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比较的标准和方法——三评《中国站起来》
：华执殳
我在2008年4月5日写过一篇文章《用西方偏见“规范”中国文明的图谋》，那是为了驳斥一位精英把中国从“四大文明古国”“开除”的胡说八道。事实上，这种“规范”的程度远比“图谋”所表达的要严重得多，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几乎达到了差一点就得逞的程度。所谓“与国际惯例接轨”就是完全采用西方的标准，来“规范”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一切方面的口号。所谓“中西文化比较学”则是精英们为“接轨”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的学术“擂台”， 精英们在他们控制的“擂台”上装腔作势的“论战”，其实不过是在研讨如何更好更快的抛弃民族文化之根，如何一劳永逸的掐灭任何反对全盘西化的思想火花，一言以蔽之：研讨如何更好的“全盘西化”。
《中国站起来》提出了彻底检讨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被西化”的历史，就必须正视“中西文化比较学”这个学术“擂台”，必须打破精英对这一学术领域的垄断，在这个“擂台”上与精英进行真正意义的论战，剥开精英们“学术研究”的伪装，还他们胡编乱造，偷运歪理邪说，蛊惑人心的原形。
精英的谬论与叛逆的呐喊
精英们打着中西文化比较的彩旗，将新中国的人民民主诬蔑为“专制独裁”，蛮横的扣上“封建主义”的帽子，再由这个前提出发，声称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一以贯之统统是专制独裁；同时又将西方民主说成是欧美民族在娘胎中早就天生注定了的，从希腊罗马到欧美列强文化优秀盖过中华等等；大肆宣扬西方民族如何如何优等，中华民族如何如何劣等，断言中国非彻底抛弃所谓“含着毒素”的中国传统文化，全盘西化不可，甚至，就是西化也只能步西方后尘，以追随者的身份融入西方的“国际社会”， 否则不能在世界立足。
举着这面破旗的首推《河殇》和《丑陋的中国人》，很难说清他们是恶毒胜过无耻，还是无耻胜过恶毒，王小东将其称为“逆向种族主义”，说不清是遗憾，是无奈，还是愤懑，毕竟“说不”、“不高兴”、“站起来”曾经与精英们是一个阵营，虽然现在被他们“开除”了，藕已断，丝还连嘛。然而家国情感，民族命运使他们最后还是选择了一声呐喊，满腹的哀怨掺和着一腔怒火全都凝聚在他创造的这“逆向种族主义”六个字中，这就是为什么小托尔斯泰称知识分子的思想变革为苦难的历程的原因。
摩罗直觉这种“逆向种族主义”来源于所谓“国民劣根性批判”，他说：“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国民性批判导致的不良后果——就是导致了中国人对于自身劣根性的确认，对于西方强权者优根性的确信，并进而导致在政治认同上的某种分裂。中国人对自己创造的东西几乎全都不认可，对自己的制度和发展道路不认可，对自己的文化不认可，对当下的经济结构也不认可，这就是政治认同危机的表现。”（摩罗：《全球化为何一定要由西方领导》2010-03-08 ）他认为：“中国人没有特殊的劣根性、不是劣等民族、更不是西方奴隶；”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他不加分析，将自己矛头对准了近代一切进行过“国民劣根性批判”的人，他不能区别在“批判”的旗帜下并非是一支统一的队伍，他不了解由于人的不同、出发点的不同、立场的不同、方法的不同、结论也不同，从而产生的结果也迥然不同；他是多少有些胡子眉毛头发一把抓了，也就是说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这一历史现象，把这一历史现象与今天精英们倒行逆施的“国民劣根性批判”完全等同起来；事实上，今天精英们倒行逆施的所谓“批判”只是对主张“外国的月亮比中国圆”的胡适梁实秋之流的“传承”，与当年仁人志士为了寻找救国真理以开创中国的新文化的摸索是毫无关系的。尽管这些摸索必然存在一些瑕疵，为今天的西化精英所利用，却无损于仁人志士摩顶放踵、前赴后继救国救民的英名。这可以从精英们一直在向鲁迅身上泼脏水，而仅仅是在“劣根性”三个字上才假情假意的抬举一下，就可以清楚的看起来。
精英们比较的标准和方法
中国“国民劣根性”的潜台词是“西方人素质优秀论”，这就是精英们进行中西文化比较的预定结论，要揭穿精英们的假面具，就必须揭穿他们这种比较标准与比较方法的不合理性，撕破他们假学者的面具。
精英们的比较标准一言以蔽之：引西方殖民主义之经，据西方帝国主义之典，标准完全照搬。
它的哲学基础则是将形式逻辑夸大为普世皆准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用铺张的演绎巧妙的忽略大前提的决定性作用，让人们在过程迷失方向，如催眠术一般牵着读者的鼻子走，将读者引入思想的陷阱。
