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学术圆桌）

　　2021年03月17日05:21 | 来源：人民网－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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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能够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考古工作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能够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本期学术版围绕如何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如何更好认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约请专家学者进行探讨交流。

　　——编  者

　　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推动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

　　刘玉珠

　　在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伟大民族精神和优秀传统文化，这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长盛不衰的文化基因。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阐述考古与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价值和重大意义，明确新时期文物考古事业的重点任务和发展方向，极大丰富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内容内涵。“十四五”时期，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文物考古事业要向高质量发展阔步迈进。

　　聚力考古攻关、深化文明认知，涵养中华民族精神力量。深刻理解考古与历史研究的重要意义，把考古工作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持续深化中华文明起源与发展研究，阐明中华文明要素形成与特征特质，展现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集中力量推进“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以距今万年至先秦时期为主要时间维度，围绕中国现代人起源、农业起源、中国社会复杂化进程、中国国家形成等重点课题，回答中华文明起源、中华文明特色、中华文化传统等重大问题，揭示中华文明基因的连续性与中华文化的多样性。集中力量推进“考古中国”重大项目，持续开展实施夏文化研究、河套地区聚落与社会研究、长江流域文明化进程研究、中原地区文明化进程研究以及边疆考古等专题项目，系统发掘良渚、石峁、石家河、二里头、殷墟、三星堆等60多处重要遗址，探索未知、揭示本源，清晰呈现中华文明的绚烂底色。集中力量推进考古能力建设，加强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学科联合攻关，提升考古发现与研究阐释水平，充分发挥国家文物局考古研究中心作用，建设国家文物标本库和考古实验室，稳定考古机构队伍与经费投入，培养考古专精尖人才，推进科技考古、涉外考古、水下考古与公众考古，以考古实证中华文明，以考古展现大国形象，以考古振奋民族精神。

　　聚力文物保护、延展文明脉络，丰富中国人民精神家园。深刻理解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责任，增强文物考古工作的紧迫感与责任感，让我国数以亿计的文物资源世代葆有、永续传承。加大文物保护力度，编制全国不可移动文物资源保护利用专项规划，实施不可移动文物重大保护工程，推进革命文物保护利用重大工程，加强文物预防性保护和数字化保护，开展濒危馆藏文物抢救计划和馆藏文物保存环境提升工程，积极做好石窟寺保护以及长城、大运河等大型文化遗产保护，切实改善文物保护状况，切实提升历史文化遗产整体风貌。完善文物保护管理制度，把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管理纳入国土空间规划编制和实施，制定“先考古、后出让”制度设计和配套政策，对可能存在历史文化遗存的土地，在依法完成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前不得使用。健全文物安全长效机制，开展国家文物督察试点，建立重要文博单位安全风险预警机制，完善打击和防范文物犯罪联合长效机制，建成全国文物安全监管平台，将文物安全全面纳入地方政府考核评价体系，守牢文物安全底线、红线、生命线。

　　聚力融合发展、推动文明兴盛，夯实文化强国精神支撑。深刻理解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是历史文化的积淀、是社会变迁的见证、是人类创新创造的结晶。“十四五”时期，文物考古事业要积极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推动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融入发展全局，主动对接“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文化强国建设中长期发展规划，主动对接新型城镇化、乡村振兴、区域协调发展等国家战略，主动对接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中华文明标识体系建设等大事要事，编制完成国家文物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融入改革大局，加快修订文物保护法，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出台文物事业改革发展相关重要政策文件，以“放管服”改革、博物馆改革发展、文物保护工程建设、国家文物保护利用示范区等为抓手，统筹谋划、系统集成，理顺体制、完善机制，有效解决文物事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展现文物工作新面貌新作为新成就。融合科技创新，编制文物保护和科技创新专项规划，探索多学科交叉研究范式，建立跨部门文物科技攻关机制，扩充文物科技机构队伍与人才规模，建成国家文化遗产科技创新中心，实施文物科学保护与文化遗产传承研究等重点专项，为保护文物、延续文脉、繁荣文化提供科技支撑。

