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析中西方文明的纲领性作用

在前文《重新解读近现代科学 中华系统论将以两大根系重获新生》中，曾运用直根系与测根系对我们中华文明给予了现代化阐述，前者的“直根”属于宇宙本根及其基本矛盾运动，而后者的“测根”则属于人类本根及其基本矛盾运动。就直根系而言，我们中华文明具有完全的知识产权，而就测根系而言，我们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共享知识产权，其在总根上隶属于我们中华文明。

对毛泽东“纲举目张”的思维与分析方法，相信大家都很熟悉，而在中西方系统论之中，它们也都贯穿着一种提纲挈领式的东西，我们不妨将其称为“文明纲领”，而这种文明纲领则分别体现着中西方各自的文明主权，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往往将“文明=文化”，不但抹杀了“文明与文化”之别，而且也导致我们中华文明主权与文化主权混为一谈，所以我们有必要根据古人的“由薄到厚”读书法再对其进行一下必要的梳理。

在我们中华语境中，其语言和文字的表达是非常练达的，前文《世界文明之论需另立新规》中曾有这样一段话：“根据中国古代对文明‘经天纬地’的释义，它显然贯穿着经纬学原理，即我国的文明概念中包含着文化，而文化概念中也包含着文明，但文明则主要指的是对自然认知的纵向运动，而文化则是在文明基础上社会横向的开化程度与状态，属于文明的普及（科普）和应用问题，其‘明’与‘化’已经道出了它们的区别与联系。”所以，在中西方甚至中外文明的交流互鉴中，我们也应该将我们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含义及其关系提供给世界各国进行参考，其对于展示我们中华文明主权也会产生有益的作用。

根据我们中华“文明与文化”的基本关系，怎样“明”当然就会怎样“化”，文明具有纲领性作用，文明主权也就决定着文化主权，这属于一种非常明确的逻辑关系，所以，文明的纲领性作用才属于我们研究中西方文明的“牛鼻子”，其在“太极图现代化解读（修订）表”中处于最为明确的位置。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一直在普及西方教育并极力追捧西方文明，我国的学术理论界基本沦为了西方文明的殖民地，中华文明也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许多学者甚至已经忘记了中华文明之纲，我们中华文明（含文化）主权可以说已基本丧失殆尽（可由生命力最为顽强的中医药学曾几被“消灭”的事实予以佐证），所以怎样明确我们中华文明之纲并收复文明主权也属于一种当务之急。为此，本文再继续对中西方文明之“纲领”进行一下剖析，同时对网络中仍不时引起争议的WG问题也顺便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一、中西方文明之“纲领”需要明确区分

除我们中华文明之外，由于其它文明都属于有神论，所以可以将它们统而论之，其系统论之“纲领”都明确属于宗教文明。而在有神论之统系中，它们的典型代表当属西方文明。

前文中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修订）表”清楚标明，我们的中华系统论属于一种提纲挈领式的理论构建模式，而这种提纲挈领，实质上也就是我们中华文明之“纲领”，所以，欲收复我们中华文明和文化主权，首先就需要将其“纲领”彰显出来，这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复兴首先需要迈出的第一步。为此，我们还是得将那个“太极图现代化解读（修订）表”粘贴出来，以便于我们“由薄到厚”解读中西方文明与政治的基本关系。

太极图现代化解读（修订）表

在我们中华文明由被动转为主动并反客为主的过程中，首先需要从文明本根上进行文明溯源，除搞清楚其各自的文明之根问题外，接下来首当其冲便是对其根系予以梳理，从其各自的文明根系上说明问题，这在解读表中已给出了明确的答案。

通过这个解读表也说明，仅仅运用几个理念区分中西方文明是不够的，其仍带有一定的模糊性，难以达到提纲挈领之效，而欲想让世人都能够一目了然，那就需要对中西方文明根据其根系进行明确的分类，然而伴随着这一基本分类，不但击中了西方文明的“七寸”，而且也打乱了西方文明的全盘，其甚至毫无还手之力。

（一）中西方文明之“纲领”彰显文明主权

在目前的各种资料中，一般都称“文化主权”，而鲜见有“文明主权”的称谓，这显然与工具书中“文明=文化”的释义有关，也与西方三维思维的“抽象文化”有关。但由于探讨的需要，我们在此主要采取“文明主权”称谓，其更能够展示中西方文明的区别。

通过文明溯源可以看出，世界各种文明的起源与地理存在着一定的关系，由世界地图予以反映，世界四大文明：中华、古巴比伦、古埃及和古印度文明，基本都发生在基本相同或相差不大的纬度上，由此可说明，人类的进化与地理存在着某种内在关联（人类非洲起源说值得质疑）。但同时也说明，其与不同的人文科学也同样关系密切。而通过这一现象提示我们，在统合世界文明的战略中，中东应属于我们的优先方向（我国目前实质上正在进行着这样的布局）。