精英们整个中西比较的大前提是由他们的西方主子预先设定的：西方优等，中国劣等。对西方这一包藏祸心的设定，精英自己从不怀疑，也绝对不准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提出任何质疑。但是，如果全部使用真实的材料，同时严格执行形式逻辑的演绎规律，则仅仅有了偏见的标准，预设的前提，要得出预定的结论仍然是困难的，甚至是不可能，这时候往往得出的是“悖论”，这就决定了精英们的演绎还必须使用诡辩术，和将伪造事实与真实材料鱼目混珠。
1．不对称比较，如：用现代的西方与古代的中国相比较；用若干个优秀的西方人与若干个低下的中国人相比较；只说腐败的满清王朝的军队、畏惧洋人的新老军阀的军队与列强作战的失败；不提爱国将士与外敌作战的英勇，尤其是不提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对日本军队、美国军队、法国军队、英国军队、英国训练的印度军队等等的辉煌胜利。
2.以个别代替一般，如：柏杨用一个人不支持抗日的例子证明中国人都不抗日，等等。
3.使用未经论证的所谓结论，例如什么“中国在汉代就错过了发展资本主义的机会”，什么“中国人就是因循守旧”，等等。
4.用艺术的“描写”代替严肃的论证，这一手法在《河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那些阳光与阴暗鲜明对比的色调，那些抑扬顿挫的朗诵，有的只是哗众取宠，并无半点实事求是之意。
5.对中国只说“走麦城”，对西方只说“过五关斩六将”。例如西方各列强被异族统治的绝对时间均比中国长，而相对比例则比中国高得不可比拟；而且对于西方来说这些异族是真正的外国，对于中国来说，则都是边疆少数民族，几千年来都是中华民族的一部分；可是到了精英嘴里，却成了中国人做外国人的奴隶做惯了，西方人却从来都是顶天立地；即可见精英“高论”之一斑。
6.至于造谣，编造谎言之类，简直俯拾皆是，恕不一一列举了。
这种比较最典型的例子由一位媒体“名人”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位明明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精英，跑到美国吃了几年洋面包，完全不知道什么是羞耻二字，硬是自称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不承认自己是女娲抟黄土造人的苗裔；此人狐假虎威的挥舞着假洋鬼子的“文明棍”，拿着放大镜到处寻找中国传统文化的踪迹，无论精华和糟粕，不管三七二十一，一律一顿猛抽；理论根据全是西方的牙慧，方法完全就是上述的那种演绎；此人是谁，难道还用在下点名么？只是他不如他“未庄”的先辈幸运，阿Q的后代——中国的草根们在他那包铁灌铅的“文明棍”下不再抱头鼠窜，而是勇敢地给予迎头痛击。还有一些精英则不似此人那样张狂，娓娓动听的表白这西化是为了大众的好哇，可是他们胸前佩戴的“柿油党”的“油铫子”则将他们西方奴才的嘴脸暴露无遗，时下在草根民众中的市场已经很有限了。
结论：
但是对于中西文明进行认真的，实事求是的比较则是非常必要的，因为只有正确的比较才能还原事实的真相，才能驱散西方殖民主义者及中国的精英散布的种族主义谬论，才能做到毛主席所说的“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为中华民族的复兴铺平道路。
正确的比较必须有正确的标准，正确的方法，事实上这个正确的标准和方法毛主席早就在《新民主主义论》中给出来了。
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毛主席说：“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毛主席还郑重指出：“我们必须尊重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毛泽东选集第七OO——七O一页）历史岂是这伙精英割断得了的吗？
对于包括西方文化在内的外国文化，毛主席指出：“我们应该大量吸收外国的进步文化，作为自己文化食粮的原料，……这不但是当前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还有外国的古代文化，例如各资本主义国家启蒙时代的文化，凡属今天我们用得着的东西，都应该吸收。但是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的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毫无批判的吸收，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毛主席还告诫我们：“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我们过去是吃过大亏的。”（毛泽东选集第七OO页）这一次精英让我们吃的亏还要大啊！所以彻底检讨“被西化”的历史的确是任重而道远啊！
华执殳二零一零年三月三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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