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核心价值观，需要重新梳理中国文化
文化是一个民族国家得以立身于世的基础，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价值与核心价值观，能够体现一种文明的特色，也是与其它文明的特征标识。文化力量的强弱还是一个国家文明水平的重要标志。有些外国人认为，民族文化的输出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是成正比的。但是，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中国的经济实力迅速提高，而文化却沦为西方橱窗，黯然失色，找不到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德报文章《迷惘在北京》说，在与西方思想的对比中，中国文化特征的缺失“令人惊讶”，令人迷惘。
作为一个拥有5000年文明历史和世界上唯一没有间断过的文明，这不是一个应该接受的结果。在中国经济实力迅速提高、地位迅速崛起，世界各种文明相互融合、中华文明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今天，重塑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已是迫在眉睫的问题。
那么，我们如何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凸显中国文化的特征？下面是笔者的一点思考，希望与感兴趣的同仁切磋，欢迎转载。内容有三部分：
1、催熟民族心理，摆脱悲情主义和回避主义，正视民族历史
2、增设纪念日，定格中国文化
3、整顿提高民族文化水准，以更高档次与世界交流
1、催熟民族心理，摆脱悲情主义和回避主义，正视民族历史
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的确立，都是在成熟的民族国家的基础上进行的，民族国家则是在近代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由于各种原因，中国文化历史虽然悠久，但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民族的发展未能达到充分成熟的阶段，民族心理没有发育成熟。要确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就需要促进中国民族心理的成熟，正视民族文化历史。这首先需要摆脱民族悲情主义和回避主义思想。
由于近代中华民族历遭侵略和掠夺，文物冠裳被洗劫一空，金银财宝被抢劫殆尽，大量的割地、赔款、丧失主权，使中华民族的尊严和财富被剥夺得几乎一干二净，人民也受尽屈辱和恣意蹂躏，成了“亡国奴”。 这段历史对中国人的打击太大了，中国人心理上无法承受。每当想起这段历史，悲情油然而生。结果产生悲情主义，情绪化，丧失自信。
现在有许多中国人被悲情缠绕，并因而崇洋媚外。特别是一些移居海外的人，悲情更为严重，甚至由此放弃维护自己权益。据说，有一个中国人初去美国，四个老乡带他到酒店接风。可是一个美国人毫无缘由地过来就对着其中的一个老乡打了一拳。这个新去的中国人无法忍受，立即要去评理。可是几个老乡态度一致地压服他，不要追究。他受不了，说你们怎么如此窝囊。可这几个老乡大骂中国人的劣根性，什么中国人脏、乱、差，不守规矩。这就是悲情主义的表现。认为中国人毛病多，低人一等，受欺压受侮辱是合情合理的，不能反抗。
悲情主义的另一个表现是不相信中国人的能力。由于多年来中国科技水平低下，中国人已经相信：“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因此，虽然中国在一些行业培养出的人才才华出众，也只能从事不需要能力的简单工作。比如，汽车、服装鞋帽设计是难度较大的工作，中国制造商就只走“仿造”之路，才华横溢的中国设计师就没有用武之地。2009年12月1日,首个中国形象广告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国际公司（ＣＮＮ）开播，“中国制造，世界合作”的理念贯穿整个广告。但是，针对晚礼服的一个特写镜头宣称“法国设计师设计，中国制造”，引发一位网民的评论是：“在‘告诉世界中国没有设计师、只有苦力’一事上，他们真是思考良久。”旅美资深媒体人黄天波在接受采访时说：“广告的欧美中心主义色彩太浓，片子里主角全是欧美人士，……这反映出中国人心目中的外部世界实际上还是欧美世界，其他地方可以忽略不计，得到欧美的承认心里才踏实。”
由于近年来中国有大量大学生失业，许多人说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的扩招造成的。但媒体说，即使扩招后，中国也只有不到8%的人口受过高等教育，而美国每4个人中就有一个大学生。结果呢，连美国中学的学生都有能够挣来学业所需费用的工作可做，大学生更是供不应求。可中国的大学生却“过剩”了。
英国《金融时报》2009年1月9日文章《北京怎样才能增加其人力资本》给中国提出建议，利用4万亿刺激方案中的部分款项雇佣大学生到农村当老师。中国4月份出台的《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就规定在未来两年内向1.1亿人提供职业培训。同样的建议如果由中国人提出，中国的知识精英们就会嗤之以鼻，甚至根本就没有报刊刊登。这是许多中国人海外“镀金”的原因，也是许多中国顶尖人才只能海外就业的原因。“橘生淮南则为橘”，中国人只有到国外才能有建树。多么让人痛心！俄罗斯著名政治学家尼古拉·兹洛宾说，“在美国，来自中国的精英发明了几乎所有东西，但这是美国产品。”
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2007年发布的第四份评估报告预计，从1900年到2010年，全球气温将不断上升，气候趋势图大致类似于曲棍球杆的形状。中国气象局国家气候中心研究员赵宗慈2009年在一篇论文中写道，在所有四份评估报告中，IPCC对未来做出预测时仅考虑人为原因，几乎完全忽视了太阳活动、地球磁场和火山爆发等自然因素。赵估计，从2020年到2030年，自然因素可能使中国气温下降达0.8度，而人类活动可能使气温上升0.5度。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中国的气温实际上可能下降。北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承继成说,如果公民和政府把IPCC的估计当真，并以此作出决定或决策，国家会陷入一片混乱。然而中国农业科学院专家孙忠富说，地方政府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农业损失是人们过于相信气候变暖造成的，广东、福建、广西和云南等省鼓励农民种植热带水果和花卉，结果大部分植物被冻死，给农民造成严重损失。
由于悲情，还产生爬行主义。中国在科研上只研究探讨外国人已经研究探讨过的东西，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中国如果有人想创造什么理论则有可能被认为“疯了”，在没有成功之前就可能被周围的舆论“淹死”，打入地狱，永世不得翻身。这种“邯郸学步”行为，不但浪费了中国的人力财力物力，也限制了中国科学技术的超越性发展，是中国不能产生重大科研成果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中国沦为外国科技文化橱窗的一个重要原因。
中国的政策也因爬行主义产生被动性，该调整的政策无法调整，任其害国害民。2009年11月下旬，清华大学研究中心主任胡鞍钢在《经济参考》上发表《“一对夫妇生一个孩儿”该结束了》的文章。12月4日,《人民日报》刊登了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专家田雪原的一篇文章。田提出了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允许夫妇双方为独生子女的家庭生育两个孩子等方案。媒体推测，“中国的人口政策正迎来一个转折点。”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没有美欧政客撰文支持，中国人口政策就不可能迎来转折。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杨帆说，目前“不仅关于世界的命题几乎完全由西方提出，而且关于中国的命题也由外国人提出，再由中国人接过来讨论吸收的局面应该被打破。中国发展的大多数命题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提出，并且受到中国人自己的重视。”这个说法对，但要做到还是有一定难度的。媒体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一直呼吁中国增加社会支出，这样人们就不需要为未雨绸缪而过多地储蓄，而是可以更多地消费。2010年初，经合组织更是直言不讳地给中国提建议，但都没有任何作用。“中国本可以大幅增加福利和医疗方面的投入，然而它实际上连一点皮毛也没有做到。”为什么？欧美的政客没有撰文支持。实际上，这些道理任何有社会常识的人都知道，但中国的精英们就是不敢知道，因为他们只奉行“爬行主义”。很明显，如果中国人对世界形势或者外国事务发表自己的看法，不论对错就都是“大逆不道”，精英们封杀之快将会超出人们的想象。但精英们就是不知道，这是全球化形势下作为世界公民的一份正常责任。
由于悲情，又产生回避主义。由于近代中国惨遭蹂躏，新中国又一直追求与其他国家和平相处，并声称“从未侵略过别国”，便像鲁迅笔下的阿Q一样“不敢姓赵”——对中国历史上的有些事件，不能客观看待，甚至进行歪曲；对今天的社会现实，避而不谈。比如，在论述元朝历史时就不敢全面、正确地叙述，原因是：元朝疆域是那么广大，中国不是“侵略”又是什么？但是悲情主义者就是不知道，中国也是蒙古大军的猎物。是“侵略”也是蒙古大军的“侵略”，与中国“从未侵略过别国”又有何干？承认蒙古大军的“侵略”，不妨害中国“从未侵略过别国”的观点，相反，它只能说明中国和中亚欧洲其他国家一样受到了蒙古大军的“侵略”。况且，即使“侵略过别国”的国家，比如德国，只要认罪态度好，也不是不能取得被“侵略”国家的谅解。但中国的历史教材中，总是刻意避开这一点，于是《中国历史》讲元朝时对“四大汗国”一笔带过，《世界历史》教材更是对蒙古帝国避而不谈。由于中国学生的知识几乎被局限在学校教材中，结果他们就对这段历史形成了空白。这对他们形成全面正确的世界观和历史观是不利的，也影响他们将来在世界事务上的判断力和行动。
