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谈《中华系统论》之务虚与务实

所谓《中华系统论》，其实质上就是我们古老《易经》的现代化称谓，在国际科学界其被称为《大统一理论》，也就是爱因斯坦曾研究未果的《统一场论》，历史证明，研究系统论若无视“形而上与形而下”客观存在，若不具备必需的务虚思维，必然会无果而终。然而经考察证实，近现代以来世界科学界所苦苦求索的《大统一理论》，其高深部分（时空）竟然早已被我们中华先祖所破解，并在前面等待数千年之久了。这简直有些出人意料，更令人难以置信，但事实充分说明其确凿无疑，它正处于被近现代科学的逐步证实之中。

人类文明进化的每一步都不平坦，并且都艰难异常，需要克服重重障碍与阻力，而这种障碍与阻力，其首先就存在于我们思想的深处和错误的思维习惯之中。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宇宙自然与人类社会明明存在着“形而上与形而下”客观存在，但由于深受西方唯物论思维影响，人们往往抛弃了我国传统理论研究中“务虚”这一基本环节，将我们以揭示宇宙时空运动为主的系统论在“务实”中寻找答案，也将在时空能量运动中的阴阳硬生生摁在可见物质运动中反复揉搓，导致我们的传统理论与思维滑向了一条错误的西化之路而不自觉，这是需要猛然惊醒的，否则难以走出我国学术理论研究的迷谷或泥泞。

十八大以来，随着我国文化自信的提高，中华文明和理论的研讨在网络中如火如荼，但也非常混乱，该怎样提纲挈领将这种研讨深入下去，并共同努力将系统论从我们古老文明宝藏中进一步挖掘出来，于是便想到了邓小平讲话中“务虚会”这个词汇，经查阅核实，现将其资料介绍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

百度百科：务虚会议，是我国的一种会议，指各级政党、政府机关、军队、企事业单位等的决策层就组织机构整体战略或某项具体工作，从政治、思想、政策、理论等诸方面进行讨论，达成共识，创造理论、制定路线、提出纲领、确立原则的会议。1979年初，中共中央召开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是最有名的务虚会之一，四项基本原则就是邓小平在该次会议上提出的理论。

根据这一资料介绍，理论工作务虚不但是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研究模式，而且是由我们中共中央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提出来的一大战略性研究课题，其方向显然是解放思想，破除条条框框本本束缚，从而在理论建设中走出一条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

由此，十八大以来我国文化中所呈现的中华热，实质上也是我国学术理论研究的继续发展，并且其正在向着文明和文化的纵深推进，为此，本文想就我们中华系统论务虚与务实这种研究模式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在此先提醒一句，理论研究中的务虚与务实，其不但涉及研究的方式方法，而且会将我们由西方哲学思维重新拉回到我们传统的系统思维中来，许多学者一开始可能会感觉不那么顺遂，但它却是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一大关键。

一、务虚与务实研究属于科学发展和中华文明复兴所需

理论联系实际（与古代“法于自然”相通），这是我们党一直所倡导并坚持的一种学风，而怎样看待这种“实际”与自然，其已经并不仅仅是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向着科学大革命的纵深在推进，其核心问题已深入到“形而上”领域，西方科学一直坚持其“形而上”为上帝，而我们中华先祖则在数千年之前就破解了这一谜题，一直在奉行“形而上者谓之道（气）”，中西方文明的这一根本性矛盾随着近现代科学的发展，也将其根本性冲突推向了前台。

随着科学的发展，中西方文明的博弈，将越来越集中于时空领域，其包括宇宙运动时空和人类社会运动时空，而这两种时空，它们又存在着难以割舍的内在联系。

（一）一场科学大革命正在发生

认知自然并顺应自然规律改造自然属于人类劳动的最基本内容，其实质上也就是我们所称的“科学”，所以从这层意义上看待科学问题，马列本土化的劳动原理才能被深刻地反映出来，同时也将邓小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原理诠释得非常透彻，由此，我们的劳动信仰自然也将现代所称的“自然科学”涵盖于其中。

科学研究与探索是为人类社会服务的，从这层意义上讲，现代所称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自然存在着密切的关系，然而社会科学又是以自然科学为基础的，所以我们需要先从自然科学谈起。

1．科学大革命迫使我们的理论研究需要与时俱进。近现代以来风靡全球的科学热，实质上也就属于一种由人的能动性所挥发出来的劳动热，既然劳动具有这样宽泛的阐释，即便资本主义理论也是难以否认的，并且也得承认其属于马列劳动原理发展的一个阶段。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西方资本主义正是以科学的名义，与其思想文化一起推动这种劳动实现了全球化，不管宗教信仰如何，世界各国都无法拒绝近现代科学的发展进步，其实质上已在某种程度上统一了世界。

然而伴随着西方科学的发展，它也在孕育着另一种大科学在萌芽，世界正在经历着一场世所罕见的科学大革命。

大家都知道，目前的科学被称为“物理学”或“唯物论”，而根据近现代科学所提供的数据，“宇宙总能量的26.8% 由暗物质贡献，构成天体和星际气体的常规物质只占4.9%，其余68.3%为推动宇宙加速膨胀的暗能量。”那也就是说，所谓“近现代科学”所研究并能够给予阐释的仅仅是局限于4.9%的物质，而95%以上的宇宙组分仍属于其一个神秘的领域，其已经吸引了大批科学家正在对其进行公关研究，并且其热度越来越高。而一旦这一谜底被揭开，必然会引发一场科学大革命。（请注意：现在科学界已不再称“宇宙质能总量”，而是也以“宇宙总能量”相称，说明我国科学界的观念也开始在发生着质变。）

根据科学界所提供的数据运用我们中华系统论思维予以解读，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基础理论属于物理学，其纯属于形而下之“务实”范围，而95%以上的暗物质与暗能量则明显属于形而上之“务虚”研究范畴，然而也正是由于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和暗物质与暗能量这一客观实在的涌现，已经将西方科学逼向了死角，更是宣判了其有神论的死刑。

通过近现代科学考察也发现，物质运动背后的确还存在着能量运动，再结合大爆炸初始的“暴胀时期”和宇宙膨胀的基本事实，则更有力证实在有形的物质运动之上，的确还存在着“形而上者之道”这一客观存在，同样证实了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区别及存在，这也已成为铁的事实，不容否认，更不可以无视。

虽然目前也存在着某些能量运动的研究，但其基本都从属于物质运动（其唯物论哲学阐释也是如此），然而根据科学的发展予以考察，能量运动才属于宇宙的本质性运动，任何物质运动都是由能量运动所推动，没有能量任何物质都不会运动，由此，物质运动的本质也就属于能量的运动（古代称之为“易”）。

