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或为中国王道事业之开端》这个系列已经写了5篇，今天整理了一些中国的文明史的材料。我自小读书，就深恶柏杨一类文化人。我赞同何帝师的看法，华夏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优秀、最智慧、最具生命力和创造力的渊源于远古的文明之一。华夏古代原是有信仰、有宗教的民族。中国人自古崇敬天神、宗社、祖神以及文化神（孔子）。古代中国人在多数时期，宗教观是柔和、理性、中道、注重实用而宽容的，中国周秦以下即实施政教分离。战国秦汉以后，中国人主要在佛教哲学中深究本体与终极问题，而儒家敬神而不迷信，注重人生哲学和政治哲学，有意忽略说不清的本体及形而上问题——孔子云：敬鬼神而远之，不知生焉知死？罕言性与命。华夏文明在古文明中唯一的流传有自的系统世序、历法、文献记载，以及近百年来地下出土的文物、文献与这些书面记载的惊人之印证和吻合，使人可以确信，夏商周文明绝不是建立在所谓原始巫教（张光直）或野蛮奴隶制（郭沫若）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当时举世最为先进的天文历法知识、理性宗教哲学和最发达优越的农业及工艺城邦文明基础之上的。
《易经》、《老子》是中国天人学与哲学之源。《尚书》、《左传》、《国语》、《战国策》是中国政治学之源。《孙子》、《孙膑兵法》是中国兵学之源。三《礼》是中国制度之源。《内经》是中国医学之源。《诗经》、《楚辞》则一向被认为是中国文学之源。
《尚书》是一部记录中国先祖政治言行的古老典籍，是中国政治精神的源头。 《尚书》首篇《尧典》即宣告：“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这是帝尧的明德与政绩，也是中国的政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个人，到九族，到百姓，到万邦；从亲睦九族，到平章百姓，到协和万邦。这种政治理想在中国几千年古代史中几乎从来没有改变过。《尚书》又说：“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很多现代人都会惊叹这句话的民主精神，但这种惊叹本身表明他们对中国传统的民本精神缺乏理解）。 统治者处于上天与下民之间，而天命又在于孚佑下民，天命实在人民身上，履行天命的优劣要通过人民的赞成和反对来表现，所以周公说：“人无于水监，当于民监。”（《酒诰》）所以人民是聪明的，可畏的，所以《皋陶谟》说：“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这种政治理想既世俗又伟大，既平易近人又艰难高远。《尚书》记载的正是中国的先祖们为这种政治理想而做出的最初努力。《尚书》并没有老去，在今天它仍然有资格作为中国政治的庙堂之书，因为它阐述的核心政治原则是永恒的，常新的，“终始惟一，时乃日新”，它是一部真正的“大政宪典”。《诗经》中诗的表现形式，有写实主义，有象征主义，有结构主义，也有印象主义；其多样性，使得现代人的多数诗篇为之失色。《山海经》并非荒诞之作，乃是一部关于远古山川海陆和地理、人文、氏族、物产情况的有价值著作。古华夏民族的优越之点，是具有高度成熟的历史智慧，是华夏文明的巨大涵摄力，是民族文化的博大、厚重与宽容。
汉民族在文化、宗教、思想以至种族观念上的这种涵摄与宽容，使得古代中国虽然没有西方类型那种法制民主的传统（这是中华民族今日必须引进和学习的），但历史上也很少发生如欧洲中古时期那样偏执而长时期的思想、宗教、文化和种族的迫害。像秦始皇那样的“焚”与“坑”，清雍正那样的“文字狱”，毕竟自古以来就是不得人心的。
古代华夏文明，既是自成一体的，也是兼收并蓄的。远古来自西北与东北的游牧民，就是最早把泰西、南亚文明传播于东方的媒介者。在所谓的汉文明中，早就融合着苏末、埃及、巴比伦、斯基泰、印度以及匈奴、鲜卑、鞑靼……的血液和文明因子。
近代以来，列强环侧，内外交困，社会动荡。在这升替之时，西风东渐，打倒孔家店、破四旧，一浪接一浪。传统文化几乎土崩瓦解。自道德论理至历史，都被打翻在地了。孔家店是否应该打倒，不能一概而论。原因是孔家店开得太久了，经过二千多年的陈腐滥败，许多好东西，都被前古那些店员们弄得霉滥不堪，还要硬说它是好东西，叫大家买来吃，这也是很不合理的事。可是在我们的文化里，原有悠久历史性的老牌宝号，要把它革新一番，本是应该的事，若随便把它打倒，那就万不可以。
有些学者说禹是一条虫，尧舜也不是人，是中国人自己编的，尧是香炉，古代的香炉，舜是烛台。这是日本人为了侮辱中国人而瞎说，中国学者也跟着胡闹。归根结底，环境太坏，我们太幼稚了。所以我们的文化到了今日这个地步，不是偶然的，是几十年来大家疑古，随便抛弃了传统，抛弃了前人的经验，轻视前人的学问，结果变成这个样子。
在世界文明中上，没有哪一个民族的文化中，只有光明而没有黑暗；也没有哪一个民族的历史中，没有经过恐怖丑恶耻辱的时代。