根据我们中华系统论那种提纲挈领式的理论构建模式予以梳理，人类文明溯源无非是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区别，为此我们再对其进行一下大体的梳理。

1．无神论：中华文明。在世界四大古代文明中，我们中华文明属于唯一的无神论文明。这一文明历史非常悠久，它并不像西方文明所人为规定的那种“要有城市、文字和复杂的礼仪建筑”（其这些基本条件已将其宗教神学深嵌其中），也不像我们工具书所释义的那种“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有文化的状态”，而是涵盖着人类认知并改造自然与人类社会知识的不断积累，其开始于对宇宙和人类无字之书的解读，在其基础上才形成了有字之书，由此而“昭明天下，协和万邦”，与有神论运用《圣经》等有字之书解读宇宙与人类社会的文明路径正好相反。

2．有神论：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文明。这三大文明在对宇宙和人类的基本认知问题上，都起源于有神论，虽然其教派林立，但这三大文明属于各种有神论之根，其它分支都是由这三大有神论所衍生，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等仍可作为明证。

历史也同样证明，不管是无神论还是有神论，由于人为的原因，它们都存在着各自的演变，比如无神论，其在自然的曲曲折折中一直在不断地发展壮大，虽然也曾深受一些人为因素的干扰，但其最终都由其文明之根给矫正了过来，最终都要“落叶归根”；再比如有神论，虽然各教派一直都在人为地努力进行着“布道”，但其除相互之间不断地发生战争外，也处于不断的分裂之中，据未证实的资料反映，仅基督教目前就已分裂为10000多种，其政教分离、达尔文进化论和近现代科学发展也在对其的叛逆中积累了非常可观的量变，历史正处于对有神论事实上的扬弃之中，尤其是其唯物论和马恩的人类起源论更是在直接否定着唯神论。

根据以上的“太极图现代化解读（修订）表”可以看出，近现代科学之所以快速发展，正是由于其解脱了宗教神学的束缚所致（如基督教的新教）。而近现代科学虽然从宗教神学中初步解脱了出来（仍不够彻底），但却还没有摆脱哲学的束缚，目前其正处于摆脱宗教神学与哲学束缚并向着更高阶段发展的进程之中。

在我们中华语境中，根据经纬学原理，虽然文明中包含着文化，而文化中也包含着文明，但文明显然以彰显历史的根脉及其纲领性为主，而文化则以彰显其文明发展的时代性与应用性为主，所以，不才赞成在阐述中以“文明主权”为主，而以“文化主权”为辅，这样更能够彰显出我们中华文明与西方文明的根本性区别。拙见妥否，敬请众位学者们参考。

（二）中西方文明都与政治深度相关

这里又需要介入政治话题了，因政治与文明深度相关，这属于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所以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给予批评帮助。

为说明这一问题，我们就先从美国说起。事实也充分证明，美国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其最为重视并强调文明、意识形态与政治。

1．美国宗教信仰与政治深度相关。据资料反映，美国总统宣誓就职时基本都手按《圣经》，因为其属于神权国家，虽然其并非由法律所规定，但其民众普遍以信仰基督教为主，其总统不管其信仰如何，在宣誓就职时都会手按《圣经》，这属于其宗教文明使然，更属于其政治需要，并且已成为其社会的一大潜规则。

所以，美国政治与宗教信仰深度相关，由此也可说明文明与政治的基本关系。

2．中华政治与无神论信仰同样深度相关。同样，我们中华文明的无神论信仰也与自己的政治深度相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中华文明由于早在数千年之前就破解了宇宙之迷，所以其在本质上属于高于任何有神论的一种文明，由此其在处理与其它文明的关系中既能够高屋建瓴，又能够大器包容，这在我国的政治生态中体现为一大基本特色。

9.27日，我国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主任潘岳在第七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发表主旨演讲：《传播中华文明 促进中西互鉴》，其将我们中华文明概括为：统一安定、多元一体、包容开放、责任伦理、中正和平，自己曾反复研读了两三遍，其讲得非常好，也很专业，这属于在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引领下，我国官方也正式举起了“中华文明”的旗帜，希望我国学术理论界能够积极跟进，力争促使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研讨取得更快速发展。

上面已经将无神论与有神论分别作为中西方文明的“纲领”予以分类，但由于潘岳的讲话代表着官方，出于谦虚谨慎有些话可能不太好讲，而我们民间倒是可以做些必要的补充。

由于我们中华文明在处理与其它文明的关系中既能够高屋建瓴，又能够大器包容，由此在我们中华文明圈内，其它文明对其无不宾从，这个问题就从我们国内政治说起：

（1）中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既高屋建瓴又大器包容。很显然，在中华文明与其它文明的关系问题上，我国的政治协商会议明确属于由我们中华文明的无神论所主导，而其它宗教等学派则处于“建言献策”的地位，无神论与有神论的基本关系体现得非常明确。