再顺着这条线索一直追究下去，便会追到无机物与有机物的本质区别在于其所含能量的不同，由此便会自然呈现出自然能与生物能的自然分类（若称“无机能与有机能”则更为贴切），也由此便将无机界与有机界这两大分野从其本根上梳理出来了。由于有机源于无机，然后再顺着无机界能量运动这条线索往上溯源，便会一直追踪到宇宙大爆炸，并追究到物质诞生之前纯能量运动那个阶段，即由大爆炸奇点至物质诞生之前那段38万年的“暴胀时期”，并引导着对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背后那段历史进行考察与研究。在此基础上再结合宇宙在继续膨胀的基本事实，说明能量运动并非都围绕着物质运动而存在，而是物质运动背后还存在着更深层级的（暗物质与暗能量）能量在运动，通过对这些考察结果将我国古代的“阴阳”与西方等宗教神学的“上帝”联系在一起，便揭开了宇宙绝对运动（第一推动力）那层神秘的面纱。

事实证明，一场世所罕见的科学大革命已经来临，我们的理论研究必须要与时俱进联系这一实际，否则就要被时代所抛弃。

2．解读自然与解读《易经》需要双措并举。通过深入的科学考察会发现，宇宙的确存在着“形而上者之道（能量的本质运动）”与“形而下者之器（物质运动现象）”两种客观实在的存在，并且物质是由能量运动所衍生（古称“浊阴为地”），它们两者实质上分处于不同的时空（如宇宙运动时空和物质运动时空），能量运动能够决定物质运动，由此，根据近现代科学考察，事实上就得出了一部新版《易经》，虽然其与我国的古老版本不尽相同，但其原理和基本结构却完全一致。

根据前文《重新解读近现代科学，中华系统论将以两大根系重获新生》所述，中华系统论区分为直根系与侧根系：1）直根系：宇宙学系统论，主研宇宙时空的能量运动（含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目前以物质运动为主的天文学或物理学包含其中；2）侧根系：人类学系统论（由马列本土化+道儒释生成），主研人类社会时空的能量运动（含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目前以社会运动现象为主的社会科学包含其中，其从属于宇宙学系统论（请见下表）。

由于发现有些学者对新、旧《易经》还有些似懂非懂，在此便根据我们党所倡导的“务虚与务实”基本思路和指导原则，将其推广至宇宙与人类通史视域，会使得我们中华系统论之古今阐释通译得更加通透明澈。由于这一指导原则更加中国化、时代化和大众化，其概括性、统领性、可操作性更强，也更为明确，所以经进一步对前文中所一再运用的那个表格进行通俗化修订后，再将其粘贴如下供大家参考：

中华太极系统论原理现代化解读表

在此也需要提醒一句，由于解读表所解读的原理是从不同理论体系的内核（基因）入手，其所列内容均属于其通史的根本或精髓，能够收到一针见血之效。而更为明确的是，我国传统学术长于“形而上”宇宙时空的能量运动，而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则长于“形而下”可见物质的相对运动，两者带有很强的互补性。

从解读表可看出，其是通过解读宇宙自然而解读易经的，由此与凭借《易经》而解读自然所得出的结果截然不同，其五行八卦需要由近现代科学的物质运动所替代，所以奉劝那些本本主义者们，靠“之乎者也”难以读懂易经的真谛及其运动原理，需要回归自然并双措并举才能走出泥泞，否则就难以摆脱刻舟求剑和故步自封的困境。

由于许多学者对目前的有神论和西方哲学还难以割舍，所以前文解读表中的“特注”内容基本保持不变，这样可以对其发挥些提示作用。我们当然清楚，马列在我们党的指导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但在其本土化过程中会发现，它仍然夹杂着西方理论思维的某些残留（如哲学），其理论自身也存在着某些矛盾，所以需要剔除其一些非理性成分，比如其哲学既要“唯物”，却又要去“抽象”；其唯物史观本来属于顺序思维，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则又将其转换为逆序思维，在思维逻辑上就存在着矛盾；还有对于劳动概念的理解与阐释，也主要是将其局限于商品生产中予以运用，这也有碍于在社会运动时空中对其广义的阐发。

通过这个解读表可以看出，它是在根据新版易经而解读旧版易经，并由此而解读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由于其通过“务虚”抓住了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之时空运动中无神论与有神论这个总纲，所以任何理论与学说都超不脱其概括范围，其已将它们全部收入囊中，无一例外，这也就是我国古代缘何那么重视阴阳的原因所在，也是我们中华文明属于源远流长并传承不息的绝学原因所在。

而排除西学干扰，由我们中华述事通过无神论软实力所构成的时空，对西方宗教神学可以形成碾压或降维打击的奇效，在中西方文明与文化博弈中，其胜败已经不言自明。

（二）务虚与务实属于中华系统论之纲纪

务虚与务实，这属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中具有中国特色的一对概念，既具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也属于我们在理论研究中的传统老规矩，其经纬学基本结构深藏其中，比如“道与德”、“道与术”、“纲与目（纲举目张）”、“太极阴阳与五行八卦（太极图）”、“明体达用（中体西用、体用论）”、“因果律”等都与其相通，其实质上属于中华系统论研究与构建之纲纪，更属于我们古老易经的基本特征，其“中华易经，纲纪群论”所描述的就是其这一基本原理。

然而近现代以来由于西学东渐，使得本来就有些模糊性的这一传统老规矩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就更加无影无踪了，充斥教科书的都是西方学术理论（如哲学），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等哲学家在我们学术理论界都被当“祖宗”来对待，如果哪篇文章中不提到他们的名字或诌上他们几句话便被认为“没学问”，崇洋媚外反而成为了我国的一种学风，我们的中华文明险些葬送在其手中。

十八大以来由于我们党倡导文化自信，中华学术理论研究也随之兴起，但仍然存在着一定的混乱，其主要原因就是因为我们传统理论研究与构建的纲纪不张，致使对我们古老文明的研究与阐释五花八门，莫衷一是，难以在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中形成合力，更难以在我们中华新文明的形成中尽快成型，致使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难以尽速落定。

1．理论务虚属于思维纲纪之“大节”。随着我们中华文明的重新觉醒，便将理论务虚首先推向了前台，也将我们的思维逻辑从一片混乱中拉回了睽违已久的中华太极系统论，并重新立起了我们中华系统研究和思维之“大节”。

通过以上梳理，不但更能够彰显出我国传统理论研究的基本环节，而且也便于人们掌握，为我国那些研究国学或易经学者们提供一些研究要领的把控。而如果掌握不住这一点，不但对中西方系统论的本质难以辨别，而且对我们国学或易经的研究也会固步自封迈不动步子，其研究结果也必然会南辕北辙，并将其阐释得面目全非，为此特在以上解读表中将“理论务虚”与“务实”列在了最显要位置，希望我国这一指导原则能够对大家发挥些启示作用。

