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反对西方式民主，坚决反对国家走上西方的资本主义道路，强烈希望我们党重新恢复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希望我们在一切领域能够恢复毛泽东时代正确的做法，这个基本立场不会变。因此我自认为是左翼。但又不同于左翼。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和认识，来自于两个方面，一个是青年时大量地反复阅读《毛泽东选集》前五卷和工作后两次通读《毛泽东文集》，使我获得了理论上的认识。二是在工作中学着运用毛泽东思想，同时思考实际工作中出现的问题，验证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因此我所理解的所支持的东西，都是有实践基础的，采用了肯定能够发挥巨大的作用的。我通过自己的工作实践证明，运用毛泽东思想，能够极大地极其高效率地推动工作的发展，然而却容易得罪领导，被晾了起来。虽然已经是这样，我并不为自己的坚持后悔，因为当我离开一个单位几年以后，曾经的同志会肯定我。
在中国，为群众服务，为基层服务，而不为领导服务，能够高效率地推进工作，却不能高效率地推动自己的进步。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而且为了推动工作，就必须得抵制领导的拍脑袋的或短期化的决策，就必须要会议上公开批评某些不正确的做法，这样很容易得罪一批人。为了贯彻正确的东西，就必须坚持一把尺子量到底，坚决顶住一些有权力或和领导走得近的人想走捷径破坏规则的行为，这也容易得罪一批人。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弊端。
这个弊端是什么呢？就是所谓包容性。记得史记中有一段文字，非常深刻，引用翻译如下：
窦婴当了丞相后，籍福去向魏其侯道贺，就便提醒他说：“您的天性是喜欢好人憎恨坏人，当今好人称赞您，所以您当了丞相，然而您也憎恨坏人，坏人相当多，他们也会毁谤您的。如果您能并容好人和坏人，那么您丞相的职位就可以保持长久；如果不能够这样的话，马上就会受到毁谤而离职。”魏其侯不听从他的话。
最后的结果是魏其被杀，很惨的。中国的这个传统，从先 秦商 君悲叹“作法自毙”时就开始了。为什么往往变法的人包括毛泽东同志，都没有得到一个正确的评价？原因我分析过了，他们得罪了士人集团，士人掌握话语权和历史的记载解释权，所以变法者没有好评。即使到了当代，“伤痕”们不也在撰写着阴谋历史诽谤着毛泽东吗？
中国传统文化的“和”要求，被功利的士人们庸俗化为对好人坏人一同包容。其实老子的负阴抱阳冲气以为和，孔子的礼之用和为贵，都是源于黄帝时代的隐恶扬善执两端用其中的思想。这个思想是最大程度地沟通协商以减少阻力，这其实也是中国上古民主制度的经验总结。毛泽东同志是非常善于运用这一思想的。比如七大时选王明当代表就是一例。当毛泽东运用这一思想时，他的威望就最高，当毛泽东反对这一思想时，他的身后评价就最差---当然是在知识分子中而不是老百姓中。
当我读《大学》、《中庸》时，发现其中很多道理都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然而左翼们却批儒。当我反思中国历史儒法两家一兴一衰的时候，我发现毛泽东思想其实是表法里儒。尤其是后期思想，更是如此。无论是《大学》还是《中庸》，强调的修齐治平---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我们党的建党学说，完全是一致的，将来有时间会详细地一一写出来。
但是儒家思想或道家思想，一个“和”字，由于没有了上古时代的民主议政机构的支持----黄帝或尧舜禹时代，决策时是要招集四方首领共同议事的，有一个类似部落大会的最高决策机构，后世蒙古的忽里台大会有些象----就演变成了对规则的破坏。
“和”是意见的充分沟通，达成协调一致的意思，但秦以后中央集权的体制，使最终决策权取决于皇帝一人，越往后这个趋势越明显，“和”字没有了沟通协调的载体，慢慢地就被中国士人理解为“不能惹坏人”了。不惹坏人就是有些人不遵守规则，不收拾他，这就导致法制被破坏。所以法家思想就由此发展起来，强调极端地执法“等贵贱、壹刑赏”。
毛泽东思想主要地形成于延安时代，转折于三年自然灾害之后。
延安时代的毛泽东思想，是儒家为主的，讲究“和”，我们党的一整套作风建设理论，都是围绕“和”---充分地协商一致达成思想上的统一----来设计的，甚至毛泽东给刘少奇教工作方法，都强调三点：重要的是思想上的领导，要注意争取大多数，共产党员和领导人的带头作用。这些观点，都是先秦时积极的儒家，孔子--曾子--子思---孟子为代表的系统。这个时期的思想，也还没有严格地批判荀子韩非董仲舒为代表的等级统治儒家思想的（韩非的观点，其实是儒家职位主义思想的发扬光大）。举一个例子，王实味之所以被关押，就是因为王实味率先意识到了当时中国共产党内部的等级制并撰文批判了这一现象！
但毛泽东思想延安时期的观点是有局限性的。为什么呢？因为有外来压力，生存的压力，所以那个时期的思想，没有考虑到外来制约因素，因为不需要考虑。建国后，没有了外来压力，官僚主义立刻盛行，这个时候，毛泽东同志才考虑如何建立对官僚主义的制约机制。
看毛泽东文集中六十年代初一些谈话，能够发现毛泽东的思考已经转向了如何建立制约机制。那个时期党内思想，关于修养论和驯服工具论，其实都强化了延安时代的等级制度，有助于官僚主义的发扬光大，会使中国共产党从思想上体制上更加苏联化斯大林化。因为中国有封建集权主义的浓厚文化传统。