（2）中国“政治协商会议”由改革开放推向世界。也很显然，我国的改革开放实质上属于国内政治协商会议的国际化，其与我们国内政治实质上既属于一脉相承，也属于一种大胆创新，其高瞻远瞩的谋略和胆识正在进一步展示出来，这更能展示出我们中华文明的高超智慧，它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更大的舞台，并福泽世界各国人民。

如果从历史的大视野角度来讲，尽管改革开放一开始主要是着眼于经济发展，并将我国融入由西方资本主义所主导的全球化之中，但同时其在人文科学领域实质上也属于我国政治协商会议的一种扩容与国际化，更属于对毛泽东思想的一种发展，其在后续领导人的继续努力下，其宏伟战略的后果正在一步步展现出来。

当然，这种宏伟战略在实施过程中也曾遇到了许多的障碍与曲曲折折，但在“韬光养晦”谋略的掩护下，其发展总体来讲是顺利的，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正在逐步显示出其光明的未来。

（三）中华文明被赋予了更加厚重的历史责任

如果不从文明本根上予以梳理，一桩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冤假错案将会继续沉冤莫白，难以平反昭雪，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甚至将会被毁尸灭迹，人类历史将会像西方曾经历的“黑暗统治”一样，被整体带入对西方那种神哲科理论体系的深度迷信之中。

1．西方文明所走是一条歪路。为考察这一问题，去年5月份曾专门写过一篇《世界文明之论需另立新规》，现将其中一段话转贴过来供大家参考：

“中西方文明的首要问题，便是究竟有没有上帝的存在，它是中西方文明之争最根本的症结所在，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在文明话语权问题上的主要依据。

近现代以来，西方非常讲究‘实证科学’，然而，不但从没有人见过上帝，而且其实证科学也从没有证实过上帝的客观实在性，更没能证实过‘天堂与地狱’的存在，与西方科学的‘唯物主义’更是南辕北辙。既然如此，西方的科学理论却将‘宇宙的第一推动力’或绝对运动划归上帝，而绝对运动属于整个理论体系需要首先诠释的基本运动，其由基本矛盾所推动，所以基本矛盾就相当于支撑理论大厦的两根支柱（如中国的‘阴阳’），缺失这两根支柱其理论体系是立不起来的。既然西方理论缺失基本的支柱与支撑，那么，其所构建起来的整个理论体系是否属于‘单腿蹦’？其是否属于无源之水，无根之木？这已经属于板上钉钉铁的事实，不可否认！”

根据这段话充分说明，近现代以来曾大行其道的所谓“西方文明”，其实其并不“明”，而是由其上帝罩着导致其一直晦暗无明，并且将其学术理论甚至整个西方社会带入了有神论的发展轨道，致使其现在仍然基本处于那种由西方理论界自己定义的“蒙昧时代”或“民智未开”的发展阶段，由于其对世界科学界影响甚广，所以其严重制约着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

这样说可能那些西学派有些不服气，那我们就为其再次条分缕析一下：1）西方虽然在近现代科学领域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但其领军者牛顿与爱因斯坦等仍然将宇宙的绝对运动归结为“上帝”，说明其“神哲科”理论体系是联系为一体的，这无可辩驳；2）随着西方物理学的发展，其对宇宙中所存在的暗物质与暗能量那种无形的客观实在一直给不出合理的解释，这也无可辩驳；3）西方以物理学为基础的“理论物理学”自构建以来一直原地打转，至今一直没能找到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本质，这也属于不争的事实；4）由于“理论物理学”难以反映并指导科学的发展，所以其基于“抽象”而存活的哲学便仍然大行其道，并充当着其近现代科学理论的职能，这也同样不可否认，但其“透过现象看本质”的基本套路和思维方式却露出了马脚，说明其一直就没能找到“本质”。这些基本的事实都明明白白地摆在那里，都无法否定，容不得半点“巧舌如簧”，说其基本仍处于“蒙昧时代”或“民智未开”一点也不为过，因为这都属于铁的事实，不容置辩。

事实说明，西方科学界远古时期在对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研究中，其并没有像我们中华先祖那样下苦工夫解读那本无字之书，而是由一帮所谓的“智慧者”在没能读懂自然情况下先杜撰出一本《圣经》这样的有字之书阐释自然，导致其整个社会的信仰误入了歧途，直至现在仍处于这种迷信中难以醒悟。严格来讲，西方文明由于深受《圣经》等本本的束缚，那才属于最为典型并根深蒂固的“本本主义”。而既然西方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的本质未“明”，那它怎么“化”，并会化成什么？其不是乱“化”能是什么？难道其能够“化”出正果？其不“化”出一系列歪瓜裂枣才怪！

