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金融复合战
——当世界统治中国
第一章 当世界统治中国
四、东西方文明的本质区别
封字统帅下的中国文明
封建社会经历了传说的夏以及考证商和周共三朝，大约从前2170年至前221年，历时1950余年。除了核心的“封”以外，封建社会的另一个关键字是“建”。按时下的思想话语说，“建”就是“筹建、初创、构建、开发”的意思，其中有封授给宗室成员的“特别行政国”，有封授给开国功臣的“经济开发国”，有封认给边陲豪族大户的“民族自治国”，也有封赏给“外邦”助战团的“免税定居国”等。华夏各封国以及所属各族人民共同完成了中华九州的早期“土木开发”，从而奠定了中华文明的基本版图和以中原民族为核心的模糊文化地缘。文化地缘之外被称为“化外”，所谓西戎东夷北狄南蛮，形成了华夏文明的模糊边疆，进可四扩，退能守中，这在农耕经济和交通物流很不发达的古代，具有得天独厚的大陆地缘优势和文明安全屏障。因此，中国文明具有浓厚的土木特性和固守特质，大兴土木、土木工程、土木建筑、土木结构等词汇一直沿用至今，清华大学的土木工程系从1925年开到现在。现在剩下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在大规模封土建国的“土木开发”后，如何完成中华九州的大一统，这个任务由因养马有功被封在秦地的西部秦国最终完成。从商鞅变法图强（秦国的改革开放）到嬴政横扫六合，用时不到140年，大一统的文明转型迅速完成，中国进入封守社会。
封守社会自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前221年至大清灭亡的1911年，历时2132年，但在秦统一中国的过程中，封受社会的一些基本特性就已初步形成。商鞅变法的核心依然围绕着“土木”权益作文章，从废除井田制，到后来全面实行郡县制，封权行政体系被深度整合、高度专制，强力构建了自上而下封权、自下而上负责的封权行政官僚体制，更加统一、专制和强大的皇朝取代了原来比较松散脆弱的王朝，被封授的疆域和族邦得到延伸，中国的版图不断扩大，文化地缘也在慢慢扩散，直接影响遍布东亚、南亚、西亚，传播力波及中东、阿拉伯、非洲、欧洲。但这些都是文化传播现象，不是主流本质。本质在哪里？答案早由刘邦给出：“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
防范家贼 固守乡土
封守社会的关键词叫“内防外守”，既要防范家贼夺取皇家天下，还要固守江山不被外族侵吞，防守便成了封守社会的重中之重。守字本意是指“家中配备兵器”，引申为用兵器捍卫家族、家园、家庭不被侵犯的意思，具有浓厚的防范、防备、固守思想，就跟现在美国人可以持枪捍卫宪法和个人私权神圣不得侵犯的意思差不多。但在高度专制的封守社会里，除了“武装守家”的守字本意被彻底封禁外，所守之道首先是皇家政权（江山），其次是封权官僚体制（社稷），最后才是黎民百姓的小日子。所以，从主观上说，守的是皇家政权、家族权益、官僚食利体系，从客观上说，守的是华夏民族的大家园。万里长城既有与北方草原民族封疆画界的封意，更主要的是守住原有的“土木”。长城就是中国封守社会的文明标记，也象征着中华文明防范、固守、求存、保全等特质。“守”字里唯一不存在的就是现在所说的保守。中国人是全球最开放的民族之一，自古以来就一直在学习引进“西方”的先进的思想、技术、服装、饮食、文化、生活方式等，压根就不存在保守一说。