以上解读表在遵循我国理论研究原则的同时，也特别突出了我们中华经纬学原理的运用，因据网络观察，许多学者基本都囿于西方哲学那种照相机镜头式的横截面思维，而缺失理论体系那种由历史脉络所构成的纵向思维（即缺失我们中华经纬学思维），并且深受其禁锢，难以挣脱其束缚而实现思想的大解放。

在学习考察中，个人有些偏爱运用“经纬学”来领悟并阐释我们中华系统论的基本结构，因其不但简练并通俗易懂，而且也与我们的中华思维存在着密切的关系，它体现着自然的顺序运动逻辑与思维，对克服西方哲学的逆序思维逻辑会有所助益，请参考上表，现在我们就将其进一步阐述如下：

（1）我国传统的思维逻辑。正如上表所示，我国传统的“太极→阴阳→五行八卦”，既包含着因果律，也包含着完整的经纬学顺序运动逻辑和思维。

正是由于我国的思维逻辑是由绝对运动统御相对运动，所以在其理论和思维逻辑中自然就会产生个人服从于组织和社会的作用，它与我们中华文明在历史上曾滚雪球般的成长与发展壮大存在着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也属于我们中华大一统思想的一种内禀。

（2）我国古代的“颠倒颠”思维逻辑。其实，古人张三丰所谓的“颠倒颠”思维，无非是将人们习惯的逆序思维转化为顺序思维而已（应该是其又重新悟了一遍），正如最近与崇西派学者辩论中凭借中西方不同语序所讲，“我们中华思维是先有老子后有儿子，而西方思维则是先有儿子后有老子”，这里面也体现着因果律。

大家不要将这一思维逻辑理解简单了，它在理论体系追根溯源的具体操作中会产生一种根本性变化，比如西方哲学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属于一种典型的逆向思维（果因律），如果我们的思维被这种逻辑给固化住，就很难被“颠倒”过来，更难以求取出事物的本质。

（3）马列唯物史观思维逻辑。唯物史观是由马恩所创立的，很显然两位伟人也悟出了历史的因果律，其也属于明确的经纬学思维。

（4）我国所倡导的“从0到1”思维逻辑。这也属于明确的经纬学思维逻辑，并且更侧重于从无到有追根溯源这一基本环节。

通过以上这些梳理，实质上解决了我们思维的基本模式和思维逻辑问题，为我们从西方哲学思维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提供了一定的帮助与依据。

2．务虚侧重于时空的绝对运动，而务实则侧重于不同时空中具体的相对运动。回顾我们传统的太极原理，其隐隐能透出其开始也应是从“务实”走向“务虚”，并由浅入深这个过程中走过来的，然后才回过头重新从“务虚”走向“务实”，从而形成太极图或太极系统论，只不过这一步在古代走得非常漫长，大概经历了上万年甚至数万年时间（西方目前正处于这个阶段）。然而再回顾我国近现代历史，其实质上我们又重走了一遍从“务实到务虚”过程，现在又开始重新回到从“务虚到务实”之路上来（为我们从思维上解决了问题），而由于有古老文明坐底，所以我们的思维调整较快，很快就与科学的近现代发展相适应，从而使我国科技与经济都实现了高速增长，并取得了更大的发展成就，也展现出更加光明的未来，其前途不可限量。

既然通过“务虚”复活了我们传统的思维逻辑，那就在此基础上必然涉及到其“务实”问题。据报道，我国目前正在创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但只是见到一些喊口号的文章，具体究竟会怎样创建还不得而知。由于理论“务虚”已使我国古老理论走出了现代化的第一步，那么按理说该怎样走“务实”之路也就具备了基本框架和思路，从而对梳理近现代科学知识提供了一定的参考。

由以上解读表可以看出，务虚侧重于时空的绝对运动，而务实则侧重于不同时空中具体的相对运动，由于务实研究中的不同时空运动较为复杂，所以需要另起一节予以阐述。

（三）务实研究中需注意时空的区别

时空属于我们“形而上者之道”的研究范围，而它也正是西方物理学或数理化所忽视的一块短板，所以不得不专门对其探究一番。由于我国研究的重点在于人类社会运动，所以便先谈人类社会运动时空。

1．社会运动时空。这种时空属于中华系统论侧根系之人类社会运动所属，其隶属于有机界的运动，与宇宙自然的无机界在分类上不属于同一个系列，所以不能等而视之。

正如上面解读表所谈，社会运动时空区分为人类社会通史和断代史两种既相互联系又有所区别的时空。而在断代史运动时空中，其目前又区分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运动时空，这一区分则明确说明，它们不同的理论和文化属于其时空区别的最重要内容，我们社会主义文化应该与资本主义既存在着相互联系又存在着相互区别，如果在社会的教育或教化中我们没有自己的理论和文化，而是采取与资本主义同样的教育，我们的社会主义不但会自身难保，而且自然会蜕变为资本主义，所以，自理论务虚和强调文化自信以来，我国着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深意就在于此。

对于社会运动时空的深刻认识，当首推毛泽东思想，虽然其当时并没有对这种时空予以区分，但其威力却无与伦比，不但将手持大刀梭标的工农武装改造成了一支雄师劲旅，而且战胜了国内外一切敌人，并令敌人胆寒，也令他们佩服之至，其实质上就是塑造了一种社会运动时空，这样理解更能说明理论务虚和中华之道的巨大作用。

2．自然运动时空。学习考察过程中，在进入“务虚”之前自然已了解到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之间的矛盾难以解决，在考察大爆炸理论时还发现，它们实质上与大爆炸理论之间也存在着一种矛盾更是难以解决，然而从“务虚”端捋过来，它们之间这些矛盾似乎又都可以迎刃而解。

综合来讲，近现代科学长于研究物质运动而疏于研究时空，而实质上，正如我国古代理论所阐释：“四方上下曰宇，往古来今曰宙”，时空才属于科学研究的本质性内容。根据考察，宇宙（或自然科学）共存在着两种三类时空，以上三大理论便分别属于这三类时空中不同运动的具体表现形式：

（1）宇宙运动时空。这种时空反映着宇宙大爆炸和宇宙膨胀，其主要职能体现为宇宙的基本矛盾和持续膨胀的绝对运动，囊括范围涵盖整个宇宙，目前所发现的暗物质与暗能量就应属于推动宇宙时空运动的能量，其包括整个时空以及由宇宙能量运动所衍生的物质，所以，相对论和量子力学都属于物质运动范畴（其也正处于向能量运动的转化中，能够发挥衔接作用），其都属于物质相互运动之间的相对运动，在宇宙学体系中其都属于“小辈”，必然受宇宙时空运动所决定和制约。