对于中国是否“侵略”过别的国家，我们不仅自己要心里有数，也可以通过外国人的言论来评判。由于近代俄罗斯侵占了大量中国领土，一直担心中国会把这些领土追回。因为占领地区俄罗斯人口稀少，更增加了这种担忧。另一方面，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却无力对这些地区进行开发。由于中国经济大发展，俄罗斯2009年计划与中国进行合作。许多俄罗斯政客怕合作地区的俄罗斯人被汉化，“西伯利亚和远东的经济将是中国经济的一部分”，中国将侵占西伯利亚的说法也很流行。但是在中国生活过一段时间的俄罗斯人都没有这种担忧。一位在中国生活了16年的俄罗斯人认为，中国人永远不会进攻俄罗斯。至于俄罗斯报纸的相关论点，一位在中国生活过5年的俄罗斯人说，那是“政客们的胡言乱语”。他说，纵观中国历史，中国人从未主动挑起战争；外来入侵者渐渐被同化，慢慢地变成中国人。（实际上，对中国历史稍有了解的人都明白，中国文化就是“仁者”文化。“仁者乐山，智者乐水”。“仁者”文化崇尚安稳，和谐，平等相处，崇尚仁义礼智信，是内陆国家的特征；“智者”文化崇尚变化，追求机遇，善于把握全局，实行控制，为此尔虞我诈，相互欺骗，甚至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是海洋国家的特征。）
再如，近年来由于倡导“和谐世界”价值观，为了“和谐”，就刻意避开与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国家的历史冲突。例如，历史剧《贞观长歌》对突厥进军长安的描写：626年，颉利进军至渭水便桥，李世民率高士廉、房玄龄与颉利隔河相对，颉利跨河与李世民对话。但事实是，当李世民率众至渭水时，“突厥大惊，皆下马罗拜。”似乎觉得，抬高了边疆少数族裔的地位，就能够与他们更为“和谐”。实际上，是恩威并施的内外政策才铸就了大唐伟业。再如，在国家重点出版规划中出版的《列国志》中，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冲突也大多回避或者一笔带过。朝鲜战争、越南战争、中苏战争、中印战争，在《列国志》中都略去了。这就是回避主义的表现。
在对外关系上，邓小平说过，我们的态度是“结束过去，开辟未来”。这是对历史问题一种目光远大的战略态度。但我们回避历史就能“结束过去”吗？要“结束过去”，必须先有对历史的正确了解，正确认识，放眼未来，采取正确的态度，正确的措施，才能“开辟未来”。矛盾总是存在的，分歧总是存在的，即使同一个人，对同一件事，观点也会变化，更何况国与国之间，历史都有那么久长。关键的问题是，如何正确对待，正确处理。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讲的一段话就是正确的原则：“不回避分歧，不纠缠旧帐，寻求共同点，着眼于未来，探讨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新型睦邻友好关系”。 这才是正确的态度。
邓小平正是这么做的。1990年会见外宾时，他说：“我是个中国人，懂得外国侵略中国的历史，当我听到西方七国首脑会议决定制裁中国，马上就联想到1900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的历史。七国中除加拿大外，其他六国再加上沙俄和奥地利，就是当年组织联军的八个国家。要懂得这些历史，这是中国发展的一个精神动力。”
不能回避历史，要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根，国家民族历史上的任何重大事件，都会形成民族基因，国家和民族受辱的基因是抹不掉的，什么时候都难以抛弃，别人心里有数。如果自己自欺欺人地假装没有，蒙羞的时刻随时都会到来。
由于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担忧，《杂文报》2010年元旦刊登了一篇署名中微子的短文《对话》。全文如下：
“爸爸，我们欺负小羊的妈妈，并把小羊的爸爸吃掉，小羊长大后会仇恨我们吗？”
“不会的，孩子。你看见河对岸那个围起来的园子了吗？那是一所学校。所有的小羊都要被送到那里面接受教育。从那里出来的小羊，基本上对往事不会留下什么记忆了。”
“可是，万一有一只羊的记忆特别好，没有忘记呢？”
“这也很好办，孩子。我们每天总要吃一些羊的，我们就先把那些还残留有记忆的羊吃掉。剩下的羊就很好对付了。你听孩子，学校里的羊在唱什么？”
“今天是个好日子。”
“对没有记忆的生物，每天都是好日子。知道吗孩子，只有他们每天都唱好日子，我们才会有好日子。”
这篇文章虽小，却意义深长。它对今天主流媒体体现的舆论一律、提倡遗忘的愚民政策是一个警醒。
美报文章《奥运会的成功大大增强中国信心》说，“19世纪的中国曾经在欧洲和美国的铁蹄下饱受屈辱。一百多年来，中国领导人的目标之一就是要恢复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尊重。”
法报文章《俄罗斯和中国：针对西方的“对立轴心”》说，“中国早就渴望报仇雪恨：要为19世纪遭受的殖民屈辱、为毛泽东时代的贫穷和孤立雪耻。”
美刊文章《中国世纪》里，美国前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事务主任李侃如说：“在经历了近200年的外族羞辱、入侵、国内战争、革命以及难以名状的可怕事件后，中国正在准备和命中注定的一刻相逢。”
德国作家扬·罗斯的新书《我们剩下什么？——西方世界统治地位的终结》说，“中国……代表着一个曾经遭受屈辱、而现在却让其以前的压迫者感到害怕的国家。”
可见，它们都没有忘记强加给中国耻辱的过去。“知人则智，自知则明”。西方国家今天为什么总是对正在和平崛起的中国还说“威胁”了它呢？中国历史上从未侵略过别国，而且对外关系中一直重申和平共处，甚至采取“韬光养晦”、“永不当头”的措施，他们还是喋喋不休，动辄“制裁”，冷箭乱发。这是因为，它们知道自己对中国所犯的罪恶太大，中国从来没有给它清算，惟恐中国强大了后会给它们“算帐”、“复仇”、“报复”它们，这正是做贼心虚。虽然中国不会这么做，但它们怎么会相信呢？因为这些事情如果发生在它们自己身上，它们是不可能不报复的，这就是以自己之心度他人之腹。
鲁迅先生在《论睁了眼看》中说：“必须敢于正视，这才有望敢想、敢说、敢做、敢当。倘若并正视而不敢，此外还能成什么气候。”只有敢于正视自己历史的民族，才能算得上成熟的民族，也才能赢得其他民族的尊重，并在全球一体化的时代和进程中发挥更大的积极作用。民族的成熟还可以增强民族和国家凝聚力，这是中国必须补上的一课，这不是民族主义，也不是排外主义，这是一个民族成熟的标志。
中国要确立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首先要求中华民族要成熟起来，这就必须摆脱民族悲情主义和回避主义、爬行主义，正视历史，直面未来，坚定信心，勇往直前。
2、增设纪念日，定格中国文化
一个国家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需要在正视历史的基础上进行定格才能凸显。中国要确立自己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必须对民族文化骨架进行合理定格。由于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民族文化的定格工作也未能及时进行。中国要确立自己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必须定格自己的民族文化框架，创造自己的特色文化，凸出自己的民族文化特征。
设立纪念日是民族国家定格文化特征的一种必要方式。通过审定自己的民族节日，彰显自己的民族特性，对国家历史发展进程中起过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和事件设立纪念日，是构建民族文化骨架极其重要的方面。
近代以来，每个国家都要设立一些节日对自己国家和民族文化的特性进行定格。成熟的民族国家，会及时对自己历史上的标志性事件设立纪念日进行纪念。例如，1979年11月4日，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并将52名美国人作为人质扣留了400多天。此后，两国都对这一天进行纪念。伊朗人年年庆祝这一事件，举行大型集会，称之为反对“全球傲慢”的国家日。人们手举标语，表达他们对欺凌弱小的傲慢大国，尤其是美国的憎恨，高呼反对美国和以色列的口号。美国则称其为“伊朗人质危机”，年年纪念。在日本，有一个节日叫“北方领土日”，每年的2月7日都会集会，纪念1855年2月7日缔结《日俄通好条约》，该条约确认目前俄罗斯占领的4个岛屿为日本领土。
新中国建立后，国家也设立了一些纪念日，如国庆节、五一节、春节等，全国放假庆祝；近年来又增加了传统的清明节、端午节和中秋节等。但整体上来说，对节日的定立并不充分和及时，也不能充分彰显中华民族的文化特性，不能凸显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
元旦、圣诞节和瓦伦丁情人节都是西方基督教节日。中国不是基督教国家，信奉基督教的人也不多，但近年来许多人隆重庆贺这些基督教节日，中国的七夕情人节却被遗忘。由于感觉到用圣诞老人装点节日偏离了自己的传统，中国近年来兴起了在各种庙会上进行大型祭祀的活动。北京一个中年人的说法很有代表性：“外来的影响越来越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可能看上去就有些弱，所以这是庆祝我们自己传统的方式。”
这说明，在全球化浪潮中，外国节日对中国传统节日产生了巨大冲击，也暴露了中华民族文化骨架没有架设起来，经不起冲击。中国民协主席冯骥才认为，“洋节”不可怕，可怕的是遗忘自己。当务之急是重新认识和建设我们的节日，研究我们的节日文化，通过多种形式凸现出来。
由于中国在定格自己文化节日方面的滞后，还导致了因端午节被外民族在联合国抢注而引起两国关系摩擦的问题。2009年年初，为庆祝西藏人民获得自由人权50周年，并遏制国内外反动势力重新奴役西藏人民的企图，西藏人民将达赖喇嘛出逃的3月10日定为“百万农奴解放日”。 在北京中央政府工作的一个藏族学者说，“我们在半个世纪前推行民主改革时就该做出这项决定。现在有些晚了。”
“亡羊补牢，犹未为晚。”不过中国人充分认识自己、清楚自己是谁的时候到了。2008年8月的北京奥运会上，一位游客说中国会“通过举办奥运会而走向成熟”。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在与世界文化的交往中，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想逐渐升温，特征逐渐表现出来。2009年3月出版的《中国不高兴》一书体现了中国人的集体焦虑，这是一个民族走向成熟的表现之一。近年来对祖先的祭拜加重了，尊老敬老、饮水思源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征的一个方面。
中国需要合理设置民族节日来定格文化骨架。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5000年悠久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在这个历史长河中，有许多人物和事件，哪些最能体现中国的民族文化特征？必须大浪淘沙，把合适的、最能体现中华民族特征的人物和事件找出来，设定为民族节日。