2．中华文明应勇敢迎接光荣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我们现在经常谈到“文化主权”问题，但实质上它与文明主权紧密相关，不可分割。而文明主权则由其基础理论或基本矛盾（绝对运动）集中体现出来，这就为中西方文明主权的划分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由于我们中华文明早已“明”了宇宙的本质为“气之运动（易）”，所以其构建起了“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特殊矛盾（相对运动）”的理论框架，而西方由于通过人为杜撰的《圣经》等有字之书则“明”到了“上帝创世并造人”的歪路上去了，所以导致其神学、哲学与科学越来越矛盾重生，漏洞百出，并将社会越来越导向极度的混乱之中。

有鉴于西方资本主义所推行的科学文化及其全球化，以及由其所引发的世界性混乱（宗教神学内部一直打得不可开交），我们中华文明便理所当然地被推向了历史的前台，其被赋予了更加厚重的历史责任。在人类文明的进化与发展中，西方已经无法阻挡，文明和文化话语权也理所当然地处于其不情愿的“转让”之中，我们中华无神论文明必须勇敢地迎接这种光荣的历史使命与责任担当。

3．中华文明只有明确“以纲领目”的经纬关系并现代化才能承接历史重任。根据上面“太极图现代化解读（修订）表”的阐释，文明隶属于中华之经学，用以反映历史的纵向运动，突出历史的纲领性，而文化则隶属于中华之纬学，用以反映历史的横向运动，突出历史的时代性与应用性，这非常明确。就如解读表所列，中华经学明确反映着我们的无神论文明，而中华纬学则反映着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然而西方经学除反映着他们的宗教文明外，其纬学则反映着它们的资本主义文化，并明确属于那种“人性=动物性的拧巴文化”，其腐朽堕落性已跃然纸上，并豁然在目。

根据对近现代科学的考察，我国古代的“五行八卦”实质上就属于现代的物理学，但它却是属于我国气一元论或阴阳统御下的物理学，不能独立成科，由此便为我们中华古老理论的现代化理清了路径，即用现代物理学替换掉我国古代的五行八卦就可以了。然而情况并非那样简单，物理学需要经过我们中华系统论的深加工才能入列，否则便难成一家。

在前文中曾提到，“伴随着对生物学的补充学习与考察，于是便读出了微生物和物质运动背后存在着能量运动，并且读出了两种不同的能量在运动”，而通过这一考察说明，物质运动仅仅属于宇宙运动的表现形式，而能量运动才属于宇宙运动的实质内容，由此说明，科学界将西方物理学作为基础学科属于我国成语中那种“沐猴而冠”，它完全属于一种世界科学史上的“谋权篡位”，从而将人类文明导向了歧途。

通过这一追究也可以追溯出，近现代以来我国的文明主权是如何丧失的，其深刻原因就是我国学术理论界抛弃了自己传统系统论中反映能量本质运动的“气一元论”，而改信了西方反映现象运动的物理学作为基础理论，在理论指导中出现了纲领性错误，从而丧失了我们的文明主权。

同时通过以上解读表的基本轮廓也能反映出，毛泽东作为政治敏锐性奇高的大政治家，深刻感知到了我国文化变革的紧迫性，毅然发动了那场“史无前例的WG”，但结局说明其有些操之过急，因整个学术理论界的研究还没能跟上来，板子最终也应该打在我们学术理论界的身上，这一深刻的历史原因必须要澄清。

由此，那些经常为此而喋喋不休或搞“毛邓对立”的人们，作为学术理论界的一员，是否也应该深刻检讨并反问一下自己，你们作为学术理论界的一员，是否为政治家们提供过正确的理论参考？所提供的究竟属于正确的理论还是错误的理论？是否因自己崇洋媚外只顾跟着西方“跑龙套”，从而导致我国学术理论发展的滞后而跟不上我们社会主义的发展？是否违背了我们中华系统论的纲领并丧失了我们的中华文明主权？作为忧国忧民的共和国一员，我们是否该向你们发出这样的一问？

既然文明与政治深度相关，在此也就顺便谈谈一直争议不断的十年WG问题，这也算是对各位共研问题群友的一个交代，正好可以将在前文改写过程中所裁剪出来的一部分内容加以利用。

    二、顺便谈谈WG问题

在网络研讨中，最近又围绕WG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有学者将其定性为所谓的“拥谁反谁”两派，由此也就再次呈现出“群众斗群众”的场面。我们党虽然对其做出了历史结论，但从争论的情况看，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人们思想深处并没有彻底解决。在正值世界百年甚至三千年大变局之际，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解决，不利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与发展，更不利于我们改革开放国策的顺利实施，所以借鉴古人的“由薄到厚”读书法，对这个问题也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事实上，这个问题在以上解读表中已经给出了答案，其深层原因属于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以目代纲”的现象学问题，现在就将其尝试着一一道来。