（2）物质运动时空。由于物质运动存在着“物外运动”与“物内运动”两种形式，所以它们又被区分为两类不同的时空：

①物外运动时空。这就属于相对论运动时空了，它是由牛顿所研究的经典力学和爱因斯坦相对论延续而来，主要研究物体的运动，所以它们所研究的范围属于物体与物体相互之间的运动，星体与星体相互之间的运动自然属于这一范畴。而在这个时空的运动中，星体与星体相互之间不但存在着“（万有）引力”，而且还存在着它们相互之间的一种斥力，如爱因斯坦所称的“宇宙常数”。

②物内运动时空。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检测手段的进步，其视野在向物质内部延伸，继化学之后，又出现了量子力学，其研究范围局限于原子和粒子相互之间的运动。

在这三类不同的时空中，其能量运动是有所区别的（如绝对运动与相对运动），若对这一问题区分不清楚，其科学与理论研究中的一些矛盾就难以得到解决。

根据宇宙运动原理，在其持续膨胀过程中，其环境会逐步冷却，由此会迫使物质中所储存的能量向外释放，物质由此便会在释放能量后随着质量的减少而进一步收缩，也由此而推动着物体和粒子运动，于是便呈现为物外运动和物内运动。这样，不但大爆炸理论、相对论和量子力学之间的矛盾得到了合理解决，而且都能够使其各安其位，这也就是说，通过重新“务虚”，我们中华系统论将西方的近现代科学全部都给统起来了，并使它们成功融为了一体。

由于自己没有经过这些专业培训，所以对此不便说的过多，以免出错，它应由那些专业人员对其加以具体应用研究。而从“务虚”端考察过来，有些概念可能会与“务实”端研究出来的概念出现矛盾，有的甚至与教科书内容截然相反，比如“天体质量越大引力越大”、质子和电子的电性（有资料反映其属于人为规定的）等问题，就会碰到这种矛盾，希望那些专家们在构建我们中华自主知识体系过程中，能够对其予以通盘考虑。

（四）务虚与务实有助于对西学的去芜存菁并消化吸收

近现代以来，由于科学的高速发展与各种理论的大量涌现，我国思想理论界便在西学东渐过程中产生了严重的混乱，可以用手忙脚乱或手足无措来形容，基本概况是忙于在一些细枝末节中穷于应付，而疏于对一些根本性问题的辨别与研究，首先遇到的便是无神论与有神论问题。

1．对西方有神论的去芜存菁和消化吸收。究竟是“以人为本”还是“以神为本”？这属于理论体系的立论之“本”问题，只有深入到理论研究的深层才能意识到它的根本性和重要性，但这一深度却并不容易突破，比如西方的牛顿、爱因斯坦等古今中外众多科学家，在研究中都被这一难题给挡驾了。

然而对于这一深层问题的梳理却急不得，需要由浅入深抽丝剥茧，否则就会“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因我国学术理论界已经将我们传统的“因果律”或“中体西用（明体达用）”抛弃得干干净净，而是因果或体用不分，混在一起捣糨糊，并且自认为“大家”的也比比皆是，甚至争相自嗨。

通过阅读史料反映出，中华古人主要以“天命”即自然的力量和昭示来决定人类的活动，这大概就是“天人合一”的原始版本，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人类改造自然能力的提高，“以人为本”理念逐步走强（以我们儒学为代表），所以“认知并改造社会”的理念也进一步走强（此论以马列为代表），而“以人为本”与“认知并改造社会”两种理念相结合，就应该属于我国近现代思想深处的一种指导，它为改变中国命运充分发挥了历史性作用。当然，这一理念开始也是有些模糊的，但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反复的社会实践和不断总结提高，它便逐步清晰了起来，其执政理念是“为人民服务”，但其所凭借的动力则毫无疑问属于广大劳动人民的“劳动”，这样就更为明确了。

据此再与西方资本主义相比较，其理念仍然是“以神为本”，是上帝在推动着宇宙和人类社会产生绝对运动，而在其经济活动中，由于其“人性=兽性”，所以其所凭借的动力便属于“人性自私论”，虽然其高科技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但也为其剥削与掠夺提供了理论依据，美西方目前表现得也正是如此，并且越来越明确。

所以，通过中西方社会文化和一些理念的对比与定性分析，其先进与落后，新生与腐朽的基本轮廓便非常明确的凸显了出来，其对于我们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和世界历史的运动发展都具有非常积极的参考意义。

2．马列和西学本土化势在必行。通过多年来网络研讨发现，许多民间学者都对我们国学崇信有加，而对马列则多有微词，基本都是因对它们照抄照搬发生了抵牾，而对它们各自的优长与不足则普遍缺少一分为二分析。然而通过系统梳理并对其去芜存菁处理基础上相融相通后，它们却形成了一种完美的结合，并能够形成一种崭新的人类进化论，正好可以弥补我们传统理论体系中所一直存在的一大短板。

马列本土化不但可以补充完善我们儒学的缺欠与不足（如基本矛盾残缺不全和模糊不清），而且也可以矫正西方等有神论的根本性偏离（如神性=人性，而人性=兽性），从而通过人类诞生的本根及由其所衍生的基本矛盾（绝对运动），将无神论与有神论甚至整个世界文明经过去芜存菁后合而为一。这样，不但可以消弭各种人类学相互之间的矛盾，而且也能够使整个学界形成共识，从而形成更大的凝聚力。

由此也反映出，我们的官学与民间在文化上存在着矛盾，因我们民间主要是在沿用我们传统的国学，其与官学所推崇的西学教育存在着隔阂，所以，马列和西学本土化势在必行。

3．“因果律”和“体用论”核验出有神论与哲学的荒唐。对于无神论与有神论在世界文明中的立项，前文曾根据我国“道与德”的关系进行过一些阐述，但从网络反应看，许多学者仍对其有欠重视，现在就根据佛学所崇尚的“因果律”和宋明理学的“体用论”概念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目前各种理论泛滥成灾，将人们搞得无所适从，其还不同于古代的诸子百家，因诸子百家都统一于易经或道德经，而现在的理论，既包括西方的，也包括东方的；既包括无神论，也包括各种各样的有神论；既包括社会主义也包括资本主义，所以，现代的“诸子百家”较古代更为复杂，也更为头绪紊乱，然而通过梳理会发现，根据它们各自的立论基础无非区分为两大类，即无神论与有神论，由此便可以予以进一步追究了。那么，怎样统合无神论与有神论，并使它们合而为一，那就需要更高的视角和更宽的视域，并通过务虚来予以梳理了。

因果律，这是由宇宙自然所反映出来的最基本规律，其属于“所有自然事物之间最重要最直接的关系。…无因不能生果，有果必有其因。其具有时间序列性，原因必定在先，结果只能在后，二者的时间顺序不能颠倒。”