笔者认为，这些节日应包括：纪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民族始祖节（轩辕节）、纪念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创始人孔子的儒学节（孔圣节），纪念中华民族智慧代表诸葛亮的智慧节（诸葛节）、纪念中华民族忠义精神代表关羽的忠义节（关羽节）、纪念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节（中山节）、纪念中华民族勤劳务实和刚正不阿的代表鲁迅的中华刚正节（鲁迅节、硬骨头节），纪念领导中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社会主义新中国的伟大领袖毛泽东的红太阳节（毛泽东节），纪念洗雪百年耻辱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节（香港回归节和澳门回归节），国家统一时再设立祖国统一节。
此外，还要设立纪念中华民族惨遭欺侮的节日，屈辱的历史也是民族的标记。为了让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铭记自己的历史，以免将来无端受辱，重蹈覆辙，也为了表明中国不准备对曾经欺负、劫掠、屠戮、蹂躏过中国、对中国犯下滔天暴行的“仇人”算“旧帐”、进行“复仇”和“报复”，以消除它们对中国进步和发展的疑虑，少与中国制造摩擦，相互损耗国家资源，中国应该设立标志性的纪念节日：以“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辱华事件为标志设立“华羞节”（中国人权节），以《瑗珲条约》、《辛丑条约》和《马关条约》为标志设“大劫难节”，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设“大灾难节”，沉重纪念。
这些事件是中华民族不情愿提起的，因为它们对中国人的打击太大了，中国人心理上无法承受。但是，中国人毕竟无法抹去这段屈辱的历史，而且一些国家正在享用从这段历史中得到的实惠，还有一些人则因对中国施行过如此暴行却未被惩处而暗感自豪侥幸，逃避责任。中国虽不准备“报复”他们，但也绝不能让它们逃避责任，逃脱惩罚。侵略和强盗行为必须受到合理适当的惩处，才能彰显正义的力量。2008年8月30日，意大利承诺向利比亚投资50亿美元以补偿利比亚“在意大利殖民期间受到的掠夺和损失”。如果侵略者能够主动承担补偿责任，我们将以礼还礼，欢迎合作。但如果它们企图逃脱罪责，我们必须让它们受到应有的惩处。
附1：设立纪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民族始祖节（轩辕节）
黄帝是中华民族的共同祖先。初为黄河流域姬姓部落首领，后成为中原各部落的共同领袖。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生于山东寿丘。先居住于陕西北部的姬水，后沿北洛水南下，东渡黄河，定居涿鹿（今属河北）。那时候，随着私有制的发展，各部落间互相争夺土地、财富的战争十分频繁。黄帝先后战胜了东方的蚩尤和西方的炎帝（炎帝亦为少典之子），后来炎帝接受黄帝领导，黄帝成为中原各部落的共同领袖。此后部落联盟一直占据着中原地区发展、繁衍，构成华夏民族的主干。所以我们现在自称炎黄子孙，就来源于这里。
相传，黄帝制作宫室以避寒暑，造舟车以发展交通，用坚石作兵器，制弓箭进行战斗，染丝布作衣裳。其妻嫘祖发明养蚕，史官苍颉创造文字，大臣大挠制作干支，伶伦制乐器。黄帝有子二十五人，古代唐、虞、夏、商、周各代，都是他的后裔。
黄帝逝世于河南荆山，在陕西、甘肃、河北、河南各有墓葬一处，但历代祭奠都在陕西省黄帝陵举行。陕西黄帝陵在黄陵县黄帝陵山，山下有古朴庄严的黄帝庙。庙的正殿悬挂着一块醒目的匾额，上书“人文初祖”四字，意思是：黄帝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始祖。如今每逢清明节，全国民众和海外赤子都怀着景仰和怀念之情，不辞万里，到此祭奠为中华后世创造出灿烂文明的这位祖先。
1937年清明节，毛泽东为祭拜中华民族始祖黄帝陵撰写了祭文，派代表送到黄帝陵。祭文内容如下：
维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四月五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恭遣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
赫赫始祖 吾华肇造 胄衍祀绵 岳峨河浩 聪明睿智 光披遐荒 建此伟业 雄立东方
世变沧桑 中更蹉跌 越数千载 强邻蔑德 琉台不守 三韩为墟 辽海燕冀 汉奸何多
以地事敌 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 我为奴辱 懿维我祖 命世之英 涿鹿奋战 区宇以守
岂其苗裔 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 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 剑屦俱奋 万里崎岖 为国效命
频年苦斗 备历险夷 匈奴未灭 何以为家 各党各界 团结坚固 不论军民 不分贫富
民族阵线 救国良方 四万万众 坚决抵抗 民主共和 改革内政 亿兆一心 战则必胜
还我河山 卫我国权 此物此志 永矢勿谖 经武整军 昭告列祖 实鉴临之 皇天后土
尚飨
在全球文化水乳交融的时代，设立纪念中华民族始祖黄帝的民族始祖节（轩辕节），宣传黄帝对创立中华民族的丰功伟绩，将黄帝定格在民族文化突出位置，有利于彰显华夏文化，提升中华民族的凝聚力，有利于团结各族人民和海外华人团结一致，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源动力。
附2：设立纪念孔子的儒学节（孔子节）
孔子是中国主流文化儒家文化创始人，周朝春秋末期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政治上主张“克己复礼”，即遵守周朝的传统贵族等级制度。注意缓和社会矛盾，反对一味刑杀，强调以“德”“礼”治国，并提出“见利思义”、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和“富而后教”的富民政策。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遵儒术”以后，在中国两千余年的封建社会中，孔子一直被看作圣人。其儒家学说成为封建文化的正宗，影响深远。
孔子倡立的儒家思想是现代中国的文化基础，而且远远超出中国的地理范围，在东南亚、东亚都有巨大影响，不是宗教胜似宗教，不少国家和地区设立有对孔子的纪念节日。例如，新加坡华人有一些人信仰孔教，把孔子视为圣人，并设孔庙来纪念。韩国、中国台北都对孔子诞辰进行祭典。
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孔子创立的儒家思想符合全球化的需要方向：和谐、包容、诚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等。中国近年来在海外不少国家设立了孔子学院，用以传播中华文化。截至2008年底，已建孔子学院近300家。孔子在海外已成为中华文化的代表，中华民族5000年文明的轴心，儒家文化成为中国文化的品牌。设立孔子的诞生日9月22日为儒学节（孔子节）以纪念孔子，能够彰显孔子对中华文明的贡献，定格中华民族文化的主要特征，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
附3：设立以诸葛亮为标志的智慧节（诸葛节）
诸葛亮，字孔明，三国时期蜀汉政治家和军事家。足智多谋，精通兵法。布兵设局，神出鬼没，对手防不胜防，往往落入陷阱。战略战术精妙，以少胜多，以弱胜强，以攻为守，以退为进，以有作无，以无作有，声东而击西，奔南而胜北，留下了一串串军事政治史上的绝妙神话。如八卦阵、空城计、三气周瑜、七擒孟获等。诸葛亮对周围人物心理把握深刻，不仅在世时能利用各人特性相互制衡，死后尚能以遗留下来的计策消除隐患。治军严明，多有发明创造。如创制木牛流马，便于山地运输；革新连弩，能同时发射10箭。这大大地弥补了蜀汉政权因人力、物力不足而造成的整体力量弱小的状况，延长了政权的存在时间。虽然所扶持的政权未能最终统一中国，但不影响他成为中华民族勤劳与智慧的象征，测算世事的神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工作精神，“前推五百年，后知五百月”的预测能力，早已使“诸葛”一词成为中华民族文化中勤劳与智慧的化身。
设立以诸葛亮为标志的智慧节（诸葛节），能彰显和激发中华民族勤劳智慧的高贵品质，促进中华民族智慧发展。
附4：设立以关羽为代表的忠义节（关羽节）
关羽是中华民族忠义品德的代表人物，字云长，三国蜀汉大将。河东解县（今山西临猗）人，东汉末亡命涿郡（今河北涿县），与张飞、刘备三人结义，情同手足。后从刘备起兵，封平原相。200年，曹操破刘备，取下邳（今江苏睢宁西北），他被俘，极受礼遇，为偏将军。因阵斩袁绍大将颜良，解白马（今河南滑县旧县城东）之围，封汉寿亭候。但他“身在曹营心在汉”，归心似箭，最终谢绝曹操挽留，“过五关斩六将”，冲破重重围追堵截而归刘备。208年赤壁之战中，曹操大败而返，关羽率伏兵扼守曹操败退必经之路华容小道，曹操陷入绝境。但他令大军放曹操一条生路，以谢曹操此前俘而不杀之恩。后任襄阳太守、荡寇将军，驻守江北。211年，刘备入益州，他镇守荆州。219年，率部围攻曹操部将曹仁于樊城（今湖北襄樊），利用汉水泛滥，大败于禁七军。因后备空虚，孙权乘机袭取荆州，兵败被杀，谥壮缪侯。
设立以关羽为代表的忠义节，能宏扬中华民族忠贞爱国、坚守忠义和气节的历史传统。
附5：设立民主革命节（中山节）
孙中山是中国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华民国的缔造者。1905年在日本领导兴中会与华兴会、光复会联合组织中国同盟会，被推举为总理；确立“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学说，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全面提出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和纲领，奠定了民主主义思想基础。在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领导和推动下，1911年10月10日爆发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几千年来的封建帝制，成立了民主共和国。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政府宣告成立，他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从这一天起，中国改用公历。1919年，孙中山将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将旧三民主义发展为反帝独立、民族平等、政治民主、平均地权和节制资本的新三民主义，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病逝，遗嘱主张“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孙中山设计了中国的国服“中山装”。
元旦是中华民国宣告成立日，把元旦改为民主革命节（中山节），可以纪念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和封建帝制终结，彰显孙中山先生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有利于促进国家统一。
