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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说稷下学宫 ——与余秋雨先生商榷

佛兰次小区 · 2020-04-30 · 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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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文脉没雅典书院那样的“哲学图”吗?中国文脉真的比不上西方文脉吗?中国文脉在新中国就断了吗?如果余先生非要做这样的肯定,那我们只能说余先生在瞪着眼睛说瞎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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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日,网友给我转来了一篇署名余秋雨写的《稷下学宫》的文章,问我怎么看。以前也读过不少余先生的文章,也知道余先生在中国文坛上的地位和名气,但读过此文后,我忽然感到余先生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了。为了爱护余先生的一世英名,也为了理清中国文脉流经和现状,为保护和建设好我们的文化尽应尽之力,故专作此文。

  从写作风格来看,此文确实出自余秋雨余先生的手笔。余先生继续沿用了他夹叙夹议的写作风格,写到动情处,总是会把唇齿抿得只留一纸间隙,让内心的激动从口腔中冲涌而出,形成尖锐而又婉转的引人入胜的“啸”,就像《遥远的绝响》中的那个苏门先生的"啸"一样,容天纳地,漫山遍野,听者无不为之驻足。

  这是余先生的本事,从中可以看到余先生取材和遣词造句的惊人功夫。余先生这方面的功夫,在我看来,当今中国文坛,无人能及。这种功夫当然是每一个从事文字工作的人应该具备的。孔子说“言之无文,行之不远”,这个“文”字,说的就是这种功夫。只是它对于余先生来说,表现得太卓越了。这也是余先生的所有著书,都基本上是畅销书的原因。

  我跟一些圈子里的朋友们交流读书心得的时候常把余先生的文章喻作上海的小笼包子,又好看又好吃。这可是需要做工和精料才能弄出来的。于是我常把余先生视为“文化大厨”而敬之。

  然而,这次读余先生的《稷下学宫》,细嚼之后,感到味道变了,变得让人食之欲吐了。

  也许是因为余先生这位文化大厨的名气太大了的缘故。名气一大便忘了厨艺的精髓在于食材的真,刀法的精到和火候的把握了,兴致一来就任由自己的主观发挥,不顾基本常识了。

  我还顺便在网上搜索了一下。原来《稷下学宫》还是只是余先生大作《中国文脉》中的第八章。余先生的《中国文脉》是一部对中国文化史系统的梳理的著作,《稷下学宫》是《中国文脉》中的重要章节和核心部分,支撑着整部《中国文脉》并呼应《中国文脉》的结论——这就是“今天的中国文脉,只有等待!”

  毋庸讳言,余先生写《稷下学宫》及其整部《中国文脉》,基本上属于厨师背离烹饪要义的自我发挥,主观武断的成份实在太多。

  稷下学宫,余先生把之看成了中国文脉起源、转折和繁荣过程中的最重要的节点。这不无道理。也正是因为这个节点关乎民族的精神根脉和方向,地位也就十分重大和重要了。直面这个课题的时候,就必须心生敬畏,态度严肃,考证精准,尤其不能主观片面,这样会失去文化研究的意义,无法引导时代甚至带来现实副作用。

  习近平说:“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习近平谈治国理论第二卷》第34页)。任何时代的文化和文化现象,都不是凭空冒出来的,一定有它充分的成因。

  余先生却把《稷下学宫》置于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理想王国来研究,这样就不仅自我限制了文化视野,也会使研究结论因大失真和残缺不齐变得荒谬。而余先生却还在这种结论面前反复“惊叹!”这不能不说是一件遗憾。

  这种遗憾在余先生的《稷下学宫》里是明显的。

  一是余先生只是强调文化交流而无视文化的实践。这样,给人的感觉就是那些荟萃于稷下学宫的开山立派的文化巨人只不过是一群夸夸其谈的文人墨客罢了。事实上,那些人的文化见解无一不是来自他们深刻的文化实践和文化感悟。就孟子来说,其成长经历就充满传奇般的文化体验。“孟母三迁”至今还是脍炙人口的人间佳话。这样,又使本不想在书斋“自筑小院,自挂牌号”,成为主观主义者的余先生,不经意间却自己把自己关进了想当然的“书斋”了。