　　聚力传承传播、彰显文明魅力，增强民族复兴精神动力。推动文物考古事业高质量发展，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讲好中国文物故事，促进文明成果共享共融共通。让文物考古成果走向大众，做好考古成果挖掘、整理、阐释与传播，实施中华文物全媒体传播计划，推进“互联网+中华文明”行动，定期发布“考古中国”重要成果，倾力打造《如果国宝会说话》《国家宝藏》《中国考古大会》等传播品牌，推出一批文物考古类重点出版物及新媒体产品，让文物所蕴含的文化自信和民族精神润物无声、代代相传。让历史文化遗产走进生活，提升文物博物馆单位研究教育与公共服务功能，拓展不可移动文物开放利用方式，实施博物馆培优工程、国家文物资源大数据库建设等，扩大优质文化文物产品供给，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让中华文化精神走向世界，推进“一带一路”历史文化遗产修复合作，实施亚洲文化遗产保护行动、中外联合考古行动、濒危文化遗产抢救行动等;精心组织策划文物精品展览，打造文物对外交流合作品牌项目，加大力度推动构建更加公平正义的文物追索返还国际秩序，全面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对世界文明的重大贡献，不断增强文化自信和民族凝聚力。

　　(为国家文物局党组书记、局长)

　　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

　　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

　　赵宾福

　　2020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发表重要讲话，对中国考古学取得的重大成就给予充分肯定，基于历史和现实、着眼全局和长远强调：“考古工作是一项重要文化事业，也是一项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认识历史离不开考古学。”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论述，对我国考古工作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深入阐释，对我国考古工作的目标任务提出了新要求，为我国考古事业发展指明了方向。

　　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有其根之所系、脉之所维，这个根脉就是历史和文明。认识国家和民族的根脉离不开考古学，需要用到考古这个重要工具。今年是中国现代考古学诞生100周年。100年来，中国考古学不仅在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展示中华文明对世界文明发展的重大贡献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在解读文化标识、服务人民群众等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中国考古事业的发展，使我们能够用事实驳斥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各种歪曲，坚定文化自信。因此，必须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的高度来认识考古学。

　　参天之木，必有其根;怀山之水，必有其源。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和研究表明，中国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也说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家国一体的形成发展过程。通过考古发现我们深刻认识到，中华文明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明，具有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延绵不断的基本特征。其中，“多元一体”体现了中华文明起源的独特性，“兼容并蓄”体现了中华文明形成与发展的独特性，“延绵不断”体现了中华文明区别于其他人类文明的独特性。

　　从“具有重大社会政治意义的工作”的高度来认识考古学，要求考古学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只有了解一个国家从哪里来，才能弄懂这个国家今天怎么会是这样而不是那样，也才能搞清楚这个国家未来会往哪里去和不会往哪里去。”当今中国正在经历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正在进行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正当其时，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价值和现实意义。

　　面向未来，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必须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在正确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把握以下几点：一是为通古今变化奠定坚实基础。中国考古学要继续发扬“以物论史、透物见人”学术传统，通过发掘和保护文化遗产、揭示历史规律、把握历史趋势，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有益历史借鉴。二是把发思想先声作为学科担当。中国考古学要继续增强问题意识和攻关意识，不断加强学科能力建设，深入挖掘中华民族在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传统，通过解读中华文化标识，牢牢掌握中国现代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等重点研究领域的话语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精神力量。三是把启人类智慧作为社会责任。中国考古学要更加注重与其他学科的紧密合作，积极开展多方面交叉考古研究，在发掘、探索和研究中华文明内在属性和发展脉络的过程中，深入了解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和互通性。四是把讲好中国故事作为光荣使命。中国考古学要坚持以最新重大发现和最新研究成果为题材讲好中国故事，启动优秀考古科研成果外译工程，向世界展示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和重大贡献，让世界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华文明，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新时代的中国考古学责任重大、使命光荣，要坚持讲政治、担使命、强学术、重证据、明方向，以物论史、启迪当下、资政育人、服务人民，为增强文化自信作出贡献，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为吉林大学考古学院院长、教授)

　　探索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过程

　　不断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

　　刘国祥  徐昭峰

　　1921年，我国开始对仰韶文化遗迹进行考察，中国现代考古学由此诞生，迄今已走过百年历程。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重大成就，在展示中华文明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脉络等方面作出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要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这为我们做好考古和历史研究工作、不断深化中华文明起源研究提出了新要求，必须坚决贯彻落实好。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文物考古事业步入正轨。随着考古新发现的增多和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我们在黄河流域逐步建立起前仰韶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二里头文化和商文化的考古序列，中原地区成为最早建立起较为完善的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考古学文化发展和演变序列的区域。结合古代文献相关记述，中华文明起源中原中心论成为学术界的主流观点。考古学家夏鼐较早提出了中华文明起源的模式，他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指出：“我们根据考古学上的证据，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