毛泽东意识到了这个危险，多次强调共产党也会灭亡，也会倒台，只要它背叛了人民的利益。为了防止这个危险，他开始探索建立以四大为方式的约束机制。五七年的反右，其实一开始是党内整风，结果被某些人领导成打击一切提不同意见的人，某些人后来又把一切责任归到了毛泽东同志的头上，这是不公平的。毛泽东当时并没有想把那么多人都打倒，只是想把少数带头叫嚣要取消共产党领导和轮流坐庄的人教育一下，让他们参加劳动以改造思想。要不然，不会有六二年的大平反。
经过三年自然灾害后，毛泽东同志继续沿着五七年的思考出发，并通过四清和社教运动的实践发现，这些方法，无法解决官僚主义的问题，最后他意识到了文化上的问题，才开展的文化大革命，试图一劳永逸地解决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弊端。大乱才有大治是他这个时期的主要思想方法。
文革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今天暂时不做议论。批驳两种错误的观点，就能证明很多东西。
第一种，有些人认为我们现在的一切弊端，都是源自于文革，其实这是不对的，准确地讲，是源自于五七年反右的扩大化。因为现在的一切弊端，都是集权导致的，而文革主要目的就是建立最彻底的人民民主，打倒一切当权派，消除党的集权的封建思想。由于当时人们的理解程度理解水平，加上权力争斗，这个伟大的设想在实施中是有些走样的，但不能说它是不对的。
反过来讲，我们现在产生的这些问题，难道不是从反面证明了毛泽东同志当时的忧虑是非常正确的吗？当时不是已经提前预见到了这些问题的产生了吗？
第二种观点，某些坚定的西化分化分子，认为中共如果不摆脱“毛泽东这个政治包袱”，就不能获得改革的主动权。这个观点看似很客观很理性，其实是非常封建主义化的。
恰恰相反，毛泽东的遗产，就是吸取了西方民主制度的优点，又避免了其缺点的。西方式民主是对内对资产阶级民主对劳动者愚弄对外霸权的一种有限民主。毛泽东式的民主，是对内民主，对外平等，对敌专政的普遍民主。四大自由，是对内民主；三个世界的理论，是对外平等；反对霸权主义和反权威反潮流等等思想，是对敌---不劳而获的特权思想及其官僚主义表现—专政。
特别是毛泽东后期发展了资产阶级法权的思想，以及毛泽东倡导的民主实践，就突破了西方式民主的有限性，消除了因财产教育家庭等一切外在因素导致的行使民主权能力的差别，建立了人人可以开展批评，人人能够发表意见的民主制度。那个时候企业领导人和普通工人的工资差别是多少，现在是多少？收入差距并不简单是经济因素，更是政治因素。经济权力有差异，可以导致政治权力的差异的。
现在西方民主建设领先的国家，如瑞典，才开始逐步实施毛泽东式的民主，比如瑞典规定开的车越高级，违章后罚款越多。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罚款和普通人一样，那么对拥有巨大财富的人，相对违章成本就极低，他就不会受到规章的约束。瑞典的这种做法，其实是反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具体运用。
不过西方国家是通过税收和罚款等区别对待的方式，间接调整财富不同带来的不公平，毛泽东时代是通过直接手段，拉平不同岗位的工资待遇来消灭这一差别的。为什么西方就合理了先进了，毛泽东就封建了专制了？精英们这种可笑的观点，其实内心还是封建主义的，是为自己已经拥有的特权辩护的，他们才是真正的打着民主的旗号反民主的。
中国如果实施了西方式民主，从台湾需要大约七八次政党更替民主制度才能成熟的经验看，中国大约需要五十年时间，才能完善确保公平正义的政治制度。而这五十年，精英们早死了，他们的是活着享乐，不管身后的极端自私的家伙。同时这五十年面临的巨大风险和不可控因素太多，稍有不慎，民族复兴的希望就会泡汤。
中国如果走戈尔巴乔夫的苏联式道路，没有了党的领导，精英及其服务的暴富资本家，肯定能够窃取更大的权力和更多的公共财富，能够更有力地占据社会的主导地位，能够把他们已经非法获得的优势继续保持五十年，这才是他们反对毛泽东反对真民主的真实内心想法。
我们现在恢复毛泽东思想，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开展纠偏工作，就能快速地可控地完善中国的民主制度，比实施西方式民主最少节约三十年时间，就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社会不公和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恢复毛泽东思想，着力点是建立由工农占主体的常任制党代会，理由不再多说，上面的分析能够自然地支持这个结论。恢复毛泽东思想还必须和时代潮流合拍，即把毛泽东思想和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解释，用传统思想来解释毛泽东思想，这样才会更有号召力和吸引力，才能进一步扩大毛泽东思想在知识群体的影响力与号召力。千万不要再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苏联术语来套了，什么托派斯派，没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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