（一）WG当时的历史背景

要研究WG问题，首先需要研究当时的历史背景，这既属于我们历史性看问题的基本态度，也属于马列普遍联系与运动观点的借鉴运用。

1．中华文明历史的回旋是自身发展所需。通过梳理看得很清楚，中华文明近现代以来出现了一个历史的回旋，这属于我们不得不承认也无法回避的一种基本事实。

通过上面的解读表也可以看出，我们以“气（能量）”为本根的中华系统论，其强项在于基础理论，即基本矛盾与绝对运动，而其弱项则在于应用理论，即特殊矛盾与相对运动。更简练一点讲，我们中华系统论的强项在于本质学或本质运动，而弱项则在于现象学或现象运动有所偏离，由此导致西方近现代科学快速发展情况下而我们却出现了落后，并沦落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悲惨境地。然而西方系统论的弱项则属于其本质学或本质运动，而其强项正好属于其现象学或物质运动现象，这正好为我们弥补短板提供了有利条件，所以，我国近现代以来普及西方科学，恶补物理学短板和我们传统理论中的缺欠与不足属于我们中华文明自身发展所需，否则我们中华文明系统论的短板就难以彻底弥补并得以补充完善。

这一条属于我国古代系统论基本面上的问题，也属于我们中华文明发展的历史欠账，其牵涉面甚广，致使我国古代的学术理论一直难以走出“五行八卦”的泥泞，这个责任应该由我们中华民族共同承担。

2．中华系统论基本框架还没被挖掘出来。在我们中华太极理论或气一元论之中，虽然其系统论内容基本健全，但其理论框架与纲领一直没能更加明确地挖掘出来，致使其独立性难以凸显，也严重制约着其科学性的阐发，并严重束缚着我们中华系统论的现代化发展，这也应该属于由我国学术理论界共同承担的责任。

3．碎片化严重的古代理论有欠系统化。由于科技发展的历史局限，我国的学术理论研究2000多年来基本裹步不前，其碎片化非常严重，难以形成系统性阐释，其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易经》、《道德经》、气一元论、中医药学、儒学、佛学等各说各话，难以统一，与我国当时社会状况的一盘散沙基本一致，这也应该属于由我国学术理论界共同承担的责任。

在此也需要为我们党说句公道话，由于我们本土理论的碎片化和严重缺欠，所以在领导中国革命与建设中，基本全仰仗于根据实事求是原则对马克思主义原理和那些碎片化理论的灵活运用，这其实很不容易，稍不注意就会出现偏差，而我国理论界则不但没能研究出自己的本土理论，反而对西方理论照抄照搬，并崇尚西化，导致我们的文明主权及其系统论纲领基本丧失殆尽（“全盘西化”曾风靡一时），并以照本宣科为能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本土化形成了严重的障碍。这属于一个不得不承认的基本事实，我国学术理论界有些人将所经历的一次次挫折完全归咎于我们党或政治家，而在一旁说三道四的做法是不公道的。

4．发动WG的条件与时机都不够成熟。在我们本土理论没能明确，并没能现代化之前发动WG，显然条件有欠成熟。再说，科学界暗物质与暗能量概念是1998年才确定下来的（尽管其仍有欠进一步明确），这些宇宙科学的最基本问题直接影响着理论的发展，在条件未具备和时机未成熟情况下冒然发动WG，显然情急了些，这应该属于由学术理论界与政界共同承担的责任。

透过这一分析可以看出，WG的发动既反映出毛泽东的政治与文化敏锐性（所以对WG不应全面否定），但也反映出我们学术理论发展的滞后。当然，老人家自己也参与研究理论，但他的主要工作是从政，理论研究属于其副业，所以这一责任应该由我国学术理论界共同承担才算公允，不然难以平复那些WG派们的情绪。

在对历史背景梳理基础上，也需要对一些具体问题进行一下具体分析。

（二）“社会科学”曾推动我国取得了社会革命的成功

人类的社会活动是受精神文明（思维和思想）所支配的，这也就是许多学者所特别注重的“人类意识”问题，从而凸显出人类源于自然又高于自然并能够改造自然的特殊性，其实这一问题早已在我国古圣先贤的思考之中，只是受限于当时科学技术的发展没能确准人类的本根，从而难以根据我们中华理论构建模式形成人类学系统论，得亏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才弥补了这一缺憾或空白。

根据以上解读表的基本结构可以对近现代“社会科学”原理得出基本的认识，其唯物史观虽然已突破了西方哲学局限于现象学的禁锢，在西方文明基础上诞生了我们中华经学那种初步的萌芽，但其社会科学的本色没变，其根脉也有欠完整，它还没有经历过我国理论构建过程中那道“颠倒颠”程序的梳理，需要我们中华理论构建模式根据恩格斯的人类起源论帮助其进一步系统完善，使其成长为结构完整的人类学系统论。

