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的光荣
——在郑一民学术成就暨长篇历史小说《神医扁鹊》研讨会上的发言http://www.hswh.org.cn/wzzx/djhk/wypl/2014-04-17/25690.html
(2014年4月15日)
刘润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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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神医扁鹊的故事几乎人人都知道一些。但是，不管知道多少，扁鹊之于我们都是模糊的历史影像。长篇历史小说《神医扁鹊》的价值就在于，它用艺术的方式，把我们带进了扁鹊的生活，带进了扁鹊的内心世界，让我们在跟随这个人物行进的过程中，在与这个人物发生强烈情感共振的过程中，获得远比典籍和传说更为生动、更为丰富、更为深刻的精神内容。
这部小说的成功主要取决以下条件：一是扎实的创作准备。一民同志首先是一位文化学者，研究扁鹊长达30多年之久。在这方面，他占有的资料最多，不仅尽收史藉所载，而且几乎掌握所有民间传说;他在研究上所下的工夫最大，不仅理清了相关历史、民俗的来龙去脉，还在病理、药理上耗费了大量心血。可以说，这部小说是厚积薄发的产物，是他的研究成果的艺术表现形式。在社会领域，我们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在创作领域，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调查研究就没有创作权。当然，也有一些作家可以凭一知半解或道听途说敷衍成篇，但这终归属于小道，毕竟难成大器。二是与扁鹊相通的精神品格。一民同志虽然地位不高，却是一个有着大胸怀、大格调的人，一个有着忠肝义胆、古道热肠的人。这是他能够理解、把握扁鹊精神世界不可或缺的主观条件。倘若是一个只想通过医疗卫生私有化捞取好处的人，那么他与扁鹊之间就会像夏虫与冰雪那样隔膜。三是朴素的艺术风格。不玩花样、不事戏说、不搞颠覆，一切依从生活的逻辑、历史的逻辑、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这既为创作的对象所决定，又为传达特定的意旨所必需。
正是在这些主客观条件的支撑下，小说真实再现了春秋晚期的历史气息，令人信服地描写了扁鹊由一个贫苦少年到一代神医的成长历程，从而为我们的民族还原出一位有血有肉、栩栩如生的伟人形象。
关于伟人，长期以来，人们的认识大多局限于政治领域，这是不全面的。其实，无论是在哪一领域从事哪一种职业，只要你付出了超越常人水准的的努力，表现出了超越常人水准的精神境界和精神力量，为社会的发展进步作出了超越常人水准的贡献，就会成为被人们普遍尊崇和效仿的对象，就可以当之无愧地称为伟人。毛泽东是伟人，王进喜也是伟人。记得当年到大庆铁人纪念馆参观，看到王进喜的这样一段话：“我是个普通工人，没啥本事，只是为国家打了几口井，一切成绩和荣誉都是党和人民的，我的小本本上只能记差距。”当时，我的内心受到强烈震撼。那种胸怀的博大，那种无我的超迈，完全是伟人情怀的自然流露!
扁鹊是一位医生，他的高超医术并非像司马迁讲的那样来自“神授”，而是来自于对前人遗产和他人经验的全面借鉴和在艰难实践中的不断创新。如开诊脉“独取寸口”的先河，对五灵脂独特药效的发现等等，都是鲜活的实例。为了做一个好医生，他拒绝高官厚禄，甘于艰难困苦，不惧威逼加害，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表现出了一种大丈夫的气概。扁鹊是一介布衣，但是胸怀天下、志在普救天下苍生。这种大境界由他身处底层、亲历民间疾苦所萌发，在接受民族精神熏陶和社会实践中不断强化，最终在伊祁瞻仰尧的圣迹时实现升华。小说写道：经历了太多困窘和挫折的扁鹊，一旦实现了这样的升华，立即变得神清气爽、容光焕发。在徒弟眼里， “师父今天好像换了一个人”。这种描写虽然简洁，却深刻传达了扁鹊在心灵获得自由后的轻松感和幸福感。从本质意义上说，扁鹊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由民族精神所培育又在实践中将民族精神发扬光大的光辉典范。
什么是民族精神?在这个问题上，学界的意见并不完全一致。我的看法是，它不仅包括核心价值观，还应当包括思维方式，因为思维方式与价值观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是不可以对立起来、分割开来的。从这种意义上说，对于中华民族精神最富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宋人张载提出的“民胞物与”。所谓“民胞”，就是说但凡人类都是天地所生的同胞;所谓“物与”，就是说世间万物都是人类的朋友。这既是追求人人平等、天人和谐、天下大同的价值观，又是辩证看待人与人、人与自然、世间万物的方法论。在以扁鹊为代表的中医实践中，这种精神表现为悬壶济世的价值取向和辩证施治的医疗方法。而西方的核心价值观和思维方式也有一个概括性的表述，就是古希腊哲学家普罗太戈拉提出的“人是万物的尺度”。意思是说，不管是他人还是世间万物，检验的标准只有一个，就看是否对我有利。这就必然导致个人主义的价值观和割裂人与人、人与万物的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在西方的医疗领域，这种精神表现为利润最大化的价值取向和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施治方法。当然，对于中西方精神文化的差异，不可以采取绝对化的态度。西方也不是没有辩证主体观和辩证思维方式，比如古希腊的克拉赫利特、德国古典哲学中的黑格尔，对于辩证法都有相当精彩的描述，但是他们的思想在西方不占主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在中国，也有抽象主体观和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比如杨朱的“拔一毛利天下而不为”，但是这类思想在中国不占主流，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面对人类社会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生态危机和人自身的危机，西方的一些思想家频频发出借鉴“中国智慧”的呼吁。求实地说，这是一种切中时弊的主张。希望我们的学者和文艺家都能像一民同志那样，为弘扬中华民族精神，特别是这种精神的新发展——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和中国化的辩证法而作出扎扎实实的努力。这不仅是对民族复兴的担当，也是为全人类的命运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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