附6：设立纪念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刚正节（鲁迅节、树人节）
鲁迅是中国现代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中国新文学的奠基人，是中华民族勤劳务实、刚正不阿、铮铮铁骨的突出代表，是中华民族在反帝、反殖、反封建斗争中不畏强暴、奋不顾身、勇往直前的伟大旗手，是中国志士仁人为了中国革命事业不怕抛头颅、洒热血、坚强不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楷模，正如他自己所说，“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毛泽东说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是“向着敌人冲锋陷阵的最正确、最勇敢、最坚决、最忠实、最热忱的空前的民族英雄。”毛泽东高度赞赏鲁迅的硬骨头精神，他说，“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中国的无数志士仁人，正是拥有以鲁迅为代表的这种“硬骨头”精神，才把中华民族于水深火热之中拯救出来。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中国就不可能推翻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封建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不可能建立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更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使中华民族屹立于世界伟大民族之列。
设立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华刚正节，可以让中华民族的子孙万代继承和发扬中华民族的“硬骨头”精神，永远保持坚强不屈的个性。
附7：设立毛泽东节（红太阳节）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和理论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各族人民的伟大领袖和导师，人类平等和社会正义事业的旗手。1921年7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预言中国共产党将在三五十年内掌握中国政权。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天安门庄严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建国后，毛泽东领导中国人民多次成功粉碎国内外敌对势力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干涉，坚决地捍卫了新生的社会主义政权，同时大力支援亚非拉地区的反帝、反殖、反霸民族解放运动，并进行了一系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的探索。1974年，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伟大战略和中国永不称霸的重要思想。
毛泽东的一生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他打破了两个世界性国家的战争纪录：中国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战无不败的纪录和美国自1775年独立战争以来战无不胜的纪录。他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功绩是巨大的，他为世界上这一最古老又最庞大的国家恢复了独立，赢得了地位。他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创立和发展，为中国各族人民解放事业的胜利，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和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建立了永远不可磨灭的功勋。
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取得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成功。在这个过程中，形成了系统的无产阶级革命和建设的理论，这就是毛泽东思想。它是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具体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1945年5月，党的第七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正式确认毛泽东思想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并写入党章。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的宝贵精神财富，它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指导中国将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全世界。它的影响已经超越中国本土，广泛传播于第三世界国家，甚至一些资本主义国家也有积极影响。在中国建设和谐世界的过程中，其影响将进一步扩大。
毛泽东为世界被压迫民族的解放和人类进步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虽然中国人民还十分贫穷，物质匮乏，还是发扬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精神，无偿援助了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57个不发达国家，帮助许多殖民地、附属国获得了民族独立，团结了第三世界绝大多数的穷朋友。他和他领导的红色中国被全世界的人民歌颂，他的精神锐气以不可抵御之势注入世界意识之中，奠定了社会主义事业在全世界胜利的根基。在许多国家，“毛主席”成为跨文化的救世主、如来佛，这个词语已经成为大多数国家家喻户晓的用语。巴基斯坦总理布托说，毛泽东是“一座奥林匹斯山”，他“使历史为之萎缩”，他是“世界为之震惊的光辉新秩序的最杰出的建筑师。”“像毛泽东这样的人物百年不遇，也许是千年不遇。……（他）以神的启示来书写历史”。甚至保守的英国人蒙哥马利勋爵也认为，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伟人，是凡人时代最不平凡的人。” 被称为世界最大艺术殿堂的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在20世纪艺术展的人物肖像中，仅有的一幅领袖巨幅像就是毛泽东。 全世界最著名的毛泽东传记的罗思·特里尔说：“如果21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毛泽东将被视为一个新的黄金时代的奠基人。”
美国军事作家兼评论家拉瑞斯约本海默先生撰写的被美国列为禁书的文章说：“毛泽东同志一生忧国忧民,他憎恨压迫憎恨剥削憎恨贪腐,同情弱小和劳苦大众，始终与广大劳动人民心连心。面对凶残的帝国列强贪官污吏和帝国列强的走狗以及寄生虫，毛泽东同志的确是一位‘暴君’；但面对人民面对真正的同志，他完全是一位仁慈多情的兄长或父亲。”
从这个角度上说，有人骂他是对的，因为这些人高高在上欺压人民的特权被他无情地剥夺了；有人歌颂他更加正确，因为这些人因为他们身上的欺压者被推翻，他们因此得到解放，得到他们需要的阳光和雨露。从一定程度上说，伟人之所以成为伟人，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在社会中大幅度地调整各阶级或阶层利益集团的关系，而调整利益关系必然会使一部分既得利益者利益受到损害，另外一部分人的利益则得到加强或补偿，而这种调整又能够大大地解放社会生产力，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这样，利益受损的那些人要咒骂伟人是正常现象，利益得到加强或补偿的人歌颂伟人也是正常现象。关键的是伟人对社会各阶级或阶层利益的调整是损害少数人的利益补偿多数人，不是损害多数人的利益补偿少数人；是促进了社会进步和发展，不是给社会进步和发展带来阻力和危机。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到联合国时，正在进行全体成员国的总统、总理、首相或政府代表参加的年度大会，大会主席却立即宣布中断会议，为毛主席的逝世默哀。这是自1945年联合国成立以来31年中的唯一一次。世界各国，包括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都发表了对毛主席的高度评价。日本副首相福田纠夫说：“无论对毛主席做多么高的评价，都是不过分的。”日本藏相大平正芳说：“毛主席对中国人民和全世界产生的影响，是难以估量的。”菲律宾总统马科斯说：“毛主席是人类的领袖，他是历史的推动者。”菲律宾作家巴洛西亚说：“世界历史上没有哪个人能真正地说他留下比毛更大的业绩。”
毛主席逝世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国家，如：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埃及、坦桑尼亚、塞拉利昂、朝鲜等国，都规定七到十天，为全国哀悼日；朝鲜政府决定：全国单位和居民家庭悬挂半旗；在北京举行追悼大会时，全国除不能停止工作的以外，城乡居民一律就地默哀三分钟。日本神户、大阪、京都等十个大城市举行了追悼大会。一位日本朋友，从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十年坚持收听北京广播；每年回到家乡采摘、炮制新茶寄给毛主席，当他听到毛主席逝世的消息时，竟一下子瘫倒在了地上。刚果政府决定：以后每年九月九日由国家举行对毛主席的纪念活动。在我国驻坦桑尼亚大使馆，一支有400名大学生的队伍，集体在毛主席的遗像前宣读悼词，还没有读完，已经哭声一片。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的政府发来唁电，一百多个国家的领导人和政府代表，到我国大使馆吊唁，五十多个国家全国降半旗，十几个国家的工人和青年学生抬着毛主席的遗像，举行了盛大的游行。在埃及，全国致哀7天，中国大使馆前哀声如潮，排成长龙的吊唁队伍中，叹息声、哭泣声和哀乐声交织着。著名教授卡德尔写道：“这是整个世界的巨大损失，特别是我们渴望进步和正义的被压迫人民的巨大损失。”