经查阅资料，“因果律”似乎出自佛学，而“体用论”则源于我国北宋时期的教育主张，但其实其存在于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之中，比如我国古代的“纲与目”、“道与德”和“道与术”，中医药学的“本与标（即本质与现象）”，以及“明体达用”或“体用”，还有我们中文的“因为…所以…”语言阐述习惯与顺序等，都明确反映着这一基本规律，这大概也就是佛学为什么在我国曾容易传播的原因之一，因为它与我们中华的思维习惯存在着某种统一性。

既然“因果律”属于所有自然事物之间最重要最直接的关系，那么其“因”也就决定着其“果”，其体用论之“体”也就决定着其“用”，由此在对古今中外文明及其理论体系的追根溯源中，必然要追究出其“因”与“体”，也必然会追究到无神论与有神论，因这才属于它们不同的文明之根。

在我国宋代，早就发现了儒学的“重伦理而轻本体，重文献而轻架构”的弊端，并且在我国学术理论界延宕至今。近现代以来，由于我国长期贯彻西方教育，人们的思维更加有些混乱，由此而生出许多的理论与学说，并相互之间争得不可开交，正如某位网友所说，“甘居人下者稀，…大多想立个招牌当老大”，从而将我国学术理论搞得更是混乱不堪。虽然十八大以来通过倡导文化自信我们的民族自信心出现了根本性好转，但对我们国学或文化的阐释则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这些乱象目前正处于转变的过程中，而有些西化派或别有用心者则依然在运用西方科技进步而鱼目混珠，企图趁乱继续搞乱人们的思维，由此，通过“因果律”这一更通用的方式继续明确一下古今中外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问题，其会有助于我们对各种理论体系及其思维逻辑予以辨别。

然而如果根据“因果律”再看西方哲学的“透过现象看本质”，其反而将其衬托成了思维的“果因律”，从而揭示出其思维逻辑本末倒置的错误，并与我们中华系统论思维大相径庭，在思维上其显然属于一种历史的倒退或倒行逆施，明显属于有失“大节”，它对于那些仍然深陷于哲学思维的哲学迷们矫正自己的思维错误应该会有所助益。

由这个解读表也非常清楚地说明，西方唯物论科学仅能解释宇宙组分总量4-5%的物质，而其95-96%的主要客观存在，不是它能够囊括并解释得了的，而这一解释的空白只能由我国古代的“气一元论（能理学）”来予以填补。

通过近现代科学考察重新得出我国的太极图或太极原理，事实上也属于我们中华古老文明重新觉醒并回归自然“大节”的过程，虽然其异常艰难，但却为我们重新审核古今中外所有理论体系提供了非常的便利。

（五）文明理论论争正处于收官阶段

自十八大以来，我国提出了四个自信，随着我国文化自信的提升，一举扭转了“唯洋是举”的西化之风，我国古老易经、道德经与儒学等的各种讲座和研讨正如火如荼，方兴未艾。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普及西方教育，其与西方学术理论便产生了正面冲突，尤其是在我国的知识阶层，其论争尤为激烈，然而东风却越刮越劲，我们的中华文明也在迷失中越来越苏醒了过来，其正在重整纲纪再出发，预示着我国这场旷日持久的论争已进入收官阶段。

回顾近现代西学东渐这段历史，开始是对其盲目迷信或盲从，逐步到选择性消化吸收（由反对本本主义起步），到重新破除禁忌，敞开国门，由中华文明机体对西学再度予以更深入更全面的选择性消化吸收（改革开放），再到根据新的发展，在广采博收不断反刍消化基础上产生出了新的机体（人类文明新形态理论体系），这段历史虽然跌宕起伏，走得非常凶险艰难，但也反映出其操盘手的大智大勇大手笔，在令世界眼花缭乱的历史云烟中，最终终于冲破重重迷雾，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光明之路。

然而我国学术理论界，似乎对这段历史在探索性前进中所取得的辉煌成就还有欠深入理解和领悟，仍然被困于重重迷雾中辨不清方向，难以理解我们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新境界，众多国学爱好者仍然囿于古籍本本批判西学，而西学派则仍然依据自己所掌握的理论知识负隅顽抗，导致中西方文明之争仍然此起彼伏，难以落定。

根据我国目前学术理论界的这些现象，说明其无论是囿于我国的古老理论还是囿于西方近现代科学，都难以理解“新思想、新时代”那种新境界，需要跃到其上方采取高视角、宽视域才能领悟其真实内涵，并回归我们中华文明系统论之纲纪。而这个高视角、宽视域，唯有我们中华文明之纲纪与近现代科学发展相融相通才能做到，也唯有它才能将各种理论与学说统合在一起，并得出各方都难以违背并不得不认可的结论。

坦率地讲，以上解读表是在近现代科学大量考察基础上，根据考察结果浓缩而成，它来自于自然，并且经历了一个“由厚到薄”的浓缩过程，由此，它也就可以返回头，面对学术理论界的一片混乱，根据其原理，可以再“由薄到厚”解读出许多基本内容，下面就继续根据其原理尝试着对目前理论的一些具体问题再给予一些系统性分析。

    二、中华系统论的守正创新与拨乱反正

相信现在大家对以上解读表应该有所理解了，它既不同于我国古老的《易经》和《道德经》，也不同于马列，更不同于西方等的“神哲科”理论体系，而是根据近现代科学学习考察重新得出的新版《易经》或《道德经》，它与我国古老理论、马列原理和西方“神哲科”理论体系在形式上的基本框架相符，反映出了它们的基本轮廓，但对其各自的内容却给出了不同的结论，由此，它是根据科学发展的基本事实，在原有理论基本框架基础上给予了守正创新，从而在更高维度上实现了一种既古老而又崭新的人类文明理论体系。而这种理论体系不但会推动生产力发展和物质文明的提高，而且也会促使其精神文明得以同步发展，同时还可以对目前学术理论界所存在的一些乱象予以拨乱反正。

而客观地讲，我国目前学术理论之乱所反映的也正是世界学术理论之乱，不过还好，在我国由于无神论始终处于思想理论的主导地位，神学一直难以形成大风大浪，然而西方则就不同了，通过以上解读表反映出，其神学一直处于其思想理论的主导地位，所以在理论“务虚”中所首先荡涤的就是其有神论，并兼带其资本主义“人性=兽性”的“人性自私论”，这也是近现代以来西方努力向我国进行文化渗透，并搞乱我国学术理论的病毒所在。

这次的拨乱反正不同于以往，虽然我们一再强调“办好自己的事情”，但伴随着经济的全球化和网络的普及，国内问题必然会走向国际，其精神文明等全球化也将随之而至，它们两者是不可分割的。由此，在对国内学术理论进行拨乱反正的同时，其必然也会对整个世界学术理论产生深刻影响，而如果能够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一种被全民普遍认可既简单又实用的根本性遵循，其意义非常重大。