  二是余先生断然割裂了文化环境与文化生长的关系。这种割裂,最为显现的是“学术”与“政治”的割裂,突出的表现就是只见形式,不见内容。这既不符合事实,也隐匿了文化最重要的政治担当。事实上,稷下学宫的那些人,均可以用“身入黉门,天子门生”这八个字来概括他们的身份。用今天的话说,就是他们都是由政府发工资,为政治服务的。正因为这样,他们才有做学问的条件。没有这些条件,就没有稷下学宫,也没有这些做学问的人了。这也许是余先生退去政坛几十年,浸淫于自己的文学理想王国之故吧。这样,自然无法对中国文脉求得正解了,倒是让人对余先生的才华得不到正确的发挥而对余先生产生了特别的惋惜之感。

  三是余先生错误地用自己的书生意气来强行捏合东西方文脉的不同气象。余先生不但没有分清稷下学宫与雅典学园的文化区别,却把二者一齐塞进“人类文明轴心”了事。二者都是人类文明的轴心,这在学术界是没有争议的,但对于研究文脉来说,这种不加区分的一而概之就不是研究文化的应有态度了。这样办理下来,既不利于东西方文化的相互鉴赏和取舍损益,特别是不利于当下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攻讦进行有效抵抗,弄不好还会丧失自己的文化。这是我们要特别提醒余先生的地方。

  研究中国文脉的目的,不是要消灭她,而是要让她抖落身上的尘埃,摆脱她对中华民族的不良影响,让她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担当和实现新的文化自信、自强这一新时代的文化抱负。这也是研究文化及其文化自身的要义所在。我想,对此余先生应该不会有什么异议。

  如果是这样,那么我们就有继续探究的可能和必要了。

  就文化的整体性而言,稷下学宫以经验的承续见长,而雅典学园则是以逻辑推理为要。东西方文化各自的脱胎就在这里并形成二者的重要区别。

  几千年来,中国文脉基本上是按老祖宗的“顶层设计”一路至今,而西方文脉却改变了方向。

  西方文脉改变原来的方向是必然的。因为,世界上所有逻辑都是有缺陷的,用它来解读世界和人类自身的时候必然遇到逻辑自身无法解决的困难,这也是西方有中世纪千年黑暗史而中国没有的原因。西方中世纪的重要特征就是神登上了至高无上的宝座,教皇的地位和权力一度比国王还高还大。甚至教皇不给国王加冕,国王就没有合法性。出现这种情况是必然的,逻辑解读不了世界的时候,就只能靠神了。神的地位在中国虽然也很高,但是虚而不实的,跟西方有本质的区别。

  改变西方文脉走向的是但丁、伏尔泰、卢梭、笛卡儿、培根、牛顿等一批为数不少的集批判精神、科学巨匠与文化大师于一身的人。但丁的《神曲》,不但担当起了挑战神权的大任,也实现了对西方世界的文化启蒙。受但丁的启发,伏尔泰在西方世界里最先提出了自由、民主、博爱的人文思想。而卢梭则干脆把神权抛开,提出了“社会契约”这一全新的建立社会秩序的理念。笛卡儿、培根、牛顿等人,又适时把自己的科研工作和成果提升到了文化认知的高度,由此掀起了西方世界滚滚向前,势不可挡文艺复兴浪潮,直接导致了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

  西方文艺复兴不是复古,更不是医生的断肢接驳手续,而是启蒙,也就是文脉的改向。西方文脉完成改向,是随着拿破仑的铁蹄踏遍整个欧洲实现的。然而,余先生在《稷下学宫》里硬说是西方文脉的断裂,这就把局部与整体混为一谈了,把西方一国的破亡看成为整个西方文化的断裂。可事实却不是这样的。这跟中国历史多次出现改朝换代,但中华文化一直源远流长是一个道理。不知道余先生是为了佐证自己的“发现”和“惊喜”还是别的原因。但无论如何,都有失文化学者的严谨。