西方人并没有因为自己民族的历史中，有过黑暗的中世纪，就主张否定自己的全部历史文化和老祖宗（就此而论，我蔑视柏杨所谓“酱缸文化”的轻薄谬论）。因为别人并不像我们这些中国人的不肖子孙这样地没出息，并且在世界面前如此地感到自卑。许多与我们相似地处在落后境遇中的古老民族，他们的知识精英不是坐在讲坛上喧嚣地骂祖宗，而是在引导人民默默而有效地走向进步。
而且我无论怎样也想不通，凭什么我们认为自己有权利，要让二千年前的孔夫子，来为中国今天的贫穷落后现状负责任？
1919年五四运动鼓吹对西方科技的迷信，无神论、极端唯物论与文化西化论遂在华夏广为流行。五四以下的启蒙运动，基本摧毁了中国人固有的宗教意识和传统，1966年打倒一切的虚无主义文化革命运动，留下一片信仰和精神的废墟。随资本主义改革的进程，犹太式的拜金主义、市场崇拜主义（包括GDP崇拜），更喻示着一个礼崩乐坏的时代。文学艺术以生殖崇拜为最高形态的美，以用亵语发泄性压抑，来作为文艺的根本功能。时人在政治、商业、体育及其他一切活动中，只要能犯规就尽量犯规。只要不被惩罚，我们能偷就偷，能骗就骗，坑蒙拐骗偷，吃喝嫖赌抽，是被崇奉的最高人生之要义。制定法律，是为了逃避。制订规范，是为了骗人。执行政策，是一种战术。请君入瓮，是根本的战略。谦诚致道的君子，我们称作为傻子。本分老实的好人，我们称其为白痴。
所幸，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民族。中国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这个国家的人民深沉、睿智、宽厚、博大。这个国家、这个民族，这个文化，注定是“天不能死、地不能埋”。近代以来的几代民族精英，为了这个民族的复兴与昌盛，前赴后继、成仁取义、奋斗献身。为什么那么多英雄烈士人物会视死如归？因为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仰：“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在上甘岭战役中，志愿军战士硬是在每秒六枚重磅炸弹的轰炸下，把美军精锐打死、打残。你可以说共产主义信念是荒谬的，但不能不承认它的力量。不管如何，红旗没有变色，信仰依旧存在，尽管经历了种种挫折和错误，新中国经济仍然取得了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从未达到的辉煌成就。中国在1949-1979年的30年间完成了重、化、核工业化，建立了一个门类初步齐全的、自给自足的工农业体系，并实现了包括导弹卫星核武器在内的自我武装。在1979-2019年的40年间实现了国民经济的高速腾飞。其速度大大超过美国、日本、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崛起。 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个民族曾以这样的速度腾飞，没有任何民族比中国人干得更好！ 这不仅仅是一个古老民族的复兴，也是一个伟大现代国家不可遏制、不可阻挡、不可逆转的崛起！
方方等文人们仍念念不忘其伤痕和个人叙事，完成无知于今日之新中国，已经显现汉唐气象。我们所身处的这个时代，是一个极其伟大的时代。我们由于身在其中，由于目光的焦点总是更容易集中到眼前困扰人们的那些世俗而具体的问题上，而往往看不清这一点。如果登高望远，如果具有一种更超越的历史感，我们就会意识到，在中国土地上所已经发生的和正在发生的一系列伟大的变革、伟大的建设，具有突破洪荒光照亘古的永久性意义。 三峡水电与航天工程，互联网与信息时代的降临，青藏铁路以及贯通全国的高速公路网，星罗棋布地遍布中国的新兴现代化城市的崛起，西部内陆区域的开拓，其意义都远远超过历史上的万里长城、车同轨、行同伦、书同文、大驰道与大运河，超过中国历史上的秦汉唐宋明清一切全盛时代。
自1840年那场打开国门的战争发生以来到今天，在这个土地上发生的全部历史运动具有着统一的完整性，这是一个成序列的分阶次的不断攀升的历史浩荡前进之流。“这不是长江水，是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如果说，1840年英国人不能打碎它，1850年-1900年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不能分解它，后来的东条英机、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杜鲁门不能分割也不能阻挡它；那么世界上已没有任何国家，任何力量能够再在前面阻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崛起！ 这个历史运动具有一种必然性！中国人完全有理由对未来充满信心。
不是美国人把战略重点移向东方，而是世界历史从20世纪初以来就在把历史运动的轴心转移到东方（列宁在1923年就指出了这一点）。从过去的100年，到未来的100年，世界历史运动的中心主题就是中华民族的崛起，以及东方文明的伟大复兴。因为人类未来的希望，人类追求一个公正、正义、和谐与人道社会的终极而永恒的梦想和希望，今日就寄托在仍高举着社会主义旗帜的中国人身上。
