公仆;人民也有了主人翁意识，不盼青天，敢斗党内、政府的腐败。到那时才能立法。不知你老以为如何?能理解我的苦衷吗?
董老可能没有理解毛主席的苦衷，最终辞去了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职务。主席考虑到董老的历史贡献，名誉职务不能低，就提议董老改任国家副主席一职。当时的国家副主席是宋庆龄，所以，此后的两届政府都是两个国家副主席。
经历了“四清”和“文化大革命”，这位唯一和毛主席一起从南湖红船走上天安门的战友，去世前，留下了最后一首诗作《九十初度》：
九十光阴瞬息过，
吾生多难感蹉跎。
五朝敝政皆亲历，
一代新规要渐磨。
彻底革心兼革面，
随人治岭与治河。
遵从马列无不胜，
深信前途会伐柯。
诗中历述了他跟随毛主席，“革心革面”、“治岭治河”的峥嵘岁月，亲历了包括 资产阶级法权的“五朝敝政”，“一代新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要渐磨”，深信这会成为无产阶级治理国家的方法和原则——“遵从马列无不胜，深信前途会伐柯”。可惜，诗成不到一个月，董老病逝。
大道至简。1975毛，毛主席再次主持修订了《七五宪法》，越修越简洁明了，由《五四宪法》的一百零八条压缩为三十条(当时有六十条和三十条两个方案，最终采纳了三十条)，人民群众更容易理解，操作起来也更简洁明了。直至去世，毛主席仍然没有修订《刑法》。
1976年毛主席去世，1978年匆匆修订的《七八宪法》又增至六十条。1979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又通过并颁布了《刑法》。
“法律滋彰，盗贼多有。”此后，什么都与与国际接轨，法律法典逐步完善，各种有效法律306件，行政法规和监察法规600余件，地方性法规14000多件，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与时俱进、完善发展。刑法至今已有十章452条。在经济社会、法治社会下，“纲常”颓废，世风日下，人们已经不以犯法为耻，甚至反以犯法为荣。当权者违法乱纪，胡作非为，日甚一日。真如主席所说，他们逃避了刑法的制裁，而让底层群众成为他们的替罪羔羊。这种情况已经屡见不鲜，并且愈演愈烈。习近平总书记不得不重典惩贪，打虎拍蝇。
时至今日，此情此景，亿万百姓也理解了毛主席当年为国为民、挽救不良、搏奸惩顽的艰难和苦衷，怀念毛泽东时代、无产阶级专政的公正清明。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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