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树立大食物观，其主要涵盖了食物资源的基础性、多样性以及可持续性问题。大食物观不仅继承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的基本观点，同时也需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作为中华文明的原典之一，《尚书》中蕴含着华夏先民对食物资源开发与利用的实践及其思考，并且与大食物观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对《尚书》中的食物观进行剖析与解读，有利于加深对大食物观的理解。
“农用八政”与“民食之官”：食物资源的基础性
食物资源的基础性是大食物观的立论基石。大食物观要求清晰地认识到食物资源既是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根源，也是国家治理能够长治久安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大食物观一方面要“从更好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出发”，另一方面还要注意到“粮食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基础”。而《尚书》食物观也从民生与政治的角度论述了食物资源的基础性地位。
《尚书·洪范》有“农用八政”，即“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食”在“八政”中居于首位。孔颖达疏解“食”曰：“人不食则死，食于人最急，故食为先也。”质言之，“食”为民生之本，认识到食物资源的基础性，充分重视和保障人民群众的饮食生活，才能为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奠定物质基础。此外，食物资源的基础性也体现在精神层面。宋初大儒胡瑗诠释“农用八政”之“食”曰：“夫圣人之治天下，未有不以足食为本……所谓仓廪实然后语荣辱之分，衣食足然后议廉耻之事。”《尚书》的食物观绝不仅是将食物资源局限于物质基础，还认为食物资源关乎人民群众的精神生活。此外，《尚书·武成》也有“重民五教，惟食丧祭”的说法，将食物资源作为精神支撑而纳入教化的范畴中，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尚书》还从政治的角度阐明食物资源的基础性地位。《洪范》中作为“农用八政”之首的“食”也指专门掌管食物资源的官员。郑玄注解“农用八政”之次序曰：“此数本诸其职先后之宜也。食谓掌民食之官。”《洪范》将掌管食物资源的官员列为首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食物资源关乎国家命脉观点的重要体现。非唯《洪范》的“农用八政”，《尚书·舜典》关于舜帝任命官员的顺序也可窥见一二。《舜典》记载舜即位之初即曰：“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弃，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穀”。舜任命大禹为司空，弃为后稷，分别掌管土地与粮食，而后才是教化、法律以及百工。孔颖达疏曰：“盖以官尊卑为先后也。”由此可见，食物资源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与土地资源并列，是国家治理环节中尤为重要的资源。
“纳有精粗”与“粒食鲜食”：食物资源的多样性
探索食物资源的多样性是大食物观的实践路径。大食物观要求认识到食物资源存在多样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地构建多元化的食物资源供给体系，保障食物资源多向度、有秩序地供应。而食物资源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为种类的多样性与途径的多样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树立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农林牧渔并举，构建多元化食物供给体系。”构建多元化的食物供给体系是大食物观的基本内容。《尚书》的食物观在种类与途径两方面对食物资源的多样性同样有所阐发。
在种类的多样性方面，《尚书·禹贡》：“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緫，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其中的“緫”“铚”“秸”“粟”以及“米”，是先秦时期古人对以稻米为主的主食由粗至精的不同称呼。孔颖达疏：“但所纳有精粗，远轻而近重耳。”《禹贡》的这段记载是《尚书》食物观在食物资源种类多样性方面的典型案例。以稻米这类主食为例，《禹贡》构建了一套根据食物资源的供给者距离国都远近程度的不同，从而提供不同粗精种类食物资源的供给体系。宋人编纂的《太平御览》在分析《禹贡》这种粮食供给体系的设计之后，认为这种种类多样性的食物供给是“以其利而利之，食其土之毛，实役其人民之力”，甚至形成“赋税无转徙之劳，徭役无怨旷之叹”的局面。
在途径的多样性方面，《尚书·益稷》记载伯益与后稷跟随大禹平治水土之时，“奏庶鲜食”与“懋迁有无化居，烝民乃粒，万邦作乂”之事。宋儒蔡沈曰：“血食曰鲜。水土未平，民未粒食。与益进众鸟兽鱼鳖之肉于民，使食以充饱也。”又曰：“米食曰粒。盖水患悉平，民得播种之利，而山林川泽之货又有无相通，以济匮乏，然后庶民粒食，万邦兴起治功也。”《益稷》的记载表明中国古人十分关注获取食物资源途径的多样性。不仅需要种植稻米等主食，还需要从山川河流等其他生态系统中获取食物。这种观点，与习近平总书记所倡导的“向耕地草原森林海洋、向植物动物微生物要热量、要蛋白，全方位多途径开发食物资源”的大食物观呈现出古今贯通、相互呼应的样态。
“峙乃糗粮”与“食哉惟时”：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
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是大食物观的理论旨归。通常而言，食物资源的可持续性又可以分为储备的可持续性与消费的可持续性。所谓储备的可持续性，是基于客体视角的可持续性，即充分利用食物资源自身的特性，使得食物资源更为持久地存续，从而应对未来可能的食物安全风险。所谓消费的可持续性，则是基于主体视角的可持续性，即作为消费主体的人注重资源节约和生态保育，构建与食物资源生产承载相适应的食物消费体系。对此，《尚书》中也有相应的智慧值得借鉴。
《尚书·费誓》记载鲁国的国君伯禽就以“峙乃糗粮，无敢不逮，汝则有大刑”之语劝说民众。所谓“峙乃糗粮”，伪孔安国《传》注曰：“储峙汝糗糒之粮，使足食。”又孔颖达疏曰：“（糗）谓熬米麦使熟，又捣之以为粉也。‘糒’，干饭也。”概而言之，伯禽之语是劝说民众制作干粮作为粮食储备，即发挥以米麦为代表的具有长期储存价值食物资源的特性，用以应对诸如战争与自然灾害等突发情况。事实上，储备的可持续性自古以来便是应对食物安全风险的重要手段，而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如何充分利用好相应食物资源的特性，从而更好地让人民群众在面对未来可能面临的安全风险时，在食物资源的选择上拥有更自由的权利。
相较于储备的可持续性，消费的可持续性则更为根本，《尚书》在这方面的讨论更为典型。《尚书·舜典》记载舜告诫十二州牧之语，即曰：“食哉惟时。”孔颖达疏曰：“人君最所重者，在于民之食哉！惟当敬授民之天时，无失其农要。”又蔡沈曰：“舜言足食之道，惟在于不违农时也。”实际上，“食哉惟时”就是指在对农作物这类食物资源的取用消费上，应当顺应自然时节、合乎自然规律、维持生态平衡，从而实现食物资源消费的可持续性。并且，《尚书》所言消费的可持续性上并非局限于农作物，同时也延伸至其他类型的食物资源。《尚书·伊训》曰：“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灾。山川鬼神，亦莫不宁，暨鸟兽鱼鳖咸若。”这也表明《尚书》食物观在消费的可持续性方面具有广阔的外延，体现了山水林田湖草等众多生态系统一体化的可持续性。
总而言之，《尚书》食物观是中华传统食物观的代表，也是将“食物观”与“生态观”相结合的典范。《尚书》对食物资源的基础性、多样性以及可持续性所阐发的观点与新时代大食物观具有较高的契合性， 对于以大食物观为重要内容的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和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都具有重要价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的‘人民性’特质及其践行机制研究”（21CKS034）阶段性成果
系浙江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湖州师范学院研究基地研究员；福建农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福建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
系北京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授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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