在毛泽东“对立统一”、“抓主要矛盾”的理论指导下，中国发动了一系列革命运动。在国外反动势力还很强大的环境中，坚定中国人的社会主义信念，确保社会主义旗帜在中国永不倒下是他的战略目标，也是当时的主要矛盾。可以预见，当中国的发展能够主导整个世界的时候，社会主义也一定会主宰整个人类的命运。这不仅是毛泽东的胜利，也不仅是中国革命的胜利，还将是马克思主义伟大思想的胜利，是全世界的胜利，全人类的胜利。
设立对毛泽东的纪念日，对定格中国当代文明，确立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促进中华民族的强盛和发展，促进人类文明的发展和进步具有重大意义。“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是中国人民和世界被压迫各族人民心中最红的红太阳。因此也可以把纪念毛泽东的节日叫“红太阳节”。
由于毛泽东对人类文明的贡献，可以预言，将来如果会产生一种全世界人信仰的宗教，也将是红太阳教——毛泽东教。
附8：设立回归节（香港回归节和澳门回归节）
中国需要设立纪念洗雪百年耻辱收回香港和澳门的回归节（香港回归节和澳门回归节）。
香港和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1840年鸦片战争后，英国强迫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三个不平等条约，“永久割让”香港、九龙，并将新界，包括深圳河以南以及附近的230多个岛屿（约1000平方公里土地）租给英国，期限99年。中国人民一直认为这些条约是非法的。清朝被推翻后，中国历届政府都没有承认过它。
澳门位于香港西部，由澳门半岛、氹仔岛和路环岛组成，总面积15.51平方公里。1553年，葡萄牙殖民者越过重洋来到中国。他们以晾晒货物为名，请求进入澳门。1840年鸦片战争后，葡萄牙人趁中国战败，又先后强占氹仔岛和路环岛。1887年葡萄牙人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葡北京条约》，强行对澳门进行殖民统治。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战略设想指导下，香港和澳门于1997年7月1日和1999年9月20日回归祖国，步入新纪元。港报文章《60周年国庆 香港贡献过去未来》说：“由于中国自1842年后的100多年外侮不断，中国人饱受列强欺凌。列强在中国土地上的租界直到1949年才正式结束。到1982年中国刚改革开放，国力虽弱但仍足以和英国叫板，在民族自尊的大原则下坚持收回香港。所以，1997年香港回归是中国人的大事，因为这象征了中国百年耻辱的结束。”澳门问题的圆满解决，实现了中国人民收回澳门的共同愿望，结束了中国及亚洲最后一处殖民统治，洗雪了民族耻辱，使得中国在实现祖国统一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
设立香港和澳门回归节，能让中国人民永远记取国家落后就要挨打、就要遭受侵略、掠夺和耻辱的教训，增强中国民族的凝聚力，激发中国民族团结合作、共同建立强大国家的爱国热情，为台湾的统一献计献策，加速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附9：设立华羞节（华人与狗不得入内节、中国人权节）
近代中国，惨遭侵略蹂躏，中华民族受尽羞辱摧残，国权、人权丧失殆尽，甚至被驱进到禽兽行列。伟大的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1894年在《兴中会宣言》中说：“近之辱国丧师，剪藩压境，堂堂华厦，不齿于邻邦，文物冠裳，被轻于异族。有志之士，能无抚膺！” （最近以来我们国家受到了极大的屈辱，军队在作战中大批地丧失却抵御不了敌人，帝国主义列强争相侵略，已深入我们国家内部，以至于我们堂堂华厦民族，连我们的邻邦都极端看不起；民族国家的精华宝贝都被外国人看得一文不值。每一个有志气的中国人看到这种情况，怎能不捶胸顿足、义愤填膺！）为把她拯救出来，许多志士仁人抛头颅、洒热血，赴汤蹈火、前赴后继。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段悲惨历史，以免重蹈覆辙，需要设立纪念惨遭侮辱的节日。
孙中山先生经常用生动易懂的故事激发同胞的爱国热忱和民族精神。他曾经讲过一个叫《富翁和妓女》的故事。说在南洋爪哇，有一位财产超过一千万的华侨富翁。一天下午，他到一位朋友家去聊天。两人谈得高兴，忘了时间。直到深夜，富翁忽然想到该回家了。但他离家时却忘了带夜照（夜间通行证）和夜灯。按照当地法令规定，华人外出，身边如果没有夜照和夜灯，给荷兰巡捕查获，轻则罚款，重则坐牢。这位富翁自然不愿冒这个险，但他当夜还必须赶回家去。
富翁和他的朋友左思右想，总找不到好的办法，只得偷偷站在门口了望。这时富翁发现不远处有一间日本娼寮（小妓院），他计上心来，便对朋友说：“我有办法回家了。”他的朋友还没弄明白，富翁已向这娼寮走去。
富翁到了娼寮后，给一块钱叫了一个日本妓女，让她陪伴自己散步，妓女得了一块钱，也自然很愿意。他们挽着手散步，一直走到富翁的家门口，富翁才让妓女转回娼寮，他自己也达到了回家的目的。
孙中山先生接着给听众分析：假如不是那个日本妓女，这位中国富翁那夜便不能回家去。因为他有一个日本妓女同行，荷兰巡捕以为他是日本妓女的客人，便不敢过问，所以他能够安全回家。由此可见，拥有一千万元的中国富豪，竟还不如日本一个穷妓女。
他启发同胞说：“日本妓女虽然很穷，但她的祖国却很强盛，所以她的国际地位高，行动也就自由。这位中国人虽很富有，但他的祖国却不强盛，所以他连走路也没有自由，地位不如日本的一个妓女。如果国家灭亡了，我们到处都要受气，不单自己受气，子子孙孙都要受气啊！”
即使是当官，如果国家不强大，也免不了受人欺侮。中国清朝外交官谭锦镛在1903年美国旧金山受辱致死的经历说明，如果国家不强大，国际法对你也不起保护作用。故事发生在这年8月13日，中国驻美公使馆陆军武官谭锦镛，从华盛顿来旧金山处理外交事务。办完公务，天已近黄昏。他走在一座大桥上，这时一个美国警察与他擦身而过，却出言不逊，开口骂他：“中国人，黄猪！”并抬手掀掉谭锦镛的帽子以示侮辱：“哈哈！长辫子猪尾巴！”谭锦镛强压怒火，拾起帽子，用英语说：“请先生自重，中国人也是人！”这家伙听这么说，更肆意猖狂，口里反问着：“中国人也是人？”嚎叫着打了谭锦镛一记耳光。谭锦镛忍无可忍，当即回敬了这个家伙几拳。不料这家伙吹响警笛，召来几个巡警，将谭锦镛按倒在地，一阵毒打。打完后，拖到桥下，将他的辫子拴在篱笆上示众。
美国警察对谭锦镛百般戏弄侮辱，然后将他扣上手铐，押进了旧金山的警察局。按照国际法规定，外交人员享有外交特权和外交豁免权。豁免权包括五项：其中第一项就是人身、住所、办公处和公文档案不可侵犯。谭锦镛是使馆武官，是正式外交官员，他出示了使馆武官证件。但是出示证件后，美国警察却置国际法于不顾，狂叫道：“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谁也破不了例！”结果折腾到深夜，还是由一位当地华侨商人花钱疏通，谭锦镛才被释放。
但是，平白无故遭此侮辱，还有什么面目见江东父老？面对口口声声地宣称崇尚“自由”、“平等”、“人权”，却骄横跋扈、如狼似虎的美国警察，享有外交特权和国际法赋予豁免权的外交官谭锦镛，不但无力捍卫自己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连自己个人的尊严也捍卫不了。他的心碎了。谭锦镛越想越颓丧，终于走上高桥，投水自尽，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记下了沉重的一页。
在“凡是中国人都得挨打”的叫嚣之后，堂堂的中国外交官也只能投水自尽。在强盗的手里，有什么公理和正义呢？西方国家所标榜的“自由”和“人权”在哪里？近年来美国还提出了“人权高于主权”。谁的“人权”高于谁的“主权”？主权都没有了还谈什么人权？说白了，那都是为了找个侵略干涉别国的借口罢了。
近代史上，对中华民族侮辱最甚者，当数“狗与华人不准入内”辱华案。20世纪初，上海租界内仅有四座公园，即兆丰公园、虹口公园、外滩公园和顾家宅公园。一位懂外文的知识分子在走到外滩公园时忽然发现一个牌子，上面用两种文字（英文和华文）写着“狗与华人不准入内”的字，非常气愤，一经传出，引起许多中国人的抗议。这个牌子是什么时候挂上的呢？已经无从考究，当时牌子英文在上，华文在下，稍不注意，容易忽略，一般人只知道中国人不准进园，并不知道里面还对中国人如此侮辱，所以多年无事。经这位知识分子一发现，知道的人就多了，由于对中国人侮辱太甚，所以一呼百应，几乎酿成排外风波。
我们想想，在我们的国土上，外国人连我们自由走动的权利都剥夺了，公共场所都禁止我们出入；这还不说，还把中国人与狗放在一起侮辱，把中国人驱进禽兽行列，中国人哪还有“人权”？哪一个民族能容忍呢？但是由于我们国家不强大，我们却无可奈何它。抗议终归抗议，并起不了太大作用。而这时已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西方正鼓吹真理战胜强权，标榜自由、平等、博爱，引起国际关注，租界当局因此无以自圆其说，迫不得已，偷偷地收起这张暴露殖民者嘴脸的牌子，同时把入园门票猛然提高以限制华人入园——因为多数华人收入微薄，没有那么多钱买门票！
这些故事对于美国和西方国家要“为中国人主持公道”、“保护中国人权”是一个恰如其分的注脚。我们想想，今天，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推翻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掠夺、蹂躏和压迫，取得国家独立、拥有自己的“人权”后，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竟然要“为中国人主持公道”、“保护中国人权”，多么荒唐！多么恬不知耻！他们什么时候从中国“人权”大规模的践踏者、剥夺者和蹂躏者变成了今天正气凛然的中国“人权”卫道士的？他们哪有资格奢谈中国“人权”、指责中国“人权”状况？他们的险恶目的是什么？还是要重新剥夺中国的“人权”、践踏和蹂躏中国的“人权”、把中国变成它们的殖民地、把中国人驱进禽兽的行列！
几年前，中国出现了两个《讨伐中宣部》，一个是北大教师焦国标写的，另一个是东北一位下岗的残疾工人写的。但两个同样写《讨伐中宣部》的遭遇完全不同：前者文章由美国之音连续广播三天，随后被贵宾般地接到了美国哈佛大学；后者却没有任何西方国家或者团体过问过。为什么？比较一下两个《讨伐中宣部》的内容就会看到：北大的《讨伐中宣部》，讨伐的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张的是国际资本和精英集团的利益；下岗工人的《讨伐中宣部》，讨伐的是精英集团，主张的是广大工人和劳动群众的利益。所以前者受到美国的保护，后者没有进入美国的视野。张宏良教授揭露说，“美国所谓对中国人权的关注和保护，仅限于反华反人民的文化精英集团，不过是他们颠覆中国的一个工具而已。”
但是，我们仅仅知道它们的险恶目的是不够的。为了阻止和预防中国人权遭受新的践踏、剥夺和灾难，我们需要对外国列强对中国人权的侵犯进行清算。如果美国再对中国奢谈人权问题，指责中国人权状况，中国就对美国进行人权清算，让美国先对中国的人权践踏、剥夺和蹂躏道歉，并且做出足够赔偿，不然中国就要惩罚它！