为什么只有一守？首先，这是由封建社会建立起来的版图地缘所决定的。北方是不宜农耕、难以定居的辽阔草原大漠，西方是高山冰川阻隔下的荒蛮天堑，南方是毒虫蛇蟒霸道、瘴气瘟菌横行的丛林，东方是恶浪滔天、万望无际的海洋（与狭小的地中海地区相比，属于完全不同的大洋阻隔地缘类型），中国被大自然围堵在一个硕大无比的“鸡笼子”里，在当时条件下，没有任何拓展出路，唯有一守。其次，要防止匈奴等诸多北方草原民族南侵，不得不守，但最后还是没守住，被蒙古人和满人两次征服，尽管前者被西湖歌舞温柔化，后者先被扬州烟花风月化、后被西方列强洋奴化。再者，也是最重要的一条：秦人原先是西部高原的牧马人一族，大约在今甘肃山丹一带逐水草而生，善于养马，后因干旱草少，沿河西走廊东迁，进入宁夏、陕北一带，到周穆王时被封为王家马队专供商，才有机会出人头地，封侯建国。在封建社会向封守社会过度的春秋战国时代，其它诸侯国不是根正苗红的王族宗室，就是开朝奠基的名门望族，只有秦国是地位卑贱、毫无名分的打工族出身。但就是这样一个被人忽视轻看的小国，居然成就了一统天下的伟业，这对传统的宗法思想产生了天大的冲击。后来陈胜造反的时候说，“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连养马人出身的嬴姓秦室都能拿下江山，谁规定天下就是姬姓周家的？市井小混混刘邦顿受启发，偶然看到威武雄壮的秦始皇后慨叹道，“大丈夫就应该这个样子！”于是，刘邦也起兵造反，浑水摸鱼，居然夺去了天下。刘邦就想了，既然秦人能夺得天下，我老刘家也能拿下江山，哪还有谁不能夺取神州呢？所以，如何防范家贼内偷、防备谋反起事、防御外寇入侵，守住已经到嘴的肥肉，才是根本的根本。也因此，封守社会的根本问题就是如何防范和固守“家天下”这个大蛋糕。此后的一切思想话语体系都为此绞尽脑汁，一切操作工具体系都为此精心设计。汉朝是中国历史上造假最猖獗的皇朝之一（唯一能拼的就是现在），中国历史思想话语体系中几乎有三分之一的假冒伪劣都是在汉朝制造出来的（四分之一出自春秋战国时代，三分之一来自辛亥革命以后，其余部分来源于其它朝代），这与秦始皇焚书坑儒后历史文献的稀缺稍有关系，但绝不是主要原因，根本原因还是为了“守”住刘家天下不被他人夺走，而不惜伪造篡改、编造图解历史。一面是皇家集团的武装守卫，另一面是其它集团的武装夺取，这就是封权体系这把双刃剑的对立统一。“枪杆子里面出政权”一语说尽了封守社会的“本质。从封权主体的皇家角度看，其他所有人都是潜在的“偷天者”，都有可能夺走他家“天下”，所以不是市井毛贼，就是江洋大盗，必须严加防范，严密看守。能守住皇家“天下”是封权体制的最高追求，为此可以不惜一切代价，破坏一切传统，不守一切规矩，蔑视和践踏所有的神圣，出卖、贱卖、甚至开怀奉送民族利益更是小菜一碟。这里根本不存在所谓的墨守成规和因循守旧，也不存在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最高规矩只有一条：只要能守住皇家“天下”，就可以出卖江山社稷。对封权体制下的各级官僚而言，最高的官场规则也只有一条：为了守住乌纱帽或者能攀龙附凤顶戴更大的乌纱帽，可以出卖一切，包括耍弄、忽悠、拐骗和出卖政治上毫无前途或濒临死亡的皇帝。“守”字的更普遍意义就是官僚体系的自我防守，由此形成了形形色色的潜规则。事实上，真正统治中国的不是皇帝，而是关系复杂、网络庞大、权益互争、结构稳定、潜规则横行的封权官僚体系，是这个体系中的各等官僚家族集团，他们才是皇帝以外的真正社会统治者。
天下皆贼
朝廷所标榜的“公家”本质上是更大更霸、权益垄断、专制专享的私家，与普罗大众的“私家”形成了根本的社会对立，真正意义上的私权关系被消灭于无形的官场，公私关系自然变成了“大家拿”的泛公现象，“天下皆贼”的心理意识牢固形成，“守”的要义变成了防贼：既要防范外贼——外族入侵，又要防范家贼——内部夺政，既要防范下属犯上作乱，还要防范同僚尔虞我诈。自己守不住的时候就出现了“宁赠友邦、不与家奴”的反动卖国行为，这种行为在所有朝代的末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尤以晋朝、宋朝、明末、清末最为典型。中国盛产汉奸卖国贼，有机会卖国的不是贪生怕死的皇家软蛋（比如宋徽宗、慈禧），就是有奶便为娘的官棍军棍（比如秦桧、吴三桂、洪承畴），或者是意欲重起炉灶、自己坐庄的失势“豪杰”（比如汪精卫）。