然而需要肯定，通过引进马列，它不但成功地指导我国进行了社会革命，并跃出了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跋涉的泥潭，而且还直接跳跃迈入社会主义，使社会发展重新合规于我们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发展轨道，并有效避免了被西方资本主义所同化的风险，为我们中华文明和社会的继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对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居功至伟。

同时也需要承认，马列的社会科学理论毕竟诞生于西方，其“以目代纲”的重现象轻本质，或重应用轻基础研究的痕迹仍然存在，而其侧重现象学也正是我们中华传统理论的短板所在，两者结合正好弥补了我们中华系统论的缺欠与不足。

从表中可以看出，通过马列的本土化，已将其人类起源于劳动这一研究成果升华为人类学的本根，并由其衍生出了“人文与经济”的基本矛盾运动，从而“以纲领目”形成了理论结构完整并层次分明的人类学系统论，使其既具备文明，又具备文化，同时也体现出改开后我们党所反复强调的“两个文明建设”或“两手都要抓”问题，并且以其为指导思想用以统领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社会实践，不但彻底突破了西方社会科学“以目代纲”的局限，而且也实事求是地将我们党的指导思想落到了实处，从而条理清晰，层次分明，更便于在施政和社会教化中有条不紊地加以落实。

（三）经济学弥补了我国传统文化的短板

通过以上解读表可以看出，以经济学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实质上属于应用科学，这也正是我国传统文化重本质轻现象，并重人文轻经济的短板，经济和科学技术实质上在我国传统理论中一直处于被压抑状态，从而导致我国经济与科技在近现代发展中出现了落后，并招致了被动挨打的悲惨境地。

根据我们中华文明理论的缺欠与不足，我国引入马列的社会科学是我们自身补充完善和发展所需要的，再加之我们的古老文明及其系统论基本结构已经决定了其善于学习并吐故纳新的内禀，其博大精深也决定了其善于海纳百川并吸收一切文明成果的胸怀，所以，对于西方理论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不能一概拒绝，更不能逢西必反，否则不利于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由此，将我们中华文明的基础理论与西方的应用科学理论融为一体，并将我们的本质学与西方的现象学结合起来，那样不是更好嘛！我们何乐而不为！

然而在对西方文化的消化吸收中，我们也应该始终遵行“中体西用”和“去芜存菁”的基本原则，不能照抄照搬，下面就这一问题继续探讨。

    （四）“社会科学”属于现象学，不适宜搞WG

上面已经提到，根据我们的中华思维解读马列，劳动才“属于马克思主义的大本大源（绝非‘阶级斗争’）”，而“阶级斗争”则属于现象学范畴。

我们的教科书也明确释义，社会科学属于“以社会现象为研究对象的科学”，由此说明，它只适合搞社会革命或造反，而不适合于搞“文化革命”，因文化严格来讲属于本质学范畴，其属于“文明的社会化”，它是与文明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我们中华语境中，跨过文明单纯搞文化革命自然不可能成功。再请对照上面的解读表，整个西方科学都属于那种“以目代纲”理论范式，其社会科学自然也不可能例外。

再说，既然本本的基本矛盾属于“阶级斗争”，而在社会实践中我们却又“反对本本主义”，并取消了“以阶级斗争为纲”，出现了理论与实践不相统一并相互矛盾的现象，如果不从本根和“纲领”处找出原因并加以改革或改良，那样也会对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产生“知行不一”的负面影响。

（五）WG实质是要解决社会主义文明问题

近现代以来，我国学界由于深受西学影响，出现了许多概念上的混乱，比如“文化=文明”、“世界观=宇宙观+人类观”等，明显反映出西方哲学的三维思维特征，并且非常普遍，与我们传统的系统论思维出现了严重的不符，深度影响着我们中华文明的伟大复兴。

根据解读表所示，政治实质上属于精神文明或“形而上者之道”范畴，我国的“四个自信”内容实质上都属于这个范围，它既包括对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认知，又包括其在社会运动指导中的具体运用，所以它并非单纯属于一个“形而下者之器”的“唯物论”社会科学问题，而是也属于“形而上者之道”的人类文明问题。