为了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段悲惨遭遇和羞辱的历史，以免重蹈覆辙，更好地建设强大的中国，和谐的世界，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和“人权”，中国应以“狗与华人不得入内”辱华事件为标志设立“华羞节”（中国人权节）。
附10：大劫难节（辛丑条约纪念节、马关条约纪念节和领土丢失纪念节）
现在许多人都有一种迷惑，因为他们学习中国历史时只知道祖国在古代一直比世界上许多国家都先进、强大、富有，可现实是它们比中国富有、强大和先进那么多。怎么回事？这里，除了资本主义与封建社会相比具有较高的生产率外，与资本主义国家对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的侵略和掠夺是分不开的。而且它们资本的原始积累也来源于被侵略和掠夺的国家。在它们用殖民地搜刮的资本发展生产的同时，这些殖民地却因此而陷入穷困境地。但是中国历史对此没有足够的讲解。
根据一些资料，1820年以前，中国的ＧＤＰ占全世界总量的32-40%，到1949年，仅占世界0.5%。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外国侵略者接踵而至，以后历经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860）、中法战争（1884-1885）、甲午中日战争（1894-1895）、八国联军侵华战争（1900-1901）、日本帝国主义吞并中国的战争（1931-1945），国民党撤离大陆去台湾时又将仅存的民脂民膏搜括卷走。古老而富庶的中国大陆遭到了惨无人道的大洗劫，变得“一穷二白”。下面算一算被侵略者掠夺的帐目（很抱歉，由于缺乏具体资料，这里只能大概计算）。
从1842年中英《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当时一元钱约合7钱白银）折合白银1470万两开始算，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仅军费英法各800万两，另有商务损失和抚恤金近300万两，共1900万两；甲午战争赔偿日本白银2.3亿两（其中3000万两“赎辽费”），由于一年要付清，清政府大借外债，加上利息合白银7亿多两（相当于清政府近10年的财政收入）；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勒索中国白银本息达9.8亿两，其它小型赔款不算已达近18亿两白银。而清政府不吃不用一年全部搜刮人民的血汗加在一起才0.7到0.8亿两白银，扎着脖子也得20多年才能赔完这些款项。清政府的钱从哪里来？从老百姓那里搜刮。而当时的中国，人口不到4亿，每人平均向外国赔款白银5两！一家几口人，得赔款几十两白银。一斤白银现价约合1600元，一家就合几千上万元。这些钱从那时存入银行到现在又该是多少？解放初如果中国有那么多钱，中国还至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搞建设吗？
下面再算一下抢劫北京和火烧圆明园的损失。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时，一路烧杀淫掠，为所欲为。位于北京西郊的圆明园，是清朝从康熙48年（1709年）开始建筑，历经康熙、乾隆、嘉庆、道光、咸丰（1851-1861）几朝，逐年扩建而成的壮丽宫殿和园林，规模宏大，富丽堂皇。它综合了中外建筑精华，藏有各种无价珍宝、稀世典籍和珍贵的历史文物。园林建有楼台殿阁、亭榭轩馆建筑物145处，并凿湖造山，搜罗名贵花石，种植奇花异木，罗列国外名胜40景，汇集有江南无数名苑胜景，除了具有民族风格的宫殿廷园建筑外，长春园里还有一组仿瑞士、法国、意大利等宫殿园林建筑的欧式宫殿，俗称“西洋楼”。圆明园建筑在清朝强盛时期，每年都要消耗几千万两白银去建筑，历时150多年，是世界上最大最宏丽的建筑，仅其建筑费用何止三五十亿两白银可计？而里面藏的中华文明古国几千年的无价珍宝、稀世典籍和珍贵历史文物又何只值一百亿两白银的价值？然而，这个宏伟瑰丽的大园林和珍藏宝库竟被英法强盗洗劫一空，之后又放火烧毁，化为焦土。这对中华文明文化造成的损失又是多么惨重！
1900年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联军头子瓦德西公开准许侵略军在城内抢劫三天。侵略者到处烧杀掳掠，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洋兵进城不到10天，几乎十室九空，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据英国人记载，联军占领北京后，北京成了真正的坟场，到处是死人，无人掩埋他们，任凭野狗去啃食躺着的尸体。意大利侵略军的一个军官在日记中供认：“在我们进攻北京的三四天功夫里，中国皇宫里大部分可以搬动的珍奇陈设、贵重物件和名闻全世界的艺术品，都被抢光了。”俄国侵略军将领季列威兹，在当时打给沙皇的电报里说：“各种各样世界罕见的新奇丝织的衣饰，堆得像山一样高；珍贵的皮货和无价的毡子，以及皇宫中一切华丽的摆设，都被英国人抢去，堆满了几十间大房子。”就是这个季列威兹，抢去了北京皇宫里和民间收藏的无数翡翠、珍珠和玛瑙，之后指挥俄军把搬不动和运不走的东西毁掉、砸掉。日军从户部抢去300万两库存的银子之后 ，放火把衙署烧掉。联军总司令瓦德西从钦天监里把17世纪设制的古天文仪器掠送柏林。大量珍贵的历史文物典籍，惨遭破坏。北京是当时的国都，是中华民族5000年文物精华聚集地，荟萃了全国各地的国宝奇珍，图书文物，皇宫又是最高权力所在地，更是荟萃了整个国家的各种宝物精华。这一洗劫，十亿两白银可计？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大举侵入中国，采取“杀光、烧光、抢光”等极其残暴的手段，使中国军民在这场战争中伤亡达3500多万，直接财产损失和战争消耗达1000多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达5000多亿美元。
按照保守的估计，统共外国掠夺中国的钱财物会达200多亿两白银左右，多么可怕的数字。即使在今天的中国，人均合十几两白银，按目前（2009年）每斤1500元人民币价格算，人均被掠2000多元。但有人估计被掠走的财物价值超过1000亿两白银，是这里估计的5倍。5倍是多少？1万多元。按当时人口（不到4亿）算，中国每个人被掠走近4万元，超过今天的人均GDP。解放初中国人均GDP还不到100元人民币。这些财富需要多少年创造？
其它就不用算了，仅这几项，就足以使一个自豪骄傲的文明古国元气丧尽。知道了这些，也就无怪乎一个古老富庶的文明之邦会如此一穷二白了。
搞建设资金是个大问题。例如，仅在1894-1895年发生的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就得到赔款2.3亿两白银，相当于3.64亿日元，而当时日本中央政府的一般会计岁出为0.7亿到0.8亿日元，从中国一次勒索的赔款够它5年的开支！勒索巨额战争赔款，特别是中国的战争赔款，对日本实现工业化具有决定意义，这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特点。另外，从日本勒索赔款的数目上可以看出日本有多么狠毒，西方列强自鸦片战争以来向中国勒索的赔款中，没有日本参与的最多的是《南京条约》赔款2100万元（当时一元钱约合7钱白银）折合白银1470万两。而它一次就勒索中国2.3亿两，相当于最多的十几倍！由于一年要付清，清政府大借外债，加上利息合白银7亿多两，相当于最多的五十倍！它参与勒索的庚子赔款本息合计则达近10亿两!日本人多么凶狠贪毒可见一斑。可以说日本的富强，是建立在对中国的野蛮掠夺的基础上的。这笔帐，我们要保留清算的权力。
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列强除勒索了中国大量赔款外，还让中国损失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领土。俄罗斯乘中国鸦片战争战败之机，掠夺了中国大量领土。从1858年的《中俄瑷珲条约》（中国损失60多万平方公里领土），1860年的《中俄北京条约》（中国失去４０多万平方公里领土），到1864年的《中俄塔城条约》（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中国损失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短短六年间，沙俄几乎不费一枪一弹，仅仅以威逼利诱，就使中国先后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1945年2月，就在中国人民即将迎来抗日战争胜利的前夕，美、英、苏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召开三国首脑会议，签署了《雅尔塔协定》，美英两国接受了斯大林提出的承认外蒙古从中国分离并独立等条件，又将15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从中国分裂出去。
为了让中国后人对中国历史和现实之间的联系有更明确的了解，应设立大劫难节，包括辛丑条约纪念节、马关条约纪念节和领土丢失纪念节等。
附11：设立大灾难节（南京屠杀纪念节）
中国近代史上，由于外国侵略而遭受杀戮侮辱的灾难不胜枚举，其中最为穷凶极恶的是日本。对于残害和掠夺中国，日本无所不用其极，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人造成了罄竹难书的灾难。
现代史上日本侵吞中国的过程中，中国国民党军队片面抗战，一败再败，损兵折将，使祖国半壁河山沦入敌手。而日寇在侵华战争中采取极其残暴的“三光”（杀光、烧光、抢光）政策，铁蹄所至，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中国的老百姓都要“跑老日”。跑不掉的，就惨遭毒手。中国军民在这场战争中伤亡达3500多万。2009年7月，89岁的日本二战老兵藤田松吉在接受采访时，张开没牙的嘴吼道：“我们只能杀人，杀人，杀人。我们杀死了中国小孩，杀死了他们的妈妈，杀死所有人。我们接到了命令，只要他们是中国人，不管好坏，全部要杀光。”“这是天皇的命令，如果我们不执行，自己就没命了。”
日军占领南京后，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就是这种政策的一个经典结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城，将马路上的难民当作战斗目标进行扫射。13日，在中山码头、下关车站等地对准备逃亡的难民野蛮射击。难民死亡数以万计。15日，中国战俘和平民约9000人被杀。杀戮、强奸、抢劫等惨剧愈演愈烈。一个月内，有三分之一的房屋被烧毁，30多万居民被屠杀，南京市尸骨纵横，血流成河，瓦砾成山，成了血雨腥风的人间地狱，惨绝人寰。南京的同胞有的是被机枪集体扫射，有的是被活埋，有的被刀砍。妇女则被奸淫后残酷处死。灭绝人性的日寇还进行“杀人比赛”，不论男女老幼，见人就杀。美军截获日军1938年1月17日电报，当时的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电报中称：“对外传日本军队在南京和其他地方的暴行，我作为调查，并访问目击者求证。根据调查，逾30万中国人遭到屠杀。”