　　20世纪80年代以后，黄河上游的甘肃秦安大地湾遗址、黄河中游的山西襄汾陶寺遗址和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黄河下游的山东章丘城子崖遗址和邹平丁公龙山文化城址、长江中游的湖北石家河遗址群、长江下游的浙江余杭良渚文化遗址群、西辽河上游地区的辽宁朝阳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群等一系列重要考古发现，不断刷新学术界的认识。在深化认识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和早期发展进程中，考古学家苏秉琦提出了后来被归纳为“多元一体”模式的“条块说”和“满天星斗说”等较为系统的观点。这反映了多元文化在长期交流互动中相互促进、取长补短、兼收并蓄的过程，反映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发展的过程。

　　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通过对不同区域一系列遗址开展田野考古发掘工作，充分发挥自然科学技术手段在考古研究中的重要作用，组建多学科综合研究团队，取得了丰硕成果，浙江良渚、湖北石家河、安徽凌家滩、河南新砦和二里头、山西陶寺、陕西石峁等遗址的考古成果尤为显著，实证了中华5000多年文明和中华文明起源的多元一体过程。现有的研究结果表明，距今5800年前后，黄河、长江中下游以及西辽河等区域出现了文明起源迹象。距今5300年以后，中华大地各地区陆续进入文明阶段。距今3800年前后，中原地区形成了更为成熟的文明形态，并向四方辐射文化影响力，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华文明起源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模式不断得到一系列重要考古新发现的证实。

　　目前，我国古代历史还有许多未知领域，考古工作任重道远。面向未来，我国考古学界要努力建设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考古学，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实施好“中华文明起源与早期发展综合研究”“考古中国”等重大项目，加强考古资源调查和政策需求调研工作，提高考古工作规划水平，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支撑。

　　(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辽宁师范大学历史文化旅游学院教授)

　　让文物活起来

　　通过古礼考古研究深化对中华文明的认识

　　卜  工

　　深刻认识中国历史文化，离不开考古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考古工作是展示和构建中华民族历史、中华文明瑰宝的重要工作。”那些埋藏于地下的古代遗址、掩埋于地下的文物遗迹，被考古学家发掘出土后，不仅能“活起来”“动起来”，更能将尘封的历史揭示出来，进而不断深化我们对历史的认识。“国之大事，在祀与戎。”礼制的出现、发展与成熟是中国古代文明的独特经历。在考古研究中深化古礼研究，对于揭示中华文明独特的制度创造具有重要意义。

　　礼制发轫于西周以前的早期中国，是中国古代社会有序发展的经验积累与规则总结。作为古代社会组织的重要支点，礼制是维系群体秩序的重要规则，是维系民族发展的精神纽带。礼制存在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系统，从《周礼》等著作可以推知礼制的洋洋大观。显然，礼制的发展有一个过程，但《周礼》之前的古礼由于没有留下文字记载，给研究带来很大困难。

　　随着考古学的发展和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出土的类型不同的村落和古城遗址、级别不等的墓地和陵园、风格迥异的祭祀场地与盟誓场所，都展现出一定的等级关系和规则秩序。虽然没有文字记录，考古工还是能够从考古发现中复原当时的场景，研究礼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以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铜制度为例，即可窥其一斑。

　　仰韶文化时期，彩陶成为具有社会功能和标识意义的礼器，广泛出现于当时社会生活的多种场合，承担不同使命。比如，联合结盟、丧葬仪式、祭天祈年、知识传承都有固定的图案，从而形成盟誓用彩、丧礼用彩、祭天用彩、传承用彩的礼制规范。在距今5500年前后开始的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我们可以看到成熟形态的玉礼器起到了表明社会司职分工、规范等级秩序的作用。安徽的凌家滩遗址、浙江的良渚遗址出土的精美玉器，在种类、数量和表达的内涵等方面都体现出跨越式进步的历史信息，将玉礼器的作用提升到新的境界。距今4000年以后，铜器成为礼器，河南二里头遗址、殷墟以及四川三星堆遗址出土的青铜器，都反映出当时社会的等级关系和井然秩序。

　　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铜制度具有标准化、制度化、本土化的鲜明特点，其连绵不断的发展历程为世人所赞叹。目前发现，早期中国的古礼制度有黄河流域、长江流域两个大系、多个类型。它们此起彼伏、相得益彰、互通互助、交流融汇，在古代世界独树一帜，体现了中国作为礼仪之邦的深厚底蕴，体现了古代中国社会的智慧，对于研究人类文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古礼的用彩制度、用玉制度、用铜制度，充分说明中华文明博大精深，社会秩序建设源远流长。正是借助考古学透物见人的研究视角，让出土文物活起来，让逝去的场景再度显现，我们才能更好地认识历史。面向未来，考古工要继续探索未知、揭示本源，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文化自信提供坚强的考古学术支撑。

　　(为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 人民日报 》( 2021年03月17日 15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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