严格说来，所谓的“文化大革命”主要是延续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针对我们以儒学为代表之国学的，但却受到了三方面条件制约。1）内容欠妥：儒学等属于我国的优秀传统文化，其虽然存在着自身的缺欠与不足，但也存在着其崇德向善的优长，并且对我国社会和思想理论界具有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运用“阶级斗争”现象学改造思想理论内容欠妥，所以它只能属于对我们国学的改良，不应对其实行“革命”；2）形式欠妥：既然是要“灵魂深处闹革命”，但却运用社会运动的形式展开，显然欠妥，思想革命不应运用社会运动的形式来解决，其需要以理服人；3）缺失系统论支撑：既然是一场思想革命（实质为变革或改革），那就需要一种“标本兼治”的系统性理论予以支持，因思想与系统论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仅仅依靠“社会科学”之“标”是不够的，其在理论上显然有些单薄，这通过以上解读表反映得很清楚，它缺失我们本土系统论的支持。由此我国当年的“文化大革命”由于受到了种种条件制约，所以其不可能一举成功。

但我们必须得承认，毛泽东在领导我国完成社会革命后，通过对我国社会思想理论的深入了解，他敏锐地洞察到其事业还欠缺一种文化（文明）变革，说明他已经深度意识到西版马列和我们传统国学的不足，都需要补充完善，所以其毅然决然发动WG的尝试属于一种勇敢并大胆创新的行为，其初衷很值得肯定，我们应继承其遗志和未竟的事业，完成老人家的夙愿，为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继续努力。

（六）社会主义文明应贯通古今中外

对于怎样搞社会主义的问题，我国一直在摸索中前进，在理论上也一直处于不断地发展与完善之中，但纵观全世界几十个社会主义国家，唯有我们中国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基础上率先醒悟，并率先通过“大胆闯，大胆试”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从而成为其它国家参考的样板，这既得益于我们古老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也得益于我们党实事求是的原则性指导，其中更蕴含着我们政治家们的大智大勇。

但也需要承认，我们的理论研究虽然在思想大解放环境中一直在不断探索，并也一直处于激烈的讨论中，但仍属于一片混乱，莫衷一是。有鉴于思想理论界的莫衷一是，习近平从政治高度及时地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指导意见，而这一指导意见的含义既深且广，需要我们深刻领悟，它说明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不但已经突破了原有的本本，而且“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直接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提升到了一种新高度，其中既蕴含着我们的思想大解放，也包含着我国的理论创新，其视野更为开阔，不但可以消化吸收人类一切文明成果，而且能够贯通古今中外，这样既能够集众家之长，又能够摒众家之短，更能够为世界文明擘画未来。这种高屋建瓴式的文明集大成视角，不但是对官科的指导，也同样属于对我们民科的指导，所以在研究中需要进一步提高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境界，遵照我们中华系统论“以纲领目”的构建模式和思维逻辑，努力将马克思主义和近现代科学消化吸收进来，从而圆满地完成构建“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战略任务。

1．“人类文明新形态”能够拨云见日。在我们中华语境中，“文明”属于经学范畴，其贯通着我们中华文明的大本大源和历史根脉，但其是隐性的，一般不体现出来，而“文化”则属于纬学范畴，属于文明根脉的枝叶，即文明的社会化，但与文明相比，它是显性的，以理念的形式体现出来，作用着我们生产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如果从我们中华新文明的高度来看待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其更为简单明了，脉络也更为清晰，它具有拨云见日之功。为此，本文在广泛征求意见的网络研讨中，我们在认识上也渐趋一致，现将研讨中的一些片段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注：略有修改）：

（1）“社会现象虽然异常复杂，但从人类文明本质上看却异常简单，马恩的‘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道学的‘阴与阳’，儒学的‘善与恶’，佛学的‘佛性与魔性’，以及神学的‘真善美与假丑恶’等，说到底就这么点事，其它都是由这里所衍生的。”

（2）“ 中华文化的灵魂就是善与恶。除恶扬善就是几千年先贤们追求的理想。而伟人毛泽东及其战友们是以一个政党，有组织有纪律带领全体人民去实施先贤的理想。”

（3）“人类的历史就是人性（劳动）与动物性（寄生）争斗的历史。历史的周期率及社资之争也是人性与动物性之争。资本主义就是动物性（寄生）的放大器，五百年资本主义的历史证明了这个观点。社会主义是宏扬人性（劳动）的社会革命。这场革命是从资本主义的土壤中脱变出来的，革命虽然成功了，新中国成立了，但伟人深知整个社会文化也需要一种质的提升，若不进行一场全社会思想灵魂革命，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竟全功。后来苏联的解体，以及我们改开后精神文明逆流的回潮，证明了伟人的高瞻远瞩。WG正是伟人发动全民向动物性（寄生）宣战的革命实践，正因为人类固有动物性的顽固性，所以WG出了乱子，并未达到预期目的。因此离开人性（劳动）谈WG，就会不见庐山真面目，认识不到灵魂革命的长期性，同样看不到WG的历史意义。班长上任唱红反腐倡廉一系列行动，正是这场革命的继续，只是名称方式变了，但目的没有变。只有全社会思想灵魂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才能从根本上战胜资本主义。否则社会逃不出历史的周期率。”