日本侵略者还对中国许多地区实施狂轰滥炸，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无以数计的财产损失。随着日军侵华的推进，空袭范围几乎遍及全中国。中国因空袭而伤亡的人数高达70多万。
此外，日本还用中国的活人进行细菌研究，对中国发动细菌战。据载，可耻的“七三一”部队是在中国哈尔滨进行细菌战的专门部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细菌部队，由日本天皇裕仁亲自批准建立，专门从事鼠疫、霍乱、炭疽热、伤寒等细菌的研究和生产工作。这支部队在日本军医石井四郎指挥下，研制细菌、毒气武器，进行惨绝人寰的活人试验，还在中国一些地区进行野外试验。日军通过投放细菌炸弹、飞机喷雾、人工散布等方式在中国许多地区实施细菌战。
“七三一”部队用来做试验的活人被称为“马路大”，日文意为“木头”。石井四郎使用的第一批活人，是三名抗日志士。此后，用于做试验的活人数以千计。“马路大”的年龄大多在20到30岁之间 。灭绝人性的石井四郎及其助手把含有病菌的溶液注入人的静脉，或令“马路大”饮用污染水，吃染菌食物，观察病变全过程。据统计，死于日军细菌武器研究及试验的中国民众至少在20万人以上。
侵华战争期间，日军还开发和研制了化学武器，并用于战争。日本投降后，将大量化学武器就地掩埋或遗弃。据有关方面统计，在中国境内约有200万枚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炮弹。截至2008年，中国已发生多起日本遗弃毒剂伤害公民事件，造成2000多人受害，大部分受害者生活不能自理。
目前仍有部分被日军秘密埋藏和丢弃的化学武器尚未发现和处置，这对当地人民生命财产和生态环境构成了隐患。2003年8月4日，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北疆花园工地，工人们挖掘出五个金属桶，其中一个已经破损，桶内的液体溅到工人身上，渗入到土里。几天以后，共有几十人出现中毒症状。专家认定：五个金属桶是侵华日军遗弃的化学武器，里面装的是芥子气。
芥子气号称“毒气之王”，直接损伤组织细胞，并能通过皮肤、眼、呼吸道黏膜导致全身中毒，引起皮肤起疱，严重时会出现糜烂性水肿，甚至死亡。
然而，当日本在遭到原子弹袭击后被迫宣布投降时，却拒绝向中国投降，理由是他们不是被中国打败的。可是，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惨遭如此残暴地杀戮、蹂躏、作贱的中国人却向刚刚陷入困境中的这些施暴者提供亲人一般无微不至的关怀。多么可怜啊！多么可悲啊！每当看到这样的记录，或者电影上的这种镜头，西方国家所谓的“贱民”二字就跃入眼帘，鲁迅先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情感也油然而生。我想这也是日本为什么不断挑起教科书事件、美化其侵略历史的一个原因吧——强盗的逻辑是：如果我们真的对你们如此残暴，你们为什么还会如此优待我们？——在强盗的字典里，从来没有以德报恶的概念，他们只知道弱肉强食、甚至不惜恩将仇报！而且，这也不符合国际关系原则，民族关系原则。试想，如果中华民族不是一个人数如此众多的民族，在如此残暴的屠戮政策下，不早就种族灭绝了吗？这样，西方国家称其为“贱民”的理由就有了，而且会继续作贱和屠戮中国人，随时重新燃起屠杀中国人的欲念。如果有谁不信，可以看看2009年以来海外华人的遭遇。要知道，这是大规模屠杀的前奏、演习和刺探，他们要看看中国人如何反应。
为了纪念惨遭杀戮的祖辈们，提醒后人铭记灾难屈辱的过去，避免再次惨遭不幸，更好地复兴中华，中国应该以南京大屠杀为标志设立大灾难节（南京屠杀纪念节）。
3、整顿提高民族文化水准，以更高档次与世界交流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国文化的最大特点就是包容性强，适应性强。但由于缺乏资本主义时期的充分发展和定格，随着西方列强对中国的野蛮侵略和蹂躏，中国文化遭到重创，丧失了自己的特性。在中国融入世界的今天，有必要对自己的文化进行修整，以便更好地与其他文化进行交流和融合。
整顿民族文化，首先要提升社会文化中的逻辑性。目前中国文化中的逻辑性较差。比如，中学课本中有关历史的问题。课本有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但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的关系常常是混乱的：世界历史中根本不讲中国历史。当然，大家一般会认为这是惯例，中国历史已单讲了，世界历史可以忽略。
这样一来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一是中国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份量和作用无法充分显示，学生难以理解；二是可能给学生造成一种误解，中国是独立于世界之外的，与世界无关。这就难以让学生对中国和外国进行纵向和横向比较，难以确认其中的许多关系，当然也就缺乏对历史进行客观评判的能力了。这应该是一个问题。
再如，一些书籍、报纸杂志和报刊上对一些概念的使用。许多时候，总是把中国与中国大陆混淆不清，这会让人产生歧义。
例如，某一文章中这样写道：“美国一份主流报纸日前指出，‘台湾对中国的出口骤减，使得台湾人民对当地加强和中国关系的策略深表怀疑’，‘愈来愈多台湾人不再相信增强和中国关系会强化台湾经济’。”——为什么允许这种句子存在？在中国后加上带个括号的“大陆”或“内地”二字不行吗？
在统计一些数据和发表总结性言论的时候，“中国”是否包括了港澳或港澳台？读者无法确定。
还有，一些图书里面“现在”、“目前”、“迄今”、“近来”、“前一段”等（即时性）时间词语使用太多。让人读来，似乎是演讲或报告，而不是图书。图书具有永久性价值，需要用定时性词语才好。
虽然这些做法造成的直接影响可能很小，但已经能够充分暴露中国文化在走进世界文化的过程中逻辑性和严谨性差，品味不高。而逻辑性和严谨性正是现代科学研究所必须的基本要求。这会造成中国科学研究的档次难以提升和价值大打折扣，也是中国图书、论文和研究成果难以被外国人翻译引用的原因。据媒体报道，中国2008年出版27.5万种图书，“只有几十本可能被译成外文。”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清除学术腐败。新报对我们的发展一直十分关注，谈到中国的学术腐败，说“中国高校中的抄袭之风”已经成为“家常便饭”，“各种著作水份含量甚多，学术价值几乎等于零”。这种情况需要改变。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宏扬中华戏曲、对联文化。京剧、越剧、豫剧、黄梅戏等都是中国的“国粹”， 对联文化是汉文化特有的文学形式。
2009年3月16日，京剧《赤壁》走上美国纽约时报广场大屏幕，这说明中国文化的影响随着国家影响在扩大。但由于近年来中华戏剧缺乏创新和发展，已经失去了年轻人观众。其实戏剧形式并没有过时，任何一种艺术形式都不会过时，只是内容需要跟上形势。怎样振兴中华戏曲？改革、创新、发展。社会在变化，形势在发展，不把社会变化发展的新时代精神纳入戏曲形式之中，怎能吸引年轻人？一潭死水，肯定没有吸引力。革命样板戏还能获得全国热爱，成为世界艺术经典。为什么？它反映了时代精神，有高超的艺术造诣。近代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外国侵略的鸦片战争、太平天国运动、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等战争题材，维新变法运动、洋务运动、改革开放等题材，中美建交、中日建交、中苏关系等重大外交题材，中华学子海外艰辛求学、探索救国救民道路、学成后热情回国建设祖国的题材，都可以写。只有融入时代精神的作品才有强大的生命力，中华戏曲也需要“与时俱进”。
对联文化是汉文化特有的文学现象。内容精妙、措辞严谨的对联让人回味无穷，能给人启迪和乐趣。今天，汉文化区域过年过节或婚丧嫁娶喜庆等特殊场合，门窗物件上都可以贴上对联标志，这是其他文化难以做到的。在世界文化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中国文化的特征要凸显出来，对联文化不能不凸出加以宏扬。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加强历史教育，反对修正主义。中国近代史是一部极度悲惨和灾难深重的血泪史，无论今后中国发展得多么强大，每一个中国人都不能忘记。但目前中国的年轻一代却很难说对国家的历史有足够的了解。香港《明报》2008年9月19日文章《深化改革开放的历史观感和主观意志》说得很实在。是香港特区政府行政会议召集人梁振英。他说几年前在莫斯科碰到几个大陆留学生，却没有人认识中国的“粮票”，他在英国买到了“了解中国在百多年前落后挨打的苦况，以至一百年来中国的转折和变化”的极好教材《列强的条约》，提出了中国进行近现代史教育的重要性。
中国的新生代没有对自己历史的基本了解，这个问题在教育。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前副院长、中国孙子兵法研究会名誉会长李际均在《国家的安全和统一是人民的最高利益》中说：
在全球化时代，保卫国家主权的意义已经多元化，上层建筑领域是没有硝烟的战场。时代精神与人民的历史地位不容许被虚化，民族精神和民族凝聚力不容受到挑战，爱国主义传统不可以割断。某些学者公开发表崇洋媚外的言论，已经到了寡廉鲜耻的地步。某大城市的小学教材竟把《狼牙山五壮士》一课删除。世界各国的英雄纪念碑都是铜铸石雕，就是赋予她永恒的意义。在全球化浪潮中，中国需要强化自己的社会主义体制、国家精神和主体文化，发扬革命战争年代的光荣传统，守望好自己的政治文化领域，才能在融入世界中不迷失自己。爱国主义不仅仅是宣传工作，而且是要上升为国家意志和需要等方面协调一致的行动。
加强历史教育，是教育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一项重要内容。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建立农村免费图书馆，提高农村科技文化水平。西方国家早在一二百年前大多都已建立了国家免费图书馆，以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如美国在18世纪早期、俄罗斯在18世纪末就建立了各级政府办的免费图书馆。中国在改革开放30年后，应该已有能力这么做。这是提升国家和民族文化档次的最好办法。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补贴理论性、重要且有纪念意义的书籍出版，提高理论书籍创作的积极性。改革开放后，一切以经济效益为中心，经济效益又以单位为中心，单位又以个人创收为中心，结果基础研究和高技术研究因种种原因无法取得立竿见影的经济效益而被放弃。“你会制造原子弹，不如回家去卖茶鸡蛋”，是当时人们的口头禅。人不是神，生存毕竟是人的基础需要。