封守社会的思想话语体系鼓吹宣扬所谓的“性善论”，号召老百姓甘做善良温顺、任人宰割的小绵羊，操作工具体系则强力推行“性恶论”，实施普遍的“有罪推定”，这种现象至今也属家常便饭，比如，一直盛行不衰的强制圈地、武装拆迁、暴力驱赶、野蛮执法等，都是“性恶论”与“有罪推定”的发扬光大。封守社会高压实行彻底的愚民、贫民、奴民“三民主义”国策，将所谓的“龙的传人”教化驯服成愚昧、贫穷、奴弱的“羊的传人”，目的无非就是为了防范人民思想觉醒，团结起来争取应有的正当权力和利益。这是封权官僚体制最畏惧和最敏感的，他们总是认为，人民争取正当的权力和利益，就是要造反夺权改朝换代，必须强烈打击、武力镇压。因此，中国的封权统治者从来都是精神紧张、心理脆弱、思想变态、意识阴暗、心念卑下的“偷天下”者，总担心他们的江山会被别人夺走。这不仅是导致中华民族处于长期精神分裂状态的根本原因，也是造成民贫国弱被区区几万草原铁骑踏破山河、被区区几许坚船破门殖民的缘由所在。
大喊的不做 猛干的不说
中国的思想话语体系与操作工具体系之间所表现的行为关系往往是简单的背离相反关系，能说的不做，能做的不说，思想话语体系的显规则往往是用来忽悠愚弄老百姓的，操作工具体系的潜规则才是社会的真正主宰，言行不一的程度名列世界前茅，知行度一直在5—10%之间飘荡摇摆，至今未有根本改善和好转的迹象。这是封守社会2000多年来“家天下、盗天下”的封权官僚体系的必然产物，不根本改变和彻底转型这样的社会体制，中国的前途依然渺茫不知所终。因此，中国已经到了文明转型的关键历史时刻，而不仅仅是简单粗糙的经济转型。中国共产党对华夏文明的现代转型负有重大历史责任，目前的中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作用。我们也看到，中国共产党正在奋力承担历史赋予的重大责任，为完成中华文明的现代化转型这个复杂、艰巨、长期的课题而不懈努力。
从1911年的辛亥革命至今，中国文明进入了现代转型期，正在从封守社会向封享社会过度。华夏各族人民用1950年时间共同建立了中华大家园，又用2132年时间一起守住了中华大家园，无数人为此献出了智慧、汗水、鲜血和生命，差不多4200年时间的建与守，这在地球上是绝无仅有的奇迹。由于华夏文明本身的封守特质，中国落后了，中华大地的资源并未得到科学、合理、有效的开发，中华物产所拥有的巨大财富并未被各族人民公正合理地分享。现在，本该是由华夏各族人民公正分享社会财富的时候，可我们面对的什么？我们面对着新的三座大山：死灰复燃的封权官僚体系、全球私有化改造、美欧控世集团。中国本应该建立封权民主体系（与欧洲的分权民主体系不同，属于中国式的独立自主民主体系，限于篇幅和主题，这里不做详解），公正合理地解决土地封授制度和财富分配制度这两项最重大的社会课题，但传统的封权官僚体系依然顽固地统治着社会，社会财富被官僚利益集团以及与官僚利益集团狼狈为奸的各种社会利益集团所垄断和瓜分，人民并未分享到4000多年来建与守的多少成果。以房地产为例，中华大地的所有土地均归各族人民共同拥有，谁也没有资格和权力将土地权私有化，但在封权官僚体制下，地方官府摇身一变，成了史上最大的地主，所谓的土地市场化不过是土地官场化，官府垄断支配着土地，官场绑架了房地产，官权垄断和瓜分了房地产的最大利益，房价想怎么涨就怎么涨。按照正常的消费结构，80%的国民是买不起或租不起房子的（为了买房租房，只好大大砍杀其它消费，自然没多少人去住大街，里子可以不要，但面子上总要过得去），几代人沦为房奴。调控房地产价格的所有政策都是绑架了房地产的官僚体系在自欺欺人地调情，房价怎么可能被调下来？不越调越亢奋、越调越疯涨，那才叫见鬼。中国面临的绝不是调控房地产价格这么简单的问题，而是彻底改革土地使用制度、重建人居制度的文明转型问题。所谓封权民主体系，核心就是将土地或土地收益公正合理地封授给全体国民，其中的重要权益之一就是全面建设人民封享的国民公寓、经济适用房、廉租屋等民居制度，而不是封授给官僚集团和奸商集团去垄断、剥夺、瓜分、狂炒。