中国那些西方的对手们总是低估这一点，低估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人民和这个执政党所具有的智慧和明哲。总是想制作一些极幼稚愚蠢的圈套，以为那一套颜色革命方案还可以搞乱这个国家，他就是太看轻中国的政治家和知识界了！他以为偌大中国真的居然如此无人，竟拆不穿他这一套幼稚欺人的妄论。
而西方真正的智者则认识到，西方经济学割裂个人的社会性，把社会当作孤立个体在市场关系上的复杂集合。在资本主义兴起的时代，“一切为自己”的历史合理性在于资本家和发明家在利润刺激下带来工具（科技）进步，个人主义的结果是有限的自然资源不被用来增进人本身的福利，非常可能的后续结果是走向共同毁灭。这其实就是追求自身最大优势的西方文化的致命伤，是丛林法则主导社会秩序的必然结果。西方人已经不可能为建立和谐相处的世界新秩序，作出任何有建设性的努力，只能是作为不情愿的麻烦制造者角色阻碍进步的实现。近代之天演论其实有单线进化论之嫌。所谓优胜劣败，这是以道德观点来评判了。其实胜者未必优，败者未必劣。进化只有是否适合的问题，没有优劣的问题。人类的演化也未必一路向前进化，也可能退化。放任消费主义是没有出路的，今天由于人口的增长，而且技术进步又使得人均消耗的资源数量急剧增长，而自然资源显然是无法适应这样的消费主义现代化愿望的，实际上今天人们对地球资源的索取就已经超过了必要的限度，造成了严重的环境和生态问题。西方所谓现代艺术无非是西方资本主义文明濒死之哀鸣而已。在经历了文艺复兴的高歌猛进之后，他们意识到了自身的空虚和异化，意识到他们虽然拥有了征服自然的能力，却分化出了资本、阶级、特权集团和官僚制度等异化力量，因此陷入悲观和迷惘当中。他们在自身的异化中无法自拔，才能各种怪诞的造型、奇异的肢解，来表达他们的焦虑和变态。他们没有什么高明的。更不是我们勇猛精进的民族的效仿对象。
探索光明的任务在于中国人的创造性工作，在于中华文化的发扬光大，正如汤因比所指出的：“如果中国人的努力终究归于失败，那么全人类的未来将是黯淡无光的”。
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个承担着伟大文化使命的特殊民族。所以毛泽东也说，中国应该作出较大贡献。鲁迅说，几千年历史，细看是吃人。这是有片面性的。若说吃人，中国如何能与西方比肩。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理想是王道，即大学之道，大学之道在亲民，与民同心，走群众路线，方能最大限度地动员民众。只有亲民，方能明明德。一百多年来，包括曾左，孙蒋在内的精英不断求索（蒋勉为其难地建立起一个半现代的金融－国家体系，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值得大书特书的）。要知道，从魏源以来，知识精英实在是什么办法都用尽了。最后还是湖南老乡一举扭转这千年的大败局。而毛的基本办法，是实行王道。他的王道，是结合中国先贤和马列主义的王道。由于历史所限，他的一些做法，未必尽善尽美，但谁人能否认，他以一介平民、教书先生，实现了中国历史乃至整个世界历史的大翻盘。今天之论者，既不屑于毛泽东王道的创新和现实意义，又对英美的霸道仅知皮毛，纸上谈兵，全无一策。比起圣母程心来也高明不到哪里去。
此王道，即中国先贤所述之大道。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英美式霸权主义两百年来，仅二十世纪初即招来两次世界大战，当时，就连最狂妄的人也不敢说英美模式终结了历史。近代以来，作为第二梯队的日本也有智者提出王道乐土，其实也是受到中国先贤的启发。可能未能成为主流而且又为军国主义利用。毛泽东晚年所思之念之，并不惜打破原国家框架而力图建立的新社会，也就是先贤的大同之世。可惜毛多次印大同书示之同僚，而知者了了。毛多次号召大家读点马列，最后也只能叹息说我党懂得马列的没有几个。但他的苦心孤旨，竟在民间有了知音。这也就是古人说的，礼失而求诸野吧。我想他也是预见到的，所以他会说，中国应该在人类历史上作出较大的贡献。的确，全世界，不唯是亚非拉国家，都在期待中国如何去克服王道与霸道冲突这个历史难题。自毛逝世之后，中国一度全面向霸道思想投降，因此令世界之有识者大为失望。但他们也失望得太早了一些。因为主观和客观方面的原因，中国又重新走上了探索王道的新路径。这倒也不能归罪于西化派鼓吹的无力，而是因为客观历史条件所导致的。中国绝不会走英美的霸道，因此中国的复兴，不仅仅是国家的复兴，也不完全是民族的复兴，更是文明的复兴。因此，近来国际上有识者称中国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文明，这是深悉历史的深刻之论，较之中国自己的西化鹦鹉们高明何止径里计。我们生当历史文化空前巨变的潮流中。身当其冲的要负起开继的责任。秉宋代大儒张横渠先生的目标：“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为今后我们的文化和历史，担承起更重大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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