理论性强的书籍可能读者较少，但它对科学研究特别是未来科学研究极为重要。如果国家不重视和给予优惠，这种研究就无法深入进行，终究要影响一个国家的长远发展。重要且有纪念意义的书籍可能并不一定特别有吸引力，但它能提升国家和民族文化的档次，使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耸立于世界文化之林。如果国家不对这样的作品进行保护，就有可能影响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
在俄罗斯，为防止图书市场完全市场化和被出版商垄断，1995年叶利钦总统签署了关于制定联邦出版纲要的行政命令，明确规定国家对各类教科书、儿童读物、经典作品、重要且有纪念意义的书籍等的出版实行财政补贴。凡经国家财政补贴出版的图书及杂志均印有“联邦出版纲要”的标志，其印数不多，但价格便宜。1996年联邦出版纲要国家预算拨款约500亿卢布（约800万美元）。由于政府的扶持和引导，图书市场上高品位的出版物逐渐增多。1996年图书市场上古典作品的比重比1995年增长好几培。诸如《俄罗斯古典散文和诗歌》、《莎士比亚戏剧集》以及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等俄罗斯著名作家和世界文豪的多卷本文集重新受到读者青睐。各种百科全书、手册指南、经济类图书以及历史、宗教和哲学类图书拥有越来越多的读者。在中国文化大踏步走向世界的过程中，中国在这些方面也有必要进行扶持。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高规格输入外国文化经典。全球文化正在融合。新型文化必定在高度融合的基础上产生。要占领新型文化的制高点，必须对全球文化的精典作品进行全方位的译介。目前中国翻译出版的外国作品不论是量还是质上都无法适应提高中国文化以达到占领全球新型文化制高点的需要。当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清华大学著名教授王奇翻译的著作中把蒋介石译为“常凯申”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凸出显示了出来。中国需要建立高规格的翻译队伍，制定翻译计划，对古今中外文化中优秀的部分进行有计划性地译介。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让人民大众公开对图书杂志等信息工具的使用进行控制。文化信息是人的精神食粮，毫无疑问，就像食物一样，有些是对人的健康产生负面影响的，甚至可能有毒害作用。比如涉及自杀、吸毒、青少年性行为方面的信息。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把资本主义电影称为“毒药，……教唆我们的孩子去吸毒、去犯罪的片子”。他2010年初在古巴看到了社会主义内容的电视剧，立即要求在委拍摄“社会主义肥皂剧，而不是资本主义肥皂剧”，并提出对采纳他的建议的制片人提供政府帮助。
对于抵抗力不足的人（比如青少年）来说，控制他们接触这类信息是必要的，国外甚至资本主义国家也进行控制。比如美国，美国图书馆协会维护自由办公室2009年9月说，至少美国15个州的个人和团体就《相亲相爱的坦戈一家》向各个图书馆提出抗议，要求给这本书贴上标签以告诫读者警惕其内容，并转放到图书馆的其他区域，或全部下架。为什么呢？这本书讲述了一个两只雄企鹅抚养一只小企鹅的故事。布朗大学的教育学教授辛西娅·科乐说：“对于孩子，教育不仅是价值观问题——它是部分的价值观问题，但是我们还拥有一些数据，它会告诉我们什么对孩子是好的，什么是不好的，我们需要注意。”她认为，应该将公众的标准和教育科学相结合来决定什么是适合孩子阅读的书籍。
对于我们，这就更重要了。因为历史的原因，我们的人民一直缺乏阅读，辨别能力也不高。改革开放后，在全球化形势下，各种信息蜂涌而来，泥沙俱下。加上这些信息多半来自敌对我们的国家，就更加不可避免地夹带有毒信息，甚至有些是刻意藏有毒素的东西。近年来国家之所以出现颓废的社会状况，各种丑恶现象充斥社会，应该与这种情况有关系。但是通过这些年的实践，我们的人民也获得了这方面的经验，特别是与建国后的前30年进行对比，形成了强烈的反差，提高了辨别能力。因此让广大人民对各种信息进行评价控制，已经是可能的了。当然，现在不能让我们的精英们做这类事情，因为他们在接触国外信息时首当其冲，毒素吸入太多，已经中毒太深，丧失了辨别能力，我们首先要拯救的也是他们。在他们眼里，美国的一切都是完美无暇的，神圣不可侵犯的，即使美国放了一个臭屁，也是神圣的屁，不可侵犯的屁，非常诱人的香，令人憧憬的好，当然不能说是臭的，不能进行批评。这里有一个最近的例子，是说在2009年秋天广州一个金融投资类会议上，一些美国人自己批评了美国制度，说美国的经济政策考虑不周，导致了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美国消费者已经囊空如洗，并把美国与没落的大英帝国相提并论。一位中国听众竟然拿起麦克风委婉地要求:“不要总说美国不好。”
2000年，有好事者在中国和欧洲国家小学三年级学生中做了一个对比实验：在正规考试环境条件下出了一道题——题目是：“河里有一条船，船上有25只鸭子，15只鹅。请问：划船的人多大岁数？”欧洲孩子的答案，毫无例外是“不知道”。中国孩子回答不知道的占20%，有80%的回答是“40岁”或“10岁”。有评论指出，运用加减法把鸭子和鹅的只数变成划船人的岁数，显然是逻辑不通的。但犯下逻辑错误的孩子绝对不是逻辑思维能力低下，而是他们的思维习惯出了问题。在问到孩子们如此回答的原因时，回答是：老师不会出错题，或老师出题总有自己的道理。评论说，相信老师而不相信自己，甚至相信老师到了不顾逻辑的地步，已经成为学生的一种思维定势。那么，我们学校中教育学生“郑人买履”就是为了让学生“宁信度，不自信”吗？这不是我们教育的失败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结果呢？评论说，近年来我们社会中奉行“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的政策是罪魁。而这种政策，正是我们的精英们强迫我们的人民执行的，我们的人民和各级管理机构也是在执行精英们的命令时不顾逻辑的，这也是导致目前国内多数人对国家政策感到迷惘的原因，教育界也无力置身事外。因此，在整顿民族文化方面，要让我们的广大人民对各种信息进行评价控制，而不是再让我们的精英们指手划脚。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确定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核心价值观，重新肯定毛泽东、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是中华民族五千年文明和人类文明的集大成者，立足中国传统文化和现实，利用人类文明中最先进和最优秀的成果，为中华民族和全世界所有被压迫民族和人民着想，高瞻远瞩，心胸豁达，德才兼备，智勇双全，抑强扶弱，正气浩然，是“具有中华民族典型特色的中国第一伟男子”, 他伟大的人格魅力和他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不仅令全世界人民所热爱所敬仰，也令他的对手甚至敌人赞叹折服。一篇文章中说：毛主席“最全面、最集中、最杰出、最典型的继承了我们伟大民族的不朽精神与优良传统。他是我们伟大民族的完美象征；是我们中华各族儿女团结的纽带；是我们自强不息，奋发图强，豪迈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光辉代表；是我们万世不更的民族之魂！”这个评价是中肯的。
否定民族传统中优秀和核心的价值，就会丧失民族文化的灵魂，在人类文明交汇和争鸣的时代丧失发言权，只能任由外来文化对我们进行屠戮。美媒说，中国文化正“急速下滑”，“精神空白”已经伴随着中国经济的“成功”而跟进来，“中国已在很大程度上丧失了自身的文化”。这也是近年来我们的精英们面对西方所谓的“自由”、“民主”、“人权”等核心价值和各种“主义”（价值观）的进攻，拿不出自己的核心价值和价值观，最后不得不以儒家古旧的“仁义礼智信”来仓惶应战、一败涂地的原因。忠信爱国、民族平等、公平正义、和平共处、勤俭向上、勇敢坚强、反殖反霸、国际主义，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和普世价值，它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主义）里，毛泽东则集中华民族的这些核心价值于一身，是中华文化核心价值的代表。否定了中国文化中优秀和核心的东西，否定了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价值和价值观，就会“找不到北”。这一点毫不奇怪。
实事求是地肯定毛泽东时代也是确立中国核心价值的必须。《人民网》文章《各国政界人士及精英对毛泽东的评价》上显示，大部分世界政要认为，毛泽东时代“是世界历史上最伟大的现代化时代之一”， “与德国、日本和俄国等几个现代工业后起之秀的最剧烈时期相比毫不逊色。”“越到如今，中国的底层人们就越爱聊起毛泽东时代的社会风气——那时物质生活虽然苦一些，但人的精神充实，理想光彩，社会公平，正气浩然。人人学好向上，‘三老’、‘四严’是做官做人做事的基本自觉。不象现在的中国社会利欲熏心见钱眼开，逮着机会赖钱、捞钱、抢钱、贪钱！有钱就是人上人，非法暴富被姑息，嫌贫爱富成时尚。”否定了我们一切美好的东西，我们还能怎么确定自己的核心价值？
重新肯定毛泽东思想（主义）是确立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的必须，或者说，中国现代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普世价值就是毛泽东思想（主义），它比目前西方所有的所谓普世价值水平都高，等级都高。关于毛泽东思想（主义），在设立毛泽东节（红太阳节）中已有论述，这里不再重述。
现代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各种“主义”）都是在资本主义时期形成的。这不是偶然的，任何一种文明的核心价值观都随着时代前进，逐渐形成和成熟。中华文明的现代核心价值观也应该在资本主义时期形成。但是，由于中国封建时期过长，资本主义没有得到充分发展，核心价值观的形成就滞后到社会主义阶段了。也就是说，目前中国还没有形成成熟的核心价值观。不过可以预言，如果形成了，毫无疑问，第一个或者最重要的就是毛（泽东）主义。
整顿民族文化，需要设立不管部。国外有许多国家对于一些处于边际的问题，比如两个部门有争议或现有部门未涉及、或由于出现特殊情况主管部门无力处理的领域发生的问题，规定由不管部来管理。这不是没有用途的。中国的法制化过程开始比较晚，更有必要设立不管部。它会促进社会问题的解决，进而促进整个社会的稳定和发展。比如，目前一些单位申报科研项目都需要层层上报，因为腐败的官僚主义作风，谁不花钱谁的项目就报不上去，而花钱“买项目”又为真正有才能的人所不齿。这会严重影响国家的重大科研进展。如果设立不管部，就可以顺利解决这个问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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