（一）通过理论务虚守正创新，为拨乱反正打下基础

在此首先需要说明，本文及前文一系列探索，就是在从0开始排除各种干扰，根据事实探索宇宙和人类社会的诞生、存在和运动，其是根据对近现代科学学习考察中所得出的一些基本结论和摸索出的一些方式方法，结合我国古老理论与思维，从宇宙和人类本原或本根上，根据其基本矛盾运动捋过来的，其实质就是保证我们的理论研究原原本本地回归自然。按照我国政治术语，其重点在于先“务虚”，然后再“务实”，由此而与我们具体的社会实践相互印证。

而所谓理论“务虚”，它与“务实”的区别就在于，首先确定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之根（在这个点上首先也要特别讲究“务实”），然后根据我们中华自己特有的理论构建模式确定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的基本矛盾（绝对运动），由此而形成其各自的基础理论，并以此为基础对接“务实”的理论应用问题，从而实现理论与实践的“大会师”（参考以上解读表）。而通过这一相互印证则反映出，唯有我们的特色社会主义与其最为吻合，这就从两个不同的角度证实，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是完全正确的，从而进一步增强了我们的“四个自信”。

根据以上介绍，促成我们中华文明返本开新事实上源于四大原因：1）中华先祖：通过我们先祖世世代代的努力，为我们留下了一份非常珍贵的文明遗产，其易经与道儒释原理至今仍然透射着我们中华文明生生不息的光辉；2）近现代众多科学家：是他们经过长期的科学探索，最终发现了宇宙大爆炸及其继续膨胀的基本事实，为重新诠释我们的古老理论提供了有力证据；3）马列研究成果和理论指导：其劳动原理事实上一直在推动着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4）中共结合实践兼容并蓄、系统整合、大胆创新：正是在马列的指导下，我们党才通过不断地实践和探索，为我们中华文明理论体系补充完善了人类学这一长期存在的理论短板，并将其与我们古老的宇宙学原理和道儒释理论统合为一体。

请参考以上解读表，通过确定中西方理论体系不同的宇宙自然和人类社会本根，并根据其所衍生出的基本矛盾和绝对运动，便直接对中西方理论体系做出了无可辩驳的定性分析，同时也通过对接其“务实”的操作，分别对中西方的社会实践给出了相应的定性分析，由此而给出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定性分析，并且非常简洁，也非常明确，无可辩驳。籍此，我们就走出了一条我们中华文明的守正创新之路，从而形成了一种崭新的文明，并据其可以对学术理论界的一片混乱进行拨乱反正。

（二）对我们中华系统论自身的拨乱反正

习近平那句“打铁还需自身硬”，其虽然非常朴实，但对做理论研究同样适用，正如那句成语所言，“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所以，我们需要先将自己的理论体系遵循去芜存菁原则梳理好才能底气更为充足。

通过以上解读表可以看出，对我国古老理论的现代化解读，其既与其相似又有所不同，因为它是根据近现代科学发展对其予以解读，并非照抄照搬那种原汁原味，与近现代科学所证实的基本事实完全一致，这里面就包含着对我们古老理论中一些过时的成分予以去芜存菁并拨乱反正的大量考察与核验工作。

1．我们国学中的有神论成分需要剔除。在前文中也多次强调过，中外现有理论体系没有一种是十全十美的，都存在着各自的缺欠与不足，所以光捡好听的说是不行的，在有神论问题上，我们首先需要进行自我批评，否则难以实现“自我革命”和进步。

就目前的无神论与有神论而言，其实质上并不都具有纯粹性，而是相互杂糅，中华无神论中夹杂着有神论（如道教、儒教和佛教等），而西方有神论中也夹杂着无神论（如唯物论及其数理化），所以它需要一种更能够提纲挈领并能够使各方都可以接受的理论，而怎样才能使人们都接受，那唯有唯实，唯有近现代科学才能够做到这一点。

就世界各种各样的理论而言，由于古代交通不便，通讯也不够发达，所以出于地理环境和生活习惯的不同而萌生并发展出的理论也就多种多样，难以相互交融并共同提高，而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经济等的全球化，以及互联网的普及，就为其相融相通提供了便利，各种理论必然需要放在世界思想理论范围内予以审核，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比如我们的儒学，虽然其类属于无神论，但也带有少许的宗教色彩（有些学者甚至将其作为儒教），其“修身”就与宗教的“修炼”有些相通，强调个人修养多一些，其成名成家就与宗教的成佛成仙有点类似的味道，尤其通过其性善论的“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不但抹杀了“道与德”的区别及其基本理论结构，而且也将“阴阳”的基本矛盾运动淡化得模糊不清了，致使其在强调个人修养时不与改造其自身缺点相对应，不但在阐释中有些走偏，而且在运用中也缺乏针对性和斗争性，显得有些疲软。虽然后来荀子的性恶论对其有所补充，但仅仅局限于“善恶”层面显然还有欠彻底，没能深入到人类诞生的本根或本原，与一语中的并直通人心还存在着一定的距离，空谈之嫌难以避免，无形中也加大了社会教化的难度，更是在国家危亡之际需要斗争性时难堪大用。

但从我们中华古老理论的主体来说，其无神论的地位是非常稳固而难以撼动的，而将其这一特征予以强化，将我们中华文明突出为无神论，并将其确立为正统地位，这是最站得住脚的一种定性，从此其它文明将不会再运用一种俯视的角度看待我们中华文明，而是会逐步转化为仰视，从而促使我们中华文明的国际地位发生根本性转变。所以，中华文明的无神论首先需要得到我们自己的正视，由此才能逐步得到他人或他国的正视与尊重。

然而有鉴于对外交流的需要，对于我们自己的无神论，可介绍说这属于我们自己的理论性质所决定的，不必去臧否其它理论，以免引发其它国家和民族的抵触。

2．科学视野需要拓展。正如上面所言，在对我们古老理论的考察与核验中，会发现由于历史条件所限，我们先祖基本是根据目力所及的太阳系运动阐释宇宙运动的，如“清阳为天，浊阴为地”，伴随着科学的发展和探测距离的延伸，需要将视野拓展到目前大爆炸理论视域，否则难以实现我们古老理论的现代化。

3．“气”应转化为能量，五行八卦应转化为物质运动。在前文中已对此多次阐释，这也属于我们古老理论现代化最基础的一步，比如将“气”转化为能量后，阴阳可以转化为“正能与负能”，其正能（热）代表能量密度较高的一方，而负能（冷）则代表密度较低的一方，由此才能导致它们自觉的运动，继而在这个基础上，就像我们中医“气运则血行”那样继续探究物质运动。而这一转化不但会将我们古老理论予以现代化，而且也会对近现代科学一些概念进行拨乱反正（如暗物质和宇宙常数等）。