事实上，不仅是房地产，中国的所谓市场经济，其驱动核心不过是传统官商权钱主义的复辟。中国经济4000多年厚积薄发的巨大成果基本被封权官僚体系所垄断和封享，各级官府是最大的垄断者和受益者，一个小小的县衙或中等规模的国企老总，封享的实际权益是任何一个古代皇帝都闻所未闻的，他们甚至可以达到早上大嚼巴黎美食、晚上狂享希腊美女的境地。这样的封享社会已经完全变质，绝不是人民所追求和需要的。因此，中国文明的制度转型已到了最后关头，弄不好就不是转型问题，而是能否最终守住华夏文明大好河山的问题。宋朝没守住，被蒙古人判罚苦役150年（客观上扩大了版图），明朝没守住，被满清人奴役奴化了300多年，共产党总算守住了，但又面临着封权官僚体系复辟、全球私有化控制和控世集团分裂三大问题。
此外，在欧洲人看来，中国人没有信仰、不思进取，缺乏开拓能力、冒险精神和创新勇气，不是安贫乐道守缺抱残，就是疯狂的低级行乐，毫无“远大高尚”的理想。但在中国封权统合体系下，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封权官僚体系的主要社会功能就是两条：一是依靠专政力量垄断和独享华夏文明的经济成果，二是将人民教化驯服成愚贫奴弱的温顺绵羊。只要能做到这两条，就可以坐享天上人间的所有荣华富贵，完全没必要像欧洲人一样去开疆拓土、航海寻财，那也太辛苦、太危险了，不值当啊。
一个股份无限的利益封装公司
简单看，封权统配体系统治下的中国更像一个股份无限的利益封装公司，拿下江山的王皇党集团是唯一的大东家，总揽和封授统配一切大权，不受法律管治监督，而各级官府则是被封权行政的掌柜子，受封于东家，只对东家负责，对国家并不负有直接责任，对国民更是毫无责任可言，高兴的时候，“高尚”的时候，可以为民请命、为民谋利，不高兴、不“高尚”的时候，老百姓就是个鸟，我就是要剥夺你，你能把我咋地？比如在城市拆迁的房地产上，我是官府，我让你搬迁，你就得搬迁，给你多少补偿，我说了算，没有什么市场价让你讨来还去，不按期搬迁，你就是钉子户，想谋反是咋地，不修理你还反了你了。于是，喊来武装力量，强制拆迁，你爱跳楼就跳楼，爱自焚就自焚，没人拦着你。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实际统治者，从大东家哪儿封权授益的官商食利集团。老百姓又不能封授给他们任何权益，他们凭什么要为老百姓服务？我们在思想话语上常说，“干部”的权力是党和人民授予的，这是地球上最滑稽的大忽悠。人民什么时候给哪个“干部”授权了？你人民从来就没有授权给谁，你又有什么资格要求当官的“为人民服务”？凭啥？这也是中华民族患有严重精神分裂症的症状之一。
从封建社会转型到封守社会，秦国用了140年时间，从封守社会转型到封享社会，已经耗时100年，我们剩下的时间并不多，而我们还要面对全球私有化改造的考验和美欧控世集团的完控或者分裂。
目前的文明转型依然在思想话语断层和操作工具复归中煎熬，被毛泽东运用个人权威大砍大破的封权官僚体系不仅老树开花，而且嫁接转基因新枝，愈发遮天蔽日，中国正在走向中国式的半封权、半金钱的官商资本外控体系变异，任何欧洲式或中国传统的思想话语都无法阐述和解决中国的思想精神分裂症。当下中国最需要的不是高速发展经济，而是在保持经济温和发展前提下的现代思想话语体系自主创新，一定要建立一套既顺应世界大势、更符合中国特质、也能强力应对全球私有化控制的现代思想话语体系，该彻底抛弃的玩偶社会主义思想话语当坚决抛弃，中国共产党的思想理论家们应当肩负起重新构建现代中国思想话语体系的重大历史责任，将有利于中国未来的民间思想话语封入自己的创新体系，形成自下而上、开放互动的思想话语创新机制，真正凝聚华夏民族的思想精髓和智慧结晶，构建一套既能与美欧思想话语体系分庭抗礼、又有普世价值、能被世界多数国家和民族尊重接受的封权民主思想话语体系。当然，这里最关键的是，还要同步建立一套与思想话语体系相契合的操作工具体系，也即现代国家制度的创新与建设。中国历史上真正的文明转型期有两个，一个是被犬戎灭掉西周后的春秋战国时代，中国人自主完成了从封建社会向封守社会的过度，形成了统一、强大、稳定的皇朝封权官僚体系；一个是备受掣肘、围困、威胁和外控的现代，应该向更加统一、强大、雄健的党朝封权民主体系转型。中国的情况太特殊，既不能搞欧美式的分权民主体系，更不能、也不可能搞成传统的欧美式资本主义（要搞只能搞出四不像的类似于宋明的官商权钱主义）。中国还是要走社会主义道路，但不是苏式或毛式的玩偶社会主义，而是以华夏文明的封权本质为核心思想的民主社会主义道路。