2．中华文明与马列相互取长补短，共同发展。鉴于以上研讨和分析，就曾经的WG社会实践而言，单纯从文化现象角度实行革命是行不通的，因其与文明本质连在一起，并且文明是其筋骨，所以，根据“太极图现代化解读（修订）表”和以上所谈，仅仅从文化方面着手是难以成功的，因文化只能反映社会运动浅层的量变，难以在文明的深层产生质变，而欲想彻底解决问题，需要从文明之根上予以解决才能达到“标本兼治”的成效。

而对我们中华文明来讲，它也并非属于“革命”，而是补充完善性质的那种“改良”。而在马列本土化的过程中，如果将其说成是对我们中华文化的“革命”也有情可原，因为其“劳动”的确填补了我们传统人文科学之根的空白（而曾经的“人性本善”的确有欠深入和彻底），然而在其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的人文科学事实上也同样动了马列原生态理论之根，将其“阶级斗争”学说改造并深化成了人类学系统论，所以这种“革命”是互相的。但我们的优秀传统文化本身就一直在“人性本善”轨道上运行，又可以将马列本土化说成是补充完善，实质上它们属于互相补充完善并互接其根脉，并非那种彻底的“革命”，而应属于互相改良，这样解释较为符合实际，改开后我国将其称为“改革”也非常恰如其分。

再说，在马列本土化的同时，我们还消化吸收了世界所有文明成果，包括西方科学和资本主义等合理成分，并非仅仅吸收马列理论。还有，虽然我们消化吸收了世界近现代所有文明成果，但始终遵循“中体西用”原则，我们中华文明之根仍然牢牢地扎根在我们中华大地上，并未发生丝毫动摇，所以从总体上来讲，在世界这轮百年或三千年大变局之中，我们中华文明属于集大成改良，而对西方文明来讲，那才属于中断其原有宗教神学历史根脉的一种真真切切的革命。

3．改革开放大胆创新继续发展。通过以上一系列分析，根据“人类文明新形态”再回头审视一下我们的改革开放，不得不敬服我们党的胆识、魄力与智慧，通过思想大解放、“实践检验”和“摸着石头过河”而扬弃了本本主义，通过“革命是为了解放生产力”而扬弃了阶级斗争思维，通过“中国特色”而扬弃了全盘西化倾向等，其既贯穿着对马列原理的原则性继承，也反映着对其西方理论范式的选择性扬弃，不得不承认这一系列大胆举措不但通过摸索提升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格局，而且也加速了其发展速度，从而推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阶段。

随着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高速发展，不但为我国文化发展准备了坚实的硬件条件，而且也随着倡导“文化自信”和本土理论研究为其准备了软件基础，在这个基础上将马列与我们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越来越呈现出一种“人类文明新形态”，并越来越步入了我们中华文明的发展轨道，展示出更加光明的未来。

通过这一分析也说明，针对WG所引发的动乱和不良后果，我国及时地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并将我国的工作重心调整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从而实行改革开放大力发展经济，这无疑是非常正确的。所以，自己一直反对将政治家们简单对立起来的做法，尤其不赞同从个人恩怨角度论长道短，那是浅薄的，不符合历史的真实，对此我国已经给出了“两个三十年互不否定”的结论，这是客观公正的，也属于对待历史的正确态度。

实事求是地讲，我国果断地结束WG，及时止损，并将发展战略及时地调整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努力弥补我国发展的突出短板，这实质上属于一种纠偏或改良，不应将其对立起来，否则会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社会分裂或对立，对我国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形成干扰，并产生不良后果。所以，建议一些热衷于讨论这一问题的学者不要纠结于过去的一些是是非非大做文章，在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能搞清楚之前还是不要妄作评议，否则会被一些反华势力所利用，从而产生亲者痛仇者快的副作用，以免影响我国的政治稳定和发展大局。

前几天曾反复看过一个反映红军长征路的视频，感慨万千。通过红军所走长征路能够看出我们党的坚定意志，也充分反映着毛泽东所说的那种“虎气与猴气”，即原则性与灵活性，其运用之妙，用“登峰造极”形容也不为过。与长征路相比，我们社会主义之路的探索就相对好多了，其少有的曲折反而助推我们摸索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要对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充满信心，遇到困难要想办法克服，当初那么多艰难险阻都过来了，现在发展中遇到有些困难不要惧怕，要勇敢地面对，只要上下一心，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尤其是保障我们上下一心的民主集中制，通过集思广议，任何困难都难以阻挡我们特色社会主义前进的步伐，并且在这条道路上我们会越走越顺，前途更将是一片光明。

有关WG问题很难写，因许多学者都是亲历者，也都具有很深的文化与理论造诣，并且与我国政治深度相关，由于才疏学浅，所以写起来很费思量，若有不妥之处，还望大家给予批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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