4．将无机界与有机界区分开来。以上解读表中的宇宙学与人类学，其实质上是以无机界与有机界分类为基础的，因为其属于受自然能与生物能两种不同的能量运动所推动，对此如果古代因科技发展的局限不予以区分还有情可原，而在科学发展的现代，再继续将它们混为一谈就贻笑大方了，也难以将理论问题研究清楚，更难以用以指导科学的研究与发展。

还有上面所提到的时空等，都需要补充完善进去。实事求是地讲，以上解读表实质上也是根据近现代科学所反映出来的基本事实来核验我们的古老理论，尤其对于西方整个科学理论体系，可以将其一些基础性错误暴露无遗。

这一问题其实牵涉很广，比如我们的中医药学，它牵涉到微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和人类学，其都需要从头予以梳理，工程量非常大，也非常耗时耗力，其一整套的理论体系都需要改革。然而这一整套理论体系改革，需要先确立其基础理论，即需要先将宇宙观和人类观及其各自的基本矛盾运动确定下来，由此才能为各分支学科作为基础进行研究与梳理，它作为我们中华宇宙学和人类学两大系统论的本根和基本躯干是不会变的，这也就是理论越深入其实越简单或“大道至简”的道理。

（三）对西方系统论的拨乱反正

通过以上梳理反映出，西方近现代科学虽然推动了世界科学的发展进步，为人类文明的进化功不可没，但其“神哲科”理论体系所存在的问题也最为严重，拨乱反正对其的触动也就最为深刻。

1．西方神学需要拨乱反正。请参考以上解读表，西方“神哲科”系统论之根及其基本矛盾运动都属于上帝，这显然属于其最大的硬伤，其在我们中华系统论之基本框架中显得尤为突出，属于首先需要拨乱反正的最主要内容。

2．西方神学基础上的数理化和经济学需要拨乱反正。事实也反映得非常清楚，西方科学所发挥真实作用的其实也就是其数理化与经济学，而其所谓的哲学则是依托于物理学而存在的，并且通过抽象更是脱离事实而存在，属于西方学术理论的一种怪胎，也属于拨乱反正的一大内容。

至于其数理化需要怎样拨乱反正，那就属于由我们中华系统论之基本矛盾运动项下的问题了，上面已有所提及，总之，其物质运动属于现象学，需要由本质的能量运动来推动，这些就属于众多科学家和专业人士的业务了。（不过对此也不能过于硬性操作，由于目前的科技与检测手段还难以对能量运动给予更精确的检测，所以对其数理化等的本土化转化也不应急于求成，比如对暗物质该怎样定性，对于无机物与有机物所含能量如何在检测中予以区分并测量，微生物如何通过其摄取所需能量而分泌不同的生物酶推动无机物转化为有机物，其又如何推动有机物的分解与化合等，还有许多未知需要探索，这些问题都需要科学家们搞清楚才能拿出整套的系统阐释，由此在前文中曾提到，虽然科学发展的方向能够基本确定，但根据其发展的现实而言，中医暂时该怎样号脉就怎样号脉，西方的数理化该怎样应用就怎样应用，只有等科学进一步发展后才能实现其应用科学的整体性升级换代，并实现其本土化，否则，若急于求成反而会欲速则不达。）

尤其是西方的经济学-亚当·斯密的《富国论》，它是以“分工”作为立论基础的，其发展到后来基本就是一种商品生产流通和货币交换理论，一直漂浮于人类经济活动的表面现象之中，始终与经济活动的真实动力和基础“劳动”相悖，如果对其予以形象化比喻，西方经济学所研究的内容基本就相当于市井中的一家家门面店，主营商品买卖业务，而其商品生产（劳动）则在其后院进行。就目前中美之间的矛盾而言，其实质就是“劳动与金融货币”交换之间所产生的矛盾，美国虽然手握美元拥有金融货币霸权，但其却与中国的劳动作对，其类属于“人性（劳动）与兽性（寄生）的对立统一运动”，严格说来其就是货币在与其赖以续命的劳动在作对。而经济学如果缺失了劳动而脱实向虚，在“门面店”中有钱买不到商品，其最终的货币哪能不变成废纸？其对劳动的打压哪能不最终失败？！所以，对于我们以实体经济为主的特色社会主义，在与美国以虚拟经济为主资本主义的斗争中，需要充满自信。

透过以上解读表也可以看出，西方由于有神论与唯物论的矛盾，实质上在其内部已出现了无神论与有神论之争，其理论体系也正处于自行瓦解的进程中。

3．西方对我国文化渗透图谋何在？虽然通过“因果律”追究不同理论体系的基本结构非常明确，并且非常简单，但它也是在理论研究中最容易被人所忽视的地方，而如果运用其审核中西方理论体系，近现代西方对我国进行文化渗透的图谋则会看得更加清楚。

（1）意图将我们中华文明无神论改造为西方之有神论。这属于“文明”理论范畴，由此可见，近现代以来西方努力在向我国传播并发展基督教，其图谋就是要将我们中华无神论改造为有神论，从而为其资本主义理论的渗透奠定理论基础。

（2）意图将我们“性善论”改造为西方资本主义的人性自私论。这属于其有神论与资本主义理论相链接的一个环节，它是以“神性=人性”，而“人性=兽性”理论链条从而衍生出“人性自私论”作为基础理论的，所以它与有神论属于环环相扣，并一脉相承。

我们中国的问题，由于上层政治敏感性较强，所以对西方资本主义的文化渗透一直保持着高度警惕状态，而下层或基层（比如农村）则主要仍然是以我们中华传统文化为主流，其难以撼动，所以我国上层与下层基本能够保持一致，而容易被蛊惑的则是中间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年来跳得最欢的那些舆论大V，主要就发生在这个阶层）。说起来这些问题的责任也不全在他们，因近现代以来我国一直在迷信西方科学文化，也一直在普及西方教育，他们深受蛊惑也并非无情可原。庆幸的是，我国越来越多学者开始觉醒，从上到下也正在正视这一问题，有的已绕开这一障碍，并正在积极构建我们自己的理论和知识体系，相信经过大家的共同努力，这一短板终究会被补充完善。相比较而言，人类学由于研究颇丰并资料齐全，也相对简单，它可以通过马列本土化率先取得突破，并由其带动全盘，这也属于我们党所大力推动并已取得实质性进展的研究课题，目前其已经成功在望。

然而在对我们中华文明复兴的进程中，来自于西学派的阻力仍然是巨大的，通过网络观察发现，那些西化者或崇洋媚外者的论调一般是：人家外国工资收入是多少多少，人家吃穿用是怎样怎样，福利是如何如何，总是反映事物运动的表面“现象”，而从不追究其这些是怎么来的，其究竟是掠夺来的还是靠自己劳动创造的，这些并不在他们的思维之内。然而我们国学派就不一样了，不但要观察事物运动的“现象”，而且要追究事物运动现象背后的“本质”，需要搞懂工资收入和吃穿用这些“现象”的“本质”与“原因”，并且搞懂它们都是由劳动所创造的，劳动才属于吃穿用等的根源所在。