难以肢解的九连环文明体系
封权统配体系下的中国文明很像传统玩具九连环，中央朝廷类似于九连环的剑柄，实际统治社会的庞大地方官府体系恰似九个连环套。
图表8 九连环形态的中国封权文明体系
该文明形态具有自锁互联的封守结构，不具备主动扩张功能，总是在被动应对外来扩张时吸收、消解、同化和串接异质文明元素，从而形成新的文明套环，完成软性扩展。中国版图的历次大变化均为化外异质文明不断侵入后被同化而带来的疆域拓展，从来没有发动过主动侵略征服的对外扩张战争。该形态弱点缺点很多，但它最大的优势在于九连环的不可分离性，即使九连环从剑柄上逐一脱落，套环还是连在一起，所谓“国破山河在”，分久必合，被另一个政权剑柄再次逐一套封起来，恢复完整的九连环形态。所以，对外而言，该形态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就是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该形态的致命硬伤：谁控制了政权剑柄，谁就控制了九连环体系。因此，长期分裂肢解中国难于上青天，但控制玩转中国却犹如小儿戏泥丸。典型案例就是区区十几万蒙古人和满人对中国的两次完控统治。这也一再证明，关键时刻的中国命运就看是否出现能统帅军队的鹰派大政治家了。宋朝自始至终未出现这样的大政治家，赵匡胤不过是只会玩“杯酒释兵权、美女加良田”的小政治家，所以宋朝自始至终被西夏、辽、金骚扰入侵，最后被彪悍的蒙古铁骑判服苦役100年。明朝是典型的“武家大郎开酒馆，老板越来越肥矮”，被并不怎么强悍的十几万八旗兵给端了老窝。清末更是糟糕，被一个只会玩弄权术把戏的极端自私阴毒的老妖婆玩于掌股之间，阴盛阳衰到极点，不沦为半殖民地，那才叫活见鬼。
图表9 中华文明进程表关键元素
图表说明
统配经济是中国封权体系下特有的经济形态，其中包含了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基本元素，只是在不同时代具有不同的应变政策，包括对市场本身的统合配置、调度调控，从来都是经济运转的关键要素，是中央朝廷根据应时需要而封权行政的主要内容之一。中国的资源配置是通过统配调控市场来进行的，而不是由市场自主进行的，这一点与欧美完全不同。在中国，什么才是最根本的市场要素？绝对不是教科书上鼓捣的什么供需关系，而是“此一时彼一时、此一地彼一地”的应变政策以及对政策的疯狂投机。比如，在宋朝，由于无法统一北方，西夏辽金不断南食，大宋天下被逐渐压缩，政治重心南移就是必然，经济中心随之南下，朝廷对南方市场的统配调制造就了主要资源的南流集散，这才是南方经济大发展的根本所在。再比如，改革开放后，设置东南沿海经济特区等于封权配置了东南沿海市场，东南经济自然发达繁荣起来；现在中央决定举全国之力建设新疆，就等于给新疆封权配置了一个巨大的市场，各种资源、资本和投机力量自然会逐利西进，狂炒新疆楼市也就水到渠成了。因此，从根本上说，中国经济是封权统配体系下的“封权统配官商投机经济形态”，所有的美欧经济理论都将在中国经济的发展中被彻底粉碎，什么GDP、CPI、PMI，统统都是官的屁。中国需要建立自己的经济理论，需要自己的经济学家。
昆仑神鹰2010年10月22日于青海西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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