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号人物也算隐士？——同明镜先生商榷

这号人等也算隐士？——同明镜先生商榷

十成疯子

       今天拜读明镜先生对宇太先生所论中国隐士文化的商榷文章，其中观点，疯子不敢苟同。

        愚以为，宇太先生的文章中；已经把‘隐士’这个概念讲的很明确了，把隐士的种类以及各种隐士的产生环境及所作所为都做了详尽的描述，倒是明镜先生讲的所谓“心隐”高论，已经让人如坠雾中，其所列几个代表‘大隐’，那就更匪夷所思了。疯子认为有很大的必要再就隐士谈一点拙见：

       首先;‘隐士’一词，本身范围已经很笼统、很模糊了，因为能称得上‘隐士’的人物既可以是‘隐’，也可以是‘士’，所谓隐，也就是退避或远离社会政治中心的意思；所谓士，也就不是普通的平头百姓，至少在血统、资历、学问某一方面身份特殊，才能称得上是士；宇太先生所论“中国隐士文化”，观其中心意思，应该叫做“中国隐逸文化”更妥当些，《后汉书》上，始有‘逸民’条目，《晋书》以下中国诸史，皆列‘隐逸’，专门记述那些至少在某一个时期避居乡间、远离朝野但比较有名望的人物。王维有诗：“圣代无隐者，英灵尽来归；遂令东山客，不得顾采薇”。其中的‘东山客’，指的就是晋代的谢安，他有一段时间曾经隐居在会稽（今浙江绍兴）东山，而‘采薇’的故事，是指商末“饿死不食周栗”的伯夷和叔齐。若按现在‘隐士’的标准，这三个人物都够格，但古人从来没有把谢安归类到‘隐逸’的队列中去，倒是‘采薇’的两个贵公子，以及后来“归卧南山陲”的陶渊明成了隐逸的代表人物，因为他们均有“出世”行动，且有思想地站在“世外”对现实社会进行了参与，这才是大家对所谓“中国隐士”的普遍认知。但现在明镜先生却大提“心隐”，搬出“大隐隐于朝”这句法宝，断章取义地运用儒释道各家经典，试图证明中国最好的隐士思想是积极入世的，只要你的心“隐”了，行动上大可不“隐”，这本身就是强词夺理，是唯心的一厢情愿。请问：不远离“仕”，不远离政治中心能叫“隐”吗？那么退也就是进了，上也就是下了，黑也就是白了。总之，没有实，何来名？

    第二：宇太先生所论的中国隐士思想是现实存在，“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的中国思想者古来有之，有思想、有学问、隐遁于世外，这三点就是“中国隐士”的标准。至于隐士能不能够济世救人，则是另一个范畴讨论的问题，古人讲“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讲“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客观环境决定了隐士只能够修身齐家或独善其身，最多传播一点济世的思想，至于治国平天下的人物，恐怕就不能算隐士了。因此上，不能强行让隐士“超越身心，超越人世间所谓的名和利”，提到这个高度上，有点强人所难了。

    第三：明镜先生大提“超越人世间名和利”，且列举诸如冯道、王安石、耶律楚材等名相，把他们封为一等一的“大隐”，真是笑话，所谓超越人世间名和利，以明镜先生的解释，是说让这些超人为民谋利而不计名利，可事实上这些榜样皆是些名利双收的大人物，正如先生所说，是“在危机四伏的环境中，立于不败之地”的人，怎么看也看不出有当“隐士”的偏好，倒是有些“超越人世间一切”去追逐名利的嫌疑；五代的冯道，寡廉鲜耻，前后事四姓十君，国家大事，从来不发一言，不谏不诤，自号“长乐老”，只图一己之私，哪管他国破民残，似这等人物，被明镜先生推崇备至，也真是“欲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了。汪精卫不也是不计名利，要救中华于水火吗？“君为其易，我为其难”，看来也是“大隐”啊，不知道今后中国还要出多少这样的“大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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