这个道理虽然很简单，但许多学者未必真懂，而一旦将其放大到整个社会层面的政治经济学领域，这个道理就被一系列所谓的“自由市场经济理论”给抽空了，因其理论核心就是围绕着怎样获取利益，其重点便被误导进入了“商品交换与货币流通”领域，导致整个社会的学术理论主要在研究这些表象问题，从而使劳动创造坐开了冷板凳。

（四）对“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再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这些内容属于政治的范畴，按理说自己不便插言（其实在前文中也谈过一些），但本着实事求是原则，自己想从“务虚”角度继续谈点看法供大家参考。

实事求是地讲，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质上以马列毛等思想为基础，经反复试错并不断矫正，根据其所指引的大致方向，由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在不断摸索前进中走出来的，真的很不容易。对此习近平曾有一段话，既鼓励我们要解放思想大胆创新，也暗含着这种摸索前进中的艰辛：“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不可能找到现成的教科书。”这已显然衬托出其应属于一种开拓性研究与探索。

我国理论研究指导原则的“务虚”，其首先擅长的就是定性分析，而“社会主义”及其“意识形态”都应属于定性分析范畴，本着解放思想知无不言的原则，现在就尝试着再谈点看法如下。

我国传统教育一直都强调，“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而我们党则将“实事求是”作为学风，推崇“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纵观历史，也只有实事求是才能克服重重困难，成就伟大事业，这样的例子在史料中不胜枚举。

在坚持这一学风问题上，邓小平便属于我们的表率，正是他敢于面对现实才毅然决然领导我们党和国家实行了改革开放，并开启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路，而对于“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问题，他并没有像那些写手们那样不懂装懂，而是采取了“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客观态度，据史料记载：

1984年6月30日他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但问题是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

1985年8月邓小平同志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这就是说，像当时苏联这样已有相当实力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理解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问题上也存在一系列问题。正是鉴于这一点，邓小平同志特别强调要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这是整个社会主义运动要解决的基本的理论问题。

在当时的社会氛围中，敢于正视这一问题，并敢于这样暴露问题，那是需要一定的政治勇气和胆魄的，同时也反映出，越是文化底蕴深厚并对党忠诚，越是敢于讲真话，越是能按照实事求是原则做事做人。

不得不说，马列理论大量篇幅由于深受西方理论思维影响，其探讨的内容基本都属于“务实”的现象学范畴，虽然两位伟人创立了唯物史观，但其还有欠像我们中华系统论那样成熟，更没有根据“颠倒颠”顺序运动逻辑和思维重新系统整理自己的理论，致使其“务虚”程序还有欠火候，难以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做出直通根本的定性分析。由此，其定量分析虽然显得很是充分（比如根据时间对劳动予以计量等，而在我国曾经的大锅饭中却效果不佳，由此不得不实行改革），但定性分析则明显寡淡，致使后人在社会实践中难以把握其深刻的思想内涵（比如至今许多学者仍然说不清其“世界观”和“意识形态”究竟是什么）。

请对照以上解读表，由于其探究理论问题是从“务虚”端入手，其一开始首先就根据马列的劳动原理解决了这一问题，其“人性（劳动）与兽性（寄生）的对立统一运动”首先就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及其各自的“世界观（人类观）”和“意识形态”做出了精准的定性分析，首先就否定了有神论，并且简洁明确，非常便于在社会教育中予以普及，从而在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中，会有力推动整个社会向着“向上向善”的方向运动发展。

在此需要重新强调一下，人性的本质属于劳动性，这是根据马列的劳动原理衍生出来的，如果脱离劳动本根而妄谈人性，势必会走上空谈的歧路，这是我国学术理论或文化界长期以来一直难以克服的顽疾（许多学者由于抓不住本质不知道该研究什么，乱打岔现象依然非常严重），由此而更加彰显出马列人类劳动观和劳动原理的重要性。我国古代所说的“修身”、“修行”、“心学”、“悟道”、“良知”等，实质上就是将理论升华为“务虚”那个层次而获得真知灼见，而这些实质上都需要补充劳动性这一本质内容，并避免空谈，由此才能使自己的思想真正升华为更高的境界，并由其指导“务实”应用理论塑造“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而形成具有我们中国特色的理论体系。

（五）“价值观”概念值得商榷

既然知无不言，那就再就“价值观”等概念谈点看法。

严格来讲，所谓“价值观”概念属于市场经济定量分析的产物，其类属于现象学范畴，而根据我们的24字价值观，其内容都属于无价的，都属于思想的本质性内容，也都属于“真善美”范畴，其类属于定性分析，所以将其称作“价值观”有些不太相符，它不是运用“价值”可以衡量并概括的。而西方的“民主政治”则就不同了，它是通过票选体现的，属于定量分析范畴，我们应与其区分开来才好（概念或头绪过多也不利于统一共识）。

然而“新思想”就不同了，其内容可以涵盖很广，根据以上解读表所示，其“人性（劳动）”就应属于其重要内容，因为其实质上涵盖了我们社会主义“世界观”及其所追求的那种“真善美”，并与资本主义所奉行的“兽性（寄生）”（类属“假丑恶”）形成了对立统一运动，由此还可以将宗教神学中的一些合理成分也能够消化吸收进来，其既深邃又浅显，既简单又实用，既属于我们特色社会主义鲜明的意识形态，也属于我们一种无比强大的思想理论体系，更便于我们全社会予以教化与普及，从而引领社会在“向上向善”的追求中全面开花结果。

由于这一“新思想”包含着“人性（劳动）与兽性（寄生）的对立统一运动”基本内容，其实质上承继着我国传统的阴阳思维（具有很强的概括性、灵活性与适应性），所以其既具有社会运动“真善美”的导向性，又具有对“假丑恶”稳准狠的斗争性，其对资本主义的冲击是致命的。当然，我们在国际话语中可以不提“文战”话题，也不对美西方资本主义过于贬低，只是在我们国内予以倡导，而其一旦在我们国内形成共识，它必定会不胫而走，传遍世界的各个角落，从而使我们坐收文战之功。

这不是自嗨，而是我们中华文明与马列相结合，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种有力武器，而其一旦被世界人民所掌握（世界一直缺失这样一种深度的思想理论），便会对美西方有神论和资本主义形成降维打击，从而推动人类文明跃上一个崭新的台阶，并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尽早实现。

以上均属个人之见，仅供参考，不妥之处，欢迎给予批评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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