  西方文脉无论是原先的重逻辑还是后来的重实用,与中国文脉相比,都天生就缺少慈祥和关怀的成份,都容易产生粗暴和掠夺的情绪。所以,史上最长的战争在西方,十字远征军打了整整二百年,这样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直到现在还是如此。纵观当今世界,西方国家不但好战,还是现代战争的策源地。就此而言,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使当今世界不太平,这不是特朗普的个人原因,也不全是什么经济、政治、军事或其它方面的原因,而是西方文脉的使然。其它原因,都只不过是西方文脉派生物而已。就此而言,研究东西方文脉,如果不给予其各自的定性区别,就会产生误导,特别是误导中国人自己,一厢情愿地盼望和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忽略自己也应该对未来世界格局的变幻有最坏的打算并为之做充分的准备。

  在我看来,余先生这样做是不应该的,至少也是很大的失误。

  然而,余先生的最大失误和不应该还不在这里,而是余先生在整个《中国文脉》中的食古不化和对当代中国文脉前所未有的强大视而不见。余先生把中国文脉的延续看成是统治者的慈善和偶然现象的结果,却把中国文脉自身蕴藏的巨大无比的改造和进化功能丢在一旁不管,这就有点本末倒置、因果错乱了。

  是的,中国文化随历次王朝的更跌历经生死,但中国文脉凤凰涅槃的功能也正好由此体现。虽然此事说来话长,但余先生也至少要跟读者有个交待,更不能颠倒是非。

  有人说余先生已经堕落到为“公知”了。鉴于余先生的才学,我还是不想这么说。捉笔《中国文脉》的余先生,在我眼里更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已”。虽然满口漱玉,言出成文,但精神和形体却都是落拓的。这当然只是我对余先生的担心,并不是说余先生就是“孔乙已”。

  那么,怎样才能做好研究文脉目的这篇大文章呢?这就不仅仅是找文脉的源头和流经了事,更要准确勘测文脉的现状了。这既是做好文脉研究这篇大文章的目的性基础工作,也是学术研究的必要性工作,有之不必然,无之则必然。而余先生却看都不看中国文脉的巨大发展和前所未有的大气象就煞有介事地仰天长叹:“今天的中国文脉,只有等待!”这就不能不对余先生的研究动机产生疑惑了。是发自余先生心底的嗟叹,还是发自余先生心底的对当代中国文脉有仇呢?真的不好说。

  余先生是有文化影响力的人物。余先生这一声长叹,不但把当代中国文脉的蓬勃发展硬生生地齐根砍掉了,而且也抹杀了中国近现代无数仁人志士对之付诸的心血和努力,还会让中国社会不知所措。

  事实上,中国文脉经过近现代的再次凤凰涅槃,到今天已是盛况空前。这次凤凰涅槃的日子发生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由一个身材精瘦衣着褴褛的中年人领导进行的。这个中年人凭借自己扎根中华五千年文化沃土的深厚滋养和感悟,改变了中国脉长时间只是少数文人黑客把玩的奢侈名品的状况,让中国文脉既流进了文化人的血脉,流进了亿万寻常百姓的血脉,开创了中国文脉大气象,让匍匐百年的中国人站立了起来,使积贫积弱的中国一跃成了文化自信的东方巨人。

  记载此事的“哲学图”便是《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做成此事的这个中年人叫毛泽东。至此,如果说中国文脉发端于《诗经》,经过几千年的悬空流转,才真正再次回归到她的应有位置。这个位置,就是民众的心田里,不再是少数人舞文弄墨的装饰品了。

  这是一种伟大的回归,也是一种伟大的升华。它的结果就是新中国的诞生,并在一穷二白的条件下快速崛起,实现了中国由几千年农业大国向工业大国的转变;就是两弹一星,就是捷报频传的一系列科技成就;就是教育的普及,就是知识分子与人民群众的结合并受到人民群众的由衷尊重;就是中华大地上夜不闭户,道不拾遗的“六亿神州尽舜尧”的空前的精神风貌……

  以余先生的眼力和悟性,不应该对发生在眼前很近的文脉大事“忘却”吧?可余先生却又偏偏对此伟大的中华文脉的复兴全盘否定,这就让人不禁要问,余先生到底要等什么样的文脉了。写上这点文字,就权当对余先生的提醒吧。也想通过对余先生的提醒,让更多的人看到我们坚持文化自信的理由。

  附:《稷下学宫》阅读网址:

  http://www.sanwenji.cn/yuqiuyu/172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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