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到一则帖子，某网友吐槽，说他们单位来了一个30岁的新入职的姑娘，这个姑娘自从毕业后，一直在努力备考，对公务员考试的各种题目熟悉得不能再熟悉。
但是呢，在日常工作中，这个姑娘却让人很头痛，日常流程上的一点小事都办不好。这姑娘自己也很委屈，说自己明明已经很努力地在记各种规章制度了。
紧接着我又刷到了另一则帖子，香港大学最近做了一个研究发现，论文抄袭程度越高的毕业生，越容易进入公务员队伍，并且晋升速度平均快10%-15%。
这两个现象让我有一个疑问，传统意义上讲，一名“好”的公务员，是更容易获得提拔的，但是所谓“好”公务员，在现实来讲，似乎和选拔门槛(公务员考试)的关系并不大。
虽说有“高分低能”的情况出现，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很普遍的话，那么，我们能不能想出一种办法来，在选拔时，就力图选拔出那些“好”公务员人选来呢?
当然，这个问题超出我的能力范围，我还是想谈谈历史，以免我这篇文章再次被吞，我再次声明，以上言论，只是引子，我只聊历史，只聊历史，只聊历史!
我们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不考虑给百姓提供一条上升通道这一方面的影响，科举制到底能不能选拔出“好”官员来?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那些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的历史名臣，多数是科举出身，例如于谦、袁崇焕、曾国藩等等。但是，我们同时也会承认，这一类人物，他们这一方面的才能，绝不是科举能选拔出来的，他们所具备的能力，更多是脱胎于他们的生平成长的经验。
并且，如果和欧洲历史相对比，我们会发现，欧洲历史上没有科举制，在历史的紧要关头，照样有人能站出来。所以，拿这些人物，论证科举制的意义，实际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我们只考虑做官，科举制能不能选拔出好官员来呢?
其实也很难说。原因很简单，在郡县制下的中国王朝，一名好官员的标准很简单，就是能不折不扣地执行皇帝的命令，能做到这一点，你就更容易获得晋升。
这看起来，和科举的关系也不大。
事实上，由于科举制选拔出来的官员，多是儒家文化浸润下的人物，他们本身就会形成某种内部文化，形成一个官僚小圈子。而这种文化，还会时不常地与皇帝的命令发生冲突。
例如，明代的文官们，经常以集体上书的形式，反对皇帝的某些政令，使得明代的皇帝们，往往更依仗宦官，因为宦官不会反对自己。明代某些官员，为了所谓的“文人风骨”，甚至被打死也要直言进谏，换句话说，在皇权之上，他们还有自己的道德标准。
同理，官僚集团本身也会对皇帝的政令形成某种无声抵制，例如说，电视剧《雍正王朝》里，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触碰到了某些地方官僚的利益，这些人也会消极抵抗来自皇帝的政令。
从“不折不扣执行皇帝命令”的角度考虑，科举制下的官员，其实在很大程度上，达不到这个要求，显然算不上“好”官员。
而真正能做到“不折不扣执行皇帝命令”的官员，实际上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群，就是那些花钱买官的人。
雍正皇帝就喜欢重用这一类“捐官”出身的官员，例如李卫、岳钟琪、范时绎。这一类人，不是科举出身，较少受到儒家文化的影响，没有官僚集团背景，所以，这一类人更容易不折不扣地执行皇帝的指令。
换句话说，花钱买官的人，更钻营，更六亲不认，更没有精神道德上负担，所以就更没有顾忌，当皇帝命令下来时，他们愿意第一个挑头，毫无保留地执行皇帝的命令。
这恰恰是一个“好”官员的标准。
所以，我们其实可以理解，为什么论文抄袭比例更高的毕业生，更容易在官场上混的好。
其实是一个道理，因为这一类人，更钻营，更没有顾忌，他们清楚地知道自己想要什么，清楚自己升迁的机会来自于哪里，他们的仕途荣辱全赖上级(皇帝)的赏识。
而对于领导(雍正皇帝)而言，这一类官员，也更忠诚。
所以，这种官员，也更容易获得升迁。
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上，你说，从选拔一名“好”官员，选拔一名能“不折不扣执行皇帝命令”官员的角度上讲，科举制真的发挥作用了吗?
我觉得没有。
卖官鬻爵，通常被视为王朝没落的表现。但实际上，从另一种角度考虑，买官这种形式，才是郡县制王朝治理下，选拔“好”官员的最好形式。
因为，通过这种形式选出来的官员，
是最没有顾忌的，
是最钻营投机的，
是最心狠手辣的，
是最具有升迁野心的，
因此，也是最能将领导命令不折不扣执行下去的。
这才是“好”官员的表现。
当我们理解了，做官的本质，做官最需要哪一种品质时，我们也没必要对于古代“买官”这事儿，有过于负面的评价。
科举制，一个看似公平公正的渠道，更多的，是为了给百姓一个交代。
如果你把自己带入到皇帝(领导)的视角上，你才会明白，买官选拔出来的人才，他们身上的品质，才是你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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